叁 / 人性中的恐惧
现在,我们沿着另外一条思路来做一些探讨。刚才讲到,我们今天在一个似乎确定的时代里,充满着不确定性。伊恩·哈金说过,现代世界都一直在“驯服偶然”的过程中。但是极端悖谬和吊诡的事情,就是我们越加驯服这些偶然,所谓的偶然性就越大,强度就越强,而且突如其来,像核危机、瘟疫扩散,金融风暴、基因编辑等等。突如其来的危机,会打乱我们以往所有科学技术给我们留下的一些既定的思想和方向。所以,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里,特别是在一个带有危机性的时刻到来的时候,每个人都在偶然之中,被置于在一个彻底的偶然的时空内。
不确定的时代:死亡概率的挑战
疫情来的时候,我们虽然知道科学告诉我们,整个人群的感染率有多少,死亡率有多少,传染的扩张性有多大,我们每天都会面临这些数字。但是事实上,我们每个人置身其中的时候,几乎都不会考虑这些概率问题、机率问题。就像买彩票一样,每个人都盯着五百万的大奖,其实那个概率非常之低。但是当瘟疫来的时候,我们面对病毒,只要是不能保证自己百之百不能被感染,就会产生百分之百被感染的想象心理,我们都觉得自己赤裸裸的暴露在病毒的攻击情况下,无论它的概率有多大:每个时点、每寸空间,病毒都会袭来,侵入体内,我们也会像感染了病毒的患者那样,用想象经历他们的苦痛和挣扎、生与死的过程。
这就使得我们要反思,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里,在广大的人群的流动和聚集里,我们每个人都陷入到了一个不确定的心理状态:焦虑、暴躁、愤怒、不安,所有这些都会伴随着我们,扩充我们的风险感知,陷入极端恐惧之中。因此,我们需要在这紧要关头重新反思,在现代的世界里,人究竟是怎样被构造、塑造和认识的,人是怎样构造、塑造和认识自己的。
自我保存中的不安
可以说,今天我们的自我认识,是从西方近代形而上学和人性论的判断中来。我们都认为人的自我保存,即所谓的Self-preservation,是最根本的自然权利。这是整个自然法则的最要害的地方,所以整个政治社会的制度,都以自我保存这一基本前提作为设计。
但是,我们知道,人越是在一个自我保存的强大激情里,人其实就同样会越来越产生强烈的不安心理(unease)。每个人都珍惜自己的生命,但是什么是生命,这个问题如果只是为了身体的安全,那么我们时时刻刻会遇到突如其来的危险,而使我们在这个危机时刻,完全陷入到茫然失措的恐慌状态。这是一种孤立的个体的体验,他把整个世界的危险都聚集在自己的身上,并借助无限的想象来扩展这样的危险,仿佛孤零零地置身其中,不知所以,也不知所措。一个人单靠自己,应对着整个世界的威胁,他无法战胜世界,就像无法战胜自己一样,这种心理的风暴,是生命完全无法承受的。
信任与怀疑:信息、知识和心理依赖
这种状态,跟现代人的基本心理结构是密切相关。一方面在人的整体的孤立无助感被唤起的时候,怀疑就作为人构造的基本底色,产生着极其关键的作用。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在这个非常的时刻有这样的一种感受:我们无论得到多少信息,都会即刻产生怀疑,所有在特殊历史时刻产生的各种各样的知识、信息流,无论是公共的说法,还是私底下的说法,都会被我们置入于深深的怀疑之中。因为所有现代教育和信息对人的影响,都使我们产生无限的想象、无限的否定,无限的怀疑,甚至是自我怀疑。我们会把自己有可能遭遇的危险和攻击想象到最大的程度,我们用人性的想象和激情,会使所有生活存在的极端情况,都会置于想象之中,怀疑之下。
但同时我们也同样会体会到,在这种怀疑里,我们自己又不能成为自足的,能够给自己安慰的来源。另一方面,我们不断地要求保全自己的生命,可是孤立的自己若要保全自己,就必须要相信各种各样既有的说法,借助各种各样既有的手段。无论是信息、知识还是心理上,我们都需要无限的依赖。这就是现代人是一个自反性的、背反性的身心状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非常容易陷入恐惧,陷入瞬间自己必须依靠自己,自己又必然失去自己的矛盾之中。
