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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文研讲座88】赵刚:社会学的若干“先天不足”——从陈映真1960年的一篇小说谈起

发布时间:2018-06-12

2018年6月12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八十八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社会学的若干‘先天不足’——从陈映真1960年的一篇小说谈起”。文研院访问教授、台湾东海大学社会学系特聘教授赵刚主讲,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张慧瑜主持。

讲座开始前,张慧瑜助理教授简要介绍了赵刚教授的个人履历与时代背景,由此引出他的研究方向与学术成果。赵刚教授首先点出了讲座的中心内容:怎样才能使让台湾的社会学,乃至人文学科和整个台湾社会走出殖民困境。随后,赵刚教授从陈映真写于1960年的短篇小说《家》出发,分享了自己的阅读体悟与深入思考。

 

著名作家陈映真

 

赵刚教授表示,最初阅读这篇小说时,自己的感悟集中在主人公对父亲的批判以及对残存的父权、自己一度反感的竞争世界的屈服。但再次阅读之后,赵刚教授又对此产生了不同的理解:主人公在父亲的庇荫之下还有着中产知识青年的批判理想,而父亲的死使他失去了批判的余裕,只得选择与过去的自我切割;他颇有戏剧感地彩排并主持了自己与过去的告别仪式,并由此产生了内心的不安,以及针对不安自我生成的牺牲感和历史感。赵刚教授认为,陈映真对主体的虚无状态给予了相当的重视。

在解释两种不同体悟的产生时,赵刚教授归纳了陈映真独特的写作方式:他没有细致地描写主人公的心理变化,而是严格限制自己的观察角度,只对人物行动与细节进行刻画。因此,读者必须对小说主动进行挖掘。赵刚教授认为这是一种民主的小说写作方式。关于自己对《家》的第一种理解,赵刚教授将此归于典型的西方悲剧模式,其中包含了压迫、反抗与失败,主角的命运是被父权和冷战体制等巨大结构决定的。后一种解读则是陈映真尝试点出主体的“狡诈”——主体透过家这一仪式与平台,使自己重新参与到竞争体制之中,并将受害者的身份意识作为某种进入体制的终南捷径。

在赵刚教授看来,两种不同解读的关键在于主人公究竟是被压迫的客体,还是狡狯的主体。他表示自己更倾向于后者:陈映真利用小说说明了“主体参与压迫自己的体制的构筑”的过程。这属于社会认识论的方式——陈映真的书写从典型的西方模式中抽离开来,揭示了主体的脆弱、狡狯和自欺。赵刚教授认为,这样的小说能使读者从中体会到主体的鲜明脉动,是文学给予社会科学最宝贵的礼物。

接下来,赵刚教授进一步对台湾社会学的困境问题进行阐述。他指出,社会学在台湾是一门高度政治性的学科,一度为显学的社会学曾对台湾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台湾的社会学往往在反旧政权的社会运动热潮中成为显学,却在新政权当权,或面对质疑新政权的社会运动(如“红衫军”运动)中保持了沉默。赵刚教授认为,高度体制政治化与政治正确化会造成社会学门的“弱智化”,一些潜在规则成为社会学发展的障碍。战后台湾社会学的显学顶峰在2008到2016年间,尤其是在“太阳花”运动当中,参与者的自满和傲慢逐渐滑向虚无主义。赵刚教授指出,“太阳花”运动与社会学的内在亲近性在于对“压迫提纲”的共同遵守(“压迫提纲”包含压迫与反抗、加害与受害、结构与能动三组二元对立)。以这样的道德姿态对结构进行反抗,成了近些年来台湾社会学重要的精神内核。

对此,陈映真提出了不同的社会认识论与道德想象。他给予主体在社会情境中的核心位置,认为应当拒绝“主体处于弱势并被压迫”的简单前提,反对简单的悲剧英雄叙事,强调主体的反省与承担问题。作为左派,陈映真不否认社会中压迫与加害的存在,但他对善恶二元论的世界观持否定态度。赵刚教授指出,压迫与反抗、加害与被害的善恶二元对立恰是社会学与社会运动建立的前提。社会学需要明确主体在何时与何种情境下与体制形成共构。陈映真曾在小说中提出加害者与被害者锁链关系的“共犯结构”;赵刚教授认为,这个视野的缺乏是台湾社会学(尤其是显学时期)的“先天不足”。

而在讨论陈映真的主体哲学时,赵刚教授体会到了其与鲁迅的亲近性。赵刚教授具体介绍了陈映真所经历的的精神危机,并揭示了陈映真面对危机的解决方式。在后文革的绝望感中,陈映真反而找到了新的道路,使他心目中的祖国摆脱了狭隘的政党与政治定义,而指向广大的民族,避免了分离主义与虚无主义。就集体而言,赵刚教授指出,台湾的社会科学应当直面历史和文明。陈映真根本的问题意识不在于跟随西方的批判理论,讨论人的异化和主体性的消失,而是具体关注了第三世界如何反抗新殖民的问题。

