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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文研讲座62】维罗里:马基雅维利的共和式自由理论

发布时间:2017-11-06

2017年11月6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六十二期第二讲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主题为“马基雅维利的共和式自由理论”。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普林斯顿大学荣休教授毛里奇奥•维罗里(Maurizio Viroli)担任主讲,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段德敏担任主持。

讲座伊始,维罗里教授便指出,马基雅维利属于那种“其生活对于理解其政治思想至关重要”的思想家。作为一个爱国者,他曾声言“我爱我的祖国胜过我的灵魂”,就连写作也为了救赎国家。马基雅维利希望使佛罗伦萨获得自由,而此间“自由”的意涵则是共和主义式的。

 

 

维罗里教授首先阐明,马基雅维利著作中的“自由”即“不依赖于其他人”。需要注意的是,他并没有提到“压制”一词,也就是说,在言及“不自由”时,他并没有将其理解为他人的压制和直接的干预。而相对的,处于他人专断意志之下便意味着依赖,也就是不自由。进一步而言,具体在什么情况下会产生这种“依赖”呢?维罗里教授指出,君主统治之下便有依赖,其中的人们是不自由的。

那么,在何种条件的下人才算生活于自由之中呢?维罗里教授认为,马基雅维利给出的答案是共和政府。在共和政府下,主权归于公民,共同善(相较于在君主国和寡头制中)有可能抵御特殊的利益。而这也恰是马基雅维利在谈及人民时所持的观点。他认为,人民比君主更审慎、更稳健、更能作出合宜的判断,“人民的声音就如上帝的声音”一般。故此,若要自由,便应将权力蕴于法律之中,将最高权威置于公民而非少数寡头和君主手中实。关于这些,马基雅维利在《论李维》第二卷第二章中作了详尽的阐述。在共和国中,法律反映所有人的利益,共同善能够不为有权力者所挟持,个人能够不居于私人利益的控制之下,从而得以保障自由。

在此之后,维罗里教授转而阐述共和主义式自由的对立面——专制。《在论李维》第一卷第十章中,马基雅维利将宗教的创立者视为最值得称赞的人,共和国的奠立者其次。而与他们的所作所为相反者,也就是破坏宗教、推翻共和国的人则施行专制,也即自由的对立面。

接下来,维罗里教授讨论共和国采取何种类型的制度才最能维护共同善。他指出,马基雅维利对此的回应体现在《论李维》第一卷第二章。在这一章中,罗马共和国的混合政体受到推崇,被视为共和政府的最佳形式。在这种政府形式中,公民(多数)、贵族和行政官(类似于君主)占据一定的位置,从而使得一人的力量、少数的力量和多数的力量之间形成了制约,即三种原则都能得到展现。维罗里教授强调,马基雅维利绝非如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甚至几乎从未提及“民主”一词。在他看来,纯粹的民主制是错误,因此在唯一一次谈到雅典民主时也采取了批评的态度。梭伦将全部权力赋予雅典民众,但雅典的民主制仅维持了四十年;而采用混合政体的罗马共和国,却维系了四百年之久。维罗里教授提醒我们,虽然在今人看来,民主与共和已然被画上了等号,但这绝不是马基雅维利的观点。

 

 

维罗里教授指出,混合政体中三种力量之间相互提防和制约,但人民是自由的守护者,具有最后的决定权。对于捍卫自由而言,人民的权力最为重要,因为他们与贵族相比更不愿意侵害自由。权贵对于自由的威胁来自于他们害怕会失去已有财富。出于这种恐惧,他们会谋求更多的财富,从而便可能滥用权力及伴随而来的人民的报复。维罗里教授认为,马基雅维利深知“金钱即权力”,即通过用金钱施加恩惠可以获得荣誉和权力。不过,这是一种私人性的方式,是一种腐化,与之截然相对的则是公共性方式——通过为共同善作出贡献而获得荣誉与权力。故此,在《论李维》第一卷第五章中,马基雅维利强调要把对自由的卫护置于普通公民的手中,因为他们更加明智、更不具危险性。

