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者自在：刘华杰教授的生命体验与学术道路
田松
内容提要：刘华杰教授是中国新博物学的倡导者、实践者和理论家。文章介绍了刘华杰部分学术经历和学术思想，并讨论了其中的关联。包括：从科学主义到反科学主义的思想转变，在中国科学传播批判学派理论建构过程中的贡献（提出立场问题），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学术传播和实践应用，对现实世界的直接参与，尤其是新博物学的理论建构。
关键词：刘华杰，博物学，科学传播，反科学主义
最近几年，刘华杰教授日程很紧，档期很满。作为正在中国兴起的新博物学运动的倡导者、实践者和理论家，春暖花开之际，刘华杰一面驾着红色越野车遍山寻花，一面出入各地校园以及图书馆、科技馆，宣讲博物理念，传达博物情怀。
回想多年以前，我第一次见到刘华杰的场景，依稀昨日。那是1996年，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还在东门附近的化学楼里办公，某一日，在中心图书室里，一个小伙子抱着一个计算机主机走了进来，酷似当时中关村随处可见的兼容机装机师傅，有人指给我说，这是刘华杰。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华杰，也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但是不记得是否互相介绍了。
不久之后，在当时的博士生潘涛的介绍下，我与当时的刘华杰副教授正式相识了，开始了我们延续至今的友谊。在我们的学术朋友之中，我与华杰是相识最久，互动最多的。
写出1996这个年份，我才意识到，这是20年前的事儿了。
1. 迈过中线，从反伪科学到反科学主义
我刚认识华杰的时候，他还是一位科学主义者，虽然可能已经开始“弱”了。这应该也是我们大多数人的状态。我们都曾受过专业的科学训练，自认为知道什么是科学，也知道什么是科学精神。因而，我们觉得自己有能力断定真伪，理直气壮地批判被我们称之为“伪科学”的东西。
当然，华杰更有“战斗”精神。华杰自陈，直到博士毕业，他都是“坚定的科学主义者”。从1988年起，对于水变油、耳朵认字、沈昌神功、宇宙全息统一论以及特异功能之类的“伪科学”活动，华杰撰写了大量文章，予以批驳。 [2] 2000年11月28日，他还获得了“第二届反伪科学突出贡献奖” [3]，奖金一万元。
就在这一年，华杰还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反科学和伪科学的哲学和社会学研究”，不过，三年之后，在结题成果中，反科学和伪科学都不见了，变成了“类科学” [4]。在中国的语境中，“反科学”和“伪科学”具有明显的贬义，是一个扔给别人的标签，而没有人会认为自己从事的是“伪科学”。相反，那些被指称为从事伪科学活动的人，却大多在宣称，他们所从事的活动是科学——即使不被现在的科学共同体承认，也会是未来的科学。于是华杰采用了“类科学”这样一个相对中性的说法，来指称当初被他猛烈批判的对象。
其实，就在2000年，华杰的科学主义立场已经弱化了。在一篇小文章《什么是科学主义》 [5]中，华杰说，科学主义是个连续谱，而“弱科学主义有很多合理成分，我就持这种观点。”
从“坚定的科学主义者”到“弱科学主义者”，这段心路历程，华杰在《中国类科学》的导言中做了清楚的描述。对于科学，他从观众、啦啦队、裁判员，重新变成了观众。
与科学保持了距离，才看得清楚，看得超脱，甚至从反面去看，乃至迈过了中线，变成了一位“反科学主义者”。华杰“越陷越深”，此后不久，他提出，“伪科学是科学的一种”。此类行径被某位老一代科普作家称为“搅浑水”。反科学文化人搅混水，成了我们的一个典故。2006年5月1日，华杰在新浪博客贴出博文《我是怎样从一名科学主义者转变为一名反科学主义者的？》；2006年12月，华杰在“第三极书店”的一次公开讲座[6]中，对当年激进的反伪科学表示了歉意；2009年6月27日，华杰贴出博文《我为什么反科学》；2011年3月27日，华杰在科学网上悍然发出博文《真科学比伪科学危害大》。 [7]
2000年前后，我们的很多朋友都经历了类似的转变。 [8] 我们戏称“迈过中线”。线的两面是对科学的不同态度。我们公认，江晓原教授迈过中性的标志是他的文章《科学本身可不可以被研究》 [9]，而华杰明确地迈过中线，大约要以2003年的《论科普的三种不同立场》 [10]为标志。
2002年12月，在江晓原教授倡导和组织下，京沪两地部分从事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的学者在上海聚会，举办了首届科学文化学术研讨会，会后以集体笔名发表了《对科学文化的若干认识——首届科学文化研讨会学术宣言》 [11]，一时引起巨大争议。批评者称其为“反科学宣言”，我们也被称为“反科学文化人”。回顾起来，这个宣言可以作为“中国的科学文化学派”诞生的标志，也是中国“反科学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成果。即使在今天看，这个宣言之中对科学主义的界定，仍然是比较全面，比较完整的，所以我至今还在使用。
在这个运动的过程中，华杰贡献了一些特别的表述方式，比如“缺省配置”，比如“阶”，这些术语具有很强的描述力和表现力，用起来极为顺手，有力，很快就流行起来，成为我们的行话。
