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几乎一场不落的参加了所有驻访学者的内部报告和交流会，从建筑学到社会学，从思想史到文学史，更不必说与历史学原本即具亲缘关系的考古学。报告和交流的题目会事先发布，有时还一同配发相关材料。每次看到这些资料，我常常会设想这个题目如果我来处理，会怎么进入，怎么展开。当然，这样的设想毫无疑问是自不量力，很少有哪个报告的思路能被我猜中。不过，或许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预设，使我常常为发表者于我设想之外、独具匠心的思考击节而叹，并在赞叹之余对不同学科、不同研究者的思考方式有较多了解。这样的交流会占去不少时间，内部报告每周一场，交流会两周一次，算上事先准备的时间，则每周至少有一天甚至更多时间需用在此处。不过，从我个人的体会而言，这样不同学科间的对话所带来的启益却非时间消耗所能衡量，不同学科、不同方向研究者之间的对话，不仅可以带来许多陌生的具体知识，在思考问题、理解研究的方式上亦多有启示。譬如在最近一次交流会上，孙歌老师随意一句“不一定非要提炼研究范式，而是应尝试将从具体研究中获得的个别经验融入其他研究”（大意如此），便犹如醍醐灌顶，于仍执着于研究范式、理论总结的我以巨大冲击。

         而得益于文研院丰富多彩的学术活动，能够收获跨学科新知的途径还有许多。文研院几乎每周都有多场学术活动，或是讲座，或是座谈，或是小型学术工作坊，或是规模稍大的学术会议。这些活动，不少都是非历史学的，有的甚至自身即是多学科研究者的聚会，譬如我曾参加的北大文研读书第10期“关系视角与历史研究——《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研读会”（2018年4月13日），即包括了历史学、社会学及政治学研究者在内。在我参加或旁听的这些学术活动中，除上述研读会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北大文研论坛第60期“中国现代文明语境中的马克思·韦伯”国际学术研讨会（3月20日）、第65期“卫所的地方化与明清制度的延续性”（5月15日）、第71期“族群凝聚与国家秩序”（6月2日）、菊生学术论坛第9期“中国考古学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6月22日）等。这些超越历史学或虽在历史学内却非本专业的学术活动，虽然自己因语言和既有知识所限或不免一知半解，但从中仍获得诸多启益，且如果不以这些启益能否转化为研究成果、即是否实用来衡量，这样的感悟将更深刻。

         除了吸收本专业、本学科以外的知识，我将自己驻访期间的研究亦调整为与跨学科交流相适应。在内部报告会上，我发表了《重视图像自身的脉络——以〈历代帝王图〉皇帝异服的解读为线索》（4月25日），试图从艺术史的角度理解自己近年来针对历史文献所做的史料批判研究；在交流会上，为避免以枯燥的官制考订“折磨”驻访同仁，我提交了《中国古代官制研究的三种范式——“活”的制度史、制度史观及日常统治研究》（6月6日）。两场报告，前者首次触及自己先前完全陌生的艺术史，后者在梳理三种官制研究范式的基础上辨析何为制度，这同样是一个跨越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学科的课题。这样的研究调适也让我收获巨大，前者除得到驻访同仁多角度的提点外，还得到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李溪副教授的专业指教，并获赠极为清晰的《历代帝王图》图片；后者亦出乎我意外的引起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无论是郑振满老师立足历史人类学研究的思考还是渠敬东老师基于跨学科、高屋建瓴的点评，多给予诸多启发，而主张“活”的制度史的邓小南老师亲临现场，更是于我以颇多教示。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驻访文研院四个月的时间，让我得以有机会与不同学科、不同领域最优秀的学者朝夕相处。而正是这样随时随地的交流对话，切磋砥磨，使得愚鲁如我亦获益良多。感谢文研院提供这样一个跨学科平台，并祝愿文研院越办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