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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研论坛99】走近历史现场——陇东宁南地区的史地追索

发布时间:2019-09-15

                    

 

文研论坛 |第99

2019915日下午,北大文研论坛第九十九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走近历史现场——陇东宁南地区的史地追索。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孝聪,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韦正、副教授刘未,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马孟龙,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邱源媛,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付马、博士研究生于志霖发言。文研院院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邓小南出席并参与讨论,文研院院长助理韩笑主持本场论坛。

 

2018619-25日,文研院组织了历史学、历史地理、考古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对甘肃陇东地区进行综合考察,本次论坛即以考察团各位成员的考察见闻及学术心得为中心展开。

 

论坛开始,韩笑首先介绍了本次陇东宁南地区考察的基本情况。他表示,该地区具有丰厚的历史积累与极其重要、复杂的历史意义,希望在考察中通过借鉴不同学科的方法,走进历史空间,既领略跨学科的魅力,又运用各种知识与方法还原历史真实。

 

李零教授李零教授带来题为西北考察的报告。他表示,此次考察是故地重游,但依然收获颇丰。他首先将《汉书·地理志》中记载的北地郡19县重新排序,将考察行经地区与秦汉行政区划对应起来。之后,他向与会者分享了沿途所见的铭刻材料与祭祀遗址。李零教授对朝那鼎、宁县石家墓地出土铜印等文物上的铭文一一作出了释读,并发现其中大部分为秦物,另还有少许燕国、齐国之物。此外,一行人在考察途中还意外发现了一块汉北地郡瓦当,经释读,得知上面记载的乃是汉顺帝永建五年(公元130年)伐西戎事。关于祭祀遗址,李零教授着重提到了甘肃正宁要册湫出土的由亚驼文写成的诅楚文。亚驼诅楚文是金石学领域著名的秦诅楚文的三件石刻之一,另外两件分别为位于宁夏固原朝那湫的湫渊文和位于陕西凤翔开元寺东南的巫咸文——它们在内容上大同小异,只是祝告之神不同,诅楚文祭告的是大神亚驼。有学者认为亚驼滹沱,与汉安定呼池苑有关,曾经在灾年时被当作难民的安置场所。学界对滹沱河在古代所指有诸多猜测,李零教授认为,它或许就是泾河。此外,李零教授简要讲述了回中道、萧关和回中宫这三处古地名的地理位置。

 

亚驼诅楚文陇东宁南地区位于游牧与农耕文明的过渡地带,沿途城寨颇多,李孝聪教授经过对许多城寨的实地查访,带来题为北宋环庆路、泾源路城镇堡寨考察散记的报告,主要讲述环庆路(即马莲河流域)、泾源路(即葫芦河川、清水河流域)的宋代城寨的选址变化。首先是环庆路城寨的选址。从古至今,马莲河和环江河谷始终维系着连接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和关中的一条交通主道,秦最终从义渠手中夺取了此地;西汉在马莲河与柔远河(古白马河)交会处设北地郡,正式将其纳入中央控制。秦汉到隋唐时期的经营为北宋城寨选址奠定了基础与范式,北宋前中期即在马莲河、柔远河流域筑城,城寨按环、庆二州分属。此处筑城一可抵御藩部南下,二可策应延州军务、防御夏人西窜。由于环州西北横山梗阻,大小河川多咸水,不堪饮用,北宋前中期西夏军队实际上多从鄜延路之洛水上游入犯。哲宗绍圣开边以后,宋军向北推进到横山一带,在洪德砦以北至横山之间增筑城寨。这些城寨的选址多在两河川交会处,或河流弯曲处的阶地上。如此选址,既可据高险而守,扰乱敌人的后勤,同时可以给驻扎边军、迎战来敌的二线州军以支持。

 

李孝聪教授其次是泾源路城寨的选址。泾源路位于清水河流域,自然环境上从南向北由半湿润、半干旱环境向干旱内陆环境转换,位于该区域的同心曾是北宋与西夏的边界。哲宗以前,清水河流域已筑有三川砦、高平砦等一些堡寨。哲宗时,章楶主持泾源路葫芦河边事,筑平夏城、灵平寨等,将宋夏边界向北推进到古萧关一带,抵御西夏取得了重大胜利。同时,李孝聪教授亦指出,唐人在此处招民放垦的历史遗迹与如今贫困荒瘠的区域现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我们重视城寨历史作用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宋代以来在葫芦河川地区营建城寨的行为给当地自然环境带来的巨大伤害。最后,李孝聪教授简要介绍了石道坡古道,指出该道路是不同于传统的北中南三线、并与北线平行的一条丝绸之路古道,期盼今后的考察能够继续向西延伸。

 

