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文研院”)的邀请,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艾朗诺(Ronald Egan)教授于2017年4月2日至12日访问北京大学。作为文研院的特邀教授,艾朗诺教授在访问期间参与了“拓广唐宋文学研究——文化史中的正统文学、非正统文学与传说”文研论坛并主讲了“宋代文人对书法的新态度:以苏轼为例”文研讲座。
艾朗诺(Ronald Egan),1948年生,现任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教授。19岁师从白先勇先生学习中文,1971年入哈佛大学,开始研究中国文学,尤以《左传》为主。1976年获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博士学位。曾任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系主任、孔子学院汉学教授;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东亚语言与文学系教授等职。主要研究方向为古代中国文学与历史。他曾用英语选译钱钟书的《管锥编》,出版Limited Views: Essays on Ideas and Letters by Qian Zhongshu (1998)一书并撰写《剑桥中国文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北宋文学部分。其代表作还有《美的焦虑: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等。
4月5日下午,由文研院主办的“北大文研论坛”第二十四期“拓广唐宋文学研究——文化史中的正统文学、非正统文学与传说”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系艾朗诺(Ronald Egan)教授作主题发言。北京大学中文系张鸣教授主持论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刘宁研究员、张剑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马东瑶教授参与讨论。美国华盛顿大学伊佩霞(Patricia Ebrey)、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出席论坛。
论坛中,艾朗诺教授首先为大家阐释了他报告的主题“拓广唐宋文学研究——文化史中的正统文学、非正统文学与传说”,强调了正统与非正统的差异和联系,以及文与史结合的重要性。随后,他聚焦于传奇笔记小说,解读了三个《夷坚志》中的压抑故事并总结道“世界古代文化,哪一个不是压抑”,进而提出了“焦虑史”的概念。艾朗诺教授表明自己选择研究非正统文学,即志怪小说,不是为了解当时的宗教史,而是为了解当时人物的情感、当时人的“焦虑史”。因为人所焦虑的事情很要紧,而且很体现当时人心中最深切的东西。然而,焦虑史不是思想史,因为它不像思想那么抽象,那么有知识内容。我们在阅读这些故事的过程中往往会发现小说作者的态度是很矛盾的,一方面有事情要说,一方面又不能说得太详细或者太露骨。这或许不是完美的叙述方法,但还是比起完全不提,根本不说更好一些。张鸣教授指出“焦虑史”这一概念的提出让人十分佩服,我们只谈观念史、概念史、思想史等,但是生活是由很多焦虑构成;刘宁研究员赞赏了艾朗诺教授研究的新的视角和新的理解,但她也提出正统文学与非正统文学的边界是相对的,是变动的,正统只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研究范式,非正统会随着研究不断加以突破而逐渐成为正统;张剑研究员也赞赏在主流观念忽略的材料中发现历史的缝隙与隐藏的情感。马东瑶教授作为艾朗诺教授著作《美的焦虑》的忠实读者,再一次提出正统文学与非正统文学的边界是变动的,文体之间是有地位高低之分,就像史料的可信度也是有高低之分的,地位较低的文体是被我们慢慢纳入到正统研究范畴之内的,一般说诗文是最正统的。因此,或许用纯文学与非纯文学的划分是更加恰当的。
4月11日晚,文研院主办的“北大文研讲座”第三十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二楼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宋代文人对书法的新态度:以苏轼为例”。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特邀访问教授、斯坦福大学东亚系主任艾朗诺(Ronald
Egan)教授担任主讲,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主持讲座,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朱青生教授担任评议,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张鸣教授出席活动。
文研讲座“宋代文人对书法的新态度:以苏轼为例”
艾朗诺教授以苏轼的题跋作品为焦点,从北宋朝廷树立书法模范与对书法历史特定看法的尝试、迅速发展的北宋印刷业、北宋末年的政治党政和新法党对作为元佑党一员的苏轼的迫害、北宋社会的商业化与书法作品商品化四个角度,结合北宋当时的社会现象探讨了苏轼的书法思想。他认为从汉代到魏晋南北朝,历经隋唐一直到北宋初年,在苏轼之前业已出现大量探讨书法的文章,体例丰富、内容多样,但并没有专门探讨书法创作的题跋作品,更没有人系统地创作和整理题跋集。因此苏轼的题跋作品无疑具有其独特的艺术和思想价值。苏东坡的题跋作品为我们观察宋代以来文人书法创作的新变化提供了重要线索,并在宋代文化发展中发挥了巨大影响。然而北宋以来印刷术的发展,随之产生的书本泛滥现象与书法商品化的趋势,也引起了苏轼和许多文人的不安,他们认为这将导致人们疏于精读文本,文本也同作者之间失去了原有的密切关联。反观当下,书法手稿成为艺术作品与弥足珍贵的传统文化象征,这也是历史上常见的现象——当某一种文化活动受到威胁时,它便产生了新的意义。由此来理解苏轼的题跋、诗歌和文章的创作,在如今文字日趋式微的时代,也能以全新的眼光来发掘书法的别样意蕴。讲演后,朱青生教授评议道:艾朗诺教授的报告对苏轼的书法思想有着深入浅出的探讨,深受启发,对苏轼书法观念的探讨,则将我们引向一个更为宏大的话题——以书法作品为视角,探讨书法家对自我、对他人、对外物、对世界的体认。张鸣教授随之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即苏轼的书法在其生活的年代兼具实用性和艺术价值,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区别,我们又该如何认识和评价这种区别。对此艾朗诺教授认为实用文字和书法创作截然不同,但二者之间的界限往往是模糊而难以界定的。考察书法作品并进行优劣之分,是苏轼所处年代的常态,而实用作品兼具艺术性,这也是一种当时的普遍观念,甚至苏轼作为书法家在撰写信件、公文时,也是有所自觉的。而这一评价方式的新变化相应地引发收集和鉴赏信札的新热潮,甚至一度视书法家的个人信件高于其艺术作品。
艾朗诺教授通过讲座、论坛、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围绕“艺术与人文”系列议题与校内外师生进行了学术交流,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访问期间,艾朗诺教授还与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汉语推广办公室、中文系、历史学系、哲学系的相关人员召开联合工作会议,就斯坦福大学与北京大学的校际交流、孔子学院建设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