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侃理:“山东两汉北朝碑刻研究工作坊”从游随想

发布时间:2019-06-21

编者按:2018年4月,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与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共同承办的"历史·自然·踪迹——山东两汉北朝碑刻研究工作坊"在山东举行。本次工作坊历时7天,对山东多地的博物馆、摩崖遗址进行实地考察,由不同领域的学者就碑刻实物与墨迹、拓本的关系展开讨论,同时对于清代碑学的理论与实践进行检讨。今天,我们带来活动的参与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研究员陈侃理的从游随想,以飨读者。


“山东两汉北朝碑刻研究工作坊”从游随想


    2018年4月24日至29日,我有幸参加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与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艺术与考古博物馆联合主办的“历史·自然·踪迹——山东两汉北朝碑刻研究工作坊”,在济南、东平、嘉祥、曲阜、济宁、邹城、泰安等地寻访两汉碑刻、画像石和北朝摩崖刻经等历史遗迹。工作坊的组织和参与者主要为艺术史、书法史学者,也有考古学家、清代金石学和汉唐历史的研究者,除大学外,还来自博物馆、图书馆等收藏机构以及出版社和文化类媒体。根据组织者的安排,此次工作坊旨在促进不同领域的学者在实地考察、辨验、思考的基础上,就碑刻实物与墨迹、拓本的关系展开讨论,并检讨清代碑学的理论与实践,围绕历史、自然、踪迹等问题进行对话。


 

工作坊成员4月24日于东平洪顶山摩崖刻石前合影(林梢青摄)


    作为秦汉魏晋史的研究者,我对石刻不应感到陌生,但也说不上十分熟悉。历史学十分注重石刻的文本内涵,进行年代、职官、地理和政治史等方面的考辨,用于证经补史。这种取径的研究由宋人肇端,乾嘉学者发扬,再经现代史学研究者深耕,积累丰厚,几乎题无剩义。因此,石刻特别是除新出墓志以外的碑刻史料,在以问题为中心的当代历史学尤其是秦汉史研究中不受重视,与新出简牍的研究相比更显寂寥。我自己也浅尝辄止,还没有找到深入探索的路径。


    近年,历史学注重借鉴考古学、人类学、艺术史等近邻学科的方法,越来越强调物质性与文本性并重。我研究秦汉简牍,也首先将之视为出土的实物,注意其形制、书式、字体和出土环境。这次工作坊中,有机会与艺术史和考古学者同行,学习如何观察石刻,了解他们的问题意识和研究取径,是难得而有益的机会。我也希望借此机会重读汉魏碑刻,看看有没有可能进一步研究。


    工作坊的最后一天是学术研讨环节,由于两位北大同事先行返程,组织者要最资浅的我做一个20分钟的发言。事先没有准备,只能根据考察日志简单做一个ppt,谈了三点,除第一点略有基础外,都是临时所感,故称“从游随想”。返程后补充内容,记录于下,作为参加这次考察的小结。


    三个题目分别是:石刻中的时间记录,碑刻功能的变化,关于石刻图文复制技术的思考。


陈侃理发言,右为工作坊组织者之一薛龙春教授(林梢青摄)


一、石刻中的时间记录


    曲阜汉魏碑刻博物馆所藏西汉刻石中,有两件鲁国宫殿建筑构件,均有题刻。


    一件为“鲁北陛石”,1942年日占期间出土于鲁国故城遗址周公庙以东的高地上,94厘米,宽40厘米,厚19厘米,是鲁恭王所建灵光殿北侧台阶的阶石,原本为两块一组。今所见为东边的一块,在其东侧面上刻有“鲁六年九月所造北陛”九字。


西汉鲁北陛刻石


    第二件为五凤刻石,又名“鲁孝王泮池刻石”,长71.5厘米,左高38厘米,右高40厘米,厚43厘米。金明昌二年(1191年),修曲阜孔庙的工匠在鲁国灵光殿遗址西南三十步名曰太子钓鱼池的地方挖池取石,发现此石,侧面刻字“五凤二年鲁卅四年六月四日成”。


