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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晴:“没有新东西,就不用写”

发布时间:2019-06-24

文研院让我来讲自己与北大的缘分,讲我所体会的北大的传承。我其实非常犹豫,因为我自己的故事没啥代表性,我纯粹是因为幸运而进入北大,并在北大度过了大部分时光。现在,我深感生命是有限的,希望完成的事情与真正能够完成的事情似乎不能匹配。自身也面临诸多问题,例如如何协调生活与学术研究,等等。


但是,另一方面,我毕竟在北大接受了最典型的经院教育,受到了系统的训练,尤其非常幸运的是,带领我进入学术研究领域的都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学者。所以,我应该讲述他们的故事,讲述他们的伟大,讲述我所领会的“传承”。


细细想来,在北大所受到的教育,似乎沿着两股脉络而注入,打造我了立世的观念,成就了我的学术。我与在座的老师不同,没有诸位老师的底气。我进入北大时,正是文革的中后期。纯粹在幸运之光的照耀下,我进入了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即现在外院德语系的前身。今天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我要向德语系的老师表示诚挚的感谢。能够进入德语专业,学习德语,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事,让我在年轻的时候,就可以读到歌德die Faust,席勒的一系列Ballade,Thomas Mann的Buddenbrocks,Anna Seghers的das siebte Kreuz(第七座十字架)。大家会以为,进入德语专业,这些是必读的,没啥可炫耀的。但其实在那个年代,能够读到这些书,非常不容易。现在想来,在那个荒唐的年代里,我们的老师可真够为难的。一方面是学生的基础特差,另一方面又不让老师传授知识,关于德国哲学、德国文学,一律不允许教。除此之外,教师辛苦自编教材、上课,还要随时准备接受批判。刚说到的那些书,北大图书馆都有,但不允许借阅。学生借阅必须有老师负责签条。而老师为学生签条,要冒风险。在那样的情形下,我们的老师做了很多的努力,对于有求知欲的学生,他们甘冒风险。德语系范大灿老师曾多次为我签条,并因此受到批判,理由是支持学生走白专道路。我特别感激倪成恩老师。大概很少有学生还记得倪老师,因为倪老师身体一直不好,很早就去世了。倪老师并不是教我们班的。但当他知道有学生愿意学习时,便伸出援手。倪老师常常自己用打字机敲打出德语文章,供学生阅读。印象特别深刻的,是那篇《一个青年人在选择职业时的思考》,那是马克思17岁时写的作文,现在很著名,但在那个时代没有人知道。那篇文章,是倪老师一个字符一个字符敲打在稀薄的纸上。记得当时坐在未名湖畔读捧读这篇文章时,心潮彭拜。(特别是最后一句,17岁的马克思写道: unsere Asche wird benetzt von der glühenden Träne edler Menschen. 如果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立场,……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在那个没有书读的年代,甚至只好去读资本论。直接成效:我后来去德国留学。学生宿舍有学习经济理论历史的外国学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他们的必修课。欧美学生理解不了,我帮他们做作业,取得了高分。


虽然是那样的岁月,但在北大的学习仍然为我终身打下了基础。我说的基础,不仅仅是针对专业基础而言,而是指习惯的养成,比如自学能力。尤其培养了对德语哲学类著作的喜爱,以致于后来,虽然所从事的专业与德国文学、哲学无关,但还是喜欢读一些哲学类著作,包括文艺理论方面的著作。这些书对于我,对于我如何生活,如何立世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影响。比如,我喜欢Erich Fromm,认真读过他的三本书,其中之一haben order sein,我认为,在物欲横流的当下,尤其应推荐学生读这本书。还有die Kunst des Liebens,从理论高度教会你如何爱自己的亲人,等等。说到哲学,人们往往以为是个大词,大概念。实际上人生活于世,总要有所依赖,所依赖的只能是你自己的处世哲学,所谓世界观。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涅槃前几句话非常形象,他嘱咐弟子说:“你们应当以己为洲,以己为归依,勿以他人为归依。应当以法为洲,以法为归依,勿以他者为归依。”人活在世,必然面临诸多选择,哲学就在生活中。与哲学系中哲老师开玩笑辩论时,他们说,段晴你不懂哲学,我总是反驳说,别跟学德语的说哲学。我读过的哲学作品说出来能吓您一跳。读哲学著作,选择自己的世界观,可以帮助驾驭生活。


