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顽石会不会点头——考古视角下的中国古建筑巡礼
前言：建筑可以见证历史吗？
1829年3月23日，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在与友人的一次对话中说：“我称建筑为凝固的音乐。”建筑上流淌出的力量，像音乐一样影响着人们的举止。那天以后，这句话被数不清的人误读。但至少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建筑之力”对人类行为的影响，那就是西方学界几个世纪以来的设问与求索——建筑是否可以、以及如何——让我们回看往昔？
【意大利罗马君士坦丁凯旋门/摄影：崔金泽】
对于这个问题，第一次有文字可考的思辨来自于拉斐尔（Raffaello Santi）。1515年8月27日，教皇利奥十世（Leo X）任命他为罗马古代建筑保护专员。这位年轻的画家对罗马古迹进行深入考察，他发现，建于公元315年的君士坦丁凯旋门上，存在着风格和“品质”迥异的两种浮雕——位于两侧拱圈上方的水平饰带“毫无艺术性和巧妙构思可言”，而更上方的圆形浮雕和顶部雕塑则“绝对精彩，风格极其完美”。
【君士坦丁凯旋门局部，可见小拱门上的水平饰带及上方的圆形浮雕/摄影：崔金泽】
15世纪以来欧洲盛行的崇古思想认为，基督教偶像破坏运动以及日耳曼蛮族的入侵，造成恶趣味对拉丁文化的残害。“艺术的终结”与罗马帝国的衰落相辅相成。拉斐尔断言，那些优美的装饰物是从君士坦丁大帝之前两个世纪的纪念碑上拆卸、挪用而来，它们属于图拉真（Trajan）和安东尼·庇护（Antoninus Pius）的时代。
【君士坦丁凯旋门局部，柱子顶部的雕塑被认为是图拉真时代的作品，表现了被俘的达契亚战士形象/摄影：崔金泽】
建筑师瓦萨里（Giorgio Vasari）在1568年提出商榷，他认为艺术的演进不一定需要借助外部力量来解释。通过更为严谨的证据，瓦萨里发现雕塑的急剧衰落在哥特人进入意大利之前就已经开始。他改写了对君士坦丁凯旋门的解读——在拱门上置入早期作品是不得已的选择，因为君士坦丁时代已经没有足够的能工巧匠。
【君士坦丁凯旋门局部，水平饰带与圆形浮雕细节对比/摄影：崔金泽】
不同的意见还包括——凯旋门的建造时间太短，无暇全部新造装饰，或者是君士坦丁大帝有意为之，以彰显自己的功绩比肩古今……由此开始，关于如何用建筑见证历史，或是用历史来阐释建筑，从拉斯金（John Ruskin）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从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到马克思（Karl Marx），数不清的伟大思想者轮番登场，各抒己见……
人类创造了建筑，又反过来被建筑所塑造。回想维特鲁威（Marcus Vitruvius Pollio）笔下的建筑起源，人类从仰望星辰到回看往昔，从对外部世界的具身认知步入自我存在的孤独思考，迎来精神世界的全面蜕变。
【山西晋城泽州县河底村成汤庙大殿/摄影：崔金泽】
本次线上展览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聚焦考古文博学院文物建筑专业（以下简称“北大古建”）近年来的学术成果，将“建筑见证历史”的命题延续到中国的大地上，在与西方迥异的文化传统下，探索建筑价值与历史的关联，以期抛砖引玉，为寻找契合中国建筑考古的公众阐释路径带来新的思考。
第一章：管中窥豹——微观层面的建筑历史考察