西汉五凤二年刻石


    二石题刻时间相差不到百年,纪年的形式已有明显差异。北陛刻石的“鲁六年”指鲁恭王封于鲁国的第六年,相当于汉景帝中元元年(前149)。此刻辞不用汉朝皇帝纪年,而单独采用鲁国纪年,与《春秋繁露·止雨》中收录的董仲舒教令相似。这篇教令开头说“二十一年八月庚申朔丙午,江都相仲舒告內史、中尉”。董仲舒为江都国相在武帝前期,当时汉朝每六年改元,“二十一年”只能是江都国的纪年,据考证相当于汉武帝元光元年(前56)。根据《汉书》和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七年视日》(俗称“元光元年历谱”),在汉朝历朔的安排中,这一年八月的朔日是乙酉,不是庚申。查考历日,可知以庚申为朔日(初一)的月份不会有丙午日,而“庚”与“甲”隶书形近,《春秋繁露》中的“庚申”应是“甲申”之讹。甲申比乙酉早一天,说明江都国的历朔跟汉朝有差别,应该是自行安排的。董仲舒推崇《春秋》“大一统”,以他名义发出的官文书却不奉汉朝正朔,说明诸侯国各自纪年是当时的制度,非个人好尚所能左右。汉初的诸侯国独立性很强,文、景以后虽有弱化,但直到武帝时期,诸侯王在国内行用独立纪年和历朔安排的权利还仍然保存着。


    鲁孝王泮池刻石的纪年法与北陛刻石不同,改以汉宣帝的五凤年号在前,鲁孝王本国纪年在后,再接月日。采用汉朝皇帝纪年,意味着此时诸侯国的独立性进一步削弱;汉朝纪年与本国纪年并行不悖,共用日期,又说明诸侯王国的历朔安排已经统一于汉朝了。后来,诸侯国的纪年很少看到,大约逐渐被取消。


    鲁孝王刻石中“六月四日”采用序数纪日法,即以某天在本月中的序数来表示日期,也值得注意。我曾撰文说明汉武帝太初元年改历(前104)以后迅速流行,逐渐取代干支纪日的主导地位(《序数纪日的产生与通行》,《文史》2016年第3辑),即举此刻石作为例证。


    行前翻阅高文的《汉碑集释》,读到藏于杭州西冷印社的东汉“三老讳字忌日刻石”,发现清人俞樾对其中的纪日就有过讨论。三老刻石中记载了主持者祖父母和父母的忌日,表示方法大为不同。


    三老讳通,字小父,庚午忌日。祖母失讳,字宗君,癸未忌日。

    掾讳忽,字子仪,建武十七年岁在辛丑四月五日辛卯忌日。母讳捐,字谒君,建武廿八年岁在壬子五月十日甲戌忌日


东汉三老讳字忌日刻石拓片的复制品


    刻石记载父母忌日,详列年月日,纪日兼用序数和干支,对祖父母则不记年月,仅存干支日期。俞樾初读此刻石,曾讥其疏略,后来仔细思考,才悟到古人原用干支紀日,不以数字,“其家相传三老于庚午日死,祖母于癸未日死,相传既久,忘其年月”(《春在堂随笔》卷七)。这是很有见地的,让人佩服。可惜俞樾没有讨论刻石记载父母忌日和祖父母忌日的差异,否则他会发现民间主流的纪日法在两汉之际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我曾指出,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发生过一次确立序数纪日地位的改革。这块刻石年代上限为建武二十八年,很可能是永平改革之后的产物。忌日记录的从略到详,折射出时间秩序和时间观念的变迁。这是文化史中很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另外,如李慈铭已经指出的,刻石中的月日与今人所推当时历法不合(《越缦堂读书记》史部金石类“三老碑拓本”条,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581页),其间原委还有待研究。


    东汉以后,官文书中的纪日常常不用干支,序数纪日成为最为正式和主流的纪日法,干支纪日反而仅在史书、墓志、道教、数术等特殊场合使用。比如此行在泰安市博物馆(岱庙)看到“岱岳观造像记碑”,为唐高宗显庆六年(661年)道士郭行真所立,开头题“大唐景龙三年岁次己酉三月戊午朔十九日景(丙的讳字)子”,兼用日干支,可能受道教传统中拟古(道教形成的汉朝)风气的影响。同在岱庙的北宋徽宗政和八年升元观敕碑,保留宋代官文书书式,末题“政和八年六月十四日”,仅用序数纪日,则是反映日常行政中的情况。