韦正教授第三位发表报告的是韦正教授,他的报告题为陇东北朝佛教遗存三题。韦正教授首先提出了包括山西、甘肃、宁夏在内的大陇东概念,认为应当对该地区进行糅合考察,然后他围绕三个问题分别展开。第一,陇东南部北魏西魏石窟发达的潜在原因是长安衰落。据统计,在北魏、西魏时期,西安、咸阳地区的佛教造像不足十具,附近地区则流行佛道混合的佛道造像碑(或称道佛造像碑更佳),如耀县的北魏魏文朗造像碑,它们更可能是发达的道教吸收佛教以宣扬自身的产物。北魏晚期,长安佛教造像开始复兴,并形成了独特的新模式,陇东一带的石窟寺地位便随之下滑。第二个问题是北石窟寺与须弥山石窟地位此消彼长的现象,前者兴盛于北魏、西魏,在北周衰落,后者则代之而起。韦正教授从交通运输角度予以解释:从北魏前期的都城平城的视角看,控制关中主要是通过马莲河、泾河流域,因而北石窟寺附近地区对于这一从北南下控御关中的交通方向十分重要;而随着北魏迁都长安,北石窟寺附近地区因为被拉近与都城的距离而战略地位下降,由南而北的交通方向导致固原的重要性上升。第三个问题是陇东北朝佛教遗存的民间成分。以北石窟寺第165窟窟门外侧天王、力士像为例,这两具造像都穿戴着铠甲,而按照佛教造像的基本要求,力士一般不穿铠甲。对此,韦正教授认为,这是一种民间性的表现形式。

 

 耀县北魏魏文朗造像碑(年代当为太和年间)接着,刘未副教授发表了题为环庆城寨录的报告,从考古学的视角出发重点考察了宋夏时期环庆路区域的城寨遗迹。他首先指出,城寨是一种军事性聚落,其兴起和废弃都有特殊的历史背景;考古学研究应该将文献记载与实地所见联系起来,对同一区域的城寨进行串联式的研究。随后,他利用地图标点形象地向与会者展示了宋代环庆路的城寨分布情况与发展过程,并重点分析了其中的一些细节问题。比如,该地区的城多以命名。这几个概念有时可以互换,但一般而言,可能是从唐或更早时代的城寨发展而来。刘未副教授特别指出,这些城寨之间原本其实是有人居住的藩部,它们对理解该地区的历史非常重要。对于环庆路的防御作用,他赞同李孝聪教授的看法,认为西夏确实基本不从这条道路进犯,因此主要是用来防御东边的小国。到哲宗朝,北宋大规模向横山进军,因而新修了很多堡寨以巩固防线。这些堡寨在形态上多为三角形或梯形的爬山城,离边境线十来米,基本占据了横山的南部,周边的聚落也随着堡寨的建立与废弃由兴转衰。最后,刘未副教授归纳了军事防御体系中常见的三种选址:河谷平地、河谷依山傍河处、山顶。其中,环庆路城寨绝大部分处于依山傍河处。

 

刘未副教授第五位发言的是马孟龙副教授,报告题目为陇东宁南实地考察收获。他首先从自己对汉代北地郡灵州县定位的探讨谈起。《汉书·地理志》记载灵州为惠帝四年置,《中国历史地图集》将其定位于河水附近;而《史记·匈奴列传》(冒顿单于)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的记载说明,在西汉初年,中央王朝的控制范围仅在秦昭襄王长城以内。此外,反映吕后初年情况的《二年律令·秩律》中出现灵州,而同时所记载的其他西北行政建制在地理位置上均未超过秦昭襄王长城一线——这验证了《史记》关于西汉初年汉匈分界的说法,也为灵州一定位于长城以内提供了又一佐证。在考察之前,马孟龙副教授认为,唐代文献所记载的马岭县西北这一位置较为可靠。第一,此处恰好位于秦长城以内;第二,《通典》、《太平寰宇记》皆言马岭县为汉旧牧地,而《汉书·地理志》也说灵州有马苑,两者可相互印证。综合各条信息以及汉县选址一定位于河谷冲积平原的规律性认识,他认为,最终可以将灵州县定位于环县河谷,即今张旗古城、刘旗古城。

 

 

曲子城出土的瓦当曲子城出土的瓦当 但在实地考察这两处古城后,马孟龙副教授发现,它们从城市形制和文化堆积上看显然不是汉代城址。由此,原有的结论被推翻。随后,他却从曲子城出土的瓦当中取得重大发现。该瓦当上恰有北地县灵州铭文。又据《后汉书》记载,永初羌乱中羌人以丁奚城为据点,李贤注所引的《东观汉记》记载丁奚城即在灵州。这说明当时灵州作为羌乱的核心地区具有特别的政治意义,因而在灵州烧制纪念瓦当是极有可能的。通过文献与考古实物的双重印证,他得出曲子城即为汉代灵州的结论。马孟龙副教授又指出,该瓦当是罕见的铭文字数较多的纪年瓦当,纪念了重大历史事件,因而具有极大的文物价值。然后,他进一步明确了东羌(羌人以陇山为界分为西羌、东羌)在东汉时的活动范围。据文献记载,东汉时大量羌人部落被安置于青山,即今天宁夏同心县和环县交界的青龙山。安定、北地、上郡的属国都尉分别设置在青龙山的西、北、东面,据此可推知,汉代羌人应以青龙山为中心分布,其中又以灵州为核心。最后,他简要谈了环江、蒲河流域历史上高层政区治所的变迁问题,发现治所变迁呈现出在董志塬与环江谷地两处摇摆的现象:在承平时期,治所稳定在经济条件较好的董志塬上;而当军事防御需要非常突出时,治所则迁至环江谷地。马孟龙戏称此前自己只堪称地图历史学者,而这次凭借进入历史现场,他修正、深化了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取得了意义非凡的收获。

