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3日下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文研院”）主办的“北大文研论坛”第四十期在二体地下报告厅B101举行。此次论坛主题为“对早期中国的叙事与想象”。文研院访问教授、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许宏研究员作引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徐天进教授主持论坛，北京大学中文系李零教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辉教授、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徐良高研究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孙庆伟教授参与讨论。

论坛开始后，徐天进教授首先对许宏研究员进行了介绍：其现任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兼二里头工作队队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已出版专著《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大都无城——中国古都的动态解读》等，主编大型考古报告《二里头（1999-2006）》。

许宏教授

接着，许宏研究员就“对早期中国的叙事与想象”这一主题进行发言。引言由八个问题组成。第一个问题是考古学是否是实证的科学。针对考古学是实证科学的主流认识，许宏研究员引用了徐良高研究员的反思：“考古学本质上是考古学家通过古代遗物对过去历史所作的一种解读与建构，是一种具有时代性的描述与解释体系。真实的历史已成为远离我们的自在过去……我们既不能重来与再现，也难以实证。”许宏研究员认为这一观点具有代表性，除了科技手段可以实证某些细节之外，其他问题尤其是关涉狭义史学的问题能否被实证仍然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今之“中国”是否可上溯至古代。如果可以，那么究竟可以上溯到何时？许宏研究员指出，现在有很多以“中国”为题的书出版，有学者认为，这显现了我们的某种整体的焦虑——即作为中国人，我们处在一个巨变的时代，有追溯本源、自我定位的欲求。在大部分中国人心目中，“中国”无疑可以上溯到古代，而能把古代中国上溯到什么时候则是建构层面的问题。

很少有人认为当今的中国等同于古代中国，因为“中国”这个概念一直在变化。上古的中国可称为“小中国”，东周时期已有蛮夷戎狄的观念，区分出我者和他者，而这些被认为是他者的族群完全在我们现在的国境之内，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后来形成了“大中国”（或称“中华”）的概念——这个“中国”的概念，也有文化上、政治实体上、地理上和民族层面上的不同内涵。“中国”从天下国家到近代民族国家，其性质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我们思考古代与当代的关系问题时，对此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

近百年以来，考古学界一直对中国形成的过程进行追溯，一系列的认知、学说被提出。从“中原中心说”到“满天星斗说”，后来又有“相互作用圈说”、“重瓣花朵说”或“多元一体说”，以及“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说”等，后几种都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多元认知框架下的“新中原中心说”。

李零先生指出，讲中国首先要有“国”的形成，第二要有“中”的形成。“如果国家根本没有形成，如在新石器时代，无所谓‘中国’；在国家形成后，我们知道有很多小的国家，如果没有一个文明中心对周边形成强大的吸引力，吸引他们加入其中，构成中国的核心地区，那也还没有‘中’的形成”。李零先生的“语录”被不同的学者引证，作为最早中国的依据。有学者认为说的是陶寺，天文遗存体现了“中”的概念，陶寺也已经是“国”。而许宏研究员认为，作为东亚大陆最早的核心文化，最早的中央之邦也即广域王权国家，“中国”是不可能无限上溯的，就考古发现而言，只能上溯到二里头，再往前就是无中心的多元邦国并存的时代，正如“满天星斗”。所以整个中国古代史可以分为：无中心的多元时代（邦国时代，前中国时代）、从二里头到西周的有中心的多元时代（王国时代，早期中国时代）以及秦汉以后的一元一体化时代（帝国时代）。其中的两大节点，一是二里头，一是秦。

有学者对类似的建构提出“冷”思考，譬如徐良高研究员就认为中国文化具有延续性的观念“是具有强烈历史自我认同的中国历史学家基于民族主义思想和民族国家的时代需要，为塑造民族国家公民的共同历史记忆而建构的‘我的’民族国家历史叙述”，相关思考发人深思。

第三个问题是应当如何看待易中天中华文明史3700年说。许宏研究员认为易中天先生正是采纳了包括他本人在内的考古学者的意见，把二里头作为最早“中国”的政治实体来界定中华文明史的开端，所以他是实说，而非胡说。

第四个问题是传说时代和信史时代的界限问题，这也是争议分裂最大的问题。徐旭生在70多年前认为“我国从现在的历史发展看，只有到殷墟时代，才能算作进入狭义的历史时代。此前约一千余年，文献中还保存一些传说，年代不很可考，我们只能把它叫作传说时代。”许宏研究员认为这相当确切地表述了当时（直至今日）的考古学家所能得出的最大限度的结论。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把中国的信史时代上推到出现甲骨文的殷墟时代之前。

