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9年前的中国主流知识界，胡适是当仁不让的祭酒，其学术影响不仅溢出他所擅长的文史哲领域，而且漫延到人文学科之外。李宗恩则是接受西方现代医学教育的中国第一代医学科学家与医学教育家，与胡适在专业方向上几乎风马牛不相及。或许如此，即便在胡颂平所著10大册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里，也查不到两人交往的痕迹。
笔者年来有幸协助李维华女士编撰《李宗恩先生编年事辑》，获读她搜集到的乃祖李宗恩档案文献，颇有与胡适在协和医学院的公务交集与书牍往来（主要藏于美国洛氏基金会档案馆与协和医学院档案室）。其中胡适书信，在耿云志与欧阳哲生合编的《胡适书信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里也未见收录。兹征得李维华女士同意，特将两位著名学人的那段交集如实写出，以为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留一段雪泥鸿迹（下文凡英文函档的中译都迻用了她的译笔，谨此鸣谢）。
李宗恩、胡适
01
李宗恩在英国格拉斯哥医学院完成学业，1923年打点行装之际，即因导师的推荐而大获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驻华主任顾林（Roger S. Greene II）的青睐，延聘为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内科助理。归国不久，他便以热带病学的专长而蜚声中外医学界。1933年，时任协和医学院代理院长的顾林找到胡适，希望他找人中译西格里斯(Henry S.Sigerist)的《人与医学》（Man and Medicine），胡适引荐了顾谦吉。1935年11月11日，胡适为列入商务印书馆《中学生文库》的该书作序时提到：
我本来希望中基会的编译委员会可以负担翻译的费用，不幸那时编委会没有余力，就由顾林先生个人担负这部译本的稿费。顾谦吉先生是学农学的，他虽然学过生物学、生理学、解剖学，却不是学医学的内行。他翻译此书时，曾得着协和医学校的几位教授的帮助。李宗恩大夫和姜体仁先生曾校读译本全稿，给了译者最多的助力。
现存《胡适日记》此日失记，他所说的“中基会”全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是管理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机构，自1924年成立起，胡适就参与有关活动，顾林或因此找他荐介译者的。胡适序里提及李宗恩校读译稿，应是他与李宗恩见诸记载的最早交集，但尚难确证双方是否已有直接交往。
02
协和医学院是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创办的，太平洋战争爆发次年被迫停办。1946年3月27日，协和医学院董事会进行改选，胡适出任董事长；推举新院长与恢复医院正常运作，成为董事会当务之急。《胡适日记》同日记及此事：“今天大会接收【受】了我的报告，把校长问题暂缓决定，俟Rockefeller Foundation的专家考察团到中国去了回来，再交下次董事会决定。董事会改选职员，推我为本年主席。”3月29日，胡适以英文致电新当选的基金会总务长鲍恩（Trevor Bowen）：
年会于3月27日举行，执行委员会改选，胡适被选为董事长、鲍鲁被选为副董事长，你被选为总务长，福美玲为秘书。经讨论决定，推迟选举院长、恢复医院和招收新生，待洛氏基金会考察团4-5月到北平，做出报告后再决定。
是夏，考察团在重庆约谈了李宗恩，其时他正在贵阳医学院创院院长任上。次年初，李宗恩赴北平考察医学教育，据福美龄工作日志（下称《福美龄日记》）说：“1月27日，和胡适与李宗恩共进晚餐，他要在这里呆几天。”此日《胡适日记》仍缺，《福美龄日记》或是现存最早记及双方晤面的文字，但他俩直接交往显然还早于此。考察团在上年11月提交的报告里认为：“在协和医学院的发展史上，将责任和控制权转交的时刻已到。”也就是说，基金会决定遴选一位中国学人出任拥有实权的新院长。胡适约李宗恩餐叙，或即意在考察或征询这种可能性。