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于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
【北京门头沟区灵水村南海火龙王庙/摄影：崔金泽】
1930年代，梁思成、林徽因在北京西郊游历考察时，曾以浪漫的笔法记录下年久失修的古建筑带给他们内心的触动。这种被称为“建筑意”的感悟，少不了美的品读，还需要时间上的疏离感以别“古”“今”。“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附着在建筑上的时代变迁，真的都漫不可信吗？
古代建筑经过累世的重修、添建与改建，往往会形成多重历史信息的“叠压”，在西方建筑考古学术语中，这种现象被称为“可复写的羊皮卷”（palimpsest）。 “原构辨析”也是中国建筑考古的一项基本功。东亚传统木构建筑由大量可以剔补、更换、再利用的构件相互勾联交错而成，像一座具象而立体的“数据库”。人们可以攀爬其中，对构件逐一辨查，像侦探一样寻找时间的蛛丝马迹，还原建筑面貌的古今变迁。
【天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摄影：崔金泽】
1932年4月，梁思成来到独乐寺，用建筑考古的眼光打量这座千年古刹。这是他第一次野外考察。
独乐寺山门和观音阁为辽代统和二年（984）遗构，是当时所知的中国最古木构建筑。在中国第一篇古建筑调查报告《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中，梁思成敏锐地观察到，两座建筑上还存在不少“清式化”构件，与辽代意趣迥然不同——如山门的立柱和雀替（位于垂直相交的梁柱之间，稳固、美化结点），以及观音阁支撑檐角的细柱等。结合州志研读，他判定这些构件见证了清乾隆十八年（1753）高宗皇帝对独乐寺所做的整体改建。
【独乐寺山门檐下特写，可见清代维修时添加的雀替，与上部的辽代斗栱（关键性部件，传递屋顶荷载并承挑屋檐）和梁架共存，形成跨越八个世纪的“叠压”关系/摄影：崔金泽】
【独乐寺全景摄影链接】
梁思成1927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同年他与林徽因结婚，一同壮游欧洲，想必参观过古罗马斗兽场旁的君士坦丁凯旋门。独乐寺建筑的微观考察，因其刚刚结束对《清式营造则例》的研究，得以比早一年到访的日本学者关野贞更加科学，开创了中国建筑考古“原构辨析”的先河。
这也激发了梁思成对遗产修复的思考。他在调查报告末尾畅想，如果证据确凿，应该撤去清代构件，恢复观音阁的辽代原貌。
【梁思成独乐寺观音阁复原渲染图，可见去除清代擎檐柱并复原平座层辽代栏杆之后的效果/图片来源：网络】
正如夏铸九所言，梁思成源出欧美建筑史学院派，体现了黑格尔人类文明“单线进化论”的价值观，具有一定历史局限性。1990年代，在历时八年的独乐寺维修工程中，历代的“叠压”信息大多得到保留。
与梁思成由清而宋的法式研究相类似，建筑考古学也应由近及远，渐进回溯往昔。在北京故宫御花园内，有一处关于雀替的经典案例，是北大古建本科教学的“入门级”踏查对象。
【北京故宫御花园澄瑞亭/摄影：王藏博】
澄瑞亭位于御花园的西北角，与东北角的浮碧亭相对称。两组建筑的主体部分均为建于石桥上的攒尖顶（四条屋脊汇聚在顶部，形成四棱锥）方亭，横跨水池之上，南侧入口处衔接一座悬山顶（两坡屋顶，侧面悬挑出山墙之外）抱厦（贴附于主体建筑外的小型房屋）。澄瑞亭建于明万历十一年（1583），抱厦为清雍正十年（1732）添建。
两段建造经历，在建筑本体上表现得清清楚楚——方亭和抱厦衔接处，相邻的雀替和绦环板（横梁之间带有雕饰的木板）无论形状还是纹饰都细微相异。明代方亭一侧的雀替，三瓣曲线柔和如蝉肚，绦环板的卷草花饰空灵古雅；而清代抱厦一侧的雀替，带有鹰嘴状的凸起，绦环板也略显壅塞。
