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Greycity（外媒，译文中为“灰色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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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德鲁·阿伯特的社会学课堂上，学生是被研究的对象。作为一个社会学教授，阿伯特考察学生们的个人生活、他们怎么为课程做阅读准备、他们怎么写文章。他也会实验不同的教学风格，就像有一天他试着捕捉那种线上公告版的感觉，给学生们人手一本蓝皮本子记录下自己课堂阅读的最新感受。写好最初的“话题”之后，学生们每五分钟交换一次蓝皮本，并写下对其他人想法的反应，形成了由学生创造的讨论主题帖。

这些实验远远不止是阿伯特（82年博士毕业）一时起意。他大概是一个全能的人，他多样的研究兴趣使得他尝试了计算方法、理论化了职业的发展，并关注了知识的组织。所以当他想要知道更多有关学生怎么思考的时候，他就转去使用了那些服务了作为一个研究者的他超过30年的社会学方法。

但是阿伯特不只是一个研究者。他也是校园里最强大的教员组织——议会理事会的委员会——的一部分。委员会的七个选举出来的成员每两个月与学校管理层见一次面，代表大学管理当中教员的声音。

灰色城市：你在教员议会当中参与度很高，你已经说了这所大学很好的东西之一就是它是由教员管理的。在过去两年当中，有些人提出了一些顾虑，如米尔顿·弗里德曼研究所的创立以及其他一些事情使得有人质疑教员在指引研究领域当中的角色。你认为这所大学还会是教员管理的吗？

阿伯特：是啊，这大学还是会是教员管理的。它就是教员管理的。那个教务员是一个活跃的教师，每个周五下午都去他的实验室。校长是以前数学系的主任。这些都是活跃的学者。显然，（校长罗伯特·齐默）已经不搞数学了，但是这些都是教员。但是更重要的是，那些学院院长，住宿制学院院长，那些在这些位置当中稳定地轮转的人们…他们在当教务委员会的主席。他们在做这种事情。这所大学会继续这样做的原因之一是这样很便宜。不像哈佛，我们没有很多较低级的院长和管理层去做这样那样或者其他事情。教员在做这些事。教员实际上运作着他们自己的中心。举例来说，这里大概有100~150个中心和研究所。这里面每一个都必须由一个教师来运作。

搞学术的人挺执着于他们做的事情的，这也是一个事实，让我们来面对它。我很肯定，对于任意一个教师，至少有100个大学里其他地方的教师觉得这个教师的工作要么是无用的，或是愚蠢的，或是恶毒的，或是多余的，或者随便是什么。这对所有人都成立。任何你能想到的人都有类似这样的态度。另一个事实是，可能每一个这里的教师都秘密地认为这大学里有一些整个儿的单位，我们真的，不需要… 但是这也是一个大家觉得有关的社区，大家正在辩论、在这种事情上争斗，这要比整个地方睡着了要好很多。

灰色城市：如果你要对这所大学的任何一个方面进行一次社会学研究，你想做什么？

阿伯特：芝加哥大学的核心问题其实非常简单。在1930年到1990年之间，芝加哥大学采取了一种非营利性世界会称为 “花光钱” 的策略。他们通过沉迷于各种奇葩的实验，允许学校变得非常小。基本上，这大学将捐款的很大一部分花在让自己变成一个极度不正常的地方上。一个不正常的大学，一个非常小的大学，一个非常注重于研究生教育的大学——这大学里研究生比本科生多。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这种大学。太激动人心了。太富有活力了。全都是教师，大部分人不教任何本科生。那整个就是——它是世界上最令人激动的地方。它也在走向破产，因为没有一个能够长期维持这种东西的商业方案。

我们决定停止花光钱的策略。我们大概有40到50年是世界上最不正常的大学。我们通过花光钱做到了这一点。我们想继续做世界上最不正常的大学之一，但是不要继续花光钱了。这就意味着这所大学前进的核心问题，那个巨大挑战，就是找出怎么去做这件事。我觉得这就意味着我们基本上要通过纯粹的唯智主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设想一种大学，一种接近知识的方式，以及一种让我们变得独特，让将要来到这里的人们感到激动的思考事物的方式。

灰色城市：在你的社会学课堂上，你在教学方法上做了实验，你的目标是在每一个不同的课堂上使用一种不同的教学方法。你在这个实验中得到了什么？

阿伯特：我从实验当中主要得到的就是，我之前知道得一点也不多，学生们的独特性要比人们所想象的要高很多。一些我们有关本科生的一般认知是正确的，但是一些就不对。我在罗格斯大学（Rutgers）教了13年书，才到芝加哥大学来。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教学。在罗格斯我在很大的教室里讲课，我对此变得非常非常在行。我成了某种展示癖和自恋狂，这样对讲课非常有用。这是一种体力活。我曾经不用话筒给600个人上过社会学概论。这就是一个宏大的公共表演。但是有一件事也是正确的，如果你去读读那些考卷——就像我有的时候做的那样，去看看人们真正在学点什么，（笑声）那看起来有点可怕。你很容易就能够说服自己，你的学生正在学很多东西，但实际上他们可能并不是这样的。

所以当我教核心课程（Core）的时候——你提到那些实验——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是，在90年代中期我开了一门课“民主与社会科学”，有几年它弄得不错。我记得我主讲了5年这门课。但最后它开始变得有点无聊，我不觉得那些课堂很好，而这整个东西就很糟糕。我决定要改革了。所以我首先在我的课上花了很多时间，试图分析出这些学生到底是谁。

