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30日下午，文研院第十一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十一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访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所副研究员张国旺作主题报告，题目为“元代官吏除授文书体系初识”。第十一期邀访学者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陈少明、杜斗成、姜文涛、李天纲、刘永华、苏杰、武琼芳、於梅舫、张浩、张涛、赵灿鹏。文研院院务会，第九期邀访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李鸣飞出席并参与讨论。

报告会伊始，张国旺指出，传统意义上的元代官员除授文书主要包括宣命和敕牒。然而随着黑水城文书以及元代文集附录、明代方志和族谱所收录的大量元代文书（包括抄件）的发现，现在可以初步构拟出元代官吏除授文书由“宣命—敕牒—劄付—付身”的文书体系。本讲分别讨论了宣命、敕牒、劄付和付身的体式、使用范围、发出机构等文书学特点。

张国旺指出《元史·选举志三·铨法中》：凡迁官之法“自六品至九品为敕授，则中书牒署之。自一品至五品为宣授，则以制命之。” 可知元代宣命颁授给一品至五品官员，敕牒颁授给六品至九品官员。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明刊百卷本《临川吴文正公集》附录中收录有蒙汉文合璧的《大元累授临川吴文正公宣敕》十一通，其中封赠宣命、除授宣命各四通，除授敕牒三通，展现了元代宣命和敕牒的体式。张帆《元朝诏敕制度研究》（《国学研究》第十卷）引用这批史料，以研究元代的宣敕（制敕）制度，考察了元代宣命和敕牒的体式。李治安（《元吴澄八思巴字宣敕文书初探》，《元史论丛》第十四辑）则将这批八思巴字宣敕文书进行了拉丁文转写，进而深入讨论了此中所反映的元代高、中级官员除授制度，强调以八思巴字蒙古文为正本，汉书旁注，从而彰显蒙古本位政策倾向。阿风在隆庆本《珰溪金氏族谱》中发现了《元授震一府君镇抚宣命》（阿风、张国旺《明隆庆本休宁〈珰溪金氏族谱〉所收宋元明公文书考析》，《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九集，商务印书馆，2015年）。通过比照上述宣命，可将元代除授宣命的体式复原如下：

上天眷命皇帝圣旨：某授某职。宜令准此。年月宝日。

张国旺基于吴澄文集所收录敕牒和明代郑烛所辑《济美录》所收录的《再授郑安尹歙县牒》，复原出元代除授敕牒的体式，进一步指出元初敕牒直接继承金代敕牒而来。至元三年，更敕牒旧式，形成了元代敕牒的基本体式。八思巴字颁布后，敕牒则以“蒙古字书、汉字副本旁注”。《济美录》所录《再授郑安尹歙县牒》是抄录的汉文副本。与宋金敕牒不同，元代敕牒增加了“皇帝圣旨里”的起首语，文字也更加简洁明了。元中后期，敕牒遂成为国家治理地方、封赏军功的工具，甚至进入市场以解除授官员的燃眉之急，从而导致了官僚体系的紊乱。

张国旺认为劄付并非仅作为行移文书而存在，也有部分劄付为除授文书。比对明隆庆本《珰溪金氏族谱》之《元授震一府君治中劄付》，《济美录》之《授郑安尹歙县劄付》《授郑琏婺源县太白渡巡检劄付》，以及弘治《休宁县志》之《承制授程隆休宁县尉劄付》后，可以看出元代早期和中后期的劄付体式略有变化，但都比较简单。就其源流而言，元代除授劄付直接来源于金制，早在蒙古前四汗时期就已行用。其发出机构除中书省外，枢密院、制国用使司、六部、宣徽院、徽政院（詹事院）、太医院、宣政院、通政院以及部分工匠局院，地方机构则包括行省、宣慰司、路、州县等，还有宣慰司都元帅府、万户府和一些专司机构及投下王傅府。劄付的接受者则多为军官中的千户奥鲁，各卫所百户、总把、镇抚所提领、令史、都目，学官、仓库、局院、钱谷、税务、水旱、站官、僧道官等杂职官和高级吏员。

付身，“谓给其授文也”，是吏员委任的一类文书，在黑水城文书中有不少具体实物存在。李逸友、杜立晖对付身的给授虽然都有所讨论，但仍有未尽之处。据资料来看，付身所授予对象的职级或地位显然要比劄付所授予对象低。故付身当是元代除授文书中低于劄付文书的一种类型，主要适用于包括学官、仓库官、僧道官等在内的部分杂职官中的低级官员和一些吏员。

黑水城吴政宗充新附屯田军百户所仓官付身（《中国藏黑水城文献》）

张国旺通过上述讨论，利用文书学的方法，结合以文献记载，基本还原了元代“宣命—敕牒—劄付—付身”的官吏除授文书体系。

讨论环节，与会学者围绕文书体式所反映的政务运行机制的变化、行政体系与文书体系的关系、“劄付”的语言学分析、元代相关文书收集的拓展、元代文化的历史地位，文书词语在语言学上的变化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