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4月20日下午，文研院邀访学者交流会在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2023年春季学期邀访学者，魁北克大学蒙特利尔分校（UQAM）文学系的Isaac Bazié分享“阅读理论与非洲文学”，同期邀访学者胡成、谢地坤、余辉、王辉、姚治华、朱天曙、林岩、张震、廖钦彬、西村阳子、翟韬、陈壁生、宋婧、鞠熙、郜同麟、郭小雨，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芝加哥大学东亚艺术中心副主任蒋人和，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亚非语系助理教授程莹出席并参与讨论。
Isaac Bazié老师分享“阅读理论与非洲文学”
Isaac老师将本次报告分为两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他分享了自己对故事以及故事对听众影响的浓厚兴趣。Isaac老师谈到，讲故事是人类常见表达的方式，从故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不同社群看待世界的方式，同时社群也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塑造自己的视角并创造未来。Isaac老师举了Tahar Ben Jelloun小说中的例子：监狱中政治犯的生存策略是通过给囚犯讲述自己读过的故事，在故事消耗完毕后他甚至开始编造故事。当政治犯被处决，失去了故事的监狱充满了深深的压抑和自杀的氛围，这体现出故事对个体、社群的巨大影响力。Isaac老师走向文学与阅读的研究也和故事的魅力紧密相关。19岁时，Isaac老师所在学校的剧团在戏剧比赛中表演话剧《索韦托学生》，话剧最后获得了一等奖。《索韦托学生》是根据1976年发生的索韦托起义改编的话剧。1976年6月16日，成百黑人学生愤然抗议校方使用种族隔离时期压迫者的南非荷兰语教学。Isaac的朋友在剧中扮演暴力警察，他在剧中时与观众发生了冲突，一些观众去殴打他，因为他们真的以为他是一个罪人。这也反映出故事的巨大影响。
接着，Isaac老师进入了报告的第二个主题：世界文学中的非洲文学。他首先分享了非洲文学与诺贝尔奖的关系。诺贝尔文学奖第一次颁发是在1901年，尼日利亚作家Wole Soyinka在1986年成为第一位非洲得主。他的获奖词是“以广泛的文化视角和诗意的声音，塑造了存在的戏剧”。这里的重要问题是，颁奖者是如何解读这些对非洲人来说很重要，但却在过去八十年中对于他们而言毫无价值的文本的？这个问题又牵涉出更大的问题：非洲文学对西方、外国读者有怎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指向了一个重要的主题：世界文学经典中的非洲文学Isaac老师回顾，1827年歌德在与友人的对谈中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民族文学不再有意义，世界文学的时代以及到来，现在每个人都必须努力加快世界文学的到来。”Isaac老师谈到，文学无法独立存在，任何文学文本，都需要一个元话语来赋予它这个身份。有一个机构的目标是赋予世界文学一个身份并塑造它，这就是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就是他第一项研究的对象。他的研究关注诺贝尔文学奖、媒介话语、经典形成三者间的关系，分析了媒体和机构话语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接受情况（德国/奥地利/瑞士、法国、英国）。
尼日利亚作家Wole Soyinka
Isaac老师向大家分享了德国康斯坦茨学派的接受美学理论。这一学派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尤其是70年代初兴起的重要学派，也成为了西方文学书写的重要转折点，文学研究从对作者和作品信息、内容的关注转向对读者的关注。Hans Robert Jauss开创了读者反应批评理论，他所领导的康斯坦茨学派挑战了文学史的书写方式，主张以作品接受为基础的文学史而非以世纪的切割或作者的传记为基础。学派的另一重要理论是“期待的视野”。这一概念强调，如果在描述作品被接受和产生的效果时尝试重构其第一次公共的期望视野，或许可以使人在分析读者的文学体验时摆脱被威胁到的主观心理。