我布置了很多民族志那样的写作，学生们匿名给我写一些东西，说说谁教了他们怎么写作，他们是怎么学习写作的。这就让我在去年发现，有相当一部分进入芝加哥大学的学生认为所有的文章都必须有五段话。他们写那些又长又没有组织的段落的原因是，因为人们让他们写越来越长的论文，但他们仍然写五段话。所以这些段落变得越来越长，这就很古怪。这事情变得非常有用。当我在核心课程教员会议上谈论这件事的时候，它成为了很好的新闻。没有人真的想过，“啊，让我们来问问他们到现在是怎么被教写作的。”

灰色城市：你在哈佛读本科的时候学习的是历史和文学。你怎么会到芝加哥大学读社会学的研究生的？

阿伯特：我上的学校是安多佛（译注：Philips Academy Andover），那个时候它正在从一个老式的、上层阶级的堡垒转变成它今天的那个样子。那是在60年代中期，它正在转型。那里有许多许多非常非常聪明的孩子，基本上就是一些中上阶级的孩子试着找一个前往常春藤的通道。所以课程非常保守，但是利用着这些优质生源，学校将他们尽量推得远、推得快。我在高中就搞了实分析。我在高中就搞了数论。在英语文学那方面，我高三年级的英语老师当时也同时在哈佛教书。

我有一大把AP，足够让我在哈佛跳过一年。所以我去了哈佛，然而因为我跳了一年，所以我得立即决定我的专业。我想要学社会研究，这个专业在哈佛当时是个精英专业。我基本上在每一个社会研究领域都辅修过，我也对那些东西非常感兴趣。所以当到了去研究生院的时候…我寻找的地方是一个我能做很多不同事情的社科项目。社会学是一个明显的选择，所以我一直在搞它。我申请了社会学。我申请了很多地方，包括哈佛——哈佛把我拒了，几年后他们给我工作机会的时候，我还提醒了他们这件事。

但是我在芝加哥大学申请了不一样的东西。我申请芝大研究生院的时候我在俄克拉荷马Fort Sill。所以我拿到了芝加哥大学的材料，我决定社会思想（委员会）是我想去的地方。那个听起来对我来说棒极了：非常抽象，非常哲学。正符合我的野心，我的兴趣，我的自恋癖，随你怎么说。但是我去过哈佛，在哈佛，委员会就是委员会，又不能授予学位。所以我把芝大的通知理解为，你在社会思想这里是为了把头放在云里，然后你还得在一个真正的院系里，像社会学，这样你的脚才能放在地上。所以我填了所有的表格以及录取的各种东西然后我就去了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尽管我以为我实际上在申请去社会思想系。所以我是错误地申请了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进去了，然后最后成了系主任。这也算是个好玩的事情。

更一般的故事是，我选择了社会学是因为我实在不知道作为一个搞学术的我到底想做什么。我想要能够做那种可以利用我学过的各种不同的东西的工作。当然，我在哈佛的基本工作就是学许多不同的东西，学一点心理学，一点社会学，一点政治学，我在那里就是上了所有方面的课程。我没有学什么技能，所以社会学给了我随便做我想做的事情的机会。我的一些工作非常的数学化。有一些就是谈话性质的。有一些是理论的。有一些是历史的。有一些是民族志。我过去40年就是做了我特么想做的事情。

灰色城市：在一次以“教育的目标”为题的演讲中，你提出学生不应该将他们的教育看作另一个让他们超越别人的工具，而是去为他们自己利用这些机会。这所大学怎么帮助学生做到这一点？

阿伯特：大学里发生在你身上的绝大多数东西都是你做的事情的一个函数。那是学生的一个函数，不是大学的。这里当然是有可能接受非凡的教育的，去学习各种各样的东西，同时用崭新的方法使你的思想变得开放，大概是这样，当你专业从事某个东西的时候 … 核心的问题是，学生是不是利用了这些东西。

从一个教师的角度来看，我也觉得特别是从一个导师的方面来看，这里就是有一个巨大的、美妙的桌子，向外伸展，大部分人们就吃一个巨无霸，带一点薯条，或者随便什么。他们就吃他们喜欢的食物。我觉得很多我们这样的人，这些老人，导师们和教师们，感到学生被很没有必要地限定在一条轨道上。我们觉得学生对于他们能够取得的东西，有这种相对狭窄的视野。

从另一个角度说，当你在那个年纪，所有的事情都看起来后果很严重！就像你是一个大一新生的时候，你第一篇论文的成绩看起来像整个世界一样，因为，在那个瞬间，它就是整个世界。它就是你整个绩点。当然，你很重视它。但是到你成了一个大四学生，你发现再来一篇论文也不会怎么影响你的绩点了。

从另一个角度说，我回看我自己的大学生涯，我发现我就是去上了那些我想上的课，不知怎么最后就成了。我也可以去学法律，或者任何其他专业，也没什么困难。这对这里大部分的人来说也是这样。

所以我们应该说什么？大学应该做什么让学生去教育自己，让他们把这个作为自己的挑战，而不是去取得学历，这是很难知道的。我的意思是，你在进来的时候已经获得那些学历了。就是这么简单。你已经有了。你去做这些，然后你付钱。你会得到那个学历的。更进一步说，你会获得不错的学历，因为你的绩点会挺不错的。它就这么成了 … 对于（教授们）来说这很容易说，因为我们在回顾这些，我们的生活都挺好的，尽管有那些误打误撞的事情…

所以我真的觉得，你得要让学生感到惊讶，才能让他们学习。就去做那些没人会预想到的，因为这就是我们所有人做的事情之一，来让我们的日常生活可以管理，你试着把这些事情变得可以预想——准备好所以你知道什么要来了，什么正在发生，你要做什么。所以比如说，如果我突然脱掉裤子开始在桌上跳舞，这访谈就会变得好多了，不是吗？这就会变成一次难以忘怀的访谈。但是，你知道，我们只是在访谈。

译：徐亮迪

译文出处：https://www.douban.com/note/580672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