李宗恩在贵阳筹建贵阳医学院
据1947年3月《胡适日记》：
（6日）七点半到飞机场，承军调部美国军方好意，我与协和医院校董事会秘书Mary Ferguson与护士学校主任聂女士都搭美国军用机南下。八点一刻起飞，十二时到上海的江湾机场。住国际大饭店1563号。召开协和医学院董事会的“提名委员会”。
（7日）召开提名委员会第二次会。
（8日）召开提名委员会第三次会。
对照《福美龄日记》，《胡适日记》太过简略。那位协和护校主任聂女士即聂毓禅，中国现代护理学的奠基者之一。第一次会议似预备性质，在胡适下榻房间召开。第二次会议仍未提及任何候选人名字。胡适采纳了某与会者提议，让翁文灏或周诒春也来参会，后者原已列入院长候选名单。然而，两人都政务缠身没能赴会。但周诒春致函胡适，明确拒绝作为候选人，因为无法从农业部脱身；他建议考虑两个候选人，如用非专业人士则蒋梦麟；如用医学专业人士则李宗恩。在三次会议中，主持人胡适的贡献在于，“决定候选人之前花了相当时间讨论了提名的原则，并达成共识，如果可能，下一任协和院长应该是一位中国的医学专家”（《协和医学院董事会会议记录》）。原则一旦确定，症结迎刃而解。据《福美龄日记》：
既然周博士谢绝做候选人，大家很快达成共识，没有其他出色的非医学专业人士可被考虑，所以决定只考虑医学家。周博士对李宗恩的提议使他的名字摆在了前面。……其他提到的候选人有沈克非、林可胜（已表示不感兴趣）、张孝骞、朱章赓（有人对他的脾气提出疑问）、陈志潜（据说他是毕业生中最不受欢迎的，但是最聪明的一位）。但大家每次都回到李宗恩，他具有最多最好的资格，不久被一致提名，沈克非为候补。
3月12日《胡适日记》说：“今天协和校董会正式开年会，终日始毕。举李宗恩先生为院长，Dr.Alan Gregy为副校长。”所记仍不及《董事会会议记录》来得严谨：“董事会一致通过，李宗恩为协和医学院第一任中国人院长，格雷格医生为副院长。”但格雷格事后婉拒了对他的任命。
据《福美龄日记》，她“回家后为胡博士起草了发给李医生和格雷格医生的电报，及一个给媒体的英文稿。胡博士本人在会后立即被媒体团团围住”。李宗恩之能成为协和医学院历史上首任掌有实权的中国人院长，胡适推动的选举原则显然功不可没。
其时，李宗恩正滞留在湖南返回贵阳途中，董事会电报无法及时送达，他与贵阳医学院也处于失联状态。据《福美龄日记》，3月21日，胡适“同意第二天通过衡阳站长找找他”；3月23日，胡适电话告知，已收到李宗恩22日返抵贵阳后的来电：“对协和董事会给予的信任，我不胜感激。请您给我一周时间认真考虑一下，待把贵阳医学院的事务安排好后再做最后决定。”胡适指示福美龄：“尽管这个答复相当于接受，最好再等一周，待他的电报到后再召集执行委员会商量副院长的人选。”
3月31日，李宗恩发来受命电文。4月3日，再次详函胡适，说明在妥善完成贵医交接前无法赴任：
经过一周的深思熟虑，鉴于过去我在协和的愉快经历以及我对医学教育的强烈兴趣，我认为有责任接受协和医学院董事会的任命，将我在中国医学教育领域的一些经验贡献给协和医学院。我1947年3月31日曾发出受命电报，此为确认函。
接受董事会任命，深感其荣誉和责任。但5月初之前不能离开贵阳。请告知格雷格医生的意见和到达的时间。
董事会授予我这样（为协和医学院）服务的机会，是我莫大的荣幸，同时也感到责任的重大。您的鼓励给了我很大的勇气，能邀请格雷格博士来协作也是董事会的明智之举。在您的指引下，我会全力以赴。
在离开（贵阳）之前，我必须竭尽全力确保这所大学（指贵阳医学院）能够继续下去。我已经写信给周诒春博士，阐明谁可以来接替我的位置。我希望这个人此前就与贵医有关联，并能全力支持这里的老师。否则的话，这个学校很可能会毁于一旦，这将给中国的医学教育造成极大的损失。一旦收到周博士的回复，我会立即正式提交我的辞呈。不过交接工作也需要一些时间，所以恐怕我5月初之前是无法动身离开的。
您4月1日的电报昨天刚刚收到。我希望格雷格医生能改变他的决定。如果他能来北平，将对我们初期的工作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若有新消息，请及时告诉我。
我在得到南京的消息之前不能离开，所以现在还不需要款项。同时，烦请福美玲女士寄给我一些（协和医学院）历史、行政、组织和课程方面的资料，这样我可以早做准备。
前几日在当地的一份报纸上，我看到一个消息好像说顾林先生去世了。如果消息属实，您给顾林太太发吊唁函的时候，请帮忙转达我的慰问。