说到传承的影响,其实即使没有学业上的师生关系,行走在北大也能沾染到大师的熏染。法语专业的前辈郭麟阁先生,那时经常在未名湖边旁若无人,边走边背诵法语文学作品。那时大家议论,学好外语,必须学习郭麟阁的精神。我至今还有朗诵外语的习惯。


那时在北大学习,不仅仅收获学识的增长。大学,更是全面发展的时期。我在学习期间,参加了北大游泳队、田径队,虽然没为北大挣多少分吧,我倒是终身受益。


这是一条脉络。另一条则是学术的传承。


1978年,北大恢复招收研究生。那时报考北大德语专业研究生,严宝瑜老师曾经写了三封信,鼓励我考。面试时季羡林先生在场,从此有了投入季先生门下的缘分。


关于季羡林先生,各种人写,车载斗量,尤其在季先生去世后。季先生其实是个十分透明的人,他的所有心理活动、认知,都有文字表述。如果要了解季先生,直接读他自己的文字就好。虽然热闹,但真正知道季先生专业是做什么的,在这世上的人恐怕不多。季先生首先是在佛教梵语的研究领域做出了早期的贡献,在吐火罗语的破译领域,做出了贡献。因为季先生的存在,北大梵巴专业从开始成立起,就已经站在国际学术的前沿领域。这是因为,新疆出土的佛教梵语材料,在印度学领域大厦之旁,又开辟了印度学的新的天地。在新疆这些材料发现之前,印度学在欧洲已经进行了至少一百多年,目前人类对语言学的认知,对印欧语系的探索,都与印度学的建立有直接的渊源关系。19世纪之前,人们不知道什么是印欧语系,而19世纪50年代,关于印欧语系的表述已经进入了英国的小学课本。新疆地区出土的梵语、以及其他胡语材料,令学界发现了印度俗语的存在,特别是佛教梵语。季先生在德国留学时的导师,Waldschmidt教授就是佛教梵语领域的以及中亚佛教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季先生跟Sieg 学习了吐火罗语。这门语言,属于剑走偏锋类,是印欧语系的另一支,所以目前在欧洲仍然是研究的学科之一。


北大老一代学者非常有学术眼光,1978年北大恢复招收研究生。文革之后,百废待举。季先生做了很多事情,两件事情令我印象最深刻,一是让读《大唐西域记》。季先生后来亲自主持了《〈大唐西域记〉校注》;再就是关注新疆出土的文献,关注西藏藏梵语贝叶经。在培养人才方面,季先生有战略家的布局,1980年,季先生30多年后重返德国访问,也把我带上,亲自为我争取到去德国留学的奖学金,我才有了去汉堡学习古代于阗语的机会。后来,他又利用自己在欧洲学界的知名度,为其他同学安排了赴德国留学的机会。


今天的重点,是讲传承。什么是传承?我一生,有幸在几位大师的门下读书。他们言传身教给我的传承,是开拓、发展、创新。


以季羡林先生为例。季先生教学生,最著名的类比,是学习游泳,把学生推下游泳池,有能力的,自然就会游了。所以在季先生门下,原来在德语学习期间养成的自学习惯,越发得到发展。自学的习惯,为我在德国留学,顺利取得博士学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做学术,季先生强调最多的,就是要有学术创新。他说,写文章,没有新的东西,不用写。学术文章,不能有废话。他总是讲自己写博士论文的例子,本来洋洋洒洒,写了文采飞扬的前言,被Waldschmidt教授前一个括弧,后一个括弧,全部删除。这些话,像紧箍咒,一直存在我的脑海中,至今开电脑,打算撰写学术论文时,季先生的话就出现浮现出来:没有新的东西,不要强写,别写废话。这些是做学术的基本原则。做大师的学生,如果你在他面前重复他人的论点,重复他说,会被认为没有培养前途。


