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前的燕京学派专题里，我们回顾了瞿同祖先生法制史研究的诸多面向。本期我们节选的杨开道、吴文藻和费孝通三位先生的论述，代表了燕京社会学对社区调查传统的重要思考，读者于此可一窥燕京学派社区调查传统内在发展的理路。

燕京学派的社区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1929至1937年间，许世廉、杨开道等燕大社会学系第一批华人学者，在北京北郊清河镇一带所主持的系列调查开启了这一传统。早期燕京学派将科学的社会调查视为政治治理-维持社会道德和国家财政-的技艺，因此尤为重视园艺学调查和定量研究方法；另一方面，清河调查也从二十年代美国农村社会学（如Galpin）中借鉴了人文生态学方法，用政区、集市、村落三者定义了社区边界，并以此为起点探寻中国现代农村社会组织团结的机理以及中国现代变迁的动力。此后，提出“社会学中国化”的吴文藻也非常重视辨析“社区”内涵的传统并将之延续至杨庆堃、费孝通等燕京社会学第二代学者的方法论探索中。在融合人文生态学和功能论的基础上，吴文藻拓展了“社区”的外延，以社会类型来把握中国社会总体，并把早期调查对象由农村社区扩展至城市社区和非汉族群社区。由此，社区研究对社会变迁的刻画即通过社区类型的比较研究，揭示社区裂变及社区类型之间过渡、转化的条件。这个推进的过程特别丰富了早期清河调查中对 “交换”、“竞争”机制的理解，如交通、市场和金融流通、劳工流动等。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社区研究不再停留于园艺学层面上的物质调查，而是立足于将“社区”视为一个总体系统，揭示器物与制度、精神、风俗间的辩证关系；同时也放弃了早期燕京学派社会组织建设的西化路线，力求开掘中国文明传统与现代性调和的可能性。费孝通对禄村土地制度的考察呈现了土地市场背后整体的制度化背景，并基于与江村调查的比较，揭示中国传统农村社区裂解的机制逻辑，可视为吴文藻的社区调查方法的具体运用。同时，禄村调查也隐含了对早期清河调查，以及作为国家治理术的定量研究（如四十年代国民政府行政院的土地调查）的批评，特别是这些调查基于美国农村土地占有关系而对中国农村地权所做出的错误理解；但就中国小农经济现代转型的社会政策探索上，禄村调查仍然继承了早期燕京学派的社会组织化路径，即利用中国传统农村中的劳动惯习进行区域间的分工合作，从而实现小农制下的农业规模经营效应。

《农村调查》绪论

文 | 杨开道

杨开道先生

一、农村社会的研究

我们无论是讲农民土地问题，农民生计问题，农民运动问题，农民合作问题，农民自治问题，以及其他一切和农民有关的问题，我们要认清我们最后的目的，是农民生活的改良。农民生活合起来是整个的，分开来是多面的，所以无论哪一种农民问题，只是农民生活问题的一部或是一面。但是农民生活是多么一个抽象的概念，一个笼统的东西，改良中国农民生活，改良江苏农民生活，空空洞洞的，笼笼统统的从那里说起？要是一个一个农民，一个一个农家的去研究，去改良，又未免太支离破碎，偏到另一方面去了。所以我们无论是研究农民生活，改良农民生活，一定要有一个大小适中的单位，那便是农村社会。农村社会是由许多邻近的农民组织成功的：他们有学校，有保卫，有自治，以及其他的社会组织，社会活动，是一种最小的地方共同社会。在一个小小的区域里面，他们的农民用它们自己的人力和财力，去求谋共同事业的发展，共同幸福的增进。人是社会的动物，世界是社会的世界，一个人不能单独解决他自己的问题，一定要联络许多邻近的人，同类的人，共同去工作，才能够达到改良的目的。农村社会便是那样一种组织，由许多邻近的农民，同类的农民，联络起来，去解决他们一切政治上，教育上，经济上，卫生上……以及其他一切共同有关的问题。我们要改良农民生活，必要从农村社会下手；不了解农村社会，又怎么样去下手呢！

