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整体环境的构成，有方方面面，其中的中心活动，是教学。这一点与世界其他名校没有区别。同时历史也告诉我们，在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道路上，北大一直在前位探索，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我1962年入学，1968年本科毕业离校，1979年重回北大读研究生，后来留校任教，经历和见证了北大在前位探索的一些重要阶段。这次文研院建院两周年，邓小南老师要我来谈谈北大“师承”，我谈一些自身体会。

一是老师们对学生的“合力托举”。因为这些优秀的老师们本身都是做学问的，他（她）们的基本素养和学术鉴赏力都标志着一种精神的高度。大家在精神上有默契，教学上能互相配合。“合力托举”，就是要尽力把学生们从学识上带出来。1962年9月西语系的迎新会上，我们第一次看到系主任冯至先生、副系主任李赋宁、吴达元先生，他们的亲切笑容一下就能化解我们这些新生内心的紧张。冯至先生没怎么说话，但是他端坐在那里，我们就知道，自己真的是和一位德国文学研究大家、同时也是杜甫研究的专家、一位传奇人物在一起了，从今以后必须用功读书，学习“身边的传奇”。主持会的李赋宁先生在结束时慢声细语地宣布: “让新生们先走，让新生们先走。”几十年后想这些场景，这个群体展现的是真正人格的魅力。60年代的北大外语系，俄语系在俄文楼，西语系和东语系离得最近，分别在民主楼和外文楼，学生不多，学生和老师互相熟悉的很多。季羡林先生是东语系主任，在路上遇见，他也会很关心的问问我们西语系的情况。记得有一次在外文楼前和我说：“今天看到北大校报上你们班的韩敏中写的书评了，文字比中文系学生还要好。这语言啊，都是通着的，首先要有思想能力，然后再是语言表达能力。”当时他穿着一身旧中山服，笑呵呵地表扬我的一位同班同学。

说来也很有意思，我在读本科的时候，最喜欢的一门课是中文系袁行霈先生开的必修课“中国文学史”。当时他留校不久，为我们东西俄三个系的二百多名学生讲课，教室不够，一样的内容一周要重复上两次。袁先生讲课抑扬顿挫，板书特别漂亮，可惜现在已经很难找到当年袁先生亲手刻印的教材了。那是一本本拿到手上还散发着油墨气味的“唐诗选读”、“宋诗选读”，总有上百首吧，是袁先生亲自挑选并刻印的，所以我们很早就见识过他的美妙书法。前不久我去问他，手头还有这样的教材吗？他叹息说哪里还有啊，不过也回忆说，“每次都是自己刻钢板，推滚子，油印一次，两手都是黑的，要洗半天，但是推得很高兴！我给你们上课的时候是27岁，真是非常愉快的回忆。” 记得有一次冬天大雪刚过，周围白皑皑一片，我在未名湖边背诵袁先生精选的唐宋名句，其中有陆游的《金错刀行》，精神一下被提到一个从来没有体验过的美好境界，神游天地又回归于心，仿佛诗句都化成了活跃灵动的精灵，藏在脑海深处，需要的时候会自动变成一种精神养分。

最让我终身铭记的，是在很困难的远离北大的日子里，仍然能感受到被这个群体的精神托举。1970年到1979年，我在黄土高原上度过，几乎看不到一点有深度的英文资料。我给李赋宁先生、张祥保先生、王岷源先生写信，他们就把当时工农兵学员读的教材不断给我寄来。因为是印刷品，每次邮寄要两周多，我相信是先生们一次次亲自骑自行车到黄庄邮政局寄出的。这种教材的纸质比我们上本科的时候还要差，是用打字机打出的黄糙纸油印本。其中有一本“The Lost Cities”, 讲19世纪欧洲列强向世界扩张后的世界考古奇观。为了练自己的翻译能力，我居然在没有专门工具书的情况下翻译了这本教材，大概也有8万多字，手稿的读者只有一位，就是现在成为考古学者的弟弟袁靖。千里之外，受到这样的托举，比在顺境中更值得珍惜。当时有一位很爱护我的同事劝我说：“认命吧，不要把自己搞这么累。” 我说，天生我材必有用。李白的诗句就这样突然活了起来。