在首届科学文化会议期间，一天晚上，“反科学文化人”聚集在一个咖啡馆里，闲聊中，华杰突然说了一句：“科学主义是我们的缺省配置”。此话如醍醐灌顶，让很多观点一下子明晰起来。“缺省配置”原是计算机术语，指计算机出厂时默认的配置，比如窗口的颜色、字号的大小、字体的设置等，用户一开机就能看到的那些配置。虽然，其中每一项都是可以修改的，但是大多数人，或者不知道可以改，或者知道了而懒得改。我们的中小学教育，就是对我们的大脑进行格式化，进行缺省配置的过程。在我们经过了中小学教育之后，科学主义就已经天然地存在于我们的思想之中了。华杰的这个描述格外精准。 [12]
同时，利用华杰这个表述，还可以说清楚另外一件事儿。我们反科学主义，反省的对象首先是我们自己；我们批判的，首先是我们自己头脑中的科学主义。我们首先是自我反省，而不是去批判别人。即使仍然作为科学主义者，也是自知的、并且能够自省的，乃至于可以判断自己在科学主义-反科学主义谱系中的位置。是首先以自己为靶子，还是直接以别人为靶子，这也可以作为区分“我们”与另外一些观点相似者的标志。
记得当时在场的还有江晓原、刘兵、吴国盛、韩建民、潘涛、王一方、王洪波、黄明雨等人。那一晚还有另外两个成果，一是对江晓原教授精神状态的归纳“原有二球，尚能持否”；二是总结了一个打油诗，概括我们的主张：“适度讲科学，凡事别做绝，工作凭兴趣，生活重感觉。”
现在我们普遍采用的“阶”的说法，也是从华杰引入的。2001年，华杰出版了一部自选集《一点二阶立场》 [13]，书名耐人琢磨。“阶”是一个逻辑学概念，华杰借用来表示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层次。如果把直接以大自然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活动叫做一阶研究；则以科学活动和科学家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活动，比如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就是二阶研究；以此类推，以科学史为研究对象比如科学编史学，就可以算作三阶研究。华杰这本书有两种句读方式，一种是“一点儿”二阶立场，这是一种自谦，表明自己的研究是二阶的，不过只有一点儿。另一种是“一点二”（1.2）阶立场，这同样也是自谦，表明自己的研究虽然比一阶高一点儿，但还不够二阶。
在我看来，这两种方式都很恰当。实际上，华杰是我们的同行朋友之中，少数能够进行一阶科学研究的人。对于非线性科学、对于他现在致力于的博物学，我们其他人基本上只能进行二阶研究，从哲学、历史和社会学的角度加以阐发和分析。而华杰则可以两面开弓，游刃于一阶和二阶之间。
关于反科学主义，我们最初的观点很明确，阐释得也很明确，我们反的是“科学主义”，而不是“科学”。但是，某些人坚持认为，我们只是打着“反‘科学主义’”的幌子，行的是“‘反科学’的主义”之实。最初我还曾自辩，不过很快，就开始自称“反科学文化人”，也不再计较在哪儿断句了。因为，科学的神圣性已经被我们充分地消解了。刘华杰一开始也非常担心对手强加的“反科学”的污名，竭力辩白，声称自己不反科学。然而，这个自辩并没有什么用，“反科学”的帽子还是不断飞过来。作为一个天生的东北犟人，我非常能够理解华杰的逆反。曾经有人说他浮躁，华杰反唇相讥：你浮一个我看看？华杰做过一个诡辩式的话语分析：科学内部必须允许并且赞同反科学，并且唯有如此科学才能发展。华杰的搅混水功夫又派上了用场，他开始主动使用“反科学”的话语，他甚至认为“反科学”与“反思科学”确实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等同。2006年，在湖南张家界，华杰用antiscience注册了自己谷歌邮箱。有趣的是，在他本人不再在乎“反思科学”与“反科学”的区分并广泛使用antiscience@gmail.com这个信箱后，反而没什么人再指责他反科学了。
2. 立场分析与SSK，科学传播理论的重要转折
同样是在2000年前后，我们这些人不约而同地开始关注科普问题。实际上，我们都是传统科普的受益者，对于传统科普在1980年代中后期的迅速衰落感到痛心疾首，并且真诚地为之寻找原因，寻找出路。自然而然地，出于我们的专业立场，本能地把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的基本理论应用到中国的科普实践中去。这是中国科学传播批判学派的缘起。
科学传播这个说法最早是吴国盛在1999年10月17日香山科学史发展战略会议上提出的，作为科学普及的替代者。2000年，吴国盛和刘华杰先后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或接受采访，都强调了从科学普及向科学传播的转化。