1928年，杨开道在洛克菲勒基金会（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资助下开始主持河北清河镇调查。这是燕京大学社会学从事社区研究，并将之与社会改良事业结合起来的开端。两年后，许仕廉和杨开道一起，将清河镇的社会调查扩大为燕大社会学系主持的“清河试验区”，逐步将清河镇周围四十村纳入，开展农村小额贷款、妇女儿童工作等复兴乡村经济和社会的计划。在创办试验区的同时，杨开道与许仕廉合作完成《清河——一个社会学的分析》（Ching Ho: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了解农村社会的方法有三个：一个是历史的方法，去了解过去的农村社会；一个是单例的方法（Case Method）；一个是调查的方法（Survey Method），都是去了解现在的农村社会。历史方法是从文字的记录，古代的遗物遗迹，去搜寻历史上的事实，去解释历史上的因果，去推求历史上的原则。关于历史的记录和遗物不算很多，解释寻求的工作，也是非常的困难。研究农村社会的人们，非有史学的方法，不容易从这一方面入手。个例研究是去研究一两个例子，从他们的里面，寻求出相当的原理来。不过一两个例子的研究，是非常危险的，他们不见得是常例，所以他们里面找出来的道理，也不见得是常理。一定要到许多个别例子去研究，看他们的情形是否相同。要是他们里面的情形都差不多，我们可以知道例是常例，理是常理。相同的例子越多，我们的道理越靠得住。从许多例子去推求原理，便是调查的方法。调查方法和个例方法的不同，就是在例子的多少，一两个例子便是个例方法，几十百个例子便是调查方法，几千万个例子便是完善的调查方法。换一句话说，调查方法就是个例方法的总和，许多的个例，变成了调查的通例。不过个例研究的时候，因为例子很少，我们可以多下一点贡赋；调查研究的时候，例子太多了，我们只能研究一两部分或是一两方面。除了这种狭小的，深切的调查研究以外，还有一种普通调查，把一个农村里面的各个部分方面，都调查清楚，预备作改良农村的基础，名虽为调查而实际同隔离研究相差不远，也是我们作农村研究的人所不可不认清的。

杨开道《农村调查》，世界书局，1931年

二  农村社会的调查

农村社会调查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学理的研究，一个是改良的根据；农村社会学者要的是学理研究，农村社会领袖要的是实地改良。本书因为应双方需求起见，对于两种调查的办法，都有相当的注意，使读过本书的读者，不唯知道怎么样做学理的调查，并且知道怎么样去作实用的调查。

农村调查是社会调查的一种，假使我们知道社会调查的意义，便自然了解农村调查的意义，因为农村调查只是社会调查应用在农村社会里面。亚罗罗维西Aronovici在他的《社会调查》书中说：“社会调查是去记载地方社会里面各种有关系的重要因子，其目光在预备充分的材料，图谋合理的计划，和建设的社会改革的实现。”他的研究单位是地方社会Community，他的研究范围是各种因子，他的研究目的是社会改革，所以正好代表各种实用的社会调查。墨克克林列汉女士的定义，也是指实用调查，她说：“社会调查是去研求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能力，以及他们两个彼此的的关系。”卜劳老Brunner的定义，便有一点学理研究的意味，他说：“社会调查是去收集一个社会现象（social situation）的各种有密切关系的事实。” Social Situation译成社会现象，不十分妥当，因为他有一点社会情形的意思，不过社会情形那个名词也是不妥。他的定义没有地域的限制，不是一定在某一个地方社会里面，也不一定要各方面各因子的研究，随便那一种社会现象，社会情形，都是可以研究的。莫斯Morse的定义，比卜劳老更要清楚一点，显明的是一种学理的研究。他说：“社会调查是一种科学的，秩序的，肯定宗旨的方法，去分析一种社会现象（社会情形），一个社会问题或是一群社会人口。”在学理的调查，只向一两方面进行，没有地域的限制；在实用的调查，限定在一种地方社会——农村、市镇、省会——里面，四面八方都要顾到，这是这两种社会调查大不相同的地方。不过还有两个重要的概念，是两种社会调查共同必有的：一个是实地调查（Field Survey），亲身到要分析的地方去调查；一个是数量测量（Quantitative  Measurement），用肯定的数目，用测量社会的现象。当时只质的考察，调查的时候也是有的，甚至连历史的考察都有，不过他们只是社会调查的预备或是社会调查的附录品，不是社会调查的本身；社会调查的本身，只是数量的测量。