显而易见，在李宗恩出掌协和医学院上，胡适不仅尽力促成，而且深感快慰的。
03
1947年5月31日，李宗恩飞抵北平正式上任，与胡适在协和开启了协和院长与董事长的公务关系。6月30日，胡适代表董事会英文函告李宗恩：
在我今年三月份通知你被选为北平协和医学院院长的时候，我没有提到你的薪酬，因为董事会认为你的薪酬将根据修改薪酬的等级而决定。
现在，我荣幸的通知你，执行委员会于1947年6月27日作出决定，你的薪酬为年薪CNC￥12,000，每年根据董事会的计算调整。也请你上交7月1日的离开贵阳之前的旅费和生活费用的账目。
我们了解到，因为我们迫切的需要，你没能完成交接就离开了贵阳。所以我们准备支付你回贵阳处理交接事宜的往返旅费。学院也会支付你的家属从贵阳到北平的旅费。
我代表董事会，再次感谢你在这一关键时刻执掌学校的管理工作。在你的领导下，我们相信复校后的协和医学院将和过去一样，对中国的医学教育起到重要作用。对此，我们给予你我们的信任和支持？
7月19日，协和董事娄克斯（Harod H. Loucks ）致函帕克时转述了胡适的看法：“北大、燕京、清华和协和现在坚持办学对鼓舞士气极为重要。”
协和图书馆
然而，就在李宗恩接手协和前一天，新华社刊发社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国共双方已全线交战。尽管时局蜩螗，李宗恩对协和复校后重执中国医学教育之牛耳仍雄心万丈。8月30日，他就年度财政预算致函胡适时说：
我接受董事会委我以院长一职的思想主导是我对发展中国医学教育的信心。中国医学教育在战争后期走向低谷，亟待重振。过去曾是中国医学教育楷模的协和医学院（PUMC），战后应重新取得这一领先的位置。……基于我对未来的中国医学教育的忧虑和对协和医学院应起的作用了解，我愿为之一试身手。如果失败，我准备随时引退。
在通货急遽膨胀、法币飞速贬值的金融危机下，李宗恩仍奢望协和员工不仅应“有不必再为温饱操心的工资收入”，而且“在物价涨势中所受到的损失得到补偿”。当时，外汇兑换已经严管，为将基金会划拨的美元以较高的兑率换成中国货币，李宗恩不得不仰仗胡适的人脉，找到中央银行总裁张嘉璈，希望他为协和的外汇兑换与财政困难施以援手。这年12月21日，李宗恩已定好飞赴美国公务访问的机票，但17日仍赶到南京去见胡适，由其牵线去中央银行银行部协商，对方承诺按市场价为协和兑换美金，同时提供一笔月息3.6%、为期半年至一年的贷款，但还贷时须以美金按市场价70%的汇率结算。李宗恩既感到月息过高，更唯恐兑换率下调，协和吃亏太大，没有当场表态。但在南京见到胡适与周诒春、翁文灏时，都劝告他“也许不得不这样做”。次日凌晨，李宗恩与胡适同乘夜班火车抵沪，鉴于胡适隔天飞回北平，有可能见到主事者，当即修书请他带给福美龄，让她在说项停当后尽快来沪，落实自己行程在即而无暇处理的兑换细节，因兑换必须在上海进行，“而这又是对我们的生存至关紧要的财政问题”。
胡适抵平不久，12月22日复函张嘉璈：
你帮我们渡过难关的提议很有意思。我相信贵银行部主任在我们院长李医生路过时和他谈过。不过，他要乘飞机去旧金山，没有足够的时间做出决定，所以我让董事会秘书长福美龄小姐，代表我们立即到上海。她一来上海就到你办公室来，希望你安排她见沈先生或其他人？
借助胡适的斡旋，李宗恩暂时纾解了财政困境，但整个协和的运行前景却不容乐观。
1948年，3月14日，胡适任理事长的欧美同学会按例举行年会，改选三分之一的理事与监事，李宗恩等五人当选新理事。5月26日，在欧美同学会第四次理事、监事联席会议上，胡适连选为理事长，李宗恩与梅贻琦等四人选为常务理事。
同年3月27日《胡适日记》记载：“中研院选举院士的结果，——先后五次投票的结果，——选出院士八十一人。”胡适与李宗恩分别当选为人文组与生理组的院士。他俩也都参加了在南京鸡鸣寺中央研究院召开第一届院士会议，出现在那张著名的院士合影里。
1948年9月23日，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二十周年纪念会暨第一次院士会议
然而，面对着大变局，且不说欧美同学会那样的同人社团，找不到作为理事长的胡适与常务理事的李宗恩之间的共事记录；即便同为首届院士，也未见双方在中央研究院再有任何交集。在天翻地覆的政权易手前，学术退缩至无足轻重的一隅。
1948年12月16日，福美玲致函皮尔斯，报告董事长胡适昨日离平的细节：
