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研讲座120

2019年4月11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二十期第一场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豫湘桂会战——二战的转折点”。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剑桥大学亚洲及中东研究学院教授方德万（Hans van de Ven）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奇生主持。

方德万（Hans van de Ven）教授

讲座正式开始前，邓小南院长向方德万教授颁发特邀访问教授聘书。随后，王奇生教授简要介绍了方德万教授的研究方向和学术兴趣——战争史在其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他提到，中国民间有着庞大的战争史研究爱好者群体，但国内学术界对战争史的研究较为滞后。王奇生教授希望能借此机会激励年轻学者更多地关注战争史。

接下来，方德万教授发言。在介绍本次讲座主题时，他表示，过去学界对抗战后期以及豫湘桂会战（即日军的“一号作战”）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不仅是中国，国外对抗日战争的研究也存在类似情况。因此，方德万教授希望各界能增加对抗战后期局势的了解。

邓小南院长向方德万教授颁发特邀访问教授聘书

接下来，方德万教授对豫湘桂会战始末以及各方面因素进行详细分析。他援引汪精卫1938年12月离开重庆时的报告指出，当时的汪精卫已经认为“继续抗战的结果是蒋介石与国民党政府的下台”。历史同样验证了这一点。方德万教授就此提出问题：什么时候可以明确地认为蒋介石在大陆的命运已经结束，并预测中国共产党的最终胜利？他认为可以将1944年的豫湘桂会战视作历史的重要转折点。

针对周锡瑞将1943年视作转折年份的观点，方德万教授认为，1943年的国民党政府确实一度达到名誉上的高峰。当时的国民政府取消了一些不平等条约，出版的《中国之命运》表明蒋介石对自己的未来仍抱有希望，胡宗南调集军队准备攻打延安，日方也对蒋当局较为重视。但情况在1944年之后发生了改变，一度重视蒋之作用的英、美、苏各国在处理日本投降问题时，并未给他太多参与的空间——这说明国民政府的地位在抗战后期快速衰落，也揭示了豫湘桂会战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方德万教授认为，1944年在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斗争之中也是很重要的一年。

据方德万教授介绍，“二战”概念是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处理战争赔款和条约等问题时，针对同时期一系列复杂的战争提出来的。其他各国也有相对应的概念，如中国的抗日战争，苏联的卫国战争，以及英、法所使用的“大战”一词。1948年，英国政府在进行战争史研究时决定采用“二战”概念。而在“二战”期间，唯一使用“世界大战”概念的是德国。方德万教授认为，西方所使用的“二战”概念将世界各地的复杂战争概括成了简单的反法西斯战争，忽略了国家和社会内部不同的性质和原因。他所著的《战争中之中国》正是希望把中国战场的真实情况介绍到英国。

豫湘桂会战中撤退的国民党军队

接下来，方德万教授介绍了战场的基本情况，并解释国民政府失败的原因。他指出，我们必须了解日军为什么要发动这场规模最大的陆上会战。当时的日军集中了五十万人和大量马匹，这意味着大量的后勤补给。同时，日军动员了大量的现代化武器，表明当时在中国战场进行的是一场现代化的战争。1944年，美国在中国建立了许多飞机场，其空军队伍受美国本土指挥，由中国出发轰炸日本——这些设施也成为日军最基本的作战目标。从日本资料可以看出，这场会战是由天皇批准进行的；早在1943年，日方参谋也已经开始制定作战计划。因此，豫湘桂会战是一场筹划已久的会战。

1938年后，在华日军基本停止大规模战争，转而对重庆进行空中轰炸，政治上建立新的地方政府并形成“联合政府”，汪精卫政府也是其中一部分。到了1943年，日军认为这种做法在中国战场不会成功，计划直取重庆、打败国民政府。随着美国的参战，日军失去海上优势，故需要打通大陆交通线，集合中国和东南亚陆上资源恢复军事力量，准备于1946年在太平洋战区实现反攻。当时的日本看出美英对消耗战争的恐惧，以“说服美英与其谈判”为目标，求取最大的胜利。因此，国际政治方面存在的问题也是日本发动这场战争的重要理由。

即将投入作战的国民党军队机枪手

随后，方德万教授详细介绍了豫湘桂战场和会战的几个阶段。河南是日军的第一个作战目标。1944年2月，日军集中军事力量从北向南行进，于4月17号渡过黄河。日军的武器优势在北方平原上较为突出，国军战场并未对日军造成很大障碍。日军于5月1日抵达郑州，并于5月9日占领京汉铁路，而这也是他们最重要的目标。期间在河南最重要的作战为洛阳会战。国军曾希望把日本的军队引到较远的大城市展开守卫战，再从各方面切断其后勤运输线，但这一计划最终没有成功。对于汤恩伯等人的败因，方德万教授认为，当时的河南十分贫困，大饥荒后军民矛盾激烈；同时，守军自身军心散漫、缺少战斗力，国民党当局不清楚日军动机和计划，也没有妥善准备应对日军的方案。