用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的基本理论，尤其是从科学文化的角度衡量传统科普，立即发现传统科普的诸多问题。传统科普在理念上，具有强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书写心态上，居高临下地、单向地传播；在内容上，铺陈静态的、貌似“绝对正确的”的知识……。1990年代中期“第一推动丛书”问世，相比之下，传统科普难免显得陈旧、陈腐、粗糙、乏味。“第一推动丛书”这样的作品很像是我们以往说的科普，但是又不同于已有的那些科普。如何称谓它们，有两种对策，一是保留科学普及这个概念，为之填充新的内容；二是重新命名，提出一个新的概念，比如“科学传播”。两种策略各有优劣。旧概念众所能详，但新内容的填充需要时日；新概念直接对应新理念，鲜明准确，但是一个新词要深入人心，同样需要漫长的时间。我当时主张前者，觉得“科学传播”不像是一个容易传播的词。当然，吴国盛和刘华杰主张后者，并且很快付诸实践，于2001年成立了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
现在回过头来看，他们的策略是正确的。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在科学普及这个概念的后面，还有樊洪业先生后来所讲的更复杂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
科学传播是什么？科学传播在哪些方面有别于传统科普以及西方世界的公众理解科学（PUS）？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是科学传播概念被充实的过程，也是科学传播理论建构的过程。2003年10月，第二届科学文化学术研讨会之后，吴国盛以个人名义发表文章《科学传播与科学文化再思考》 [14]，把科学传播与传统科普分别对应于传播学和新闻学，把传播学引入进来。这是中国科学传播理论建构中的第一个台阶。
新概念毫无悬念地引起了争议，一部分老一代科普专家对于我等妄图以科学传播否定传统科普的狂妄之举表示反对。这时，一位前辈学者对我们的工作表示了支持。2004年1月，樊洪业先生在《科学时报》 [15]杨虚杰负责的“读书版”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16]，文章不长，但是提供全新了的维度。第一，科普理念，是从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中衍生出来的；第二，科普对象，定位于工农兵；第三，科普方针，须紧密结合生产实际需要；第四，科普体制，中央集权制之下的一元化组织结构。这篇文章大大地拓展了我们的研究思路。
一个月之后，华杰在《科学时报》发表《论科普的三种不同立场》 [17]，这是中国科学传播理论建构的第二个台阶。
在这篇文章里，刘华杰引入了立场分析，指出，传统科普是国家立场；公众理解科学是科学共同体立场，科学传播是公民立场。与此同时，不再认为传统科普、公众理解科学、科学传播是三个阶段，而认为是三种类型。文章虽短，但视角独特，观点鲜明，跳出原有的框架，把三种类型区分得清清楚楚。科学的普及和传播活动不是中性的，而是有立场的，进而，科学活动自身也是有立场的。
立场分析使得科学传播理论又多了一个维度，一下子丰满起来。此后，围绕公民立场，当时的研究生周祥写了一篇文章，对公民立场的科学传播的可操作性提出了质疑。我对此做了回应，公民立场何以可能 [18]。进而，提出了“为什么”的问题 [19]。
华杰之所以提出立场问题，在我看来，直接的原因是樊洪业先生的启发，深层的原因是华杰对于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研究。1998年，华杰在美国访学期间，偶然接触到SSK，成为在中国最早介绍SSK的几位学者之一 [20]。华杰之迈过中线，依我之见，有两个重大的思想资源，一个是他博士论文研究的对象混沌理论 [21]；另一个就是SSK。
SSK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争议极多。直到今天，虽然SSK已经成为中国科学哲学领域必修课程，出现了大量研究文章，仍然是被误读最多的学术主张之一。那是因为，SSK的观念实在是过于非常前卫了。
科学哲学是有境界之分的。科学哲学的每一次重大理论突破，从逻辑实证主义到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再到库恩、费耶阿本德，都不仅是内容的扩展，还是境界上的提升。以我之见，目前境界最高的是SSK和科学实践哲学。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本质主义、绝对主义、实在论都固化在我们的缺省配置之中。所以中国学者会从直觉上抵触SSK，“相对主义”已经让人无法容忍了，竟然要“否定科学知识的客观性”？简直是荒谬！华杰本人对于SSK的理解，也是一波三折。最初也曾与大家一起批判，几年之后，才慢慢品出其中的高妙来。
突破在于，他终于悟到：布鲁尔的相对主义是逻辑自洽的，不存在矛盾，因而不存在通常人们所指责的逻辑缺陷 [22]。从此，SSK就成了华杰的基本方法，基本理念。并且，他的另外一个专项研究“混沌”也加入进来。比如，华杰用分形（fractal）的概念来描述SSK所讲的“科学”与“社会” [23]，“科学”与“社会”的界面是分形结构，社会不再是从外部以欧氏几何的方式覆盖、包裹着“科学”这一子系统。而是社会之中有科学，科学之中有社会，层层嵌套。在大科学时代，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的确都是复杂的分形嵌合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分形这个概念华杰也常常用到其它涉及两者关系的领域，非常具有描述力。