【故宫御花园澄瑞亭，明代方亭与清代抱厦衔接处细部/摄影：崔金泽】
经由考古学“解锁”，建筑蕴藏的历史信息在眼前绽放，时代气息扑面而来，历久弥新。
在一座座古建筑“数据库”中，信息含量最丰富的是斗栱。作为东亚传统木构建筑的关键部件，这些由小型的斗（多为方形带凹槽，像支点一样抓持、垫托上下构件）、栱（条状构件，类似悬臂梁）、昂（斜向条状构件，类似杠杆）层层交织而成的构件组合，既有结构功能，又承载审美特征，是建筑断代的重要考量点。
【宋式斗栱-八铺作-《营造法式》注释】
【清式斗栱-《清式营造则例》】
【北京孔庙先师门/摄影：崔金泽】
北京孔庙竣工于元大德十年（1306），元末明初荒废，明永乐九年（1411）重修，历经元、明、清三代位置未曾改易，是曲阜以外等级最高的孔庙建筑群。第一道建筑先师门，虽然饰有典型的清代雀替和霸王拳（额枋端头装饰），但斗栱硕大，角科（转角位置的斗栱）尤显古制，比明代永乐迁都所创建的系列皇家建筑更为古老。
北大古建徐怡涛教授判断，先师门斗栱应为永乐初年遗物，代表元明交替期的北方官式做法，是北京城区现存最古老的木构斗栱之一。元大都城已不复存在，唯有深藏闹市的三两遗构尚可扑风捉影。
【先师门斗栱局部，古今信息“叠压”，见证首都三个独特的历史片段/摄影：崔金泽】
围绕斗栱还大有故事可讲。同样是一座古老的大门，河北正定隆兴寺天王殿（山门）所暗藏的历史记忆更为生动。
【河北正定隆兴寺天王殿/摄影：崔金泽】
隆兴寺创建于隋开皇六年（586），北宋一代经由皇室多次维修扩建，累至明清经久不衰，一千五百余年的修修补补留下丰厚遗产。寺内摩尼殿主体结构和斗栱大部仍为北宋皇祐四年（1052）原物，是华北地区重要的早期木构标尺。
【隆兴寺摩尼殿/摄影：崔金泽】
天王殿的斗栱殊为奇特——远观，硕大而理性的栱臂自柱头伸出，稳稳托住深广的屋檐；近看，栱臂下还分布着密密麻麻的细小斗栱，遍雕祥云，像“弹幕”一样穿行在立面之上……拉斐尔如果目睹此情此景，也会说其上部“极其完美”而下部“毫无艺术性可言”吧！
【隆兴寺天王殿斗栱仰视，加亮部分为细小的祥云斗栱/摄影：崔金泽】
原来，这些不合拍的细小斗栱，是乾隆皇帝加盖的“印章”。与蓟县独乐寺一样，隆兴寺也为清代皇帝的驻跸之所，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在寺西增建行宫。为庆祝高宗皇帝七十大寿，乾隆四十四年（1779）大修寺院，将原本“癸丁向”的天王殿与牌坊、照壁一道调正，迁到中轴线正南。
工匠们重新组装了天王殿北宋时期的主体结构，却撤去了柱头铺作（斗栱组）第一跳华栱（底层向外伸出的栱），别出心裁地添饰了一圈当朝风格的祥云斗栱，造就了乾隆古稀留给华北大地的独特“纪念碑”。
【天王殿斗栱细部，可见清代添加的斗栱将北宋立面“打破”，两种体系的斗栱体量对比悬殊/摄影：崔金泽】
但是，这种差异化的共存，是基于价值认知而有意为之的吗？换句话说，清代迁建天王殿的工匠们，是为了节省工料，还是因为珍视古物，而将北宋斗栱保留至今？在没有思辨记录的情况下，透过其它类似案例，也许可以一窥究竟。
山西太谷安禅寺位于一所小学校内，主体建筑藏经殿为一座三开间歇山顶（四坡屋顶，侧面露出三角形山花）小殿，今天已经被改造为书画厅，因后世“伪装”，原貌久无人识。
【山西太谷安禅寺藏经殿远景/摄影：崔金泽】
藏经殿脊槫（最上方的檩条）上有北宋咸平四年（1001）重建题记，可惜殿内屋架被全部遮挡，不得一见。粗略观察，外檐斗拱也无甚奇特，如麻叶头（叶片形状的端头做法）等是晋中明代以来的常见形制。
【安禅寺藏经殿，以及2011年古建踏查中的北大师生/摄影：崔金泽】
