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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访学者论坛96】邱靖嘉:历史的建构——金朝开国史问题再检讨

发布时间:2020-12-19


主讲人邱靖嘉老师



2020年11月10日下午,文研院第九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六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访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邱靖嘉老师做主题报告,题目为“历史的建构:金朝开国史问题再检讨”。第九期邀访学者陈志平、韩琦、丁得天、李丹婕、李鸣飞、陆蓓容、孟庆延、吴敏超、姚泽麟、周伟驰,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苗润博出席并参与讨论。



本次报告共分为六个部分。首先,邱靖嘉老师介绍了金朝开国史问题的缘起。据《金史》记载,辽天庆四年(1114)九月,生女真部族节度使完颜阿骨打起兵叛辽,在取得宁江州、出河店两战小胜之后,阿骨打旋即在宗室贵族的劝进下,于次年(1115)正月朔日称帝建国,国号“大金”,建元“收国”,二年十二月又“改明年为天辅元年(1117)”。对于这一金朝开国史记述,数百年来世人皆深信不疑,直至20世纪末,刘浦江教授发表《关于金朝开国史的真实性质疑》一文(《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简称“刘文”),主要依据宋元文献有关金朝建国的歧异记载,并结合辽末女真兴兵的具体情势分析,首次对《金史》的开国史叙事提出深切怀疑。他认为《金史》所记开国历史肯定是不真实的,恐出于金修《太祖实录》的事后编造,其初步的研究结论是“完颜阿骨打于公元1114年起兵以后,可能在1117年或1118年建立了国家,国号是‘女真’,年号为‘天辅’,1122年改国号为‘大金’”,而所谓“收国”年号并不存在。此文在学界引起不小反响,学者或赞同,或反对,或试图调和各方之说,至今仍莫衷一是,未能再做出实质性的推进。


欲探究金朝开国史的真相,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妥善解释辽、金、宋各方文献有关女真建国的多种歧异记载,从而找出真实的历史记录。长期以来,学界往往存在这样的固有认识:《金史》的记载主要来源于金诸帝实录,乃金人记本朝事,其可信度自然很高,而宋代文献所记金朝史事则得自传闻,多有错讹,恐不足信。这种对金、宋双方记事可靠性的一般看法固然有一定道理,但也不能一概而论。《金史》所见金朝史事也可能有失实之处,甚至存在金人改篡国史的情况,而宋人记载的内容来源比较庞杂,既有传讹之误,但也有来自辽金方面的可靠消息,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我们在利用金、宋双方的史料时不应有先入之见,讨论具体史事当立足于史源学的考察,探究各方记载的最初来源和文本生成过程,就事论事,对比分析,小心求证,以辨明正误,避免坠入固有认识所带来的思维陷阱。


此外,有关辽朝开国年代问题的最新研究对于我们重新思考金朝开国史问题带来了有益的启示。《辽史》记载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于公元907年称帝建国,后于916年建元神册,但史家早已证明,实际上阿保机在907年仅是取代遥辇氏可汗成为契丹部落联盟长,至916年才正式称帝建元,建立大契丹国。苗润博在《被改写的政治时间:再论契丹开国年代问题》一文(《文史哲》2019年第6期)揭示出,《辽史》所记开国年代的严重“错误”实出于辽朝史官纂修国史时的精心建构,辽后期为寻求王朝政治合法性与正统性,遂将契丹开国史提前至唐朝灭亡之年,从而有意篡改了建国年代这一极为重要的政治时间。既然辽朝即已存在这种改写历史的情形,而辽、金两朝前后相继,具有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的延续性,这使我们不禁更加深了对金朝开国史问题的疑虑,不排除金人受辽朝影响出于某种政治目的而改篡开国史的可能性。


论坛第二部分讨论了宋代文献所记阿骨打称帝建国事的史源。《金史》内部对于开国史的记载基本一致,刘文认为这一历史记述是不真实的,而在宋代文献中则另有一番别样的记载,需要重点分析。通过全面搜索南宋文献记载可知,宋人皆以宋徽宗重和元年(1118)阿骨打始称帝,定国号“大金”,建元“天辅”,且多提及此举乃出于谋士杨朴的计议,并称其后金向辽朝遣使求册封云云。经查考,这种记载的史源当为辽末进士史愿于宣和四年(1122)归宋后所著《金人亡辽录》(简称《亡辽录》),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第三部分,邱靖嘉老师在充分辨析《亡辽录》记载的基础上,结合辽、金、宋、高丽多方的相关记载,进一步论证比较可信的金朝建国年代。经考索可知,《亡辽录》原载阿骨打采纳杨朴的建议称帝建国及与辽朝和议、求册封之事大体可信,惟其所记阿骨打称帝和辽金使臣往来的时间并不准确,存在一些误差。杨朴于辽天庆六年(1116)正月高永昌叛乱之后降女真,他为阿骨打谋划的开国道路是分两步走:先称帝建国,建元“天辅”,国号“大金”,再求辽册封,以获得政治合法性。根据辽末史官的即时记录、“天辅”年号的启用时间以及阿骨打致高丽国书提供的证据可知,金朝建国应当是在辽天庆七年(1117)。


第四部分针对有学者举出支持“收国”年号真实行用的两件石刻“证据”展开辨析。所谓“建元收国”铭文石尊的真伪高度存疑,即便为真,也很可能是金世宗晚年巡游女真故地时的祭祀器物;女真文《海龙女真国书摩崖》石刻虽记述的是收国二年(1116)五月在番安儿必罕建置谋克之事,但这里的收国纪年其实是晚至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重刻时追加的文字。因此,这两件石刻并不能证明金初即已启用“收国”年号,而始建“天辅”年号更符合女真建国前后的天命观思想。


天辅元宝是金朝开国皇帝金太祖(阿骨打)在位时期铸造的方孔钱币,铸于天辅年间(公元1117-1122年)。从历史来看,金朝铜矿缺乏,早期财政钱币紧缺,主要使用宋钱、辽钱,而当朝钱铸量很少,故至今遗留极其罕少。


第五部分讨论“大金”国号的始建年代问题。南宋绍兴七年(1137)吕颐浩《上边事善后十策》称金朝建国之初本称“女真国”,至宋徽宗宣和四年(金天辅六年,1122)才改国号为“大金”,此说在其他宋代文献中也有所记载。但实际上,阿骨打称帝时即已建立了“大金”国号,我们可以找到在宣和四年之前“大金”国号早已行用的明确证据,吕颐浩之说所反映的史实可能是金朝从“大女真·金国”的双国号制向“大金”单一国号体制的转变。


在最后的总结中,邱靖嘉老师试图复原出女真建国之本事:阿骨打当于辽天庆七年(1117)采纳杨朴的劝进意见,称帝建国,国号“大金”,建元“天辅”,《金史》所记开国史乃是出于金修《太祖实录》时的系统建构。由此引申出历史书写中隐没与改篡的普遍性问题,这并非辽、金所独有,中原王朝早已存在类似的情况,譬如唐太宗李世民政变夺位后国史编纂对唐朝开国记事的改写就颇为典型。从辽、金两朝改篡开国史的案例来看,北方民族崛起建立政权之后如何追述和书写其自身的开国历史,为何改,又如何改?恐怕是值得进一步深思的问题。


在主题报告之后,与会学者又就金朝的正统性、文化碰撞与调适、历史记载的生成过程、石刻材料的真伪甄别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文研院院长邓小南为邱靖嘉老师颁发邀访学者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