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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绍明教授

（Joseph P. McDermott，1945-2022）

I happened to be a fellow of IHSS in the late summer and fall of 2019, for the same period as Joseph McDermott. I remember him as a very erudite scholar from whom I learnt a great deal about Chinese history, about recent developments as well as about the more distant past, about local conditions, about development prospects and political trends. His outlook as a sinologist was comprehensive; he would be interested in economic history as well as art, in past mores and their present transformations. He remembered the material conditions of life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prior to the industrial take-off and knew all about the descriptions of China by European travellers in earlier centuries. He would like to compare China and Japan in all social and political dimensions. Those months, enlivened by vivid conversations in a multilingual community assembled in Peking University now seem an idyllic time, given that we have since experienced the plague and international tensions. Later he would help me with my students, giving advice generously, but insisting on high academic standards. He promised to show me around in Cambridge, where I studied more than fifty years ago, but there was no second encounter after our meetings at IHSS; we only exchanged letters, and he did not tell me about his illness. It is very sad that he had to pass away.

2019年夏末秋初，我正好在文研院做访问学者，与Joseph McDermott同期。我印象中的他是一位非常博学的学者，我从他那里了解到很多中国的历史，有关现代和过去、当地情况、还有发展前景和政治风向。作为一名汉学家，他拥有全面的视野：他对经济史和艺术都有兴趣，关心古老风俗和现代转变。他了解工业发展前中国农村的物质生活条件，也知道欧洲的旅行家在几个世纪前对中国的全部描写。他试图从社会和政治的各个层面对中国和日本进行比较。访问的那几个月，在北大的多语言环境中充斥着生动的交流，现在看来是一段田园诗般的时光，因为之后便经历了疫情，国际局势也变得紧张。后来他指导了我的学生，慷慨地给出建议，同时坚持学术的高标准。 他还答应带我参观剑桥，五十多年前我曾在那里读书。但我们在文研院之后就没再见面，只有邮件往来，也不知他的病情。他的离世令人十分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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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绍明教授（第一排左一）与同期邀访学者合影

1990年在东京与周绍明兄相识，遂成道义至交。三十余年中，在剑桥，在波士顿，在香港，在北京，我们多次相聚，得促膝长谈，说古论今。其情其景，一幕幕犹在眼前，恍如昨日。如今他溘然长逝，令我五内茫然。想写点东西为亡友送行，但临文涕零，不知所云。他生前精心撰写的学术专著，是他留给我们、留给国际学界的一份珍贵遗产。一代学人周绍明，也将在这些著作中得到永生。

在这大千世界，我与周绍明先生是同代人？在文研院，我与周绍明先生是邻屋。先生的夫人是名古屋人，我刚迁居名古屋，自然多了些冬冷夏热的异国乡里话题。隔离三年，先生远去不再回来，尚在藩篱中的吾辈，遥祭怀念。

周先生在文研院做学术报告的模样，印象特别深刻。那天（2019年11月5日）恰逢先生74岁生日，文研院的工作人员精心准备了一个简短朴素的祝贺仪式，为那次讲座增添了不少学人的气息。如今，“徽州的祠堂”还在，将“徽州的祠堂”故事呈现于我们面前的那位老者走了。相当意外，亦不胜感概。愿周先生的笑声在天堂一样响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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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绍明教授在文研院庆生

昨晚在杭州胡庆余堂附近与接风的朋友一起吃饭闲聊，我跟他们提到认识一位研究徽商的洋教授：周绍明（Joseph McDermott）。今天惊闻他刚刚离开了我们。那些短暂相处的场景顿时浮现眼前……