顾名思义，科学知识社会学讨论的是科学知识的社会学。很多人坚信，科学知识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对客观事物之客观规律的表述，科学知识总是会被人发现的，不是被牛顿发现，就是被马顿发现，而且无论被谁发现，都是一样的。但是，在SSK看来，科学知识是科学家生产出来的。无论科学知识怎样客观，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总是要由牛顿、马顿率先把它表述出来，然后，科学共同体予以接受，以某种形式公布出来，我们才知道有这个知识存在。这个过程，就是科学知识生产的过程。反过来再看这个过程，再看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就不会那么言之凿凿了。
科学传播需要有传播者，传播者构成一个共同体，就会有立场存在。把SSK的基本原理应用到传播上来，立场问题很容易会凸显出来。
多年之后，我在讨论科学共同体在工业社会中的角色时，也应用了这个原理。结论是自然的，科学知识的生产和传播，会受到生产者和传播者的影响。 [24]
中国的科学传播理论建构也好，“反科学主义”文化运动也好，科学的二阶研究学科群（文化研究和社会研究）都发挥了巨大的理论作用。
3. 塔内塔外
人在哲学系，如在象牙塔中。作为学者，我们永远都面对着三重世界：一是文本，一是社会现实，一是我们个人的生命体验。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排序方式。有些学者在象牙塔深处，眼中只有文本的世界。但是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我个人的生命体验，其次是社会现实，最后才是文本。所以在大多数时候，六经注我。我相信华杰与我有类似的看法。也许轻重有所不同，但是都关注社会现实，重视个体生命。
华杰之反伪科学，反科学主义，从事科学传播理论与实践，都是他关注社会现实的表现。
鲜为人知的是，华杰是第一个正式报道清华大学朱令铊中毒案的人。1994年底朱令两次中毒，一直无法确诊，直到1995年4月，她的中学同学，当时在北大力学系的贝志诚，联合其同宿舍同学蔡全清，利用互联网向全球求助，几天后确诊为铊中毒。在朱照宣、陈耀松教授的帮助下，刘华杰采访了蔡全清等人，在1995年6月9日《南方周末》头版显著位置发表《神奇的网上救助》 [25]，朱令案引起全国关注。
这是华杰早期从事的科学传播活动，他的报道并非就事论事，还敏锐地关注互联网的潜在影响力。这件事儿发生在我认识华杰之前，并未亲历。
朱令案至今仍未告破。
华杰还是最早介绍美国阿米什的中国知识分子之一 [26]。1999年，刘华杰在伊利诺伊访问期间，参观了当地的阿米什社区。在我看来，阿米什是全球范围内，唯一一个拒绝现代化并且成功了的案例。第二年，他发表一篇小文章《难忘阿米什》 [27]，引起很多反响。这件事儿也成为他自己反省现代化、思考文明问题的契机。在我对现代化的反思中，阿米什也是一个重要的启示和案例。
华杰是一个出色的学术组织者。
我把2005年称作中国的环境年。这一年里发生了诸多与环境相关的重大社会事件，其中时间延续最长，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年初开始的“敬畏自然”之争。2005年元旦刚过，《环球》半月刊发表了对何祚庥院士的采访，其中，何祚庥院士指出，“人类要敬畏大自然”这个口号是反科学的。几天后，《新京报》发表著名环保人士汪永晨的文章《敬畏自然不是反科学》，由此引发了一场长达半年之久的全面辩论，战火烧到各大报刊、门户网站，各界学者及普通公众都参与进来。新浪科技频道和文化频道分别开设了专门栏目。这场辩论相当于中国人的一场环境伦理的自我教育。
华杰非常敏锐，在2005年春节之前，组织苏贤贵、刘兵和我开展一场对话。华杰列出提纲，率先提问，我们几位通过电子邮件，逐一回应，互动。春节之后，一本小书就整理出来。按照华杰原初的构想，最迟三月份就能上市，直接参与到正在进行的辩论之中。遗憾的是，由于出版方的某些奇怪的原因 [28]，这本书到了当年五月份才印刷出来 [29]，并且迟迟不能上市。
华杰善于以这种方式与其他学者合作，共同关注并讨论一个话题。2009年，华杰就科学伦理问题，对我们专业的前辈学者中山大学张华夏教授进行访谈。在他的提问中，特别提到我当时的“偏激”之见，“科学从前是神学的婢女，现在是资本的帮凶。”张华夏竟然说“田松博士的观点是马克思的观点。” [30] 张华夏先生的这个回答，让我感到安慰与安全，时常被我引用。
华杰的访谈结果发给我和刘兵，我们分别作出了回应。张华夏教授又对我们的回应做了回应。往返了几个回合。最后，全部文稿发表在我们的同仁杂志《我们的科学文化》第五辑《伦理能不能管科学》 [31]之中。张华夏先生从我的观点中引申出八个问题，称之为“田松八问”，我借用当期轮值执行主编之权限，改成了“华夏八问”。第二年，张华夏先生的《现代科学与伦理世界》（第二版） [32]问世，增补了三分之一，其中包括与我们的对话，仍称“田松八问”。
客观上，华杰以这种方式“逼迫”我们面对这个问题，思考这个问题。我自己的观点在对话与回应中，得到磨砺。如果不是华杰的逼迫，我可能不会马上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也不会想到与张华夏老师直接对话。这个过程，很值得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加以分析。
