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6日下午，许宏与何努两位考古学家，应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简称“文研院”）之邀，分别就二里头和陶寺两个遗址，进行了一场“最中国”之辩，在这场辩论式讲座中，考古文博学院孙庆伟教授担任主持，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等近数百位师生前往观“战”。

许宏和何努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先生现任社科院考古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著有《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等。何努先生则担任社科院考古所山西第二工作队队长、陶寺城址发掘领队，负责国家科技支撑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陶寺专项”等。

在开场介绍中，主持人播放了视频，视频中包括许多考古工作者在二里头和陶寺遗址的旧照片，以此视频向曾经和现在活跃在这两处遗址的考古人致敬。

那么在这两处遗址中，究竟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还是陶寺是“最初的中国”呢？两位学者接下来就此进行了陈述。

首先由许宏先生对“最早的中国”进行介绍。他在“邦国——王国——帝国”三大历史发展阶段的基础上，将中国上古史分为前中国阶段和中国阶段，前者为无中心的多元，后者为有中心的多元。然后在宏观历史中对二里头进行了定位，他认为二里头是中国历史从多元到一体的节点，玉石时代到青铜时代的节点，并且在诸多制度上开启了中国古代王朝文明的先河。

他指出，二里头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和双轮车车辙，发现了手工业作坊区、礼仪用青铜器等，还发现有“四合院”和多进院落宫室群、随葬奢侈品的墓葬，其遗址规模和遗迹现象，都表明它已经具备了王国气象。

二里头的文化在当时影响力很大，长江上中下游遍刮二里头风，各地选择性的向二里头看齐，以二里头为高、为大、为上。许宏先生对此举例加以说明，如玉器方面，云南地区发现有二里头风格的牙璋；青铜器方面，爵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一直贯穿中国历史，而最早的爵发现于二里头；建筑方面，大都无城、王室“四合院“的建制、城市沿中轴线布局，也都肇始于二里头。这些二里头文化向外辐射的迹象，显示了其中心地位。

基于以上，他认为二里头既具有国之气象，又处于中国从多元到一体的节点，其若干元素还被后世继承，故称之为“最早的中国”当无疑义。

接下来，由何努先生对“陶寺和最初的中国”进行了介绍。他认为考古学判断国家性质首先要研究都城的微观聚落形态，并提出确认都城遗址的七条标准。然后他依次介绍了陶寺遗址早期的墓地、早中晚三期的城址、宫城内的重要发现、下层贵族居住区、普通平民半地穴式房子、观象祭祀台、城北IVFJT1~3夯土基址、中期王族墓地、中期官僚墓葬、城址东南手工业作坊区、城址窖穴区的基本情况，并指出，到了陶寺晚期，其城墙、宫殿、王陵被破坏，体现出当时的政治报复行为。

在介绍观象祭祀台时，何努先生曾和天文学家进行过合作研究，通过实际模拟和天文计算，得到20个节令，说明以农业立本的陶寺，已经具备了依天文历法指导农事生产的核心软实力，其文明程度毋庸置疑。而且陶寺城址中有祭天的天坛和祭地的地坛，存在“四象限方以类聚”的现象，说明其城市建制体现了基本的宇宙观。

何努先生认为，陶寺作为一个国家，一定存在中央和地方的行政关系，他选择从驿站遗址入手从考古学上证明这种关系。从遗址本身看，他指出陶寺的驿站遗址规模较小，有灰坑和房子，并且灰坑没有发现生产工具，反而出土大量炊器和仓储器；从地理位置看，何努先生认为陶寺的驿站遗址位于侯马南部到陶寺的交通线上，认为这是我们判断陶寺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一个指示点。

在“中国”的问题上，何努先生认为“中国”之中应指“地中”的概念，他展示了陶寺中期22号王墓中发现的漆圭尺和游标玉琮，认为圭尺标示的夏至影长长度与文献记载的“地中”相符，游标玉琮与甲骨文卜辞“立中”相契，从而断定陶寺为“地中”。在此基础上，他以陶寺城址的地中所立中表为基点，分别按照陶寺城址所处纬度线和经度线，测量寻找到陶寺文化所处欧亚的东西两端点和南北两端点，找到了陶寺文化的东西南北四表。用数据论证了陶寺为“地中之都，中土之国”。

在互动过程中，许宏先生解释了在实际工作中如何确定二里头遗址的范围和面积。何努先生就圭尺和“立表测影”、陶寺为地中的“四表”理论进行了进一步阐释；并对李猛老师提出的驿站、陶寺礼器与后代礼制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说明。

在陶寺遗址和二里头遗址的讨论中，何努先生回答问题时提到，二里头是中原地区最早的王朝国家，它的文化突破了自己的文化圈，其文化因素辐射到了外埠；而陶寺是邦国，它的势力范围不可能跨区域。他承认二里头已经突破了陶寺的阶段，但指出我们不能用文化圈的大小作为判断国家与否的因素，而要从微观角度分析国家形成的各项要素，从这方面看，陶寺是符合国家的形成标准的。许宏先生则指出陶寺是邦国时代的顶峰和绝响，它有大邑而未成大国，其城圈几乎囊括了全民却没有发现王族墓地，却未发现铜器被作为墓葬高等级随葬品的迹象，它是一个兴旺发达小的政治实体，与后面的王朝文明形成鲜明对比。

在“最中国”的问题上，何努先生认为本初中国的概念在陶寺就形成了，只是这个概念后来被二里头发扬光大。而严志斌先生则倾向于二里头，他认为陶寺遗址是邦国之尾，而二里头是王权之初，并且特别指出玉钺在王权问题上的研究意义。邓小南老师则指出，怎么认识中国的概念和中国这个概念还是有很多差异，“中国”究竟是王朝形态，还是地理之中，这是一个概念的分异问题。

在考古学理念的互动交流中，李零教授提出跨界的问题，提出考古学研究不只是二重史证的延续，考古学家需要做很多慎重的工作，凭考古本身说话。渠敬东教授则认为，对早期文明形态的观察和研究，需要建立考古学和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以此支持整体学术的布局和研究。孙庆伟教授指出，考古学家应该思考如何把考古材料把材料消化掉以后，换成比较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模式传递信息给大众；如何把考古材料转化为史料，让考古学家们能够在史学研究上有更多的发言权。许宏先生提出，考古学擅长的是宜粗不宜细的长程回答，只有在学科内部做扎实、尽可能的把详实的考古学材料披露出来，才能让更多相关学科的研究者参与到考古学研究中来，他还指出，在二里头遗址夏商问题的争论中，为商还是为夏，更多的不是因为考古学材料的变化导致理论的转变，而是学术主流的转变导致理论的变化，但是主流的河东河西之变甚至做不到三十年，所以他不禁要问，哪一种主流观点更接近于史实呢？

最后孙庆伟教授总结道，考古学家应该不忘初心，承担起重建上古史的使命。考古学科应该做出一些于社会有益的事情，使得更多考古研究成果能被其他学科吸收，从而取得共同的进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