维罗里教授称赞马基雅维利是一个思想上的勇敢者,同时,也正是这种勇气使得当今的政治理论家们持续对他进行关注和讨论。他勇敢地挑战了所处时代里最受尊崇的信念,其中之一便是“共和国若要优良便需保持和谐,也即是社会的和平与统一”。而马基雅维利作出了与这一信条截然相反的论断,他在《论李维》第一卷第四章中就写道,正是社会的冲突使得罗马共和国强大和自由。通过公民们的对立和反抗,法律得以体现全体罗马人的利益,如此,自由才能得到保障。当然,社会冲突的方式应主要体现为协商和争论,而非沦入内战。此外,社会冲突在一群人放弃协商而力求完全支配其他人时会变得危险。在这种时候,会出现两种情况,或者权贵摧毁人民的自由,或者人民摧毁权贵们的自由。马基雅维利认为,佛罗伦萨的派系冲突导致了后一结果。

接下来,维罗里教授接着讨论了马基雅维利思想中的“扩张”(expansion)。有些人控诉马基雅维利支持帝国主义式的扩张,但需要注意的是,他之所以对凯撒持批评立场,是因为在其治下罗马人的自由终结了。维罗里教授申明,马基雅维利以在《论李维》第二卷第四章中强调共和国要扩张领土,是出于共和国自身的弱小将导致它被征服的考量。不过,维罗里教授在比较了共和国的三种扩张方式后,认为现代人所应效仿的是古代托斯卡纳式,即若干独立、相邻的共和国结成一种没有支配的、平等的同盟。它们既没有被征服之虞,也不会贸然扩张,每个共和国都获得自由和尊严。

在处理完扩张问题之后,维罗里教授进入最为棘手的话题,即共和国的建立。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共和国的建立需要由奠基者或者领导者来实现。这种伟大的领导者也可被称为救赎者(redeemer),他把国家从压迫和腐化中解救出来,重新恢复自由以及自由的生活方式。虽然共和国在建立后需要将统治赋予多数,但奠基事业须为奠基者一人单独完成。

随后,维罗里教授讨论了宗教问题。宗教提供意义,因而共和国需要宗教。而当共和国的人民拥有同样的宗教信仰时,他们也就能更为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此外,宗教使公民更为良善,它所宣扬的价值也有利于共和国更好地抵御腐化。但是,何种宗教最能实现这些目的呢?马基雅维利在《论李维》第一卷第十二章对罗马教会进行了批评。他认为正是教会、教皇和教士们的“邪恶”导致意大利人缺乏真诚的信仰,从而使意大利缺失宗教。马基雅维利提出的解决之道是古代的基督教美德,即怜悯、同情之爱等,而这同样需要一个伟大的领导者来实现。马基雅维利写作《君主论》正是在吁求一个这样的救赎者,他能把国家从腐化、奴役和压迫之中解救出来。

 

 

提问环节,维罗里教授就以下问题进行解答,其中包括:霍布斯设想的主权者之下的自由与马基雅维利意义上的自由之间的区别、卢梭提出的公民宗教与马基雅维利关于宗教理解之间的殊异、马基雅维利将美第奇家族视作意大利可能的救赎者的原因、马基雅维利对于人民的评价与定位、领导者所具有的特质等等。

最后,维罗里教授强调以下观点:其一,在共和国的基础奠立之后,它的权力便是开放的,政治秩序从建立转向了维持,而这是理解公民自由的重要前提;其二,卢梭所要建立的宗教是完全的、新的宗教,而马基雅维利所要进行的则是改革现有宗教;其三,人民与环境关系密切,随着所处环境的变化,人民会展现出不同的特质;其四,好的领导者与好的人并非是一回事,好人要做好事,而好的领导者必须学会在必要时不做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