华杰提出过一个概念“学妖”，这个概念被蒋劲松视为中国学者为科学社会学及科学传播领域贡献的最重要的原创性概念之一。学妖是指在科学活动中隐形的组织者，活跃在科学共同体内部，尤其是在科学共同体与其它共同体之间。华杰举例说，比如科学家就某一件事儿投票，投票结果看起来能够代表科学家共同的看法，至少是主流的看法。但是，华杰指出，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隐而不显，就是使这些专家来此投票的那个人或机构。这个角色，就是学妖。学妖很可能并不是科学家，甚至也不是一个具体的人。通过选择投票人，学妖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调控最后的结果。
换一个例子也许更容易理解学妖的角色。比如评选一个科学传播奖，当然需要由专家投票，但是，谁是有资格投票并且能够参加投票的专家呢？这不是专家自己决定的，而是这个活动的组织者决定的。
学妖本身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
根据华杰自己的理论，华杰本人也是一个学妖。我们与张华夏先生的对话，如果没有华杰的组织，根本就不会发生。此后，关于博物学，华杰也曾组织江晓原、刘兵和我进行了类似的讨论。我当时的回应文章是《博物学编史纲领的术法道——原创基于独立的问题》 [33]。
2009年11月27日，农业部下属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悄悄颁发了两种转基因水稻、一种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此事被绿色和平组织发现，顿时舆论哗然。2010年2月下旬的某一天，蒋高明、刘华杰等人来我家小聚，说到此事。本来大家只是表达了一下义愤，华杰郑重地说，咱们应该发表一个东西，表达一下我们的看法。
这个想法得到了我们的一致赞成。知识分子需要直接参与公共事务。当然，我们的主张都有我们各自的学理支持。商议之后，决定由蒋高明起草。此后，在稍大一点儿的范围内，经过几轮修改和讨论，最终定稿。遗憾的是，到3月8日左右定稿时，我们已经找不到纸媒能够正式发表了。当时正值两会，我们希望在两会结束之前能够发布出去。于是在3月10日，我们决定利用各自的博客，同时发布。
此后，我开始深度关注转基因问题。转基因问题也成为我的重要案例。
早在2005年，第四次科学文化会议期间，华杰曾经预言，我们（这些反科学文化人）会与科学共同体发生直接的冲突。几年之后，这个预言就应验了。
还有一件事情非常值得一提，这表现了华杰参与社会现实的勇气。在著名泌尿科大夫肖传国遭到拘留，住进看守所之后，华杰第一个在微博上表示，一旦肖传国入狱，他将前往探监。此后，我们在网络上开始了长达几个月的舆论战斗。并且，在五个半月之后，华杰、刘兵和我，第一时间迎接肖传国大夫重获自由 [34]。
4. 博物情怀
2012年5月26日，我参加了熊姣、徐保军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这是华杰的头两名博士生，一位研究约翰·雷，一位研究林奈，都是重要的博物学家。当时，华杰在夏威夷访学，尚未回国。答辩之后，我表示，我很荣幸，目睹了一个新范式的诞生。
几个月后，华杰从夏威夷回国。两年后，三卷本《檀岛花事》 [35]出版，后获得文津奖。
我曾给华杰之博物学作两个评语：从业余到专业，从癖好到学术。这话包含两层意思：在植物学-博物学领域，华杰以一个业余爱好者达到了专业水平；在华杰自己的专业科学史与科学哲学领域，华杰把个人癖好上升为学术归宿。
我在认识刘华杰的时候，就知道他对植物有特别的爱好，并且达到了专业水平。对于华北植物的辨识能力，即使把专业人士算上，他也能排上座次。他自己于21世纪之初就在网上建设了一个高清的植物图谱，有照片，有学名，华杰的植物图谱影响巨大。其中的图片常常被出版社盗用，还曾有一位大个子浦律师帮他打赢了多场官司，从几家出版社要来了若干补偿。
每次我们外出郊游的时候，华杰总是热心地教我们辨识植物。虽然每次记不住多少，这次学过的，下次就忘记，但是华杰一如既往，耐心如故。我们每次到外地开会，每次旅行，华杰都会起大早去观察植物，给植物照相。
认识植物的名字，这算是个什么本事呢？在2000年的时候，即使我们的朋友，也不过是把这看做华杰的一个可爱的癖好，不会认为这事儿有多么重要，更不会想到，这与我们的专业能有什么联系。
华杰至少在2001年就大声呼吁博物学了。在他2000年的文集《以科学的名义》中，还没有博物学的迹象；到了2001年的文集《一点二阶立场》，就有一个部分叫做“博物情怀”，其中收入的第一篇文章《从博物学的观点看》，十几年后，成了另一本文集的名字 [36]。
子曾经曰过：“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所以子还曰，“必也正名乎！”命名不仅关乎恰当准确的描述，还关乎合理性。沾花惹草，观花赏草，辨花识草，如果仅仅归结到植物学，还不能呈现它的意义。