我并不完全依照霍布斯对恐惧的界定来理解这种状态,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特别是遭遇到瘟疫,遭遇到经济危机,遭遇到恐怖事件等这样一种极端的攻击的情况下,人就瞬间会陷入到虚无和恐惧之中,因为他的自我保存的保障被瞬间摧毁掉,自我保持的原理也会瞬间崩解。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现代人是在两端上发展而成,一方面,他有强大的想象和知识能力,前所未有的自信,但另外一方面,这种强大的想象和知识能力,会很容易转化成为怀疑和恐惧,转化成自我的瓦解。这就是我们在疫情状态下,所常看到的一个人的基本的构造。
赤裸的生命:面对死亡
为什么这种突变,对于时代的影响非常之大?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把最赤裸裸的生命暴露出来,没有任何的遮挡。当我们深陷恐惧之中,现代人最深刻的危机就会被彻底体现出来。孟德斯鸠说过,在人类历史上,并没有有一个绝对好的政治制度,也没有说有一个绝对好的情感模式,但是唯有一种是最糟糕的,就是恐惧。如果一个社会,人普遍地陷入到一个恐惧的状态,这个社会一定是不宽厚的,一定是充满着危机的。所以我想说的是,怎么样呵护暴露出来的赤裸的生命,是我们在思想、理论和现实实践中最重要的挑战。现代人真正遗忘对死亡的思考,因为我们前面说到只是在自我保全,自我安全的状态下来理解和认识我们自己,但是我们并没有像以往的人那样,或者像那些最重要的思想家提醒我们那样,我们真正如何应该面对生死问题。
弗洛伊德曾讲过,我们对于死亡的遗忘,恰恰使我们遗忘了生命的驱动力。对于死亡的理解,完全不能只局限在个体的心理、个体的想象和个体的经验感受上,只有回到与我们相关联的生命史、政治与社会的文明史,以及神圣存在的领域中,我们才能对死亡问题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理解,我们才能真正面对死亡。同样,海德格也讲过,以往形而上学的最大问题,就是对于死亡全然漠视,没有理解,没有体悟,没有存在论上的把握。也许,疫情危机的真正时刻,正是对已有的人性预设的挑战时刻,这是一次警告,也是一次棒喝。
从中国的角度来讲也如此,我们历史上曾经对关于生与死、天命与无常等问题有着及其丰富的思考,在今天的危机时刻,这些认识和讨论并没有充分展现在大家面前,没有成为在极端情况下,我们重新进行生命反思的资源,没有成为我们重构自我认识的动力。人类社会中危险无处不在,以恐惧面对危险,以个体摆脱恐惧,只会让恐惧不断循环,让危险更加危险。
恐惧的传染与聚集:反向的社会作用
现代社会正因为有人的这种自我保存、自我安全的基本预设,才使得恐惧更加容易传染,更加容易集聚,并产生强大的反向社会作用。为什么?因为我们对人的这种设定,对人性的狭隘理解以及基于此对生活和危机的体悟,限制住了我们对这些问题整体的把握。自然永远不会束手就擒,我们必须抓住这样的机会,在学理上、在经验上,在有关人性和自然、在社会、政治甚至宗教上全面做出反省,重新回到历史、回到经典,才能去体会和认识这样深刻刺骨的问题。
人的恐惧就是生命的梦魇,会加速人的死亡,加速社会的危机。人在无限的想象中已经死过很多次了,而且未来还会不断死去。恐惧比病毒的扩散要迅猛得多,而且始终伴随着人们,不会消失。如何走出恐惧,才是在这个剧变时代我们面临的更为深刻的问题。如果我们仍然只以个体来面对整个世界寻求获得生命的保全,如果我们不能超出个体自我的范围来获得力量,危险就会永久侵袭我们。
肆 / 保卫生命与保卫社会
现代社会反映出了两个方面的重要特征:一是社会的传染性急剧加大,二是人在自我保存的基本原则下,很容易陷入到不安、焦虑和恐惧之中。并且,两者相互作用,产生出更大的恐慌潮流,从而对社会产生摧枯拉朽般的破坏力。这使得我们必须要反思,我们何以重回秩序,如何建造秩序,如何在风险之中重新找回我们自己,重新使社会回到一个正常运行的轨道上来。我们必须要讨论国家、社会乃至宗教和文化,对于危机时代有什么样的治理和重建作用。