然而，一些濒临脱落的构件却暴露了大殿的本来面目——原来，大量的麻叶头、蚂蚱头（蚂蚱头形的端头做法）装饰都是单独的木块，像补丁一样添加到斗栱构件上。进而可以判明，后檐和补间铺作（柱子之间的斗栱）均为晚期维修所增添。“补丁”木块，是为了掩盖不同的形制，以统一维修后的建筑面貌。排除晚期干扰以后，藏经殿被篡改的原貌得以显现，恰恰反映了北宋特征，距今已逾千年。
【藏经殿东北翼角斗栱细部，涂红部分为明代维修所添加/摄影：崔金泽】
由安禅寺可见，晚期的工匠在维修前代建筑时，虽然注意到了形制的不同，却通过种种方法进行矫正，与“当代”相统一。回头再看隆兴寺天王殿，嵌入清代斗栱的动机也就不难理解了。类似欧洲文艺复兴以来对历史与风格的认知，直到1930年代确立“建筑是美术”以后才在中国出现。
当然，人类是一种复杂的动物，任何笼统的文化理论，都不能排除个别例外的存在。陈师道在《后山丛谈》提到，北宋初著名木工喻浩曾对开封大相国寺唐代门楼的翼角如痴如醉：“每至其下，仰而观焉，立极则坐，坐极则卧，求其理而不得。”在河南济源，有一座古代建筑也许可以印证喻浩的痴迷。
【河南济源济渎庙寝宫/摄影：崔金泽】
河南济源济渎庙始建于隋开皇二年（582），是古代官方祭祀长江、黄河、淮河、济水之“四渎”神庙中唯一幸存的建筑群，庙后临渊门内的方池“小北海”即古济水之东源。
【济渎庙“小北海”/摄影：崔金泽】
济渎庙的主体建筑平面呈“工”字形，前殿渊德大殿和中间的穿廊仅存遗址，唯有寝宫保存至今。这座建筑气势不凡，屋顶平缓，出檐深广，被广泛认定为宋开宝六年（973）重建后的遗物。其斗栱节奏疏朗，尤其是偷心造（华栱上不施任何构件）、泥道单栱（底层只用一道横栱）且与令栱（最外跳上的横栱）等长，在河南地区确属宋初特征。
【济渎庙寝宫斗栱及屋顶细部/摄影：崔金泽】
然而移步殿内，但见凌乱的梁架纵横交接，许多构件上还能看到截断、挪用、拼凑的痕迹，逻辑甚为混乱。显然，寝宫的内部结构是清代打散重修的结果，唯外檐斗栱被刻意保留。
据北大古建助理教授彭明浩研究，山西太原晋祠献殿、河北正定隆兴寺慈氏阁上也可见到类似的“拟古”现象——即早期特征在后代维修中得到保留或模仿。因为喻浩与大相国寺的传说，这不禁令人浮想联翩——古代的工匠们，真的会跨越时空向同行致敬吗？
【寝宫内部结构/摄影：崔金泽】
第二章：见微知著——宏观层面的历史建筑考察
冬已半时梅馥馥，春将回处日融融。 摩娑艮岳峰头石，千古兴亡一览中。
【北京北海琼华岛永安寺/摄影：崔金泽】
清乾隆七年（1742），高宗皇帝游历西苑永安寺，在“摩娑”了相传来自艮岳的湖石后，感概宋金兴亡，原地刻诗于“昆仑石”以求江山永固。公元1127年金兵破汴京（今开封），宋徽宗亲自设计的艮岳被毁，湖石迁往燕京（今北京）修建琼华岛。
访古、读碑与吟诗，历来是中国式怀古的不二法门。建筑考古则更进一步，透过区域形制的源流分析，见证社会动荡、政权更替乃至民族融合。北大古建自1999年以来坚持在山西、河北、河南等地开展早期建筑调查研究，基于类型学建立分期谱系，结合宋辽对峙、宋金之交的社会变迁，以物证史，正本清源。这也是广义考古学的终极任务。
【河北正定广惠寺华塔（左）及涞水庆华寺华塔（右）/摄影：谭镭、崔金泽】
1994至1999年，河北正定广惠寺华塔大修，工作人员于塔内二层墙皮下发现三处北宋刻划题记，其中两处为太平兴国四年（979）六月“龙卫佑第二军第一指挥”和“侍卫步军”所留。北宋建国后，收回幽云十六州的夙愿引发长达二十五年的宋辽战争。太平兴国四年七月，宋太宗率师北伐，结束了边境地带短暂的繁荣互市。广惠寺华塔内的题记，很可能正是将士们启程征辽之前的留念，它与辽统区的河北涞水庆华寺华塔遥相呼应，既见证了和平时期的人文交流，又镌刻了战争的伊始，令人唏嘘。
河北定州开元寺料敌塔始建于北宋咸平四年（1001），历时五十余年修造完成，高达83.7米。因临近边境，佛塔又具军事瞭望功能，堪称北宋国门的标志，是宋辽对峙时代的真实写照。