2019年9月到北大文研院后不久，我在内部交流会上汇报了关于韦伯传承尼采谱系学方法的初步研究思路。第二天早餐时碰到了周教授，便聊起来。他很礼貌地道歉说昨天在会上没有发言，今天补上。接着，就对尼采批判英国谱系学家的观点进行了一番文化解剖：德国人是在抽象的观念中处理世界的关系。英国人则不同，理解世界的方式是人类学：要了解他者，就去实地去看，去听他们怎么说。这和其帝国经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德国人没有类似的历史经验，所以往往是抽象地看世界。不知不觉聊了一个多钟头，饶有趣味。此后，很快熟络起来，便经常凑在一起聊天。听他聊剑桥与牛津的风格差异，聊达尔文、凯恩斯的伟大，聊莎士比亚戏剧的真实作者，聊如何借鉴赫希曼的《情感与利益》来研究明清商人，聊他关于中国社会的四要素（村社、寺/观、家/族、民间宗教信仰）论及南北差异，聊儒家（宗族）与民间宗教的持续斗争……特别是不厌其烦地跟我讲解他提炼出的“村庄四重奏”（village quartet）说，那兴致勃勃的劲头就像达尔文发现了生物自然进化的秘密。

周教授虽然在英国教书，但身上还是典型的美国人气质，喜欢让人叫他Joe。他在文研院的内部报告排在11月初，邀我为他主持。作为一位社会经济史家，Joe特别注重发明宋代以来徽州社会中宗祠发挥的经济功能：它实际是农村商业与金融生活中的重要信用机构。这种从最基层的社会经济组织着手来考察中国社会历史演进的长线视野，是我十分诚心钦佩的。忐忑之余，我欣然应允。周教授还赠送了我一本他的大作《华南新乡村秩序的形成》第一卷，并说正在完成第二卷。他的努力，让我这个晚辈很感惭愧。

在文研院驻访同仁眼中，Joe是个认真、快乐而乐于助人的长者。交流会上，时常能听到他爽朗的笑声。记得他生日的时候，文研院精心准备了一个小小的party。大家一起为他庆祝，老人家高兴得像个孩子。

元旦前临别一起吃饭，他很严肃地告诫我一定要坚持每天写作……

周先生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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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绍明教授在文研院邀访学者论坛

“徽州祠堂与宋元时代的乡村组织”报告现场

2019年秋天，文研院七期的讨论会席间，总有一位白发长者专注地听着论说，投入地与我们讨论。甚在生日那天给我们最棒的笑容和拥抱。

文研院的同期伙伴们来自各地，来自各领域，而周教授的研究难得地与我关注的中国近世社会有所交集。他给了我建议，提供了我尚未读过的研究，也促使我多考虑经济因素的影响力。当时国家图书馆正有大展，他兴致高昂地约我去看展。以中国书籍史著称的周先生在珍本古籍面前的专注神情，让我见到彷若历史消去时空隔阂的那一瞬灵光。

这几年的世界虽然种种身不由己，我总抱着再会之时可期的信念与心情。如今周先生离世之讯传来，我一方面格外怀念起当年北京的院落、形影、笑语；却也因为这天人永隔，对人的移动性有了另一层的体会，而这似乎是周先生对我再一次的身教。

今天得知周绍明老师走了，很难过。在19年的驻访文档里回翻照片，看着合影时笑得如此开心，更是泪目。周老师博学却丝毫没有架子。文研院周四下午的交流会，我有幸跟周老师在一个组。记得开始之前的一个下午，周老师来敲我的办公室门，非常谦逊地跟一个晚辈交流他会讲的内容，探讨中国的妇女议题。不久，还专门从英国给我带回来一沓民国妓女的影印资料。音容笑貌宛如昨日。很是想念，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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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绍明教授在生日会上与黄盈盈老师合影

未及重聚乐，便尝别离苦。八月惊闻周绍明老师癌症晚期的噩耗，短短两月，先生就走了，真的难过至极。作为文研七期的晚辈加外行，虽对周老师的学术一窍不通，但先生慈祥的面容、睿智的目光、毫无杂质的爽朗笑声，活脱脱一位圣诞老爷爷的形象，深深烙印心间，时时浮现眼前。生日会上闻着山楂熟透的馨香，一齐享用先生的糖果和蛋糕，其乐融融；同爬水关长城，老先生步履矫健，时不时拿出拍立得为大家拍下可爱的袖珍合影；特别是报告会中，先生总是情不自禁从前台走近坐在最后的肖铁小朋友，深情凝望，忘我讲演，搞得我们有如陪太子读书之感，忍俊不禁，欢乐无比。有周老师在的文研七期，更有一种气质高贵、和睦团结的大家风范。天国无热恼，愿先生一路走好。