农村调查的实行，虽然是各处都有；农村调查的讨论，恐怕还是要推尊美国农学大师贝力博士L. H. Bailey。他无时无地，不鼓吹农村调查，不实行农村调查。在一八九〇年的时候，即已从事于纽约省西部园艺的调查；在一八九五的园艺推广报告里面，便正式承认园艺调查是园艺学的一种研究。以后在他的《国家与农民》（The State and the Farmer 1908），他们的乡村生活委员会报告，他的《乡村生活运动》（County Life Movement 1911），他的《纽约农村问题》（York State Rural Problems 1913），无处不鼓吹农村调查。他以为各种农村改良主张，各种农村改良办法，都有相当的价值。不过无论手段怎么样，运动怎么样，科学方法是要通用的。科学方法的第一步是去决定确切的事实，然后设法在这些事实上面下工夫。旁的工作是那么样，我们农村的工作也是那么样。我们要想改良农村，一定先要去寻求事实，寻求事实的方法，便是农村调查，农村调查是多么重要的一个工作！在《国家与农民》里面，他大声的说：每省的真正农业情形，应该有一个透彻的研究，省政府应该负责去提倡，农科大学应该负责去实行。这样的研究，假使有相当的人负责，在相当的时期内，细细的，慢慢的去进行，对于各种农村的问题，实有重大的贡献。”我们的政府呢！我们的农科大学呢！赶快起了担负这个重大的责任，树立农村改良的基础。在《乡村生活运动》里面，他又积极的主张，乡村生活情形和材料的收集，是万分的需要，因为在改良以前必需先有诊断；真确的诊断，没有充分的事实是不可能的。贝力博士主席的乡村生活委员会，也十分的看重农村调查。他们的报告里面说，现在的时机已经到了，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农业的财源。我们已经作了很久的地质调查，对于矿产加以研究。……我们现在应该知道各个农业区域的能力了，因为农业是我们殷富的基本，而农作又是一种地方事业。我们假使对于全国乡村不加以详细的研究，我们的乡村生活，也不能有永久、良好的发展。所以委员会建议在政府引导之下，作成一种周详计划，去研究各种农业生产，农民生活情形，使我们能知道我们的农业财源，并且供给农民以本地的知识。中央政府，省政府，农科大学，农村教育机关，农业团体，农业学者，大家合作起来，去从事那伟大的农业和农民生活的调查。

L. H. Bailey（1858.3.15-1954.12.25），美国园艺家和植物学家，被认为是农村社会学和农村新闻学之父（the father of rural sociology and rural journalism）。

贝力博士所实行的是学理的农村调查，单面调查（园艺的调查）。单面的农村调查，限于某一方面，而不限于某一个村。园艺调查也可以，农艺调查也可以，农场管理调查也可以，农民生活调查也可以。贝力博士所鼓吹的是全省的农村调查，各面的农村调查，预备做诊断的材料，改良的根据的。不过全省农业调查或是农村调查实在是太大、太泛；全省农业诊断，全省农业改良也是太笼统了。农业改良、农业诊断，一定要从一个一个小的农村下手。与其叫做全省农业调查，不如叫做地方农村调查，全省的农村调查。他以为农业上的调查工作，是去记录整个的情形，显示全部的真理。片面的，局部的调查，无论如何完美，总不能算是一种最优良的调查。我们一定要知道，要记录一个农村地方里面整个的基础，整个的情形。他讲的完全是实用的调查，周详的调查，不是学理的调查，精深的调查。学理调查，因为研究太专，地域太泛，所以多半只能作一次，不能时时重复。实用调查，一村的周详调查，可以每年举行一次，看一年来的进步，一年来的改变，并且预备下年度的计划，下年度的改革。我们现在总结这两种不同的农村调查：学理调查是局部的或是片面的，不限定在某一个区域，并且不易继续进行；实用调查是在一个农村社会里面，四面八方的去研究，找出地方的优点和缺点，去设法改进，最好是每年一次，或是每二三年一次。

*节选自杨开道《农村调查·第一章 绪论》,世界书局，1930，1-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