【河北定州开元寺料敌塔/摄影：崔金泽】
至公元1005年，宋辽签订《澶渊之盟》划白沟河而治，边境地区迎来两百余年的稳定。为加强与中原地区的交往，辽圣宗于统合二十五年（1007）建中京城（今内蒙古赤峰宁城县大明镇）。这座新的陪都仿照汴京街巷布局，并广充汉民，是辽代中晚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向定期纳贡的宋使展现辽国实力，城内建筑甚为宏阔。特别是宫城东侧的大明塔，高达80.22米，仅次于北宋定州开元寺料敌塔，体量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内蒙古宁城辽中京城遗址大明塔/摄影：北大古建团队】
频繁的经贸交流，也为晋北至冀中一带勾勒出独特的文化景观——不论是出于军事瞭望，还是国力角逐的外交手段，边境两侧遍起佛寺，一时间高塔林立。
【河北涿州云居寺塔（左）及智度寺塔细部（右）/摄影：崔金泽】
河北涿州云居寺和智度寺塔建于辽太平十一年（1031）至大安八年（1092）间，高度均超过40米，彼此相距不远，双塔凌云；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建于辽清宁二年（1056），高67.31米，据传有辽国皇室背景，是世界现存最高的古代木构建筑。中国存世佛塔大多为砖石仿木结构，多层楼阁式的“应县木塔”堪称孤例，乃绝世珍宝。
【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 /摄影：崔金泽】
北宋一侧，还有高63.85米的河北景县开福寺舍利塔。塔内的砖铭尤其动人：“奉为亡女二娘子施砖一千口，奉为亡兄祥臣施砖五十口，用兹追荐，愿转生天界，生生世世常行正念，得六法罗终证佛果，及合家眷属共施砖一百五十口，各愿福慧增益者。时大宋元丰二年己未岁（1079）三月十日……”多少国仇家恨，终归儿女情长。
【河北景县开福寺舍利塔/摄影：崔金泽】
契丹族原为唐朝臣属，立国后建筑传统多承唐制。辽宋政权割据，建筑形制之流变相脱节。以辽塔为例，转角铺作的栱身一般自立面延伸而出，与其平行，如河北涿州永安寺塔；而相应的北宋主流做法则是垂直于立面，如河北石家庄彪村兴隆寺塔。
【河北涿州永安寺塔（左）及石家庄彪村兴隆寺塔（右），可明显看出转角铺作的不同结构逻辑/摄影：崔金泽】
然而，也有两种斗栱共存的案例存世，如广惠寺华塔、应县木塔。特别是位于宋统区的河北故城饶阳店庆林寺塔，塔身汇集多种斗栱形制，转角铺作在各级间灵活转变，目光扫视如扇动的蝴蝶双翅，彰显了边境地带特有的文化多样性。
【河北故城饶阳店庆林寺塔及塔身细部/摄影：崔金泽】
在北宋腹地，建筑形制的流变，也与政治及社会风尚的变革相辅相成。保存有中国70%以上元以前早期木构建筑的晋东南一带，由于实物遗存丰富、时间分布完整，这种互动关系体现得尤其生动。
【山西高平南赵庄二仙庙大殿，近期由北大古建团队断代为北宋乾德五年（967）遗构，为已知最早的北宋建筑/摄影：崔金泽】
五代至北宋初，今山西东南部的晋城、长治一带，建筑形制基本承袭了唐末以来北方地区主流做法。建于北宋天圣八年（1030）的晋城陵川南吉祥寺大殿，斗栱除使用丰富的45度斜栱外，比较明显的特征还有施补间铺作一朵，以及批竹昂（昂面平直斜杀）、各斗底部曲线和缓等。
【山西陵川南吉祥寺大殿（2004年旧貌）/摄影：崔金泽】
【南吉祥寺大殿斗栱细部/摄影：崔金泽】
