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30日下午，文研院第十二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十三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与线上平台同步举行。文研院邀访学者、华中科技大学语言文化系陈文龙讲师作主题报告，题目为：“新旧叠加：北宋前期官僚等级制度”。第十二期邀访学者包慧怡、杜华、谷继明、姜守诚、焦南峰、梁云、刘清华、陆一、罗鸿、欧树军、盛珂、王明珂、赵丙祥，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如所周知，宋代官制复杂多变。本次报告，陈老师主要聚焦北宋前期的官僚等级制度，追问官僚等级制度的复杂是怎么来的，如何用现代学术语言圆满解释这种复杂性，并简要说明北宋前期官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官僚等级包括机构的等级和官员的等级，这里侧重讲后者。

北宋前期官制可溯源至唐后期，职事官阶官化和使职差遣盛行是唐后期至北宋前期官制的重要特点，出现这些特点的制度背景需要重新讨论。关于使职差遣的盛行，以往的解释是政治、社会、经济发生了剧烈变动，旧机构已没法适应新情况的发展，同时也与此时期加强皇权以及强化中央集权的努力有关。使职强化皇权与中央集权，在中国历史上时常发生。但使职如果常态化，它的功能和固定的职事官没有太大区别，此时的使职很难说与强化皇权有多大关系。元丰改制时期，基本废除使职差遣制度，而宋神宗时期正是皇权很强势的时期。旧机构没法适应新形势的发展，使职差遣只是解决的途径之一，改变原来机构职能及职官设置以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同样可以解决问题。使职差遣长期流行的制度环境需要再解释。

报告会现场

北宋康定二年（1041）重定百官朝服，礼院提到了《衣服令》《官品令》及《閤门仪制》。这里的《衣服令》《官品令》，即天圣令，而天圣令是在唐令基础上细微修改而成的。唐天宝（742-755）以降，律令体制的瓦解是大趋势，同时也要看到，唐代的令文有些还在宋代发挥一定作用。这些仍发挥作用的唐代令文，是使职差遣长期存在的重要制度背景。令文规定了机构的职能和职官员数、品级，无法通过改变机构的方式适应新形势，令外设使职成为唯一的选择。元丰改制后，使职差遣体系基本被废除，而在元丰七年（1084）颁布新的敕令格式，唐令中关于职官职能、职官员数及官品部分基本失效，代之以新的法令体系。部分唐代令文在北宋前期仍发挥作用，这和王朝追求正统与合法性有关。

北宋前期的官僚等级制度，以前多从“官、职、差遣”三分的角度去分析，“官以寓禄秩、序位著”是解释诸多重要官僚等级制度的关键。但把这句话绝对化，往往背离实际运行中的制度。比如，至和二年（1055）富弼为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按“官以寓禄秩”的说法，富弼领户部侍郎的俸钱，同时《禄令》中有宰相俸钱的规定，那富弼此时领两份俸钱吗？史料并不支持这样的说法，宰执的俸禄是“不系其官”的。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不能期待“官以寓禄秩、序位著”这句话解释所有北宋前期的官僚等级制度。北宋前期的官僚等级制度，首先是多元序列的。每个等级制度的排列依据并不相同，逐一将每个等级制度排序依据揭示出来，这距离当时官僚等级制度的实际就不远了。第二，解释北宋前期的官僚等级制度，除了以前常提的“官、职、差遣”三分，还需要寻找其他更有统领性的概念。元丰改制时期提到北宋前期实行“品官给告身”的做法。根据我的研究，这里的品官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包括《宋史·职官志一》所提到的“文武官”、内职、军职。品官包括了本官阶、职和部分差遣，哪些差遣属于品官，是非常确定的。差遣分为品官差遣，以及无品、一时差遣，细读史料，这两类差遣的区分表现在很多场合。引入品官概念，借用阎步克老师在《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中提到的“品秩五要素”，北宋前期多元官僚等级序列内容见下表。

北宋前期大部分重要的官僚等级制度都和品官相关，也有个别溢出现象。比如恩荫，除了品官，适当考虑了无品差遣的监司；又如，中央官的俸钱主要由品官决定，翰林学士等俸钱则据本官阶，这是沿袭了唐朝旧制。品官只是决定多元序列官僚等级制度的因素之一。叙迁之制显然是和本官阶有关的，而官员服色制度则以散官为基础。北宋前期的资序，大多数是由地方无品差遣构成的，这可能与品官、地方无品差遣这个结构有关系，其中的细节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把上表内容论证清楚，北宋前期等级制度的基本面貌就清晰了。上表可以说是一个理想型，每项具体制度都有一个形成过程，具体研究中要处理这些细节。理想型还是有意义的，方便我们从大处理解当时的制度。现在的官制研究领域划分太细密，好处是能相对深入，缺点也是明显的，很多等级制度都是紧密相关的，需要关注不同等级制度的相似性，这需要综合的眼光，要从结构上思考问题。另外，官僚等级制度只是复杂制度的一环，北宋前期诸多制度都可能呈现类似“新旧叠加”、多元序列的面貌，通过吸收其他学者的成果，或展开一定形式的合作，才能解释当时制度的全貌。

最后谈谈如何看待这种多元序列的等级制度。和唐前期“一元多序列”等级制度相较，多元序列的北宋前期官僚等级制度确实有点乱，当时人对北宋前期官制名实不符现象也有诸多批评。“乱”只是表象，这并不影响实际制度的运作。对宋代官制的评价分歧极大。康有为《官制议》认为“宋官制最善”，章太炎《官统》批评宋代官制是“郑声猥号，视唐益流滥矣”，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基本沿袭了章太炎的评价。日本学者梅原郁的说法最值得重视，《宋初的寄禄官及其周围》一文认为北宋前期的寄禄官制度，“看似芜杂，其实精致，这种精致是和十一世纪时具有世界最高文化的民族相应的”。

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为陈文龙老师颁发邀访学者聘书

在帝制中国时代，建立一元官僚系统并影响深远的主要有三个时期：秦，隋、唐初，明初。一元的官僚系统，多与军事征服或部族政治有关。宋代多元的官制系统，是和高度发达的文明相匹配的。类似现象也见于东晋南朝时期。南朝梁以后，同时存在秩石、官品、官班三个系统，三者解决各自的问题，错综搭配。南朝和北宋前期的类似现象，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和当时的文明发达程度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