2019年秋，有幸与周绍明老师结识于燕园二院。在每周的讨论会中，满头白发的周老师时时做探出脖子状，充满好奇心地专注于他人发言，生怕错过细节；而一旦捕捉到有趣的信息，又会立刻爽朗大笑。可能因为语言关系，周老师在讨论会中发言都较简短，但在我报告后的第二天，他特意递给我一张小纸条，提示我有几种日本的研究值得注意——这样的纸条我想会有不少小伙伴曾收到。而周老师自己在报告徽州祠堂的“金融”属性时，似乎就身处徽州那个世界，沉醉其中。在那些瞬间，我常常会想周老师有自己的一个世界，与世俗远离，他在乎、专注，又赤忱，那便是“赤子之心”吧，让人神往。怀念周绍明老师，怀念三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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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绍明、罗新教授等释读西方汉学家手稿

很想念鹤发童颜的周先生。想念周先生作报告时专注的眼神，深秋，静园二院敞亮的会议厅，下午的阳光斜射在先生白得透明的头发上，徽州祠堂和宋元的乡村被先生的目光照亮，总觉得先生在看着我，看我有没有认真听讲，看我有没有记好笔记，看得我战战兢兢，生怕漏掉一句话，先生一边讲，一边用左手在空中画着象形文字，仿佛这样能帮我听懂一样，可惜外行的我对先生的学术一窍不通，使劲想问个高明的问题，却只会半张着嘴给先生一个谜的微笑。想念周先生常常让人措手不及的大笑，二院的楼道、楼外的草坪，周先生的笑声不挑地点不挑时间也不管听众是否准备好，洪亮得让人怀疑是从这个被略显邋遢又过于宽大的毛衣外套裹住的不够健壮的身体里传出来的，脆得让迟到的听众遗憾自己错过了怎样的好戏。想念在静园花园里的那次聚餐，西式自助，我端了满满一碟菜，周先生也端了满满一碟菜，我问他八十年代去合肥图书馆找书的经历，他问我现在在美国大学里工作的压力，先生很耐心地听，一边听，一边用他空出来的手拍了拍我没端盘子的胳膊，没给我讲什么大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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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绍明教授与肖铁老师在二院交谈

2019年下半年在北大文研院认识了周绍明先生。访问结束，先生归国，互道珍重。紧接着，疫情爆发。近三年来，经历了太多的无常、离别、无可奈何……又是秋去冬来，竟惊闻先生噩耗，心情跌落谷底。记忆中的周先生，风趣幽默、博学睿智，兼具东西方的绅士风度。静园二院众声喧哗中仍能分明听到他那爽朗的笑声。那个让人无限向往的昨日的世界。

周绍明先生千古！

我有幸认识周绍明先生，起因于2019年秋季学期在文研院的驻访，在那个疫情发生前的最后一个完整学期，我们同属文研院七期。专业领域的关系，我和周先生交流不算多，不过我微信表情包里一直保留着一张周先生开怀大笑的表情，那张照片也许是我拍下的，也可能来自于其他同期。应该是在我们按惯例周三下午的研讨会上，周先生坐在拍摄者的对面，面前摊开着他的著作《书籍的社会史》，渠敬东老师站在左侧，右侧目测是李开元先生，席间应当是谁讲了一个笑话，宾主双方笑得开心灿烂。斯人已去，音容长存，周先生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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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邀访学者秋游长城后聚餐：周绍明教授与彭春凌、田雷老师 

因对书籍史有着共同的兴趣，在文研院期间，于周绍明先生多有请益。先生风趣的言止，睿智的思考，让人感佩不已。印象尤深的，是同期访问学者一起游览水关长城，老先生坚持一个人爬完了全程，不要任何人的帮扶。望着他在高处的身影，长者的韧性深深印在心中。“分别已三载，寂淹无分音”，又是一个静园的秋天，忽闻先生离世的消息，不禁恻然。“留世苦不幸，惕惕恒怀悲。”想念先生！遥悼先生！

