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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庆伟:学统与师恩

发布时间:2019-06-24

我能上北大,真的是靠缘分。

 

我是1988年考进北大的,到今年刚好三十年。当年入学第一天的景象依然历历在目。我念的中学是一所县级中学,到现在为止,考进北大的学生依然屈指可数,在我之前,好像是从来没有文科生考进北大。说是考,其实是蒙。当时我自己想填报复旦,而我父亲有人大情结,坚持要填人民大学,父子争执不下,最后是校长拍板,报考北大。幸好当时是估分填志愿,否则我是绝对进不了北大的。

 

进北大学考古,就更是缘分了。我勉强蒙进了北大,但毫无悬念分数垫底。所以我能选的专业只有两个,一个是哲学系宗教专业,一个是考古专业。十八岁的我认为宗教专业就是当和尚,这和我的志向相差甚远(其实那时候我也没有什么志向,但当和尚是一定不肯的),于是毅然选择了考古。所以我读考古专业,是靠排除法,完全是缘分。

 

应该说,大学期间真是挺轻松的,完全没有现在同学们的压力,因为当时老师和同学们都不太关心考试成绩,也没有人羡慕其他同学考了高分。有时也翘课,但并没有荒废,无非就是多睡了一下,然后去图书馆和教室自习,所以也没有因为翘课而内疚。到考试的时候,看书的效果也就出来了,专业课基本都能得个不错的分。然后就突然有一天接到通知,说被保研了。我当时正在准备考近代史的研究生,听说能保研,毅然放弃备考,心想就别费劲了,就念考古吧。

 

大学期间对考古也不是毫无感情,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大三上学期的田野考古实习。这是考古系学生分量最重的一门课,整个实习要持续整个学期,其中的甘苦外人很难体会。当时我们班是在刘绪、徐天进和孙华三位老师的带领下来到山西曲沃县的天马-曲村遗址实习,这里是早期晋都的所在,遗存极其丰富。我田野实习成绩居然在班里名列前茅,这说明我具备了做考古的基本素养。我研究生阶段选择了夏商周考古方向,也都是缘于这次田野考古实习。刘、徐、孙三位老师一直是对我指点最多的几位老师。

 

我的研究生导师是李伯谦先生。如何形容李老师呢,我觉得“如沐春风”最为恰当,我想这也是所有和李老师接触过的人共同的感受。对我个人而言,李老师是真正的“恩师”。在李老师身上,我体会到言传身教,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这些词语的真正内涵。三十年来,李老师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一句重话,但他满满的期待更让我感到压力;三十年来,李老师也从来没有当面表扬过我,但他在背后的默默支持更令我感到前行的动力。

 

李老师对我的爱护是全方位的,从学习到工作,从我个人到我的家庭(图7)。过去这些年间,李老师两次到过我的家,一次是我女儿出生,他专门到我的蜗居探视我爱人和孩子,送上他和师母的祝福;另一次是我遇到重大困难,他又亲自上门雪中送炭,帮我度过难关。有几年我们全家在国外,李老师在给我的信中不仅关心我的学业和工作,也惦记我爱人和孩子。每年秋天,他家小院的葡萄结了,他会摘下几串带到学校,让我带回家给她母女俩尝尝;每年春节,他和师母都会早早准备好红包给我女儿,都会和我们夫妻俩拉拉家常,询问我女儿的学习情况,然后带着小姑娘逗家里的小猫小狗。

 

李老师多次叮嘱雷兴山兄和我,邹衡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商周考古第一人,他自己也始终处于三代考古的第一阵营,那到了雷兄和我这一代,总不能成为二流学者吧。这是他对我们说过最重的话了。正是因为李老师的叮嘱,我意识到在北大任教,就是要研究一流的问题,做一流的学问,当一流的老师。不甘二流,才会争创一流。

 

“商周考古第一人”邹衡先生是我的祖师爷(图11)。我入学的时候他已经不教课了,而且经年累月地呆在天马-曲村遗址,有时连春节也不回家,有一年李伯谦老师只好从北京去曲村陪先生在工作站过年(图12)。念研究生后,因为参加晋侯墓地的发掘,才有了大段的时间和先生呆在一起(图13)。1992年春夏,有一段时间,曲村工作站只有邹先生和我这一老一小和做饭的王师傅,就像一家人一样在一起生活。北大考古学科师生关系亲近,田野工作是很关键的原因。

 

对于我这样的年轻学生,邹先生几乎不和我们谈学问,大抵觉得对牛弹琴。但这并不是说先生不关心我们这些后生,先生就曾经躺在病床上为我修改过文章,并亲笔写了推荐信推荐给《国学研究》发表。

 

先生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他的一生可以说把考古学做到了极致,令我们这些后来者仰视。他对时间的珍惜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里只举一个例子,上个世纪90年代,《天马-曲村》这部巨型田野报告最后编辑阶段,邹先生家住中央党校,他嫌每天来学校耽误时间,于是就在赛克勒博物馆的整理间住了将近两年,只有周末回家拿一下换洗衣服。那个时候,只要兄弟单位有人来学院,都要到邹先生的整理间里坐一坐,向这位考古学大师表达敬意。

 

在先生晚年,因为我担任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学术秘书,经常有机会送各种材料到先生家里,于是也有不少与先生聊天的机会。先生的谈话,对我影响至深的有两句,一是先生反复叮嘱,“写文章要有气派”;二是“做学问不是一天用功,一年用功,是一辈子要用功”。我想这两句话是先生的治学心得,也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我父亲是一个中学老师,虽然他最初希望我考人大,但他后来很以我考进北大而自豪。他曾经多次问我,北大最可宝贵的东西究竟是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清晰的意识到,北大最可宝贵的东西就是北大的学术精神和学术传统,每一个年轻人进来,在自觉不自觉间被这些精神和传统所熏陶,逐渐地成为其中一份子。

北大学缘,就是北大的精神血脉,这是真正的北大之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