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秋季至2019年春季，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文研院”）将汇聚海内外从事制度研究的一流学者，推出“跨学科视野下的制度研究”系列讲座。

系列讲座聚焦“制度”这一人文与社会科学的核心命题，从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不同学科的视野集中讨论古今中外的制度及制度研究的理论方法，希望能在问题的梳理与路径的交叉中激活思想，拓宽制度研究的视野。

首场讲座，将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讲席教授、北京大学“教学成就奖”获得者阎步克老师主讲。此后学期中，每月安排1-2场演讲（主讲者及题目信息，详见海报）。文研院将通过网站或官方微信发布具体场次的时间与地点信息，敬请关注。

海报设计：郭雨萌

制度研究的路径与学术意义

众所周知，几乎从历史学在中国诞生的那一刻起，典章制度便作为一类重要知识备受关注。

《尚书》已见尧舜设官分职的详细记载，《左传》中亦留下三皇五帝官职构成的点滴记忆，稍晚成书的《周礼》，更是以对国家整体结构的精巧设计，充分体现了时人对于制度建设的巨大热情。

而自秦汉帝国以降，制度在历史学中的地位有增无减，有着“正史”之称、作为中国古代史乘最重要代表之“二十五史”，其中大多设有“百官志”、“职官志”，即集中显示出古人对制度的长期关注。

而在现代历史学于中国建立后，制度研究亦在其中占据重要篇幅。无论是讲求史料考订的史料学派，还是主张理论先行的史观学派，都曾对制度研究倾注巨大心力。

其结果便是，几乎围绕每个历史时期的史学研究，制度研究都构成其中重要一环，相关成果数量之多，称之汗牛充栋，绝非虚言。不断涌现的新出文献亦为制度研究持续注入源头活水，无论是甲骨金石，还是简纸文书，都揭示出许多传世文献未见的官职设置和行政运作，推动制度研究走向具体、走向细节。

而自90年代以降，一些敏锐的研究者还尝试提炼、总结制度研究的理论方法，邓小南先生倡导的“活”的制度史，阎步克先生提倡的制度史观，侯旭东先生推动的日常统治研究等，即为其中显例。

理论方法的提出表明制度研究已很深入，但同时也显现出对于什么是制度、如何研究制度，历史学研究者之间还存在不少分歧。

制度是静态存在的法令条文，还是在政治社会中付诸实践的才是制度？制度居于支配性的统摄地位还是常常为接受者的能动性所干扰甚至左右？研究制度应立足中央/国家还是地方/社会？观察视角当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

可以认为，在这些关涉制度最基础、最紧要的问题上，研究者之间尚未形成共识。

另一方面，制度也是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的重要命题。早在19世纪，即有所谓旧制度主义，而伴随对20世纪50、60年代主流社会科学中行为主义、多元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的批判，1980年代以降，制度再次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焦点，以制度为核心概念解释政治、社会、经济现象的学术主张被统称为新制度主义。

从限于描述国家正式制度与法律体系、旨在发现特定政治体制特征的旧制度主义到关注各类正式、非正式的制度、惯例或价值体系，注重制度与行为互动的新制度主义，研究者对于制度的认识和把握大为推进。

不过，新制度主义中众多流派的存在表明对于何为制度，社会科学内部同样众说纷纭。制度是什么？制度与行动者关系如何？制度是怎样形成的？其变迁动力又是什么？这些历史学者密切关注的问题同样也是社会科学研究者争议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