    石刻中类似的时间记录很多,值得研究者关注。


 

左:宋政和八年升元观敕碑(局部)  右:唐景龙三年岱岳观造像记碑(局部)


二、碑刻功能的变化


    泰安市博物馆位于岱庙中,参观时,我在天贶殿东的碑台上看到一块巨碑,碑额书“大金重修东岳庙之碑”,后来查资料得知此碑立于金大定二十二年(1182),碑文记载了金大定十八年春岱庙遭受大火及金世宗重修岱庙的经过。然而,站在碑前,我却无法获知这些信息。此碑通高6.6米,站在碑下仰视,颈酸目胀,只能勉强看清碑额和下半的一部分文字,无论如何都难以通读全文。

 

泰安岱庙内的“大金重修重修东岳庙之碑”


泰安市博物馆(岱庙)内的“五三纪念碑”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同在岱庙中的“五三纪念碑”,碑身仅两米多高,大字填朱,一望即知是为了纪念济南“五三惨案”的死难者。它让我想起北京天安门前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正背文字都经过描金,即便在远处也很容易通读。这两座现代碑刻文字清晰可读,简洁有力的文本直接告诉观众立碑的用意,与形制和位置共同实现碑刻的表达功能。“大金重修重修东岳庙之碑”的设计者,恐怕更注重形制的巍峨壮丽,而没有期待观者读完碑文。


    复旦大学的仇鹿鸣先生曾对唐代碑刻景观性和文本性的关系有过讨论,见《权力与观众——德政碑所见唐代的中央与地方》(《唐研究》第19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以及《读者还是观众——石刻景观与中国中古政治》(《文汇报·学人》2016年05月27日),这样的问题也可从艺术史等不同视角加以探讨。


    碑刻形式和内容的关系还可以从行款和书体方面来推敲。东汉碑刻多用规范方正的篆隶,体量不大,追求清晰有力地呈现文本,而文本原来的行款和书体等形式性因素则处于次要地位。比如藏于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的《乙瑛碑》,保存了汉代官文书的大部分书式(如“制”字提行),但不严格(如在空白处加入司徒、司空二人的姓字籍贯),至于书体则作规范一致的八分隶书。岱庙中的北宋政和八年升元观敕碑就大不一样,不仅保存敕书行款,还摹刻出原敕的行楷书体和大臣们的签署,可谓原件的放大复刻版。此碑的文字尚不难辨认,但同处的明代胡一元诗碑就不同了。此碑书体龙飞凤舞,不谙草书的普通观众根本无法读懂里面的文字,与其说是文本的载体,不如说呈现了诗书联璧的艺术形式。


东汉乙瑛碑


北宋政和八年升元观敕碑


明胡一元诗碑


    从《乙瑛碑》到北宋敕书碑再到明代的草书诗碑,碑刻形式和功能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其中是不是有北宋《淳化阁帖》开启的刻帖风气的影响?有些碑在刻石之时是否就准备好了让后人传拓呢?关于这些问题,碑刻的作者、书手、刻工以及放置的场所等因素都应该纳入考虑。我不熟悉相关资料,但仍觉很有兴趣。


三、关于石刻图文复制技术的思考


    4月25日,我们一行在济宁市博物馆看到了馆藏端方旧藏埃及石碑拓片。可惜不许拍照,未能留下影像。事实上,中国保存着世界上仅有的少数埃及石碑拓片,是1906年端方在出洋考察返回时途经开罗购买文物后回国拓制的。不过,现存端方所藏石碑多有水泥复制品(参看颜海英《国家博物馆的古埃及文物收藏》,《中国历史文物》2006年第4期),我猜想是当年必是为墨拓而制作的(希望以后有机会检查原物有无墨拓痕迹),对于相关拓片也应小心鉴别。