关于这一问题，陈星灿指出，“对于古史传说采取信史的态度，把某一次迁徙、某一次战争甚至某一个人物同某一些考古文化之间的类同现象、某一个城址甚至墓葬等同起来，事实上根本无助于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发展和中国史前史的重建。”许宏对此表示认可。

第五个问题是夏文化可以讨论的吗。夏文化问题，如无当时的文书出土，能解决吗？许宏研究员认为是可以讨论的，学术界对其的讨论也持续了几十年了。但结果如何呢？夏文化问题，如果没有像甲骨文那样的文书出土根本不能解决。他追述夏鼐对夏文化的定义，即“‘夏文化’应该是指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指出其中包含了狭义史学中的政治实体、确切的时段（“夏王朝”）和具体的族属（“夏民族”）等概念，而这些恰恰都不是考古学家所擅长解决的问题，甚至是无法解决的问题。因而这一界定决定了相关讨论的路向与结局。当一个议题久议不决、聚讼纷纭，是否就该考虑其思路和方法出了问题。孙庆伟教授曾阐述过：“如果永远发掘不了文字，难道中国考古学永远解决不了夏的问题吗？当然不是这样。”而许宏研究员则持相反的观点。

第六个问题是应该先信还是先疑，又应如何看待研究中的“共同信念”。2003年出版的《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的编者认为，相信夏的存在，“已成为王国维以来熟谙中国历史、文化的国学研究者的共同信念”。孙庆伟教授认为“信是疑的基础，没有信，疑又从何而来？”而要解决夏文化的问题，还是要靠中国学者自己。许宏反问道：国人能而外人不能持者，大概只有“信念”吧？

第七个问题是“过去就是外国”，对此本土学者能坚持吗？传统的客体化，是近代史学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史学界有“过去就是外国”的说法，因为这样就没有认同问题，就可以相对冷静客观地看待研究对象。而就全球范围而言，中国是罕有的一处自现代考古学诞生伊始就以本国学者为主，建构起当地考古学文化架构的地区。这决定了中国考古学从一开始，就与探索其自身文明源流的“寻根问祖”密切相关。由科学理性、文明认知出发，追求史实复原，和为了救亡图存而构建国族认同，构成了两大主线，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是每个中国学者都必须严肃思考的问题。

第八个问题是考古学科的短长问题。许宏研究员认为考古学长于宜粗不宜细地对历史文化发展进程的长程考察，而拙于对具体事件、人物和绝对年代的把握。可以预见的是，考古学将会把更多的关注，集中于它所擅长的对聚落形态、人地关系、社会结构、技术经济、生计贸易等方面的研究，将会对古史研究乃至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建设有更多更大的贡献。

论坛现场

许宏研究员的发言结束后，几位与谈人也分别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李零教授认为，现在学者们关于最早的中国有不同的意见，是因为考古学家是做大时段的历史研究，而且中国的考古发现较为丰富，史前和历史时期概念的界限也难以清楚划分。李教授指出，后来有“龙山中国说”，又有“二里头中国说”，这都是考古学家不断地向前寻找中国概念。我们现在几乎所有的关于上古的地理、历史等各个方面知识，基本上就是西周史，三大经典也都是西周经典，王国维也是这个看法。但是这不等于西周是一蹴而就的，一定有很长的准备过程；这也不等于说，必须把古史传说搞清楚才能做考古。因此李教授上一次在文研院讲帝系与族姓的主要目的就是把考古学家们从古史传说里解放出来，而绝不是给考古学家搞破坏。

徐天进教授提出，李零教授没有特别明确地讲从考古上“中国”可以上溯到什么时代[z1] ？是否是指“夏商周三代”？李零教授解释道：夏代我们没法证明，是不是可以认为夏代就是中国的开始，甚至尧舜禹的传说，其实主要都是为了说“立足中原”，有一个文明的中心。甚至可以认为中国实际上是亚欧大陆东部的一个最大的文明漩涡。这个文明漩涡的中心，是在现代中国（黄河和长江）这大两河流域范围。所以表面上看，有一个中心——夏，似乎这就是中国。但是只有一个中心还是不够的，因为中心和边缘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没有边缘就没有中心，没有中心也就没有边缘。亚欧大陆的农牧互动是从新石器时代以来长期的主题，所以周边和中心，实际上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不能切割开。而这个中心的形成可能是新石器六大板块，自然历史形成中造成的中心，但是还要有周边的东西，有一个范围。因为国的意思就是域，有一个范围，说二里头就是中国，也要有一个范围。范围就是通过商来兼并夏，周又兼并商，然后把夏商周合为一块，奠定周人的天下。更何况“中国”这个词，从文献上看最早就是出于西周。