力度最大的北大老师集体托举是在1979年。恢复研究生考试了，法律系王铁崖先生想招有外语背景的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史研究生，西语系的昔日老师们就推荐了我。我在西北一个小县城里，复习条件很差。陶洁老师让我用英语写点东西，她帮我看看。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她很快给我回信说：“你的作文我同张祥保先生都看过了，我们都很满意，俩人的意见也一样，认为你的文字流利、自然，合乎英语习惯，错误很少，这大概同你反复看许国璋的英语教科书有关系，基本功比较好，基础比较牢固，从写作来说能做到这样，行文流畅、清楚，自然就不错了。张先生在有小错处作了些记号，供你参考。我的看法是，不知你词汇量如何？从写作来看，你的词汇量能够表达你的意思，但从阅读来说，如果只有这些，似嫌不够。看了你的作文，我更感到你学法律有点可惜了，应该是搞文学的。希望国际法不是像我想的那样枯燥无味。” 陶洁老师是我大二时的英语精读课老师，她上课一丝不苟，学问做得非常好。二十多年后我邀请她参加北大美国研究中心团去美国访问，她应邀讲美国的黑人文学，曾让一些顶级美国学者钦佩不已。

真正回到北大，到法律系跟王铁崖先生读研究生，我更明白了北大的集体托举力度。我对王先生说，学国际法对我来说还是枯燥了一点，王先生说没有关系，他还有国际关系史。在1957年以前，他在法律系和历史系都兼着教授。他在1979年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中国的科学是落后的，社会科学也是如此，而国际关系史这门学科更是一片空白。我们必须赶上去，填补空白，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中国人有聪明才智，又吃苦耐劳，是很有希望的，青年人更有发愤图强的精神，希望也主要寄托在你们身上。我已年老，国际关系史这门学科已经中断了二十年，现在我想用部分时间把它拿起来，主要是想用我的余年帮助一些有为的青年，为国际关系史这门学科打基础，使它在我们国家里生根结果。” 我回北大读研究生时也已34岁，真的不年轻了，但是王先生的重托和整个大时代的驱遣，使我有一种拼命的精神。王先生在历史系有很多比他年轻的朋友，他就把我重点“托”给罗荣渠和张广达两位老师，由他们来开小灶和布置作业，真是手把手地教。罗老师主要讲他对时代主题认识和大历史观，张老师让我以兰格主编的世界历史百科全书为基础列出各国大事年表，都是“一对一”，像正式上一门课一样。他们都告诉我，王先生开出的书单，都是经典英文原著，要下功夫一本本细读，他们是“助教”。我经常在周末骑车到民族学院张广达先生家里，请他给我批改“大事年表”作业，天气好时就在他那旧平房的院子里。张先生会指着院子篱笆说，学历史做大事年表，就像架篱笆，先得把架子搭起来，上面的花草没有架子待不住。

当时王铁崖先生还请了吴其玉先生开“中国对外关系史”，李元明先生开“近代国际关系史”，在英语系上课的Ann Herbert 给我们上口语课。吴先生早年留学普林斯顿大学，做过燕京大学法学院院长。他用英语给我们上课，有一次讲中国政治思想传统，脱口而出杜甫的诗句 “杀人自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 英语说一遍，中文说一遍，眼神从我们身上移到四院窗外远方，我觉得内心又有一扇窗户被打开了。李元明先生是早年留学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为数不多的中国社会科学留学生，在中央党校任教，擅长拿破仑研究。有一次看了我的作业连连摇头说：“社会科学的文章不是这么写的。” 一句话，醍醐灌顶，我至今不忘。

1981年，国际政治系主任赵宝煦先生找到王先生，要“借”我给即将来北大讲学的美国东亚问题研究专家斯卡拉皮诺教授当助教，主要是翻译，一共20讲。王先生征求我的意见，他很鼓励我去做。这一次锻炼非同一般。三个月间，除了翻译，我还陪同教授夫妇走了大半个中国。教授本人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太平洋战场，战后回到哈佛大学完成博士学位，是当代美国中国研究奠基人费正清教授的学生。我后来很多次去美国，曾三次到哈佛大学费正清先生家中请教，也悟出光读他的书还不够，还需要知道他思想精神深处的一些东西，有些是不会变成文字写进书里的。