这种期望视野是在客观上可形成的参考系，对每件作品来说，在它出现的时候由三个主要因素造成：公众对其种类的先前经验，以前作品的形式和主题（以知识为前提）以及诗意和实用语言的对立，体现出想象世界和日常现实的关系。为重构作品的视野，也可以把作品定义为艺术品，这取决于它对特定读者影响的性质和强度。在此，有一个“审美距离”的新概念，它是指预先存在的期待的视野与新作品的距离。新作品的接受则可能导致“视野的改变”。通过反对熟悉的经验，或使首次表达的其他经验达到意识层面，这种在公众反应和批评层面（一炮而红、负面评价，来自个人的赞美，渐进式理解）上的审美距离，也可以成为历史分析的标准。Isaac老师继续介绍Jauss从审美视野到生活视野的理论：只有文学创作不仅在同步性和非同步性中，在构成它的系统的继承中，而且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在对一般历史的具体报告中，文学史才能完全完成它的任务。这种报告并不局限于在所有时代的文学中都能发现社会存在的典型、理想化、讽刺或乌托邦式的形象。文学的社会功能只有在读者的文学经验发生在他的日常生活的等待视野中，指导或改变他的世界观，从而对他的社会行为作出反应时，才会充分体现出真正可能性。Issac老师认为，这个理论框架当然有局限，但在某种程度上，它使我们能反思非洲文学是如何被误读、被分类到世界文学经典的较低层级之中，解释了为什么这些文学作品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二线产品，没有多少价值。因此，非洲以外的非洲文学阅读建立在非洲和西方之间对立的基础上。对非洲文本的阅读超越了审美价值的问题，变成了对非洲是什么和非洲人是什么的探索。因此，对一个对象（非洲和非洲人）的观察伴随着并影响着对另一个对象（非洲文学文本和非洲文学）的观察。
The Book of Bones（《穆兰比，骨头之书》）
Isaac老师继续谈到阅读-反应理论与种族灭绝文学。他以Boubacar Boris Diop的Murambi, The Book of Bones（《穆兰比，骨头之书》）为例。1994年4月，近100万卢旺达人被杀，这将被证明是20世纪最迅速、最可怕的屠杀之一。Boubacar Boris Diop直面这场悲剧中令人不寒而栗的恐怖和压倒性的悲伤。小说叙述了一位卢旺达历史教师科内利斯·乌维马纳的故事，大屠杀发生时，他正在吉布提生活和工作。他回到卢旺达，试图理解他的家人的死亡，并就那里发生的事件写一部剧本。随着小说的展开，科尼利厄斯开始明白，只有我们的人性才能拯救我们，而作为一名作家，他必须见证种族灭绝的暴行。一位意大利读者的读后感引起了Isaac老师的注意：“多年来，我对卢旺达发生的事情感到非常痛苦，但从未设法与它的参与者、刽子手和受害者有任何共同的感受。对我来说，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遥远而陌生的世界，在一个对我来说完全陌生的世界。通过阅读有关种族灭绝的小说作品，这些卢旺达人对我来说已经变得像我的邻居一样熟悉，今天我知道，没有什么能绝对地把我和他们区分开来。我是他们，他们是我，仅此而已”。在Isaac老师看来，无论是Wolfgang Iser的审美效果理论还是Umberto Eco的阅读符号学理论都无法解释这位读者的阅读经历和变化，在他们的理论中，读者不是社会和历史主体，而是文本中的抽象构造。Isaac老师认为，应该超越抽象读者观念，将阅读重新视作媒介。这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在读者和文学文本之间建立一个基本的他者地位。他提到Frans Rutten的说法：“由作者和媒介设计的现象对象，目的是诱导并使阅读成为可能;一套结构化的阅读指南，根据读者和作者群体基本上熟知的惯例制作的结构化阅读指令，文本被还原为其客观属性，而且仅仅是这些属性。文本是具体阅读过程中唯一在读者之外的组成部分。第二步：把自己定位为敏感读者。这种敏感，类似于Judith Butler的“摇摇欲坠的生活”。第三步：成为批判的读者，媒介的目的并非情感和理性意义的盲目传达，而是一种可能改变读者世界和文学性文本世界（即文本产生的背景）的批判性迁移。最后，Isaac老师回到自己最初的问题：人们如何阅读非洲文学？这个问题导致的结论是，对非洲文学文本的阅读成为对非洲和非洲人的找寻。用来观察非洲大陆和非洲人民的方法，也就是长久以来对待其文学作品的方法。在现在，这也联系着一个新的重要问题：在全球危机和新机遇的时代，对非洲大陆的期望视野是什么？
Isaac老师精彩的分享引起了在场学者的积极讨论，本次邀访学者交流会也在热烈的研讨之后圆满结束。
撰稿：赵洲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