徐天进教授提出，赵辉教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领导中国巨型的考古项目，这个项目叫做“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这个项目持续了近十年，集结了全国很多领域考古学家一起工作。而这个工作的目标，就是要寻找中国文明起源。实际上经常讲的中原中心趋势形成，或者中国的史前基础，可能就是要完成这样一个目标。赵辉教授是这个项目的总负责人，所以希望赵教授就今天的话题，接着刚才许宏研究员的设问，从多年主持领导这个工作的中的思考出发，看看是否还有可补充之处。

赵辉教授指出，关于中国文明最早以什么开始的问题，是把重点放在中国文明上面，还是最早的国家上面——这是两个概念。国家在政治学上、社会学上都是有严格定义的，但是国家的这些标准，考古未必能发现，如国家的税收、国家的合法使用武力的公共权力。考古学家可以提出一些能够从物质文化上辨识出来的标准，如果早期的考古发现基本满足这些条件的话，可以认为这就是国家。从这个角度而言，赵辉教授认为良渚文化就已经进入国家阶段了，因为良渚有很强大的公共权力，又有很高超的科学技术，还有很大的城。从良渚遗址已有的考古发现来看，良渚城内的居民还不是农业人口，有很多贵族，组成了一个城，跟今天城市的组织原则差不太多了，而且他们并不从事农业生产。那么在良渚周围一定有一块面积很大的、他能够管得住的地方。从国家形态上讲，良渚古城是良渚文化里面等级最高的，在其他地区（比如上海、江苏）还有一些次一级的城市。这样，在良渚文化的整个范围里面，就好像有一个从上到下的等级结构。这些不同地区之间，有各种各样的关系，似乎还存在一个控制的网络。从这个角度而言，良渚就是国家。

探源工程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寻找最早的文明。但良渚是不是中国，这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赵辉教授认为，探源工程不能有一个很系统的回答。参与探源工程的研究人员，也就这个问题进行过思考，比如李新伟先生曾引用张光直先生的观点，认为长江、黄河中下游的各地文化广泛交流，形成一个交互作用圈，而这就是中国的基础。之后他们的那些观点大概就是从这种角度提出来的。而赵辉教授本人在提出以中原为中心历史趋势的时候，对这一问题还没有特别复杂的想法，只是觉得存在着这样的考古现象。在这个基础上面，赵辉教授非常同意李零先生说法，并不是说那个时候就是中国，我们很多的思想、制度、传统道德观念等等都是从西周来的，有些可以追到商代，再往前追不上去了。二里头阶段已经和前面的龙山阶段有了很大的不一样，不同点主要体现在龙山时代中原地区的文化在吸收周围文化的因素，这是当时的主要趋势。中原的形成，完全是一系列偶然因素凑在一起，因为它就处在这个地方，中国史前文明化进程里面，各地是此起彼伏的，有的在前面，有的在后面，竞争也很激烈。中原这个区域能够比较广泛地吸收、借鉴周围的成败经验。如果说有一些必然性的话，这个地方是中国最早的农业区，在农业区的核心，产生这么一个以它为中心的趋势，这个背后有其必然性。并不是因为制度发展先进，经济环境比别人好，反而它有可能不如别人，比江南地区资源反而更差。它的社会起步、文明化的起步也不一定比别人早，甚至比别人晚，发展程度不如别人。比如良渚，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墓葬分成好几个等级，社会成员分层化情况非常清楚。而到了中原，社会分层程度很剧烈，但是里面没什么层次，社会反而简单，为什么后来居上了，是一个非常值得再讨论的问题。