宋神宗即位后，为扭转长期积贫积弱，于熙宁二年（1069）命王安石“托古改制”——除颁布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法案外，还重新训释《周礼》以为理论基础，确立变法的正当性。这场巨大的变革，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强化了宋初以来的“复古”思潮，在建筑上也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山西高平开化寺大雄宝殿, 内部还保存着全国仅见的大型北宋壁画，已由北大古建团队进行高清扫描，并举办VR展览/摄影：崔金泽】
【开化寺东壁画照片】
【开化寺西壁画照片】
【高平开化寺壁画展览现场体验照片+VR全景】
山西高平开化寺大雄宝殿建于北宋熙宁六年（1073），据北大古建徐怡涛教授研究，它见证了形制“复古”的非线性演进，年代上恰好处于变法时期。大殿斗栱上，再次出现不用补间铺作的情况。这本是南北朝、隋、唐时期的主流做法，与南吉祥寺大殿意趣迥异。同时，各斗底部的曲线徒然加剧，下撇出峰，此种早已不见流行的做法甚至可以上溯到汉代，风格奇古。
【开化寺大雄宝殿斗栱细部/摄影：崔金泽】
【开化寺大雄宝殿壁画中的建筑形象，与同时期地面建筑形制一致/摄影：崔金泽】
其它如北宋元祐四年（1089）的山西泽州青莲寺大殿、绍圣五年（1098）的平顺龙门寺大雄宝殿等，均反映出了相同的“复古”特质。
【山西泽州青莲寺大殿/摄影：崔金泽】
【山西平顺龙门寺大雄宝殿/摄影：崔金泽】
北大古建多年来在晋东南实地调研，重新发现、断代了一批北宋遗构，如陵川礼义镇崔府君庙山门、长子布村玉皇庙、长子小张村碧云寺大殿、长治长春村玉皇观大佛殿等，为这一时期勾勒出更加丰满的建筑群像。
【山西陵川礼义镇崔府君庙山门，已知唯一的北宋木楼阁/摄影：崔金泽】
【山西长子布村玉皇庙大殿/摄影：崔金泽】
【山西长子小张村碧云寺大殿/摄影：崔金泽】
【被近代砖墙包砌的长治长春村玉皇庙大佛殿斗栱（2011年旧貌）/摄影：崔金泽】
北宋崇宁二年（1103）颁行的《营造法式》，本为关防工料、规范政府开支的官修准则，其中详细的形制做法却对民间营造产生深远影响。十余年后，涟漪波及晋东南，建筑上粗犷疏朗的古风开始向法式定义的醇和柔美靠拢。约建于大观元年（1107）的山西晋城南村二仙庙大殿，斗栱的结构逻辑依旧，却已可见法式主推的琴面昂（昂面呈弯曲的弧面），见证了时代风尚的转型。
【琴面昂1-初祖庵】
【琴面昂2-初祖庵】
【山西晋城南村二仙庙，被晚期献殿半掩的正立面/摄影：崔金泽】
【山西平顺回龙寺大殿，北大古建团队2001年踏查中发现，断为宋末金初遗构/摄影：崔金泽】
宋金之交，政权更替并未阻碍《营造法式》的进一步普及。相反，金朝迁都燕京以后，海陵王加快推行汉制，全面学习北宋典章文物。据《金虏图经》载，中都城宫殿设计直接摹自北宋，甚至拆用汴京构件陈设，对北宋制度的觊觎可见一斑。
【山西陵川龙岩寺大殿（2004年旧貌）/摄影：崔金泽】
在此语境下，建于金天会七年（1129）的陵川龙岩寺大殿，已透露出浓郁的北宋官方审美范式。还有建于金皇统二年（1142）至大定五年（1165）间的山西陵川西溪二仙庙后殿，斗栱纤巧细腻，使用标准的琴面昂，明间（正中两柱之间）补间铺作增至两朵。
【山西陵川西溪二仙庙后殿/摄影：崔金泽】
【西溪二仙庙后殿斗栱细部/摄影：崔金泽】
经北大古建踏查断代的同时期金代木构，还有山西长子韩坊尧王庙大殿、长治赵村观音堂等。
【山西长子韩坊尧王庙大殿/摄影：俞莉娜】
【山西长治赵村观音堂/摄影：崔金泽】
有研究表明，“法式”很可能在金初的晋南一带被民间摘录重刻。这些历史背景塑造了晋东南一个有趣的特性——即最符合《营造法式》的建筑恰恰不属于北宋，而是在金代中前期大量涌现。如果不考虑建筑考古的认知和地域性历史背景，单纯观察建筑的“风格”表象，断代被误导，后续阐释必然会陷入君士坦丁凯旋门式的循环论证……既无法揭示历史真相，更难建立合理的当代审美观。