2019年金秋，受益于在北大文研院同期访学的机缘，我有幸认识周绍明先生——一位睿智的长者。因为同住在中关新园9号楼，每天早晨到7号楼用餐，我们经常有机会遇到一起餐叙，交流的问题从初识时的初步了解，到生活经历、研究专业、徽州山水、人生哲理.......周先生留给我的印象很像圣诞老爷爷，鹤发童颜，精神矍铄，从内而外洋溢着乐观的精神，在专业领域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真探索执着钻研的精神。访学结束之后的世界，发生很大变化，周先生分享给我的那些人生经验和智慧，给我很多启迪。永远怀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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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南院长为周绍明教授颁发“访问教授”聘书

前天接到意大利朋友米盖拉的信，惊悉周绍明先生逝世的消息，不胜哀悼！

虽然早就听闻先生的大名，但与先生首次相见是2008年在剑桥李约瑟研究所访学的时候。周先生十分儒雅博学，爱好书籍史、明清史，所以我们有很多共同的话题。在剑桥时多承关照，先生不仅热心向我介绍剑桥中文收藏的来历，亲自陪我参观圣约翰学院的藏书，还给我讲述他在牛津师从龙彼得的故事。先生常带我到圣约翰学院去吃晚餐，享用学院自备的醇香浓郁的葡萄酒，跟一些不同领域的学者和fellow交流，得益颇多。我们全家回国之前，先生还盛情邀请我们欣赏圣约翰学院的音乐晚会和烟火，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先生对舅父的《中国印刷史》推崇备至，2009年，当此书的英文版出版时，受浙江古籍出版社之邀，先生特意到法兰克福书展，为此书作宣传。2014年再访剑桥，他盛情邀请我参加剑桥的年度大宴，行前带我到他家，穿上礼服，为我佩戴蝴蝶结，这也是我迄今为止的唯一一次。在那次聚会上，还巧遇牛津大学的考古学家罗森教授和她的客人德国著名中国艺术史家雷德侯先生。先生做事严谨，知我正在准备国际数学家大会45分钟报告，就为我悉心修改论文，字斟句酌，润色文字，为拙文增色不少。经他批改的拙文，我还珍藏，已成为我们友谊的重要物证。先生受龙彼得先生影响，不仅精研书籍史，后来转向徽州史的研究，出版了两卷本厚重的学术专著。2016年，先生写完徽州史的专著，想放松一下，顺道访问北京，我请他吃饭，同时还邀请了研究书籍史的翁连溪先生和三联书店的张龙陪同，介绍他们认识，商谈他的大作徽州史的汉译工作。欣闻第一卷已经翻译完成，期待不久能够面世。

先生是一位纯粹的学者，与先生聊天，谈论的都是学术的话题，对我而言实在是一种精神的享受。2018年9月，我再次访问英国，得知我将入住Wadham College时，先生无比的兴奋，因为先生当年在牛津求学时，住的就是同一个学院，他还告诉我，当时学院的院长Bowra，在中国出生，其父亲是海关工作人员，曾参加袁世凯的葬礼。中英历史的交往，时空的交集，好像都是冥冥中的缘分。

最后见到周先生是在2019年秋，彼时先生受邀到北大文研院访问，期间我们多次见面，并有幸聆听他的讲座。回国前，陆扬兄请客，先生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Tim Barret教授、荣新江、朱玉麒、游自勇、王颂、雷闻诸兄和我等参加，那次相聚，畅谈甚欢，不意这次聚会竟是与先生的永别。2020年秋，我也有幸至北京大学文研院访学，能与先生同为文研院的一员，于我来说也算是与先生难得的学术之缘，聊作对先生的永恒怀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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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研讲座“商业合伙关系：中国经济史为人忽略的一面”现场

第一次见周绍明先生，是2019年北京一个阳光明媚的秋日上午。在此之前，我们已断断续续进行了十年左右的通信。还记得走进他在静园二院的办公室时，地上洒满了阳光，在这个令人难忘的环境里，我们海阔天空地聊开了。

像所有出色的学者一样，周先生对自身研究提出很高的标准乃至有些苛求，不肯轻易发表东西。他的论著在刊出之前，往往经过了长达十几二十年的长期思考，力图做到精益求精，所以他的论著不多。印象中周先生对探索新领域、新课题表现出很强的好奇心。他早年研究宋代社会经济史，发表过很有影响的成果，后进入明清史研究，对社会经济史、文化史（特别是书籍史）领域的不少问题都有浓厚的兴趣，他生前印行的两部著作，就是这种好奇心的见证。我想这种强烈的好奇心，也是一位出色学者必备的重要素养，是他学术上之所以能够孜孜以求的基本动力。