以长沙会战和衡阳会战为代表，豫湘桂会战的第二部分在湖南展开。方德万教授提到，湖南是兵源、粮食的重要基地，对国民政府而言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1944年会战开始前，日军曾以武汉为后勤基地三次进攻长沙，都被薛岳成功防御。而在豫湘桂会战期间，日军专门针对城市作战进行了训练，并调整了战线宽度以保护主力部队；而长沙方面缺少准备，部队士气不佳，且存在财政等多方面问题。方德万教授以岳麓山等地的战略布置为例，说明了当时国军部队调动、后勤、交通的不足。

衡阳建有一批美国空军飞机场，在豫湘桂会战中也是相当重要的战略目标。衡阳会战期间，国民政府作了大量宣传，认为衡阳相当于苏联的斯大林格勒，是组织反攻的良机。国军也对此进行了较好的战略准备，为保卫衡阳付出很多努力。国民政府内部围绕衡阳会战进行了一系列战略讨论。白崇禧等人认为不应迎战，要将军队退至广西一带；徐永昌则认为应当迎战，以确保其战略位置。

方德万教授将衡阳会战分为三个时期：第一阶段，日军进攻失败，国军稳定防御；日军第二次进攻失败，守军单方面认为已经成功，甚至开始庆祝胜利。东条英机面对政治危机亟需军事上的胜利，随即输送新的部队进攻衡阳，并最终取得成功。方德万教授认为，造成衡阳会战结果的原因较为复杂。衡阳守军的失败不只是因为日本在政治危机下加大了军事投入，史迪威选择利用美国空军支持缅甸战场而非衡阳战场，也部分导致了会战的最终结果。“一号作战”的结束不仅与日军方针的改变有关，还受到了美军对武汉进行轰炸的影响——这些轰炸实际是美军组织对日空袭的实验。

驻华美国空军的P51飞机

方德万教授分析了豫湘桂会战的其他后果，并把重心放在国共关系的政治层面。他将国共谈判的进程和豫湘桂会战联系起来：1943年对中共而言仍属于困难时期；1944年1月，毛泽东认为应当和国民党方面搞好关系，同意将共产党军队退至黄河以北，并承认国民党在苏区的统治。而在同年衡阳会战失败后，国民政府向中共作出承诺，战争结束后会立刻实现立宪政治，这对国民党而言是较大的转向；中共则相应提出了更多政治方面的要求。最后，方德万教授强调，从世界角度书写战争史时，应当注意“二战”性质在不同地区的差异，也就要求学者了解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

评议人王奇生教授与方德万教授在讲座中

随后，王奇生教授对方德万教授的讲座内容进行简要评议。他认为，豫湘桂会战的发动在蒋介石方面乃至中共的意料之外；而在美军无需借助中国基地即可直接轰炸日本本土的情况下，日军的战略目标也失去了意义。另一方面，方德万教授所说的“转折”也可以放在国共关系的层面。豫湘桂会战为中共提供了很好的发展机会，中共在抗战时期的创造性政策为后来打好了基础。此外，王奇生教授提到，衡阳会战期间国军最大的问题在于军队之间的协调性，空军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方德万教授对评议内容作出回应。他非常认可中共在当时的举措，指出八路军主要在抗战前期和最后两三年发展壮大，并充分利用了日军敌后的广阔空间。对于豫湘桂会战中暴露的国军问题，他提到，1944年的日本空军并未集中在豫湘桂战场。如果当时国军有优秀的空中作战力量，会战结果可能有所不同。对照国民政府内部存在的问题，延安整风则通过削减派系确保了军队的战斗力，并在会战期间将军队派至不同地区，为抗战结束后的进一步作战部署作好了准备。

最后，方德万教授和王奇生教授与在场听众进行了交流。在讨论粮食产区被日军占领所带来的影响时，方德万教授对抗战期间不同地区的经济状况进行了分析，并以荷兰为例，对照说明了两国沦陷区1945年的情况。他认为，欧洲被德国占领的地区和中国的日占区在某种情况下较为相似；英美作为战争的“胜利者”，基本没有被占领的经历，也因此缺少对战时社会的全面认识。王奇生教授则表示，“三光”政策在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体现，在双方军队反复争夺的地区实施得最为激进。

对于会战双方的胜败以及日军发动这场战争的主要目的，方德万教授进一步强调，从军事史的角度看，军事目标不仅是一场会战的胜利，战场的失败不意味着政治上的失败，研究者也不应分开政治和军事的关系。针对日本人史观所理解的对抗英美的“反帝国主义”战争，以及日本在二战前复制英国殖民模式的最终失败，方德万教授回顾了“二战”开始和结束的时间问题以及战时日本的殖民实践，并认为一个大帝国的建立和发展总会面临各种问题，英国乃至更早的荷兰、战后的美国在扩张过程中也存在许多血腥的暴力事件。此外，王奇生教授强调，抗战后期日军的战略重心已从进攻转向防守，不再将重庆作为主要的作战目标，而是为自己的退路作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