结语：中国古代建筑的当代审美——关于看见历史的能力
顽石会不会点头，我们不敢有所争辩……天然的材料经人的聪明建造，再受时间的洗礼，成美术与历史地理之和，使他不能不引起鉴赏者一种特殊的性灵的融会，神智的感触，这话或者可以算是说得通。
回看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建筑意”，我们不禁要问：有了“聪明的建造”和“时间的洗礼”，就一定能引起鉴赏者的融会感触吗？在拉斐尔的时代，人们无法欣赏罗马帝国晚期的艺术；在维奥莱·勒-杜克之前，人们很难感悟中世纪哥特建筑的力量；直到中国营造学社的创立，受过良好训练的西方学者，仍旧无法认同中国建筑具有艺术性和历史性。
【陕西西安汉长安城未央宫前殿遗址/摄影：崔金泽】
1930年，朱起钤在营造学社的开会演辞中提到，中国建筑的研究不能仅仅关注建筑本身，而应彰显其“于全部文化之关系”。这也正是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提出的“栖居”之本意——即人与建筑之间的精神互动。
中国的传统匠作体系，造就了建筑本体上非个人化的设计和审美倾向，这使形制的演变大致可以用考古类型学来归纳，从而印证宏观的历史变迁。这种特性有别于西方文艺复兴后的建筑师设计传统，自然无法契合其审美乃至保护理念。
【陕西西安大明宫紫宸殿遗址展示工程/摄影：崔金泽】
如何让顽石点头？也许，建立适合自己的审美观才是当务之急。用适当的方式重建我们对于“历史感”的表达，维护看见历史的能力。中国古代建筑可否、以及如何被视为“艺术品”？其价值是否必然来自某个工匠的“艺术意志（kunstwollen）”？每一个在华夏大地驰骋壮游的人，都值得对此展开自由的思考。
【北京香山静宜园大永安寺薝蔔香林阁复建工程前后对比/摄影：崔金泽】
【传统手工测绘（崇明寺）】
【无人机航拍】
策展：徐怡涛、崔金泽 撰稿：崔金泽
参考文献： 《历史及其图像》弗朗西斯·哈斯克尔（英） 《建筑保护史》尤噶·尤基莱托（芬兰） 《建筑人类学》维克多·布克利（美） 《建筑十书》维特鲁威（古罗马） 《文物建筑形制年代学研究原理与单体建筑断代方法》徐怡涛 《试论作为建筑遗产保护学术根基的建筑考古学》徐怡涛 《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梁思成 《蓟县独乐寺——中国现存最古老之木构建筑与最大塑像》关野贞（日） 《明清北京官式建筑角科斗栱形制分期研究——兼论故宫午门及奉先殿角科斗拱形制年代》徐怡涛 《历史的断痕》崔金泽 《河北省中南部地区明以前寺庙建筑研究》崔金泽 《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巫鸿（美） 《现代中国建筑话语的发生》王凯 《河南宋金元寺庙建筑分期研究》王敏 《形式的延续与转变——试论建筑群中早期建筑对晚期建筑的影响》彭明浩 《山西高平南赵庄二仙庙大殿调查简报》杭侃、徐怡涛、彭明浩、刘未、陈豪、杨佳帆、吴煜楠、尚劲宇、吴小红、潘岩 《长治、晋城地区的五代、宋、金寺庙建筑》徐怡涛 《山西长子慈林镇布村玉皇庙》徐怡涛 《山西平顺回龙寺测绘调研报告》徐怡涛 《山西南部古建筑调查》徐怡涛 《中国建筑史》伊东忠太（日） 《破题：刍议中国文物古迹的物质性再造问题》崔金泽 《废墟的故事：中国美术和视觉文化中的“在场”与“缺席”》 巫鸿（美） 《文物古迹的现代崇拜：其特点与起源》阿洛伊斯·李格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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