在那次文研院见面和后来在复旦的交流中，听周先生谈了不少话题，最核心的一个，是一位“70后”对自己未来几年的学术规划。当时，他在估价、解读长期为学界忽视的17世纪20年代一位西班牙传教士撰写的《中国纪行》，试图对前近代中欧民众生活水平的比较提出新认识，所幸这个研究在他去世前已经刊出。也是在文研院驻访那年，他利用前来东亚访问的机会，致力于开展明清徽州女祠的研究，这是他计划撰写的一本新书的主题。如今，斯人已逝，我们不会有机会读到这本书了。

在人生的历程中，三年的时间不算长。在将近三年之后的今日，那次静园会面如同昨昔。但其间发生了多少事！现在，先生又离我们而去。终其一生积聚的知识，一夜之间化为云烟。这些，都不能不令人扼腕长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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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访期间，周绍明教授参观国家典籍博物馆“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保护传承大展”

十月的最后一天，一大早我就发了个朋友圈：“凌晨收到远东学院朋友的email，告知剑桥大学Joseph McDermott（周绍明）教授昨天逝世。McDermott教授主要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著作颇多，其中，1990年《徽学通讯》上曾刊载译文，其中提及徽州文书作为第一手的原始文献，是‘研究中华帝国后期社会与经济史的关键’，此一说法为学界所熟知。2013年他出版《华南新乡村秩序的形成（卷1）：900-1600年徽州的乡村、土地和宗族》一书，中译本已交三联书店有年，遗憾未能在其生前出版。McDermott教授与中国学界同人有着密切的交流，疫情前夕的那个秋季，他曾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访问。如今，在文研院走廊墙上还贴有他的照片……斯人已逝，哀悼！”

我与周先生认识较早，大概是在1990年代中叶，在香港科技大学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我就曾与他邂逅，当时有过简单的交流，我的第一印象是，周先生思路敏捷，说话风趣且充满活力。当然，与他较为密切的交往，则是在疫情之前的数年间。当时，法国国家科学中心的吉普鲁（François Gipouloux）教授主持欧亚经济史会议（EurasiaTrajeco Conference），每年定期在欧洲各地召开研讨会，周先生时常与会，2020年之前我也连续数年都受邀参加。我们曾在意大利佛罗伦萨、西班牙塞维利亚、葡萄牙里斯本、法国巴黎等地聚会，切磋交流。另外，法国远东学院华澜（Alain Arrault）教授、米盖拉（Michela Bussotti）博士与周先生是志同道合的朋友，近年来他们致力于在欧洲推动中国地方史的研究，曾在英国组织过徽州文献读书班，那些年也不止一次在巴黎举办与中国地方史研究相关的学术会议，在这些会议上，我也经常能碰到周先生，每次见面都相谈甚欢，颇有如沐春风之感。2017年，荷兰莱顿大学荣休教授包乐史（Leonard Blussé）与我在上海合作主持第一届长江与莱茵河历史文化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其间，周先生正好途经上海，他曾专程到复旦大学数学系小礼堂旁听会议，并于会间的交流中，将自己的专著及中译本赠送于我，我则受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之委托，出面邀请他前来黄山市参加“徽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并顺道前往合肥演讲。周先生欣然接受邀访，并于后来出任徽州研究的专业期刊《徽学》杂志之编委。  

周先生为人热情，在与我的交流中，他每次都会写很长的email，畅谈自己最新的研究及心得。2020年复旦有位硕士生希望毕业后出国深造，她试着写信与周先生联系。没有想到周先生很快就回了一封很长的email，在这封热情洋溢的信函中，周先生虽然表示自己已从剑桥退休，不再有什么学术资源可以招收英国或海外的研究生，但仍然细致地指点这位同学，勉励她在中国史研究领域深入探讨……