在我们同龄的学术朋友中，吴国盛是一位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具有宏大视野的学者，他对于学术地图的整体把握，对于学术大势的分析和判断，常常给我重大的启发。2002年4月，我到北大哲学系跟随吴国盛教授作博士后研究，某次听吴老师的科学史大课，他说到科学有两个传统，数理科学和博物学。这个说法非常有描述力（“描述力”这个说法也出自吴国盛），一下子把两种不同的东西分开了。
刘华杰更早从吴国盛那里获得了这个说法。显然，博物学比植物学概念更大，更具有包容力，在中文的语境下，具有更丰富的内容。而且，从科学史的意义上，至少曾经与数理科学相提。如此一来，沾花惹草就获得了更高的价值。
在我们当下的主流话语中，数理科学更加高大上，博物学似乎只是粗浅的、不系统的知识，是为数理科学作准备的。从历史上看，博物学在达尔文时代到达了顶峰。而在上个世纪，生物学进入到分子层面之后，生物学已经从博物学变成了数理科学。并且事实上，博物学在当下高等教育的学科体系中，已经消失了。2010年，有人在华杰的博客下留言，说博物学家无非是“半吊子地质学家，半吊子生物学家，半吊子地理学家。什么都知道点，什么都知道的不深，最终沦为只博大不精深的‘知道分子’”。相信很多人会对这种看法深以为然。不过，事情也可以反过来看。我也可以说，现在大部分地质学家、生物学家、地理学家，都是一些未入门的博物学家，因为他们没有博物情怀。
谈情怀，常常是要被讽刺的。博物情怀，又算是个什么情怀？
在当下的儿童教育中，人们不觉得让孩子认识花草是一件正经事。家长更愿意让孩子背诵乘法口诀，背诵唐诗宋词。总而言之，对将来考试有用的东西。导致的结果是，现代人与自然的关系越来越远。在小区、在校园，人们每天经过路边的花草，但是不觉得有认识的必要，不觉得有关心的必要。失去了博物情怀，人如何能够热爱自然？基于数理科学的热爱自然，爱的不是自然本身，而是把自然当做资源。我曾经为《一点二阶立场》写过一篇书评，名曰《关心一片具体的叶子》。孔子强调读《诗》的意义，其一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不知道具体的名字，人对于自然就只能有抽象的热爱。在这个意义上，认识花花草草的名字，是人类重建人与自然的情感关联的第一步。工业文明与数理科学是相互加强的，生态文明则需要博物学。博物学是人类拯救灵魂的一条小路[37]。
它是一条路，当然只是一条小路。
虽然是一条小路，但毕竟是一条路。
一条古已有之的，一条可行的路。
2003年10月，我与华杰、刘兵前往广西南宁参加“东南亚人类学与科技人类学国际会议”。这次旅行意外地成为华杰事业的转折点。华杰多次对我说过，就是这次会上，他遇到了广西民族大学的黄世杰博士。小黄从事人类学，对蛊毒有专门的研究。黄世杰建议华杰，以后专攻博物学，把其它研究都放下，尤其是，当有人请你作讲座请你演讲时，只讲博物学。几句话令华杰猛醒。此后，他的研究迅速收敛，他招收的博士生全部集中到博物学方向上来。
到了今天，华杰和他的博士、硕士对博物学和博物学家的研究，已经蔚为大观。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学派。这个学派即使放到国际学界，也具有特殊的地位。
在西方主流学界，科学哲学对于博物学的研究依然稀少。科学史领域的博物学研究相比中国而言，总量要多出很多，但仍属少数。华杰学派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们身处哲学系，是从科学哲学进入科学史、文化史的，他们的工作内在地包含着对科学的反思、对文明的反思，以及对博物学本身的反思。在这个过程中，博物学的意义愈发得到彰显。
新博物学的呼吁已经历经十余年，在当今中国声势越来越壮。2013年，华杰以“西方博物学文化与公众生态意识”为题，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这意味着，华杰的工作已经得到了当下学术主流的认可。2015年，刘华杰组织了首届博物学论坛，商务印书馆决定出版期刊《中国博物学评论》，华杰当仁不让作为首任主编，这意味着新博物学在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个新的建制化开始了。
华杰对于博物学的最新理论贡献是提出了平行说：不再把博物学与数理科学并列，而是把博物学与科学本身并列。博物学与科学是平行的，没有直接关系，可以有交集，但是各自有各自的领域和范畴。就像文学与科学一样。
5. 生命体验与学术创见
身在高校，我的日常生活就是教书、读书、写书，这是我所喜欢的，而这样的事情竟然是我的职业，所以，我是一个幸运的人。我所写的是我的思考，我所讲的也是我相信、我喜欢的，所以，我是一个不分裂的人。这让我尤其感到幸运。
从这个角度衡量，华杰是一个更加幸运，更加幸福的人。
个人兴趣成为职业，职业成为事业，这并不容易。
我曾经在中央电视台作策划，起初，思如泉涌，仿佛有做不完的选题。但是，几个月之后，很多话题都说过了，开始觉得无话可说了。然而，周播的节目在那儿，每个星期必须琢磨出一个选题出来，把节目时间填上。这时，做节目首先不是有话要说，而是要完成任务。每当面临这种状态，工作就变成了被动的，就不那么有乐趣了。
在高校教书，我已经很少面临这种难堪的境地。虽然有时候，我希望能够无目的地看书，看闲书；而实际上，很多时候看书是为了备课，或者是为了某篇文章。但是毕竟，上课与写作是我愿意做的事儿。
华杰更加幸运的是，他的游山玩水，他的沾花惹草，都成了他学术的一部分。