我的第二点体会是，在被北大优秀教师群体托举过程中，逐步养成的是一种文化能力和修养，更具体一点说是跨文化的意识和能力，这可能和我学外国语言文学，后来学国际关系史有关。但是我想，在现代社会，做学问要有跨文化的能力，这既是世界潮流，应该也是中国文化的能力。我60年代上学时，校园里只有两百多留学生，来自十几个国家。外教也很少。“国际化环境”与今天真不能同日而语。但是如从精神层面看，我们不尽然闭塞。我的老师们，尤其是老一辈，大多是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他（她）们的国学底子好，又有西学的经历与修养，有形无形传递给我们的，是经过他（她）们融会贯通中学西学、思考消化后的人生大识见。我现在也73岁了，有了自己人生阅历，再来忆想自己的老师们，对他（她）们的精神底色，有了年轻时没有的体悟：中学西学虽都为“学”，但如打通叠加，其丰满与多彩，可以创造出新的智慧亮色，新的亮色会打动新的人。大三时，俞大絪先生给我们上精读课。有一次讲狄更斯的“双城记”，讲到忘情，到中午12:30还在继续讲。记得俞先生很喜欢用“noble”这个字，她要赞扬一个人，会说“He is a noble man.” 俞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文学者。前几年我借“双城记”这个词作为自己一篇文章的标题，写当代国际政治，就是深感狄更斯关于最好的时代和最坏的时代的洞察，深感俞先生把它编入由她主编的教科书中的良苦用心。

第三点体会是“品”，是品格，人品。北大老师，以“学”为本，以“学”奉己，以“学”乐群，以“学”育人。这个“学”，与“品”是有很大关联的。中国学人自有一种品格，除了我们现在习惯说的学术、学科之外，我认为还有“礼”、“仁”等等需要用汉字表达出来的中国意境。虽然所在学科不同，但是有许多老师们相互之间鼓励与支持的故事。记得我考回北大读研究生以后，有一次在未名湖边遇到季羡林先生。他说王先生不但是学问好，还是一位重义之人。季先生回忆说在60年代末，他一度非常消沉，有一次路遇王先生，王先生对他讲：“坚持下去。” 我问王先生，他说早忘了，他对许多人说过这句话。真正的学识与才情，在一个好环境里，会激发人们对优秀者的由衷欣赏。在困顿无奈时，也是一种知己慰藉。季先生说的这个“义”字，还真的很难翻译成英文，这是中外文化的不同。

还有一个场景我总也不能忘怀。1981年，学校要我陪王竹溪先生（1911-1983）去参加一个在北师大举行的会议。王先生是著名的物理学家，曾赴英国剑桥大学学习，后来在西南联大任教，担任过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1962年时曾被任命为北大副校长。那次我们是乘坐331路公共汽车去的，北大东门这边是起点站，上车时人群熙攘，争着登车，个子不高又瘦弱的70岁的王先生就一直保持谦让之势，直到别人上完，方才上车，我当然紧跟着他。上车后哪里还有座位？我们就只能抓着像吊环一样的把手，在那种现在已经绝迹的大公共汽车，即前后车厢当中用黑色胶皮连接起来的大车上站着颠簸一路。就这样王先生也不忘教师天职。不知怎么说起了留学和剑桥，我用英文发了“剑桥”这个词，但是把词首的cam发成“坎”（音），王先生不干了，他非常认真地纠正我说：“Cambridge”, 特别强调这个词的元音发音。汽车颠簸一路，我跟着王先生学了一路英语。这个珍藏于心的故事，一直没有机会说，我现在也只能从一个极小的侧面，讲一位大学者的气象。

中文里有一词是“谦谦君子”，表达了中国学者的通达谦和，这是只能“修”来的人品。2007年楼宇烈先生出版《中国的品格》一书，书名高屋建瓴，我非常敬佩，以为是重要的文化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