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感谢文研院搞这样的活动，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来反思一下过去三十多年里与北大、北大的人和事的关系。我今年正好五十岁，人到了五十岁，好比走一条路隐隐看到了终点，突然知道自己这一生其实很多以前想的事情都干不了，不像此前那样总是觉得人生有很多可能性。在这种心境下反思一下，更容易想到许多过去想不到的道理。

我在考大学之前和很多中学生一样是个文艺青年，我们那个时代的少年人都有一个文学梦，当时北大中文系也是汇聚全国状元最多的地方。我高考考得不好，进入了当时随便填的社会学系。我当时也不知道北大除了中文系还有些什么系，更不知道社会学是什么。填写社会学是我的一个同学的主意，他说他电视看到费孝通，经常跟随胡耀邦出国，费孝通学的是社会学，所以社会学肯定不错。现在想来这也不能证明这个专业“不错”，但是当时我是随便填的，所以也无所谓，费孝通的名字也是那时候才听说的。

我在以后经常想起来，是特别偶然的因素决定了我一生从事的行业。高考是一个人一生中的大事，如果能够上北大清华，那么选专业就好像是一件更大的事。我们俗语说，男怕入错行。好像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然后又能做到了选择的事情，就走上了人生正确的道路。其实我对此深表怀疑。我们只是把自己的选择看作是正确的选择，又看成是极为重要的选择而已。其实即使选专业、选行当这种事情，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我当时的选择和当时作为一个孩子的愿望既不重要也不正确。所以我今天想起来还庆幸当时没能如愿以偿，这倒不是说中文系不好，而是我后来自己知道不适合自己。而相比之下，社会学太好了。

当时的社会学是个刚刚恢复重建的系，我是第四级学生，我入学的时候还没有毕业的学长。学生少，老师们也不是特别专业，很多是从哲学系、中文系转过来的，他们也是边学边教。八十年代的北大，应该是北大百二十年历史上少有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时期，对于我这种从小县城来的学生来说，简直是眼界大开。社会学因为刚恢复不久，专业课少，难度也小，所以我本科期间没学到太多专业的东西，回想起来就是听了许多讲座。现在的百年讲堂当时只有一层，一千多个座位，我记得有一次讲座挤满了近两千人，把六个门中的三个门都挤了下来。现在想起来，大学本科四年过得轰轰烈烈，折腾了很多事，也被折腾了很多，培养了很多热情，但是没受到多少真正的社会学专业训练。

真正懂一点社会学的东西，是在上研究生的时期，全靠我的导师。我认识我的导师，也是很偶然的。社会学的老前辈像费孝通先生、雷洁琼先生都强调做社会调查，费先生更是身先士卒，行行重行行。我们社会学的学生大三到大四期间都要在老师带领下去做田野调查。那是1990年2月份，我参加的小组六个人，跟随着当时社会学系的在读博士也是我后来的硕士生导师王汉生老师去江苏昆山调研。王老师当时虽然是在读博士，但是在延安插队的北京返乡知青，当时已经四十岁出头了。到现在已经记不清当时的两周调查时间里都聊了些什么，就记得除了睡觉和调查，大部分时间都是听王老师给我们讲调研和她插队时的事情。那是我在大学期间第一次这么近距离接触一位老师，深深被老师身上的热情、真诚和学识见地所感染，当时的昆山调查，是我大学四年最重要的一次经历，我当时就一个想法，将来无论做什么，就是要成为王老师这样的人。