 

经考察队实地勘察,确定瓦当出土地点为一座汉代古城(曲子镇双城村),即北地郡灵州县。下一位发言的是付马老师,他的报告题为最后的粟特网络——9-11世纪西域至中原间的粟特人。付马老师针对学界现存的八世纪中叶在经历了伊斯兰化和安史之乱后,原本的粟特人网络被破坏这一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唐季到五代宋初,西域至中原间依然存在粟特人网络。通过排列唐末到宋初的传世史料可注意到,不同西北政权派出来到中原入贡的使团中都有粟特人的存在,如包含一份回鹘商团题记的敦煌文书中就可明确查考到不少粟特人的姓名。他接着列举了唐季宋初粟特人进入中原的路线与实物中查寻到的河西走廊的粟特人踪迹。于敦煌发现的一封景教组织间通信的信件,大约是在公元884-885年间用突厥化粟特语写成,可验证上述结论。而在此次考察中,他又注意到镇原县博物馆所藏的一个胡人碑能够补全唐季到五代宋初粟特人的分布情况,从而使粟特人网络的存在得到了实物资料的证明。

 

接着,于志霖带来题为陇东宁南地区金石材料的分布的报告。于志霖选取了分布在茹河河谷的几件金石材料进行了深入分析。第一件是提举亳州明道宫赐紫金鱼袋郑公墓志铭,它揭示了宋朝上层士大夫投靠金朝的情形。由于过去所掌握的材料大都反映了宋代西北武人投靠金朝的经过,因此该墓志具有很大的史料价值。另一件是后周显德二年五月六日存留禅院记,通过传世材料可知,周世宗于显德二年五月七日灭佛,导致大部分寺院被毁弃,而该禅院便是一小部分被官方认可从而保留下来的寺院之一。于志霖提出两点看法:第一,刻有大量粟特人姓名的一面是碑阴,这些粟特人姓名不是以集团面貌出现,而是多以与汉姓人结成各种村社的形式而存在;第二,碑阳原有的公文内容已经磨灭,今日所见的是于北宋铭刻的开宝五年六月十五日重修西禅院记,此文并无粟特或藩部色彩。

 

邱源媛研究员最后一位发言的是邱源媛研究员。作为20197月内蒙古长城沿线考察活动的参与者,她向与会者分享了题为游牧与农耕:内蒙古阴山南北考察的考察心得。邱源媛研究员首先介绍了本次考察的缘起——它聚焦于华南西域两个中心词,关注在多语言以及历史人类学的学科背景下,两者将发生怎样的碰撞与对话。她生动地讲述了沿途所见的自然景观,如达茂旗表现出的纯游牧风格,而返途行经的一些村落则鲜明地体现出农耕色彩。在达茂旗博物馆,考察团围绕一座多语种的划界碑展开了热烈讨论,部分学者认为,该碑刻制粗糙,行文表现出民间化状态,可以体现出多语种石刻材料的民间认同性(该问题由赵世瑜教授在719日会议中提出)。最后,邱源媛研究员分享了考察中运用多语言分析碑文的难忘经历。该碑文记录的是乾隆年间村落内百姓分水之事。上方是横排的三字,考察团起初依据下方横排甲头二字推断上方残缺的可能是保长什长等。经蒙古族学者包呼和木其尔提醒,三字应当按照横读方式组成保什号一词,即蒙语的bošoγo,满语的bošokū,清初期汉文写作拨什库,清中后期汉文改为领催,为八旗衙署的低级官员,司文书、饷银等事,是清朝政府在非汉地区联系底层百姓的一个重要纽带。

 

最后,邓小南教授对本次论坛进行了总结。她谈到,本次考察不仅横跨西周秦汉到宋夏时期,而且汇聚了不同学科背景和特长的资深专家和年轻学者,过程中充满收获和感动。邓小南教授指出,人文学者其实是离不开历史现场的,通过考察与探究,既回应或解决了一些问题,一些思考也构成了深化研究的开端,特别是不同角度的交会,开启了一种从点到面的结构性认识。无论是历史事件、仪式、秩序,还是社会生活、精神信仰,其实都嵌在一种特定时空中,空间既是物理背景的格局,也是思考、认识的格局,在空间中把握时间的流程,历史才有了流动和立体的可能。通过田野考察,既可获得寻求理解的贴近感,又有宏观层面的格局感。最后,她表示,文研院的考察活动还将继续,欢迎诸位有兴趣有准备的学者,共同推进从书斋到田野的综合研究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