按照查尔斯·蒂利的讲法,近代国家是在一个强大的资源动员、资本化的逻辑以及剧烈的国际竞争的环境里形成的。所以,它既有资源的调动、管理和生成的作用,同时也带有绝对主义的倾向,如安德森所说。不过,在这个巨大的国际竞争系统中,国家也会失去自己的目标,这不是查尔斯·蒂利讲的,是我的看法。
特别是当危机突如其来,这个全能国家既很容易明确自己的目标,又容易无所适从。为什么?因为一方面它有充分的资源调动能力,但另一方面则在以往的路径依赖中,不容易做出全面判断和即时反应。
所以我想说的是,如果国家面临两方面的问题,如果国家不能对于突如其来的情势做出充分认识和准确判断,就不能有的放矢地调动资源来解决这些问题。同样,如果国家仍然在一个国际竞争的世界里来理解自身定位的时候,也会错失自己的目标。只有在危机时刻,更能促使我们思考,什么是国家的原则,什么是国家的能力,什么是国家的根基。
国家主权中的生命意识
因此,整个近代的国家系统,其责任除了维护领土和安全,维持自身的文化和文明系统之外,就是照料人民的生命安全。所以,我们要把人民的生命安全、对生命的关照突出地理解为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准确的说,国家主权中的生命意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这种生命不仅是对于公民个体而言的,也是对于人们相互连带的生命状态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如何让人民摆脱恐惧的情感,依然在治理的范围之中。
所以我们说,国家主权中的生命意识,是一个整体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同样,在这样一种生命意识下,在突如其来的危机下,治理过程也会遇到突然的矛盾。国家必须在解救危机的情况下,充分地考虑到民间的反映,这种反映不只是各种意见、看法和观点上的潮流,也必须要考虑到民众恐惧心理的传染和传播机制。这些都是料理、照料生命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怎么样防范病毒的入侵和扩散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同样,如何防止恐惧的聚集和扩散,也是另外一个维度上的重要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信息的相互流通、知识和情感的相互疏通,如何解决效率与百姓安全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关键问题。
保卫社会的生命
国家主权的生命意识,表现在对于每一个普通公民的照料和尊重。这不是一些冰冷的统计数据。疫情中,我们都听到过一种说法:死了多少人,并不只意味着死了多少人,还意味着活生生的人死了多少次,至亲的家人死了多少次。每一个具体的生命,都带着他具体的生命价值和社会关联,都是一个具体发生的故事。但同样,我们也必须要清楚,那些已经死去的生命,会使现实里的多少人陷入到痛苦、悲伤和对死亡的恐惧之中。所有这些,都构成了生命意识最重要的内容。
国家治理必须要照料到现实、具体的生命,照料到身体和心灵的生命,也要照料到生命背后的那些故事、那些痛苦、那些危险,也必须照料到那些失去生命的传播效应。可怕的,是生命个体的死亡,更可怕的,是依然活着的人正在死亡,社会的生命受到威胁。
因此,在这个治理过程中,如何把握危机前端的征兆,如何在多重信息中做出判断,如何解决不同系统之间的平衡,是突破在危机状态下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之瓶颈的重要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信息、知识和心理的保障,在这个过程中有多么的重要。我们必须在保卫生命的同时要保卫社会,因为只有构建出丰富畅通的社会渠道,才能及时把握危机的征兆,才能及时的疏通和化解危机带来的恐惧,才能让国家和民众有充分的信心。
