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吴文藻先生对非汉族团的民族志倡议开始，燕京学派就开始了将社区研究的方法运用于边疆民族地区的尝试。这种尝试，主要是基于功能理论的基础，希望将民族志社会学发展得更为全面。吴文藻先生给费孝通和王同惠合著的《花篮瑶社会组织》的序言对此理念有明白的阐述，也最见他与学生之间同道而共情的缘分。1938年吴文藻离开燕大，在云南大学创建社会学系，在直面战时中国之现实的同时，又将燕京社会学研究中国边疆的理念前所未有地推进到第一线的田野工作中。燕京学派第二代中在边疆民族志中最有成就的两位学者，李安宅和林耀华，在西南后方的不同田野中，以非凡的毅力将燕京社会学的社会学民族志设想与甘南，川康地区的宗教与社会结合起来。李安宅将格鲁派重镇拉卜楞寺视为政区单位，佛寺和社区三位一体的结构，仍然可见早期燕京学派对社区边界的概念构造。在抗战时期的西南，出生于1910年代末的社会学子，在费孝通，林耀华等人的组织和亲身教导下，成为继承燕京社会学理想的第三代学人。
本期我们分别选取了吴文藻为《花篮瑶社会组织》撰写序言第三节、李安宅《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中“正月祈祷”一节以及田汝康《芒市边民的摆》中“社会结构”一章，以呈现燕京学派三代学人在边疆社区研究中的推进。本期亦是我们策划的“燕京社会学”系列专题的终篇，历经一学期每周末的推送，本周结束后将告一段落。
本专题得到许多师友支持，提供文章选目、负责按语编写，他们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田耕、凌鹏，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侯俊丹、杨清媚，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傅春晖等。我们在此谨对上述老师表示感谢，也感谢读者对本栏目的长期关注。稍后，我们会将本系列推送汇总起来，以俾读者了解燕京社会学之概观。敬请期待。
《花篮瑶社会组织》序言
（第三节）
文 | 吴文藻
末了，略述非汉族团的实地考察在社区研究上的特殊意义，以及此种实地考察对于中华民族国家前途的重要性。
先说考察非汉族团在社区研究上的意义：我们以为欲彻底明了中国现代社会的真相和全相，除了研究汉族在边陲的移民社区，在内地的农村社区，在沿海的都市社区和在海外的华侨社区外，必须迅速地同时研究中国境内各种非汉族团的地方社区；因为满、蒙、回、藏以及西南诸土著民族，均为构成中华民族的分子，在过去和现在，均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自应列入整个社区研究和国家建设计划范围之内。现在东北已非我有，西北则危在旦夕，我们势不得不从西南民族的实地考察做起。又若纯从实地考察的训练步骤来说，从西南民族做起，也有种种便利。譬如：
一、我们之所谓功能的研究，乃是以比较的观点为工具的。大凡一个人永远只在一种文化环境之下过活，很不容易得到一个比较的观点；如没有比较的观点，就不容易发现问题之所在，更谈不到深刻的分析。比较社会学家对于社会文化论所以能有独特的贡献，也就是因为这一点。所以我们若要训练一个实地研究员，使他获得比较的观点，莫如让他先去考察一个和他本族具有最悠久亦最深长的历史关系，而同时却仍保有他在体制上、语言上及文化上不同的特性的非汉族团。编者所拣定的广西象县东南乡的花篮瑶，便是这样一个非汉族团。他们而且单从花篮瑶的社会组织一方面来考察，这亦是社区研究唯一较好的方法。
《花篮瑶社会组织》书影
二、若就社会文化的复杂性而言，西南非汉族团所过的生活，自较其他非汉族团朴质而简单。在应用比较法以研究非汉族团的时候，必须是先从研究较简单的社区入手。在一个极简单的族团中，人口稀少，土地狭窄，生活技能鄙陋，因而在文化上，亦常呈一种较紧凑的现象。这种文化上高度的“有机的统一性”，非内地较大的村落社区所可比拟的。这种社会各部的相关性和一贯性，都可以由“局内观察”得来。我们看过这本花篮瑶的社会组织以后，就不能不承认该族社会组织的严密，文化搭配的细致。试一设想，这样的社会一旦陷入危机，不但族团内的各个人不能维持他原有的生活，便是整个社会亦将随之而动摇瓦解。例如本专刊内所述，由于外婚范围和村落组织不相调适，曾经引起婚姻停顿多年的事情。这种人性与社会组织间由相互影响而形成的局势，唯有在简单而紧凑的文化中，才会得到显著的表现。而用功能法来观察这样的社会形态，尤为莫大的便利。
