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30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217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工业的乡缘——一个适配分析视角”。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折晓叶主讲，文研院邀访学者、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黄晓春主持，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杨善华评议。本次讲座为“质性研究：重塑中国社会科学的想象力”系列讲座之一。

工业何以与乡村结缘？在折晓叶老师看来，乡村工业化乃经典研究问题，且学界对于工业是否应该进入乡村多有争议。聚焦这一段工业生命历程的存在和延续，对它在乡村的生存形态和行为及其背后的制度逻辑进行考查，探讨它何以在城市大工业和农业市场化的双重挤压下顽强生存，有助于认识工业聚集和扩散的规律和趋势。通过观察它在长时段中蕴酿、发育、成长乃至衰落的生命史，还可以对事物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对当下它所发生的影响有一个深入的理解。在这种思路下讨论问题，仍会有许多新的发现。

乡村工业化可分为四个阶段：家庭手工业、社队工业、乡镇企业工业、民营工业。其中，乡镇企业时代的工业化承前启后。宏观层面看，是国运国策使然，改革开放和经济政策调整以及体制改革的宏观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微观层面看，“农工相辅”微观空间的打开则是乡镇企业得已发展的重要原因。在此基础上，折晓叶老师以乡镇企业阶段作为观察乡村工业化的横切面，并以村办工业（企业）作为研究客体，以微观空间的打开作为侧重，展开其对乡村工业化的探讨。

讲座伊始，折晓叶老师首先针对相关经典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理解与分析思路。一般认为，工业化与城市化一体两面。若从城市角度看问题，是城市工业扩散成就了乡村工业化；但若从城乡互动的角度看问题，工业下乡主要不是城市工业辐射或外扩的结果，而是乡村利用政策“请”工业进入的结果，这是一个相互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出现了乡村工业对城市工业的反向拉力，发生了资源由城市向乡村的逆向流动，城乡工业分割的局面因乡镇企业的突飞猛进而被打破。这反映出改革的基本逻辑，即用新的增量财富来摆脱旧的国家计划控制，这不在于乡村工业最能接受城市工业辐射，而在于它最能利用城市改革难以推动的契机。

从城乡互动的角度可以进一步引出经典工业化理论的几个缺失。如将工业化和城市化视为一个过程的两个面向，主要从城市的角度考量工业化，缺少从乡村一方看问题的视角；再如将工业化首先看作是经济变迁过程，从经济的角度考量其效益，缺少从社会层面考虑的对其社会过程的关注；另外，将工业化看作城市工业扩散及工业下乡的过程，缺少对乡村“请工业进村”动力的考量；以及从农业“过密化”的被动视角考虑农业劳动力转移，缺少对农民自主寻求“增长”的非农化思考。

那么，如果从乡村一方的视角来看待工业与乡村结缘，这个过程遵循着哪些制度逻辑？折晓叶老师提出以下几个层面：“农工相辅”的历史传统和结构空间逻辑。“农工相辅”作为一种历史传统，早在家庭手工业时期就已存在。因经济发展和国策限制，“农工相辅”的结构空间不断缩小。乡镇企业崛起之后，工业化的制度演进为其打开了一扇窗口，但是其所以成功，从更本上说是因为农村经济中一直存在一个“农工相辅”的历史传统和结构空间。回顾一部完整的乡村工业化史，在很大程度上说就是对于这个空间的拓展史。正因为拓展的需要，国家不得不调整经济战略政策，在工农与城乡之间重新分配利益。从此角度来看，改革开放便是打破此结构空间束缚的一次重要变革。它至少拓展出两个新的空间，用以破解“内卷”问题，其中一个即是非农化和乡村工业化，另外一个则是紧随农村工业化，允许人口向发达地区和城市（镇）流动，从而推动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

利益最大化逻辑，即“无工不富”。工农业收益“剪刀差”所产生的比较利益，在工业得以成规模地进入农村后，才促使农民放弃农业。依靠非农化增长家庭收入，使非农工作机会的吸引力超乎寻常，农民个人和家庭更实际地考虑向非农转移。“无工不富”自然成为非农化的合理逻辑。从一些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如苏南来看，人地矛盾无疑是将剩余劳力挤出农业的准备力量，但是几乎从工业进入乡村开始，就出现了农地抛荒与非农化同时存在的情况，也就是说，即便剩余劳动力被挤出了，人地矛盾减弱了，也没人愿意种地了。这说明追求“增长”，实现利益最大化，才是农村工业化最大的动力机制。在有条件接触城市工业的地区，集体地或合伙合作地办厂，“请工业进村”，也就成为那一时期实现利益最大化的首选。

反控制的逻辑，“摆脱”才好“利用”。反控制即“去制度化”，是农民的日常生活策略。计划经济的制度性风险使得反控制的一方位于弱势，因此，农民的“反控制”是在特定的机会结构下，采用的非对抗性的特殊互动机制和行动策略。这是一个辨证统一的过程。来自多方面的条件提供了机会结构，为改革过程留出了有弹性的制度空间，“请工业进村”就是尝试的结果；同时，精英行动者对竞争性机会的洞察和把握、村庄的乡土规则对宏观体制、制度和意识形态适配所留有的余地等，共同促成了工业在乡村的落地。