孙庆伟教授就“信古”与“疑古”、夏文化问题能否解决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自己是“迷信派”，但是他的迷信是有分寸的，简单而言，就是认为以司马迁为代表的上古史学体系基本上是可靠的。他认为绝大多数考古学生都没有资格去“疑古”——因为他们根本没看过古书——很多考古同学容易忽略这一点。读完了古书，才能讨论“疑古”，讨论对哪里有怀疑。“疑古”不仅仅是一个态度、一句口号，重要的是学术实践。只有在对古书进行大规模检讨工作的基础上，才有资格讨论“疑古”。所以他认为“信”是“疑”的基础。另一方面，他认为夏文化问题是能够解决的。过去夏文化研究的基本路径，是通过证明“禹域”内的、相当于夏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是夏文化。可以说，这是一种比较法、对应法。这种方法从大面上来讲并没有错，因为夏人的活动空间，通过文献是能够看出来的，但现在问题是要怎样确定夏的开始和结束，实际是要解决一个绝对年代的问题。但是考古学家是没办法解决绝对年代问题的，因此争论才会这么激烈。孙庆伟教授认为解决夏的上限和下限问题，是要找到那些在夏开始或夏结束的关键节点上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而导致的特殊性质，或者特殊文化现象——考古学家可以观察到这样的考古迹象再来决定夏商文化、早夏之间的区分。孙庆伟教授指出，以前有一部分学者已经做了这样的工作，但是做得并不十分系统化，现在如果仔细沿着这条思路去找，还是能够找到一些。他认为寻找夏文化的开始或者结束，并不是说某一个具体的日期，而是大致在某一阶段或者某一个时期已经进入到王朝更迭，这是从考古学上解决这一问题的态度。这一问题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经解决了，但是包括邹衡先生在内的学者，在叙述夏文化问题上的逻辑还存在一些不够严丝合缝的地方，还可以做进一步的完善。他本人正在撰写相关著作，希望能对这个问题有所推进。

就碳十四测年的问题，赵辉教授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把中国自新石器时代晚期到二里头时期的年代重新测定了一遍，重新讨论下来的结果，是二里头文化的开始的时间是公元前1750年——这是一个与传统认识完全不同的数据。然而前面还有一个更大的“乱子“”，以往认为新石器时代是从一万年前开始的，后来测到两万年了，早的越测越早，晚的越测越晚。赵辉教授坦言自己并非理工科出身，不甚了解碳十四测年的原理，但是全世界那么多实验室在做碳十四测年，这一方法是有一套科学逻辑在后面的。这套科学逻辑没错，那么测定出来的年代就一定得信，除非在方法上追究，认为方法有问题。如果在这上面无可指摘，那就必须得相信测定的数据。相信这个数据的关键，在于这个数据背后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如何——这是需要考古学家做解释的。实验室并不会考虑这些问题，测定出来结果是两千年就是两千年。两千年是这块碳本身的年限，而这块碳代表不代表文化，代表不代表遗迹？碳完全可以是一个老碳，若干年前的碳进到取这块碳的地层里面，测定出一个数据。这个数据代表什么？什么是龙山，什么是夏，什么是商等问题，则需要考古学家做解释。

徐良高研究员则就考古学是否是实证学科及考古学的学科范式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孙庆伟教授所言的夏的问题已经解决这一看法，需要思考解决的前提是什么。实际上，这一“解决”是建立在一个非实证的基础上，因为前提是我们相信夏的存在。但是，这一前提是没有经过实证的。“夏是否存在”这一前提本身就具有巨大争议，可以围绕它展开讨论很多问题。关于考古学的学科范式问题，徐良高研究员则认为普的陶片不能作为研究“早期中国”的基础，因为各地生活习惯、文化传统差别巨大——但这个差别至少不能等同于国家之间的差别——这也涉及到考古学更深层次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反思这个问题，思考如何去解释和研究，那我们的研究只是给特定前提甚至特定信仰提供一种说法而已。现在的考古学家需要跳出考古看考古，跳出历史看历史，甚至用当代中国认同意识来看中国问题。但当我们用当代观念去建构古代社会的时候，其解释也是多元的，不是排他的。这种解释只能提供一种说法，但不能否定其他说法的可能。而且，我们不能套用现在的领土国家概念去解释古代社会。

在观点发表结束后，几位与谈人进行了针对古史是否可信、如何处理信古与疑古的关系、如何看待文献与考古学的关系等问题进行讨论。虽然论坛时间有限，但对早期中国的叙事和想象仍然没有终结。正如许宏研究员所说，也许我们永远不可能获知当时的真相，但仍怀着最大限度迫近真相的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