危机治理中的良好秩序,必须要靠联动机制来塑造,让行政部门做出有效的、积极的、准确的反应,发挥调动资源的能力,让专家及时提供合理的、准确的科学知识,以及保障安全的技术手段,让媒体和民间的公众,及时反应潜在的危险信息,在相互团结中塑造勇气,让知识分子和学者能够从人类历史和文明以及当下不同社会、不同文化中,对于生与死、对于人的存在和彼此关联、人的身体和心理等等提供充分的知识和智慧,提供心灵的慰藉。只有这样,才能在空前危险的状态下,构建一种人性和社会的平衡,而不是陷入到一种单一的孤立、怀疑和恐惧状态。
只有这样,恐惧才会得以释放和缓解,解救危机的政令才能通畅。只有民众的自我认识和历史认识得到普遍的提高,只有国家以及行政的部门能够从人性的角度,能够从人性复杂的构成面向,从那些我们曾经以往的历史经验和我们对于危机的现实性和超越性的思考中,才能找到解决现实危机的资源和德性。
我们可以说,在这方面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思考、态度和实践有很多的教益,他们并不是沦落成为一个局部专家的官员,也不只是只按照一成不变的思维来行使自己的公众责任,也不是公众意见的抱怨分子,也不像老百姓那样茫然无措。只有重返人性的理解,只有把民众的生命价值和生命意识始终放在第一位,只有为他们提供充分的心理支持和信息支持,才能真正找到解救危机的途径。
时刻为世界的巨变作准备
保卫生命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保卫生命并不只是身体的生命,医疗也不只是解救人身体的医疗。中国人讲,治身者为下,治心者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要从人的生命整体的构造的角度来理解这场瘟疫,理解这场危机。我们要由此为线索,而为时刻可能出现的危险做准备。
我们必须建设不同领域的人群所形成的联动机制,我们也要思考当生命面临威胁的时候,需要哪些呵护。这不只是在所谓科学意义上的身体和心理健康的呵护,还包括我们如何重造人们相互间的人伦关系,相互友爱的关怀,以及对人类的普遍同情,还有那些我们从不同的文化,甚至宗教中体现出来的信仰和对人的呵护。所有这些,都构成了我们思考这场危机,或今后面临危机最重要的力量来源。
所以我想说,我们必须时刻为世界的剧变做准备,我们的生活并不是只是通过常规的路径而塑造。如果把我们的生活连同人类曾经经历的历史文明拉开来看,整个世界的历史,很多时候或者绝大多数的时候都有可能是由变迁,甚至是剧变来构造的。我们若不从这样的角度做准备,我们才会真正遗失掉我们自己的生命。
伍 / 重建面向变迁的社会学:世界历史、社会系统和人性
从学术的角度来反思,我们必须重建面向变迁甚至剧变的社会学,必须重新塑造我们面向危险的,面向重大变化的学问。生于忧患,人类的历史无论从思想上,还是从经验上,很多的内涵都是从这些重大事件中获取的。
特别是在今天,当社会普遍产生一种传染的机制,当恐惧散布在世界各地,当不确定性始终伴随着我们,当偶然性不断从必然的秩序里突然出现的时候,我们必须重新回到世界历史的面向,重新回到社会构造的各个复杂的系统,重新回到人性的构造,去整体上检视我们真正经历到的生活。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遗忘,因为现代世界的特点,还在于我们遗忘的太快。即使我们有充分的技术手段,有大量的学者,有大量的信息系统去记载我们曾经发生的事情,但是事实上,我们遗忘的太快了。一旦疫情过去,一旦危机过去,我们似乎就回到了从前,我们似乎好像保全了自己的生命;但如果遗忘的太快,我们就不知道,也许更大的危机就会发生,就会降临。
将一切有关生命的历史和现实牢记下来,这是学者的责任,也是所有人真正面对自己生命应该做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