为防止难民进入，城门已经关闭，胡适博士和他的太太有两次试图出城去机场，都未果，终于在昨天下午飞走了。
12月28日，协和同仁娄克斯作为中华医学基金会代表致信帕克说：“胡适博士一周前离开北平，此前一直和学校保持紧密联系。”这与李宗瀛在《回忆李宗恩》里的说法倒可以进行拼缀：
中共进入北平之前，胡适之先生曾动员在北平的著名教授、学者去台湾。不少人拒绝了，宗恩也是其中之一。
李宗恩“决心留在国内办医学教育”，“想对国家对同胞继续有所贡献”，他与胡适的直接交集就此告终。娄克斯还向帕克汇报了围城期间李宗恩出色表现：
当你在一个被包围和内战中的城市里，看到这样一个繁忙、正常运行的医院和学校时，会被深深地感动的。学校仍有电、热和水，而整个城市除了电话之外，已经停止供电、供水、供暖。除了协和医院以外，大多数医院已经不能工作了，只因为协和医院可以自给自足。
我相信能有李宗恩医生做校长，协和非常幸运。他的崇高理念和领导方法，确保了协和在这一经济和政治局势未卜的时期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
04
新政权成立不久，朝鲜战争导致中美彻底交恶，一个由美国财团资助的协和医学院当然不可能继续超然存在。1951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正式接管协和医学院。在次年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人民日报》刊出了李宗恩的《我和协和医学院》，与他当年自述大有今是昨非之惑：
洛氏基金委员会聘我做协和医学校校长，我答应下来了。这更充分表现出我对于为谁服务的问题是没有考虑过的。我认为这样可以更进一步地发展我的“事业”。
及至一九四七年协和复校，我又负责协和的行政工作，这样协和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而我个人对协和的影响也不小。检讨起来，解放以后协和所以进步慢，我是应该负相当的责任的。
这份检查中，李宗恩只字不提胡适的影响。及至1954年10月全国开始批判胡适，他的这一把持终告失守。12月25日，李宗恩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在政协二届一次全会上作检讨性发言，也不得不点名批判胡适：
一九四七年我就被选为协和医院的院长，负责筹划协和医院的复校工作。当时美帝国主义为便于实施其文化侵略的政策，设有协和董事会，董事长就是鼎鼎大名的战犯胡适。但是美国垄断资本家们还不放心，又派了一些披着科学家外衣的美国文化特务如娄克斯之流来协和监督和实际执行其政策。由于当时人民解放战争已进入反攻时期，华北局势有突变的可能，美国帝国主义分子是看到了这一前途的，因此，美国国务院就决定即使华北局势有变化，美国文化特务和战犯胡适之流必须退出的时候，还希望能够继续保持协和这一文化侵略据点，作为其卷土重来的基地，至少也可以在新中国继续产生影响。在这恶毒的计划下，我便被认为是它执行其计划的一个比较合适的代理人。
李宗恩自我上纲上线也确实够触及灵魂的，总算涉险过关。其后，新政权遴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相当于院士）时，他以前朝院士而名落孙山；反右运动时划为“右派”。1958年3月6日，他在日记里记道：“《人民日报》登出撤销本人的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的兼职。”科学规划委员会是隶属国务院专门制订全国科研计划的咨询性机构。五天以后，胡适也看到台湾某报驻东京记者的相关报导，特地将剪报粘贴在3月11日的日记里，这位记者报导说：“此八个被清算的科学家均曾受西方教育，其中包括有费孝通博士、李宗恩博士，及曾昭抡博士等”。这是胡适文档里与李宗恩的最后交集。不久，李宗恩降级降薪，下放昆明医学院。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北主持第五次院士会议，心脏病猝发而死；四天以后，李宗恩写下安排后事的几封遗信，也许当天，也许不久，在昆明辞世，至今尚不清楚他比胡适晚死几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