周先生是位非常勤奋的学者，他到中国时常到上海图书馆查阅资料，有几次约我在上图附近见面，交流最近的研究心得。2013年，他出版《华南新乡村秩序的形成（卷1）：900-1600年徽州的乡村、土地和宗族》一书，此书是继荷兰学者宋汉理（Harriet Thelma Zurndorfer）所著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Chinese Local History: The Development of Hui-Chou Prefecture, 800 to 1800之后，欧美学界第二部聚焦于黄山白岳之间、比较系统研究徽州的学术专著，颇具学术价值。我一直希望该书能尽早译成中文出版，也曾为之物色、推荐翻译人选，但因周先生对译者有着极高的要求，此事一波三折。后来在2018年的黄山会议上，安徽大学历史系董乾坤博士（他曾在刘永华教授指导下获得硕士学位，后来成为我的博士生，以徽州研究为博士学位论文）毛遂自荐，对此，周先生曾来信慎重地向我打听他的具体情况。后因董乾坤所译样稿得到他的赞许，遂由前者负责翻译全书。此书译稿此前已交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目前正由编辑认真校勘、处理，相信该书的早日面世，一定会告慰周先生的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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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报告中的周绍明教授

2018年10月，王振忠摄

两天前，刚从落地北京隔离中解封出来的我突然收到韩琦兄的微信，说周绍明教授已于昨日逝去。近两月以来每日萦绕于心之担忧，正是Joe 迅速恶化的病情。随后便接到张玲教授发给大家的唁函。这样一位令我热爱的前辈的逝去，在北京此刻的氛围里，更让人难以承受。

Joe 给我第一个印象，也是让我难以忘怀的，是九〇年代末期与他的首次见面。那是我第一次访问剑桥。麦大维教授在圣约翰学院为我安排了一个正式的餐后甜点会（其实是品酒与奶酪之类）。Joe 也是参加者，觥筹交错间谈到撒切尔政府政策对英国大学造成的戕害，Joe 讲到激动处竟然流泪，这让我为之动容。Joe 的这份率真不仅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我以为英国学者都很 reserve 的印象（其实他是地道美国纽约人，只是那时不了解而已），而且也很快让我对他产生敬意和亲近感。若干年后，Joe 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担任邀访学人，我和他有更多交流的机会。Joe擅长的领域为宋明社会史与书籍文化，但实际他对中古文化也很留意，尤其很早就倡导古代礼制的研究。他在普镇的那年岁末，同为书籍史家和善本收藏家的艾思仁博士在家举办祭书之会，邀请 Joe 和我参加。那时 Joe 的书籍史专著也刚出版。我为此写了小文，一时在朋友小圈子内流传，其实当时我于书籍版本之学所知皮毛而已，但因此而得缘接近他的学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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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春，周绍明、陆扬教授陪同李孝聪教授

在圣约翰善本图书馆看书

真正让我感受到 Joe 为人为学之美的，是二〇一七年我在剑桥度过的那个学期。当时我获选成为剑桥圣约翰学院的 Beaufort 学人。这是圣约翰声望最为卓著之邀访学人项目，以英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女主、圣约翰的奠基赞助者 Margaret Beaufort 命名。在此之前，我虽曾数度访问剑桥，但印象是浮泛的，而这一次却沉浸其间，从而成为圣约翰乃至剑桥的绝对热爱者，一个严格意义上的 loyalist。之所以如此，主要还不是因为剑桥传统与学术之美，而是作为圣约翰学院重要成员的 Joe 和麦大维先生的人格魅力。在那几个月中，我看到了此前完全不知的 Joe 的另一面，即对学院生活的积极参与和与圣约翰传统的融合无间。让我认识到剑桥的灵魂在于学院，学人的身份认同由学院而至大学，由近及远，学术的独立性才得以更好保存。Joe 对我的照顾是无微不至的，因为他和 Hiroko 的好客，每每让我感觉英国或者更确切地说剑桥也可以是一个美食天堂（其实圣约翰每日午晚餐不仅充满仪式感，食物也甚佳）。圣约翰因其历史悠久，赞助者又是统治核心人物，在英国政治宗教许多重大事件中介入甚深。在圣约翰的那一学期，我对 麦教授和 Joe 说要完全放下与中国史有关之研究，专心学习英国史，因为我觉得没有比这种具有临场感的地方更适合拓宽史学眼界了。Joe 对我的想法大表支持。当我感叹剑桥与英国统治者关联之深时，Joe 有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评论。他说一所大学受到统治者的过多关注绝非幸事，只有当他对你失去兴趣时，才有真正独立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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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四位著名的汉学家