棋手需要打谱，更需要实战，而实战是更重要的，因为他是棋手，他需要直接面对对手。当然，也可能会有一些围棋理论家，他们专心打谱，能够记住古往今来所有的棋局，每当某一位棋手走出某一步，他就能够说出来这一步的演化史——在以往谁与谁的哪一局里出现过，云云。在我们当下的学术体系中，学术得到了更多的重视，在人文领域，人们更多地关注文本。而我们这一伙人，似乎更愿意直接面对棋局。
我们直面生活本身，我们在生活着，同时也在思考我们的生活。至于理论，如同以往的棋谱一样，能够给我提供某些启示，而更重要的则是面对现实。只要走出那一步，就行了。也许这一步来自以往的文本，或者受到以往文本的启发，也许没有。
实际上，我常常遇到这样的学者，他们有很强的理论功底，但是我常常发现，他们的理论只是从概念到概念，从文本到文本，与现实世界相距甚远。他们是一些棋力很差的围棋理论家。
1980年代之后，中国学界与西方接轨，学会了各种西式学术规范，很多学者以用英文讨论西方学者提出的命题为荣。在当下的学术管理机制中，用英文发文章，发SCI文章，会获得更高的鼓励和奖励。久而久之，教育成了体育，学术成了竞技。围棋理论家大行其道，棋手则被视为没有学术含量。
2014年在哈佛见到孙小淳教授，他讲了一个故事。说见到了一位博士的实验报告，在实验目的一栏，那位博士写到：写一个实验报告。这个故事让我们哑然失笑。我们做过实验的人都知道，实验目的这一栏，要写为什么要做这个实验，比如测量某某量之类的。但是这位博士，把写一个报告当做了目的，那实在是因为，他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个实验，他对这个实验对于其所属学科的意义，对于现实世界的意义，没有思考过。
如果人文学者也把写一篇论文作为从事学术的目的，那就意味着，这位学者已经失去了最为基本的人文素养——对生活本身的思考。作为一个电视策划，我可以为了填充档期而绞尽脑汁地琢磨一个选题，我可以安慰自己说，这是工作，这是任务。但是，作为一个人文学者，如果我为了发表一篇文章而绞尽脑汁琢磨一个选题，我很难以同样的方式安慰自己。
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代表着不同的学术进路。华杰在很多领域提出过原创性的思想，如前面说过的，在科学文化领域的“科学主义缺省配置说”，在科学传播领域的立场分析，科学社会学的“学妖”概念，科学与社会界面的分形结构说，还有我没有来得及说的“科学负面效应的不对称说”。而在博物学领域，华杰则开辟了一个方向，建构了一个范式。这些思想首先来自于对现实世界的直接观察、描述和反思。当然，也来自文本，来自与其他学者及非学者的论战。
原创基于自己的问题。有自己的生命体验，有自己独立的对世界的观察，有自己的困惑，才有自己的问题，才有原创的学术。
我想，对于华杰而言，生命体验、现实世界与文本世界，三者已经达成了某种统一。
博物学意味着什么？它直接关联着华杰的生命体验，直接关联着现实世界；而且，它还直接关系到人类整体命运的思考。所以华杰说：看花就是做哲学！
2005年，我们在云南学会了一句云南话，“好在”。这个“在”，完全可以解读为存在主义和现象学的“在”。就是存在的“在”，就是生活本身。“好在”，就是好好地活着，就是安享此刻的生活。
中国古语还有“自在”一词，同样，非常现象学和存在主义，能够体现博物精神和博物情怀。
去年，华杰制作了几面旗子，上书“博物自在”！
博物者自在。
能博物者，自在。
（2017年4月3日,2017年4月5日,2017年4月9日,2017年4月16日,2017年4月28日,2017年7月24日，北京向阳小院）
注释：
[1] 田松，哲学博士，理学（科学史）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包括科学哲学、环境哲学、科学思想史、科学传播、文明研究等。本文受到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西方博物学文化与公众生态意识关系研究”（13&ZD067）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助”“博物价值与生态文明建设”（SKZZB2015044）的支持.
[2] 刘华杰，中国类科学——从哲学和社会学的观点看，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导言第3-4页.
[3] 此奖由广西《生活科学大观》、《小博士报》、《广西科技报》出资，与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共同创立的“反伪科学突出贡献奖”基金会颁发，第一届（1999年8月11日）的获奖人为于光远、何祚庥、龚育之、郭正谊、司马南.
[4] 结题成果为《中国类科学:从哲学和社会学的观点看》（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这是国内第一部对于“反科学”和“伪科学”的学术研究专著.
[5] 刘华杰，什么是科学主义，民主与科学，2000年第3期.
[6] 2006年12月20日，第三极通识讲座第21期，刘华杰主讲《圣殿骑士与科学文化的第三极》.
[7] 刘华杰的科学网博客。真科学比伪科学危害大，20110327，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22&do=blog&id=426928.