网传端方藏埃及石碑拓片(来自互联网),很可能不是原石拓本


    不难猜测,端方不愿利用原石大量棰拓,是因为他知道棰拓会染黑甚至损伤原石,他舍不得。对于这种损伤,金石学家和拓片鉴藏家是清楚的,他们追捧初拓本,就是意识到反复墨拓对本已风化脆弱的石刻会造成损伤,加速铭刻痕迹磨蚀、字口缺损,因而晚期拓本往往不如初拓那样清晰准确。


    既然如此,以后还要不要继续沿用墨拓法来复制石刻图文呢?我想,对于墨拓技术和石刻拓本,应该分开来考虑。


    一方面,墨拓技术在发明后的很长时期内都是相对廉价、便捷的复制技术,旧拓本由于对中国书画艺术、审美趣味的影响,以及在学术史中发挥的作用,已经具有特殊而独立的文物价值;甚至被墨渍浸透污染的刻石也成为一种文化景观,看惯了黑色的石碑,面对原色石刻反而会感到新奇。因此,对于旧拓和古碑,应该继续收藏和珍爱,同时加快公藏资料的公布,给深入研究提供便利。


    另一方面,从文物保护和研究角度而言,墨拓毕竟是一千多年前发明的传统技术,会对石刻造成不可逆转的污损,而从石刻中提取信息的能力却有限,不能反映原石的质地和层次,棰拓过程主观性强,容易作伪,在当今的条件下已经不再是理想的复制技术。由于墨拓的复制、传播效率很低,拓本成了珍稀的收藏品,价格也越来越高。此前已经有先生用亲身见闻说明了旧时的专业拓片制作者和商人如何唯利是图,用各种方法造假、偷工。在考察中,我们也注意到有的文物贩子盗拓摩崖石刻后,故意凿坏原刻,使得自己的拓本变成孤本,以求售出高价。文物部门对墨拓做了很多限制,只是拓片制作和交易已经形成庞大而复杂的利益网络,彻底解决问题并不容易,既需要管理机关加强保护、严格执法,也需要学者、公藏机构和收藏家自觉抵制和积极呼吁。


盗拓者凿坏的摩崖石刻


    除了现代的照相和三维扫描等技术,国外也有一些传统的复制技法。参加本次工作坊的意大利米兰大学的埃及学家Patrizia Piacentini教授,刚刚介绍了18世纪末拿破仑占领军在埃及复制罗塞塔石碑的方法,是用水打湿碑身,然后贴多层纸,制成纸模。这种方法不污染原石,复制效果也不错。商博良就是利用这种纸模释读出了埃及象形文字,他所用的纸模现在作为文物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


商博良所用的罗塞塔石碑纸模(取自Patrizia Piacentini教授的ppt)


    今年年初,我去希腊旅行,参观雅典的国家碑铭博物馆,看到其中展出了摹写的工具和方法,是用透明纸覆盖在原石上用笔勾描。经常见到的罗塞塔石碑摹本,估计也是这样勾描出来的。


    现在,罗塞塔石碑早已有高清照片,而埃及石刻照片呈现细节的丰富和精确程度也远超端方的拓片。2017年,大英博物馆在网上公开发布了罗塞塔石碑的三维影像(https://sketchfab.com/models/1e03509704a3490e99a173e53b93e282),可以免费观看,付费下载。相信不久的将来,很多石刻文物都将可以用这种方式复制、公开呈现和广泛传播。


希腊国家碑铭博物馆展示的勾描复制法

 


    此行在济宁市博物馆看到不少精美的画像石,据工作人员说尚未经过墨拓。参观时,正好有一道侧光从门口投射到青白色的石头表面上,用相机随手一拍,不仅浮雕的轮廓光影鲜明,清浅的线刻也纤毫毕现。


济宁博物馆所藏未经棰拓的东汉画像石


东汉武梁祠画像石


    前几天看到了著名的武梁祠画像石,我们不难想象,那黑沉沉的绝不是东汉武氏祠堂原来的样子,也绝不是乾隆五十一年金石学家黄易初见时的样子。


    我们不能不想一想:将来应该如何复制石刻?


    附记:感谢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提供考察经费,感谢文中图片的提供者。未注明来源的照片均为作者所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