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之前的推送中，我们谈到了杨开道主持的清河调查开启了燕京学派社区研究传统。本期呈现的是他的中国乡约制度史研究，这一研究开辟了燕京学派中国社会史研究路径。杨开道的中国乡约制度史研究，其背景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民党训政时期倡导的地方自治改革。如何从中国乡治传统中找到现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基础，构成了杨开道乡约研究的问题起点。从学术史角度看，杨开道的乡约制度研究不仅与同时期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形成了潜在对话，且奠定了后来费孝通用“双轨政治”来分析中国政治治理机制的思想基础。从实践层面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燕大社会学系清河试验，以“大学”推动农村社会重组，可以说是将乡治精神贯彻于现代中国基层民主建设的一次历史性尝试。

本期节选了杨开道《乡约制度的研究》第一节和《中国乡约制度》第四章“吕氏乡约的分析”，读者可从中了解杨开道乡约研究的问题缘起，以及他从共同体概念出发对乡约组织制度的分析；此外，还有一篇费孝通《乡土重建》中的一节“基层行政的僵化”，其中对双轨政治的讨论可与杨文相参照。

乡约制度的研究·序言

文 | 杨开道

作者对于乡约制度的研究，并不是站在国学或史学的立场，而是站在乡治或村治的立场；因为作者只有社会科学的训练，而没有国学或者史学的素养，只注意历史上的乡治，而不注意乡治内的历史。乡治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从用礼的地官司徒，以及汉代的三老孝弟力田方面，已可略略窥见。村治自从山西宝行以后，至少在名义上已经普遍了全国，成为地方的基本政治。然而我们要想乡治（或村治）真能实施全国，一定要对于中外古今的乡治，有一种明确的了解，系统的研究，才能融合贯通，产生一个整体的理论。作者虽然对于现代的情形稍微了解，自治的学理略窥门径，然而对于中国古代的乡治，则未尝学问。所以发了一个宏愿，想在三五年以内，对于乡治的各部加以简短的研究。虽然是根基太浅，时间太短，不能有真正的贡献，然而亦可以作一个开路的先锋，使后来研究的人，可以得到一条比较平整的大道，作者的目的也不过如此。

乡治制度的内容，进展到了明代，已经包有保甲、乡约、里社、社学、社会五大部。保甲严密农村组织，乡约倡导农村道德，成为乡治的基础；里社代表宗教，社学代表教育，社会代表经济，表现农村地方的事业。现在的自治制度，里面所包含的事业，也只是这几种，不过名称上稍微现代化而已。这五种制度的里面，保甲和乡约的地位尤为重要，要是按照吕氏乡约的条款去做，恐怕乡约应该算作第一。所以有人说，乡约的意义，是“约一乡之人，而相与趋于社学，共趋于保甲，共趋于社学也”。（治乡三约自序）。其实到了明清以后，乡约保甲往往混为一谈，约正保长常有共同工作，乡约保甲的轻重，一来不必区别，二来也无从区别了。

清光绪年保甲登记表

乡约制度在周秦以后，唐宋以前，虽然也有类似的乡饮酒礼，然而实在是蓝田吕和叔先生所手创。这位手创乡约制度的吕和叔先生，假使没有朱子（朱熹）出来替他考证和提倡，乡约制度固然不会发达，就是乡约制度的真正作者，也不会有人知道的。因为吕氏乡约的主名，是他们的大哥晋伯（朱子作进伯），所以相传是晋伯作的；后来朱子在和叔文集中找出约文和其他问答书札，才知道和叔是乡约制度的创作者。自经朱子提倡以后，各处仿行的颇多，不过元代的里社里面，单把这个中心制度略去了。一直到了明朝，经太祖、成祖的提倡，以及名臣（如王阳明、吕新吾等）的实用，才成为乡治制度的精髓。清代各帝虽然也会极力提倡，然而成绩颇小。后来因为社会不安的原故，乡治工作多偏重于治安方面，保甲团练的发达，遂超过乡约而为乡治的骨干。光宣改革以后，乡政都探用新法，中国固有的乡约制度除了村公约那一点遗留以外，便完全失去了他的地位。乡约制度的是否可以复活，自然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作者也不是一定主张复活。不过私心以为农村道德方面，农民精神方面，不能不有相当的涵养。乡约制度在过去的这千把年里面（一〇七六到最近），对于农村道德和精神两方面当然也有相当的贡献，我们不能这个样子就把他抛弃了。所以从乡约制度的文献着想，从农村道德和精神着想，我们应该细细的去研究一番，或是可以用，或是没有用，总得有一个具体的答复。

这一次研究的结果，虽然难免没有冒昧的批评，然而不是具体的答复，只能算作最初的提议。希望研究乡治的同志，对于这个将死或是半死的乡约制度，多多加以研究，然后大家商妥，或是设法挽救，或是让他过去。本文的内容，主要的目的仍然在于历史上的乡治，而不在将来的乡治。讨论的程序，大约是先研究乡约制度的前驱——乡饮酒，然后归到乡约制度的起源，乡约制度的进展，以及乡约制度的衰落，最后再稍微加一点评语，作为全文的收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