今天站在这里，身份已经是一名教师，但我的自我认同却还是个学生。在北大的课堂上，我尊敬的老师戴锦华反复说过一句话，她说她学术生涯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将学术跟自己的生命体验联系在一起，同时，也许失败之处也在于此。我2007年来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读研究生，从一名工科生转为文科生，在吴靖老师门下学习媒介与文化研究。今年是北大新闻传播学教育整100周年。自1918年北大成立新闻学研究会，这里的新闻传播学教育虽然几经波折，却也形成兼容并包的独特风格。当年在所有高校的考研章程里，只有北京大学不指定参考书和考察范围，我就觉得这里是最适合做我心目中自由而有用的学问。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波及中，到了10月份招聘季，很多500强企业和央企都关闭了校招，班上最优秀的学生无处投递简历，夜里在水房偷偷哭。就业恐慌只持续了几个月就平息了，但对我们这些成长在近30年经济增长周期中的一代来说，却是前所未有的震惊体验。不过这种体验对我来说似曾相识，工业人口的大规模失业潮，在90年代的东北就已经发生过。

戴老师的那句话，我一开始不太懂，就在那个毕业季，书本上的知识、成长的经验跟当下的处境产生了共振，我开始体认戴老师反复说过的那句话，开始思考什么是跟自己生命经验相关的问题意识。在跟导师和同学交流后，觉得关于什么是有用的学问，浅薄如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想清楚，索性就继续读下去。

2009年我带着这个问题回到老家，东北的一座工业城市——钢城，开展毕业论文的田野调查。我发现，昔日的工人文化宫、俱乐部被工会出租、转卖、改建为洗浴中心和夜总会，老工人被排除出原有的社会经济位置和城市空间；但另一方面，通过改造废弃工业设施的用途、积极应用新兴的信息传播科技，工人们依然在线上和线下自发的文体活动中延续着昔日城市生活的集体意识、组织方式和团结感。钢城的各类广场舞、歌咏、远足、骑行和登山组织，其QQ群的规模经常达到几百甚至上千人，他们的活动甚至超越本市和本省，在同类的兴趣团体中形成不可见的跨地域的连接和社会支持网络。这些历史与现实，是与我经验最相关的，活着的“媒介研究”。于是，社会主义的工业劳动者与文化和信息传播基础设施之间的关系，成了我最初的问题意识，我带着这样一份研究计划离开了北大，赴香港中文大学开始了博士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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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香港的博士导师邱林川，是1997回归后第一批从北京大学赴港读书的大陆学生，当年他求学的北大国际传播教研室即现在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部分前身。他后来从香港又去了美国，师从网络社会理论的开创者曼纽尔卡斯特，专注于考察南中国劳动阶层的网络社会。我到香港的2010年，正值深圳的苹果产品代工厂富士康发生工人13连跳自杀，事件震惊全球。于是我加入了三地学生学者组成的关于“全球化、移民劳工和信息传播技术”的课题组，每个周末往返于香港沙田大学站和深圳关外的观澜工业区，以深入了解南中国制造业工人的日常生活和新媒体使用状况。

珠三角的经验与东北很不同，在我的心中，它们构成了中国的两极，一边是难以想象的高速增长，一边是历时漫长的枯竭和衰败。作为世界工厂，在产业内迁之前，珠三角的流水线是全球电子消费品的主要产地，生产过程被置于严酷的劳动控制之下，仅深圳一地每年因工伤致残的手指就有上万根。数量巨大的新生代青年工人们聚居在连片的工业区中，形成过去20年间全球劳动力最密集的制造业中心。但工人个体之间却处于原子化的疏离状态，仅靠廉价手机和网吧等信息技术，打发掉本就不多的闲暇时间。同时他们对更有意义的文化生活又有着热切的需求，但却苦于超长的劳动时间和工业区稀缺的精神资源。田野中，不禁产生疑问，这种工业人口的生成过程与我们的父辈、以东北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什么不同，其对于中国社会的历史后果又会是什么？

于是，这两种区域经验之间既像是某种历史逻辑的轮回，又有着明确的不可通约之处。在这些问题的驱动下，我不得不把自己从鲜活的田野中拔出来，转而去填补这些体验背后的历史空洞。在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中，劳动者和信息传播技术之间的关系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信息传播科技的发明者、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媒介技术史中是否扮演过与今日不同的角色,历史是否曾经开启过其他的可能性？幸亏中文大学同样宽松的学术环境，让这个有些离经叛道的“传播学题目”成为我博士论文的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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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的研究并不顺利，用流行语来说，我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并未受过系统的史学训练，再加上依然模糊的研究问题，我掉进了海量的关于中国电子和信息工业史的材料中不得其法，找不到主攻方向。这个时候，一则来自北大的故事提示了我。1975年5月，尚未恢复工作的北大计算机科学家王选起草了一份研发汉字计算机激光排版系统的书面报告(“七四八工程”前身)，准备提交给北大革委会审议。报告在北大印刷厂列印时，印刷工人读到上面的内容后非常兴奋，认为这将改变排字工人的繁重劳动过程，于是工人组织将自己的意见提交给北大革委会。王选得知后受到极大鼓舞，“想不到一个病号只提出一个初步的方案，就受到了工人们如此强烈的反应，说我们从事的研究工作是与他们休戚相关的，是有意义的”。七四八工程，是信息工业领域工人和知识分子通过政治认同而结合起来的典型例子，不同劳动者之间的社会统和，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公共性”(commons)的具体表现形式。而当这种劳动共同体的生产关系退化，自动化技术和印刷工人之间就成了绝对对立的关系——激光排版将意味着排字工人的去技能化和失业。

经由这条线索提示的方向，集中在由信息传播技术所中介的社会意识和社会关系的变迁，我初步发现在1955-1984连续40年发展的过程中，电子计算机与劳动者的关系经历了三次变迁，回应了不同时期的国家工业目标和社会发展愿景，提供了理解社会主义劳动者角色变迁的另类角度，这其中蕴含多层次的历史遗产，还有待更细致的挖掘和继承。

2014年毕业，我幸运地回到北大开始教课。站在讲台上，我还会时不时提醒自己别忘了10年前金融危机的经历。面对中国社会的日新月异，面对如此高速变动的信息传播科技，我始终还在思考戴老师的那句话，这也成为我在课程中试图传递给学生们的命题，与自己生命历程最直接相连的问题是什么，个人的命题如何跟这个国家的历史相联系，如何把个人的困境跟我们的父辈、同龄人、和更广泛的人群的命运相联系。在这些问题上我也还是个入门学生，这将是个伴随终生的学问。

此刻站在这里，诚惶诚恐地说，这算是我的北大学缘，但更像是一条归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