认识王老师，坚定了我的志向，所以经过三年工作之后，可以说千辛万苦地考研考回来。说是千辛万苦，是因为当时有工作单位的人考研必须要经过领导的同意，但你想离开的单位，领导一般都不愿意你离开，我那个单位是个不讲绩效的事业单位，你干得不好不让你走，干得好更不让你走。我回到北大找了王老师做导师，也有幸遇到了一群善良热情而优秀的研究生同学，那三年才是我真正学习社会学的开始。我是王老师带的第一个学生，她是我人生中第一个学问上的导师，我们都是彼此的第一个。她是尽心尽力地带我，指导我读书、指导我做调查，我说错了话、办错了事，她就兜底，她说自己是“护犊子”的老师，说是教训我，但都是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我虽然不是闻一知十的聪明学生，但是我能感受的到老师对我的期望和关切，这成了我学习和生活中最大的动力，成为我人生中特别坚韧的支持力量。当时的校园里也没有现在这么强劲的成功学风气，很多同学把人生看的比较超脱、比较轻，看破红尘的心态——无论是真的还是假的，比较流行，推开一个宿舍门进行，你经常会看到有人打坐。我当时既没有什么高远的志向，也为生命中的很多问题而困惑。现在回想起来，如果说有什么执着一点的意志或者志向的话，我的志向就是让她满意，就是别让她感到失望，我想让她觉得自己带出了一个好学生。这就是一个我十分喜爱崇敬的老师对我的影响。就是这种喜爱和崇敬，这种真切的感受而不是一些精细的人生设计或缥缈的玄想，决定了我以后的道路。为了让她满意这个想法一直驱使着我，我也不能确定我后来的努力她是否真的满意，就像一个孩子一定要证明给父母看看自己能做的多好，在这期间孩子长大父母变老。我后来去香港念了个博士，又回到北大社会学系教书，和王老师虽是同事但仍然是师弟子，我俩一起带着学生开读书会，一起带着学生下去做调查。王老师还是一直那样，很少疾言厉色，但是我能感觉到她对我的关怀和期待，期待我在教学和科研上做得好一点。我不能确定她是否满意，我能确定的就是我在她的眼里在她心里从来没有变过，还是她的学生，她还是不断地原谅我的冒失和不懂事，还是护犊子一样地护着我。我也一样没有变过，一直努力要证明给她看我是好样的，我会让她自豪。我期望她看我时的眼神，她和我说话时的语气，能够由关怀和期待变成满意和喜悦。她三年前突然查出癌症，很短的时间突然就离去了。但我的努力从来没有中断过，我们是永远的师生，我永远要证明给她老人家看。

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自己就像个小学生。小学生会因为某个老师讲课好或者对自己好就学习很努力，这个老师的这门课成绩就会很好，你问他的时候他会说就是给老师学的。我反思自己学习社会学的过程，念硕士、念博士、做老师，有很大的成分就是为了王老师学的，想要成为王老师那样的人，就是为这样一种向往慕念之心所驱使，即使到了知天命之年，仍然难以释怀。我和我的老师之间是一种缘分，从我们相遇相识的时候起，我就对她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投缘和亲近的感觉，我相信她对我也是如此。这种缘分，不知道从何处而来，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如此，就是古人所说的“莫之致而至者”，它是我们生命中最宝贵、最温暖的东西，是每个人都会在生命历程中不期而遇、深有会心的东西，也就是是费孝通先生晚年一直在谈的人与人之间那种心心相印、不言而喻的感通。费先生在晚年的一篇文章里说，社会学要研究这种人与人之间相互感通的精神世界，作为我们深刻理解他人、理解社会、理解世界的基础，费先生认为这是在开辟社会学研究的新世界。作为一个社会学的后进，我用自己的生命体验对费先生的说法表示赞成。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赞成。

两周前的教师节，我和一个师妹一起去了趟延安，到了延川县张家河村我们王老师当年插队的地方。她生前一直没有回去过，三年前她计划要回去看看老乡，我们计划好了行程陪她一起去，结果临走前查出她得了病住了院。我和师妹去，是代她去完成她最后的心愿。我们在老乡的带领下找到了那个窑洞，很多年没有人住，已经塌了一半。窑洞前的磨盘已经烂了，地上长满了草。我当时站在前面，想起来王老师讲的各种插队的故事和她讲的高兴时候的笑声，好像又能和她老人家有了会心的交流。

最后要感谢北大，在这里遇到了我的老师、我的众多好友，还有我的学生。这些统统都是在北大这个神奇的地方发生的缘分，发生的生命奇遇。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缘分天注定。是上天赋予了你和我心心相通的机会，因此我们要把握好，要对得起，不能放弃，直到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