[8] 这与我们的理科出身以及我们从事的专业科学哲学和科学史有着直接关系。一个深受理科教育的人，是一个天然的科学主义者，我们的基本立场，大体上是朴素的肤浅的逻辑实证主义和本质主义。相信存在一个客观的外部世界，相信这个客观的外部世界存在一个客观的规律，那个规律可以被人所掌握，那个规律就是科学，掌握那个规律的人就是科学家，以及我们自己。同时，我们大体上也持一种单一单向的社会发展观，科学进步，社会就进步；反过来，社会要想进步，就必须发展科学。要发展科学，就必须反对伪科学。而我们从事的专业，对于科学的哲学和历史研究，要求我们与自己的研究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并且有所反思。而反思一旦起步，就很容易走到自己的反面。当初，某些人试图用理性来证明上帝的存在，其后果是，理性无法证明上帝存在，于是上帝死了。逻辑实证主义试图用理性来证明，科学是（绝对）正确的，是经过证实的，可靠的（客观的）规律，同样发现，理性做不到这一点。于是有波普尔的证伪说，科学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绝对真理，而是有待证伪的假说。此后的科学哲学，距离科学主义越来越远。科学哲学和科学史，都直接成为反科学主义的思想资源.
[9] 江晓原，科学本身可不可以被研究，文汇报，2003年1月26日.
[10] 刘华杰，论科普的三种不同立场，科学时报，2004年2月6日，B2版.
[11] 柯文慧：“对科学文化的若干认识：首届‘科学文化研讨会’学术宣言”，《中华读书报》，2002年12月25日。此文由田松、刘华杰、韩建民起草，江晓原定稿.
[12] 自然辩证法领域一位重量级学者误以为“缺省配置”是“缺损配置”，在多处作报告阐述他对反科学主义的反对。后来经胡新和等教授的沟通，他才明白信息时代几乎人人皆知的“缺省配置”概念本无贬义，是个极普通的词语。不过他还是对缺省配置这个比喻非常不满，认为这有可能影响人们对科学的信仰。这倒是可以理解，科学主义者怎会愿意被表述为有待升级的对象.
[13] 刘华杰，一点二阶立场，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
[14] 吴国盛，科学传播与科学文化再思考，中华读书报，2003年10月29日.
[15] 原名《中国科学报》，周刊；后扩版，为《科学时报》，每周三期；再后又复名《中国科学报》.
[16] 樊洪业，解读“传统科普”，科学时报，2004年1月9日.
[17] 刘华杰，论科普的三种不同立场，科学时报，2004年2月6日，B2版.
[18] 田松，公民立场何以可能（上）（下），科学时报，2004年3月5日，3月12日.
[19] 田松，科学传播，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年第2期.
[20] 另外几位是苏国勋、刘珺珺、李三虎等先生.
[21] 反科学主义的思想资源谱系极宽，甚至包括某些科学，比如量子力学、生态学、混沌理论（非线性科学）。认真学过混沌理论之后，就很难再相信牛顿范式数理科学所承诺的对于自然界的精准计算、预期和控制了。著名的蝴蝶效应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22] 刘华杰，相对主义优于绝对主义，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12期，第1-4页.
[23] 刘华杰，相对主义与理解SSK的一种分形模型，科学与社会，2015年，第5卷第4期，第43-61页.
[24] 田松，警惕科学家，读书，2014年第3期.
[25] 刘华杰，神奇的网上救助，南方周末，1995年6月9日.
[26] 另外一位是丁林.
[27] 刘华杰，难忘阿米什，中华读书报，2000年9月27日.
[28] 这个原因现在应该可以说了，据说是该社某领导发现书中对何祚庥院士提出了批评，他觉得不妥，但是又不便枪毙书稿，于是拖着。可见科学传播从来就不是中性的.
[29] 苏贤贵、田松、刘兵、刘华杰，敬畏自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
[30] 江晓原、刘兵主编，伦理能不能管科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3页.
[31] 江晓原、刘兵主编，伦理能不能管科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
[32] 张华夏，现代科学与伦理世界（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
[33] 江晓原、刘兵主编，好的归博物，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
[34] 社会上至今仍然在流传所谓“肖传国十万雇凶”，很多人在此基础之上对肖大夫进行各种评价，并至今深信不疑。但此事诸多蹊跷，姑且不论。单从石景山法院的判决书上看，“十万”与“雇凶”都不存在。肖传国的责任是对于亲戚主动要求暴打某人之动议，没有给予阻止。另外，需要普及的法律概念是，肖传国被判的是“拘役”，并非“徒刑”，所以并未入狱，也谈不上刑满释放。肖传国被惩罚的罪名是“寻衅滋事”，不符合本案要件。肖传国律师高子程认为，此案属于打架斗殴，两方之伤都够不上刑事犯罪。肖传国认为，此案是由周永康指令公安部督办的，法院只能找个名目来判他。但是后来，这个罪名成了一个口袋，不断被应用，则是后话.
[35] 刘华杰，檀岛花事，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第一版.
[36] 刘华杰，从博物的观点看，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6年3月第一版.
[37] 田松，博物学，人类拯救灵魂的一条小路，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第50-5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