研究非汉族团所得的材料，不但在学术上有极大的价值，就是在中华民族立国的基础上，亦将有它实际的效用。社会研究虽非专以应用为目的；而并非专为应用的研究，往往于无意之中，能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并且每一科学，在它草创的时候，如能适应国家及社会实际的急需，常能得到迅速发展的机会，所以实用性的研究是科学所不可忽视的。何况我国眼前所处的特殊环境，更需要吾人特别重视有关国家及社会最迫切的实际问题的研究。编者有鉴于应用人类学的重要，所以在末一章讨论族团间的关系时，曾暗示了边省政府对付“特种民族”应取何种政策的实际问题。兹专就这实际问题的重要性，稍加申释，以唤起国人的注意。
我们汉人都得承认，民国虽已成立25年，而离“汉族国家”建设完成之期尚远。在中国境内，许多非汉族团和汉族迄未打成一片，彼此常处于歧视的地位，在名义上虽为“五族共和”（西南诸土民族是弃之度外的），在事实上，各族间却远没有形成一个大一统的“族团意识”，这是无可掩饰的。在海禁未开以前，汉族在东亚大陆上，本处于领袖族团的地位，它拥有最多的人口，最大的领土和最高的文化。势力所及，在满清武力统治之下，形成了一个政治上的大帝国。当这“大帝国”的向心动向，尚没有把许多复杂分子在语言、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形成一个大族团单位的时候，已与欧美及日本等强有力的组团发生了直接的接触。在这接触日益密切的处境下，强邻因有扩张领土或霸占商场的野心，遂不惜利用我们各族间的隔膜，来分裂我们的国家，阻碍我们形成统一族团意识的进程。自外蒙独立、“满洲国”成立以来，四围的非汉族团，都已迅速的开始了离心的倾向，使我们本来希冀的各族一统的大事业，遇到了空前的险阻，而国内的民族问题亦一天一天的尖锐化了。
金秀县瑶族博物馆里陈列的“大瑶山团结公约”石牌
在这局势之下，虽已有了所谓“到边疆去”的运动，但是这运动还只是一个口号，一种希望。“到边疆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最困难的一点，即是我们根本不明了非汉族团的生活实况。在没有相当了解以前，侈言“到边疆去”“同化政策”……乃至“特种民族教育政策”，都是不切实际之谈，就以本专刊最后一章内所显示的大藤瑶山中族团关系复杂的情形来说，我们已可以知道边省长官在实行开化或特种教育政策时会引起怎样的一套纠纷的问题了。
普通说来，当一个低级文化与一个高级文化相遇的时候（这里所谓“高”“低”，系叙述的名词，并不包含价值观念在内），常常会发生几种实际问题，如人口问题、土地问题和宗教问题等。试以花篮瑶为例：第一，人口降落的现象，是很显明的（约在600年中，减少原有人口35%）。编者曾详述花篮瑶以及其他长毛瑶，自入山以后如何因土地限制而引起家庭破裂，又如何为预防家庭破裂而限制人口增加。将来如果研究其他正受或将受汉化的瑶族时，或者还会发生另一种现象，即是土人因为不能适应汉族移民所造成的新的社会环境，而逐渐灭绝。这就是澳、非、美洲土著族团与西洋文明接触以后所遭遇的窘境。
第二，土地问题的严重化。譬如上面所说的，因土地与人口不能维持均衡，人口于是降落。唯一补救之法，即是限制汉人入山耕地，多给他们保留耕种的土地。又如长毛瑶与过山瑶因移植先后的不同，而引起了地主与佃户间的阶级冲突。这种族团间的冲突，直接影响了族团结构本身。此种土地问题正在急邃的演进中，需要地方政府予以妥善解决。
第三，在文化形态上，反映了土地比例不相称时的一个征兆，便是巫术神话的发达。例如板瑶处于佃户的地位，常受地主长毛瑶的压迫，在物质世界既得不到满足，唯有从想像世界去求安慰，因而宗教美术的“精神文化”较为发达。据说，在长毛瑶中，如遇重大的疾病或事故发生时，要去请板瑶来招神问卦。这样可见足衣足食的长毛瑶也有仰求于他们的佃户的地方。这例子告诉我们：一个族团大多数人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上失调，因而呈现心理紧张状态的时候，就会在精神生活上来设法弥补，以求解脱的。这亦是已受近代文明影响的未开化民族中所常见的现象。
以上不过专就花篮瑶的范围随举数例而已，如在其他非汉族团中进行实地调查，亦会发现类似的问题的。由此可知政府当局在没有规定对付非汉民族的一般政策以前，在各民族中先须进行大量的社会学调查。同惠这本花篮瑶的社会组织研究专刊只是开了端绪罢了。这种实地研究专刊加多以后，可以增进我们对于非汉民族的实际生活的认识。有了充分的认识，再来规定初步的具体方案，然后逐步予以推行，随时加以修正，或者可以发生相当的实效，产生较合意的结果。广西当局励精图治，凡有兴举都开风气之先。这种果敢有为的精神，是值得为其他边省政府效法的。最后，甚愿乘此机会感谢广西省政府在过去一年间给予孝通、同惠在研究上的种种优待和便利！
1936年6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