从左至右：鲁惟一，Timothy Barrett，周绍明和麦大维

摄于2017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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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绍明、麦大维教授在圣约翰学院新廷前交谈

我和 Joe 最后一次欢聚是一九年秋他来北大文研院驻访，这对于我而言是期待已久的尽地主之宜的机会。近些年来我对宋明以来的徽州社会的兴趣大增，这使我终于能在 Joe 最擅长的研究中获得养分。他的两部关于徽州的大著都是我爱读的。我喜欢他书中英文prose 的明晰。那次正好碰到俞孔坚教授在西溪南组织有关徽州人文景观的讲座，我立刻推荐了 Joe，结果他精彩的介绍令该次活动大为增色。Joe 充满幽默的谈话和开阔的学术趣味也使他在文研院度过快乐的时光。原来预计我来年又可以在剑桥与 Joe 见面，因为我和两位美国同行组织年度的中古碑铭工作坊，每年选欧美不同地点举办，而二〇二〇年则会在剑桥圣约翰举办，Joe 是承办方最主要的协调人。向来周全细致的他甚至把学院里最好的住宿都替参加者安排好了，不料疫情爆发，使得这一美好的安排迄今难以实现。我记得很清楚，二〇年初疫情在中国出现时，Joe 以为我人在北京，特地写邮件问我是否需要帮助。我因为曾担任过圣约翰的 Beaufort 学人，而这一资格最诱人的附带特权便是可以每年在圣约翰住上几天，吃住由学院承担，而且是终身的。所以我一直以为每年都会有机会和 Joe 在剑桥的草坪散步谈话，却未料向来精神矍铄的他会过早地离开。这是此次疫情留给我的一个巨大的遗憾。Joe 曾数次领我到圣约翰的巨大的善本图书馆，那里平日并不开放，当他带我从狭小的旋转楼梯走上去时，展现在眼前的是16 世纪宏大的藏书楼和雕刻精细的书架，他会抽出善本来给我讲解，此刻的他犹如中世纪的学问僧。如今他本人也成为了剑桥优美传统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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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绍明教授和同期邀访学者游水关长城

半年前听闻先生身体欠佳，后又接到消息请我们整理先生驻访期间的账目，心里多少是有些铺垫的，但收到先生离去的消息，还是很难过。这几日，翻看先生19年秋在二院的照片、视频、寄语还有往来邮件，脑海里都是他慈祥、睿智的模样，还有他的开怀大笑。我有些记不清当时是刻意还是凑巧把先生的报告会安排在他生日当天，那天会前我们一起庆生，还有二院的红果助兴，先生笑得非常灿烂，大家其乐融融。很巧的是，在第二年的11月5日，我的宝宝诞生了。

先生送过我两样东西，一套茶具和一套香皂。先生喜欢喝茶，人缘还好，他驻访时有好多朋友送他茶和茶具，他与我分享，还向我介绍各地茶的特色。先生是美国人，他太太是日本人，生活在英国，做汉学研究。他把多文化的学问和生活都融合得很好。离院前他把从太太家乡带来的一套铸铁茶具送与我留作纪念。另一套香皂，先生说是太太托他带给我的，谢谢我这段时间对他的照顾。其实我只是做了分内的事，因为先生不用微信，更因为先生待人亲切，我时不时就跑先生研究室去传达消息或聊闲天。

先生离院前，我有幸跟先生做了个简单的采访，他说我们这儿非常友爱，像家一样。文研院正是有先生这样温暖的长者，才更像一个完整的家。文研院成立五周年时，先生从英国为我们送来了视频祝福，他举杯笑着祝我们生日快乐，我第一次看这个视频就很感动，感觉在他眼里，文研院和我们，都是孩子，他慈爱地看着我们成长。

我真的很怀念他慈爱的眼神，他开怀的笑。愿先生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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