我在汉堡的导师,Emmerick教授,英国剑桥三一学院first class,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之一。如果没有在北大打下的自学基础,我恐怕不能适应他的教学方式。像我导师那样的天才,他们不能理解正常人的学习速度。比如学习语言,他亲自教的语言:奥赛地语、于阗语、阿维斯塔文献,还有摩尼教波斯语、基督教粟特语。比如奥赛地,俄语字母。上课之前,我的同学Almuth Degener 帮我复印了一本语法书,并给了阅读材料。第一堂课就是读一篇故事,我只读了一句话。于阗语课,上来读原材料。遇到尚未解决的语句,他们停下来开始运用各种语言发展的规律,试图解决问题。常常是一个学期课下来,可以诞生至少两篇论文吧。季先生以及Emmerick教授等,都是非常直爽的人,他们知道时间的宝贵,所以有什么说什么,没时间绕圈子。尤其是Emmerick教授,非常骄傲,发现有人思维跟不上,会认为你不可造就,不屑一顾。如果没有新的发现,解决不了问题,怎么能算作学术?真正让Emmerick承认我是他的学生,是在我解决了他不能解决的问题之后。他立刻邀请帮助我撰写了一篇短文,发表在他的系列词汇研究当中。当然,这仅仅是开始。后来,我真正解决了于阗语的一系列问题,纠正了他的以及前辈学者的一系列错误,并有了新的发现,从而理解了,什么叫做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向上攀登,学术就是这样传承的。


不论是否愿意,我也已经进入老年的行列。我羡慕年轻人,他们可以走遍全世界,去求学。读书、学习,人生最大的享乐。而我已经感受到生命的有限。我已经不能仅仅是继承,还要传。记得2006年六月,为了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新疆出土的残破文书的事情,我最后一次见到了季先生。从季先生的话语中,我感受到了充分的信任,以及肩上的责任。他说,段晴,有你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在北大工作,是季先生的弟子,这就意味着传承责任的重大。在这里还要特别感谢王邦维教授,我多年的同事。王老师曾有很多机会,出人头地。一直是王老师掌舵,把握住方向,没有让梵巴专业偏离学术的轨道。


我们专业是个小专业,全国目前只有北大设立了梵巴专业。但是,我们的专业领域实际非常宽泛。我们有明确的传承意识,并依据学科发展的过去和未来,制定教学计划,比如我们坚持多语种教学。选择梵巴专业的学生必须学习梵语、巴利语,以研究佛教为方向的还要学习藏语。为此,特别引进了梵藏皆通的人才萨尔吉博士,弥补了北大藏语教学、藏文佛典研究的空白。除此之外,开拓性地开设了中亚古代语言,如佉卢文/犍陀罗语、于阗语,以及其他古代伊朗语。坚持多语种教学,是必须的。人类社会已经发展到了大数据的时代,对人类文明的认知已经开启大历史的时代,如果还只是掌握一种语言,已经不能帮助解决深入的问题,不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不能把握更多的发展机遇。举例说明:新疆洛浦博物馆的古代氍毹上,出现三个婆罗谜字符,这是我破解的。这是希腊词hades与于阗语化的梵语词组合的复合词,指希腊神话的冥间,从而发现了更多人类迁徙的秘密。如果没有多种文明、多种语言的训练背景,这是无法破解的。


基础教学方面,坚持多语言。除此之外,专业的教师各有研究的侧重点。以下简单介绍我专业重点关注领域,来说明传承:
一、新疆出土的胡语文献、西藏的梵文贝叶经。这是季先生生前叮嘱持续关注的领域。新疆出土胡语文献,目前承担了国家社科重大课题“新疆丝路南道非汉语文书释读”,通过这个课题,首次在北大开设了佉卢文世俗文书释读,以及于阗语的课程。季先生当年叮嘱让掌握和开设的新疆古代语言,除了吐火罗语,基本上可以开设,带领学生进行研读。西藏贝叶经研究,已经有两部博士论文以此为基础材料。叶少勇的博士论文,在国际上受到高度评价。
二、巴利语译经项目。虽然是南传佛教的文献,即流传于斯里兰卡、缅甸、泰国的佛教,但其实包含了十分丰富的历史传承内容,首先是原始佛教思想,更与印度西北部、中亚地区的历史语言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三、传统印度学。比如高鸿老师重点关注的印度哲学、印度古典语言学等。这是我们有待于加强的方向。
纵览走过的传承之路,我希望特别强调两点:一、季先生说,没有新东西,不用写。Emmerick认为,没有新的发现,就不是学术。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应是北大人的基本素质。第二、中国人向外走一步,都是不容易的。必须坚持多语种教学。新的学术人才,应是掌握多种语言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