面对社会学中的传统议题,赵刚教授提出看待传统的另一种可能:在新旧殖民主义的大背景之下理解传统。放到台湾问题上,旧殖民主义恰是被日本侵略者所否定的家、国、天下;在今天,被多元文化、同志运动、女性主义等制约的台湾社会学同样对传统持简单否定态度。赵刚教授认为,对传统的单向恶评也属于台湾社会学的若干“先天不足”之一。对此,赵刚教授提出了一系列现实问题:根据鲁迅的定义,受到西方左翼社会学影响的“太阳花小将”们究竟算是“伪士”还是“人民”;如果当今台湾社会学的显学是社会运动,而学者与“太阳花”分子在事实上认同左翼社会学,左翼在台湾又意味着什么?

随后,赵刚教授针对台湾社会学的左翼问题进行具体讨论。他区分了台湾的两种左翼传统:“老左/土左”和“洋左”。二者的关键差异在于对去殖民和统一问题的关注,但最核心的还是主体哲学问题。陈映真尝试通过“社会性质论”对台湾社会进行分析。在他的文学书写中,新旧殖民主义一直是更重要的主题。对陈映真而言,台湾社会学的左翼立场是先将自己从各种新旧殖民主义统治的他律状态之下解放,建立起自己的思想文化主体,如此才有第二序列政治议程的可能。而学院左翼和“太阳花小将”们显然没有这样的主体哲学立场,构成他们精神内核的实际是“反中”和再殖民。

 

主讲人赵刚教授

 

对比大陆同样存在的对西方理论的依附和自我殖民现象,赵刚教授提出两岸之间“双关怀”的期望。正如陈映真在以台湾为主体进行讨论时,同样关注大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问题,赵刚教授希望大陆能够在较大的文明体基础上,关注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一体性的原则与逻辑问题。他认为,台湾的社会学(包括“太阳花”运动中的左翼社会学)体现了着社会学的另外两个“先天不足”:对殖民体制的沉默,以及对人民这一范畴的无视。前者间接说明了台湾社会学缺少历史的维度,后者指代了对人民概念“有多无一”的拆解。赵刚教授又回到陈映真的文学创作当中,讨论他如何理解“家国天下”中人民的“一”。陈映真的社会认知论反对简单的善恶二元对立,其核心则是重新认识家、国、天下,但社会学对这三种构造流于无感和淡漠,转而关注市民社会这一社会学科意识形态的图像基础。

赵刚教授联系鲁迅和陈映真各自的文学作品,讨论了社会学中的宗教问题。现代性自由、平等、博爱等多种意向之下,许多社会学的议题反而被忽略和漠视。如法国社会学知识分子在讨论公民宗教议题时,并没有将同期的殖民现实包纳进对社会学的想象。社会学史的缺少也是台湾社会学的另一先天不足。赵刚教授又从陈映真父亲给儿子的留言进行阐发,说明陈映真对宗教在第三世界观中的具体理解,并细述了鲁迅有关信仰的相近论点。赵刚教授认为,对宗教、信仰尤其是非基督教的无知和鄙夷,对台湾社会学而言也是一种“先天不足”。他同样强调社会学重视“家”与“国”在社会认识论中的重要地位,理解“国”作为历史地理共同体与国家机器的区别;而家、国与天下的关系不能断裂。

简而言之,在陈映真的认识论中,非家国无以立,二者又恰是可能被殖民体制所破坏的;而在新殖民体制大美国秩序的软实力输出下(如同性恋崇拜、多元主义等概念),对平等权利的追求实际受到了制约。赵刚教授还分享了自己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理解,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应当对此有所思考。同时,他也希望学界能向常被不公正对待、事关人们安身立命的民间传统给予应有的重视。

在“台湾社会学如何走出殖民困境”的问题上,赵刚教授作出回应:台湾社会学对美国社会学亦步亦趋的现象十分严重,仅从西方或第三世界寻找反西方的要素无法真正达到反殖民的目的。他认为,反殖民的关键正是寻找被否定、被鄙夷的家园和故乡。因此,重新让主体在自己的家国站起来是反殖民的第一要义。赵刚教授将此关键归纳为“忠孝”,因为忠孝恰好是殖民者想要否定的。赵刚教授再度表达了重新构建两岸当代社会认识论的希冀,并希望中国能够树立起自己的人文科学的范式。

张慧瑜助理教授对赵刚教授讲座的核心内容进行归纳,并联系大陆社会学界近年的实际情况进行反思。讲座交流环节中,在回应基督教在台独运动中的角色问题时,赵刚教授介绍了台湾基督教的发展史,具体解释了基于历史形成的独特中国观对台湾政治局面的影响。最后,赵刚教授再次强调,陈映真主体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社会理论与社会理论者必备的道德性:思想者本身要勇于面对知识的各种作为与历史问题。由这种主体哲学立场延伸的社会认识论所要求的并非中国本位,而是回到自身真实的历史、限制与需求之中进行选择和扬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