江阴华西村村貌

人民画报/秦斌 摄

“苏南模式”指苏南地区以乡镇集体企业为主进行非农化发展的方式，华西村一度被认为是这一发展模式的典型代表。

持续发展逻辑。此逻辑与农民对利益增长的追求是类似的，有增长才能谋发展，抓住工业化的机遇才有可能实现经济增长，自行的工业积累才是村庄公共品提供和农业发展的可靠基础。在此逻辑之下，农民拥有应对政策进入和退出的能力。从乡村自我发展的角度看问题，并不意味着主张自由发展，而是强调乡村社会终究要走到自恰发展的轨道上去。从可观察的经验如本文案例那样，乡村一方的反向视角，反而有可能解除“增长即发展”的发展主义。乡村一方的视角，强调乡村社区的综合发展是现代化中不可或缺的社会战略，凸显的将是加强乡土意识，推动乡缘建设，增进农民再合作，主张“农工相辅”、“城乡互容性”等发展议题。

乡土经济的逻辑。为何“工业农作”才能挤出效益？在折晓叶老师看来，集体工业企业拥有一整套利用农业社区传统的经济机制。如企业仿照农业集体的“月分工，年结算”，平时不发放工资，在年底集中结算，如此，职工工资变成了企业的流动资金，实际是在用农作的方式来经营企业，这一逻辑在乡村工业中多有体现。

从宏观制度条件和乡村回应的双向视角，折晓叶老师提出了其研究问题。为什么在国家宏观制度变迁背景下，在某些地区相同的制度条件或环境下，工业化仅只在某些乡镇和村庄启动并持续了呢？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力量，它与乡村传统力量之间如何互动融合，又如何产生出种种新的动力、规则、方式和关系，从而推动了工业的落地和发展呢？在折晓叶老师的研究中，这些问题所引发的微观动力机制，是其理解乡村日常工业生活逻辑的主要议题，也是一个宏观和微观要素相互适配、再建与融合的问题。

在用案例比较的方法回应以上研究问题之前，折晓叶老师首先对其研究使用的关键概念“适配”和“乡缘”进行了解释。“适配”（adaption）概念转型自经济学概念匹配（match）。“匹配”是经济分析中的重要概念，用法不一，但作为资源配置达到均衡的手段或一系列机制使用时，主要关注于即定要素资源“搜寻”“选择”和“对位”的过程，但对于社会学的解释而言，尚属于静态分析，强调结果的有效性，对于要素之间如何达成匹配以及相互适应性的互动过程并没有过多关注。经济社会学也曾借助这个概念，并试图扩展到一些更普遍的社会科学的范畴加以讨论。如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对人职匹配等过程中的社会关系网络机制的研究，沈原和刘世定对社区善治中治理手段的选择与社区自然秉赋匹配的研究，刘世定关于匹配中社会互动的研究等。这类研究虽关注到社会互动在其中的重要作用，但没有在分析概念上做进一步探讨。

在折晓叶老师看来，适配概念指两种要素或力量在互动中各自产生的适应性的变化，更多强调的是行动的动态过程，而不是即定要素在结构位置中的搭配，强调“促使”两种要素或力量在互动中各自产生适配性的变化，以此来解释匹配是怎样发生的。此外，适配具有双重互动性。一方面它是“所搜寻的工业既定类型与村庄原有的资源条件之间能否通过互动行为而有所变化，以便达成适配”的问题；另一方面它还是一个社会互动过程，是参与主体通过社会互动而影响甚至决定适配形态的问题。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研究此动态过程显得更为重要。

因此，折晓叶老师研究的基本命题便是，“工业落地是一个与乡缘互动而达成适配，并将动态变化的乡缘规范纳入到工业生产和组织情境中的社会过程。”

那么，应该从哪些方面来分析“适配”？应关注适配的动态过程，包括引发适配的动力事件或事项，范围、目标和适配结构变化；关注适配的社会互动结构，因为互动性是适配最为重要的特质，特别是参与适配的不同社会特质的行动者，包括组织和个人，其社会互动反映出适配的社会性条件，对适配过程会产生重要影响；还应关注适配的稳定性和延续性，指适配结构的持续时间和变动频率，反映适配结构演变的不同阶段和动态过程。

“乡缘”，是折老师研究的另一个重要范畴。“乡缘”是一组可资开发和利用的制度条件和社会互动关系，包含着三层相互关联的内容，形成某种社会关系结构、制度机制和互动策略的结合体。从静态的社会关系结构来看，它以乡土社会关系为其内涵，主要由具有先赋性的亲缘、地缘和业缘以及因行政沿革而赋予的政缘组成。在工业化的村庄，“亲地业政”几缘分离的程度不高，因此折晓叶老师用“乡缘”将它们概括成为一个综合性概念，这对于理解村庄的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实质部分十分关键。

从动态所谓“结缘”来看，“乡缘”指工业与乡土结成关系的原因、由来和约束性条件。作为社会互动制度机制，乡缘的内涵可作如下理解。首先，它包括“组织”的政缘，即外力植入和内部呼应的人际关系。工业化是一个再组织化的互动过程，在此过程中有多种力量强化了村庄的政缘关系，包括工业化拓展了的村庄外部的政缘互动关系，国家放权后增强了村庄内部的政缘关系，产生了适配性的工业集体制，地方行政人事制度则造就了能够协调社区与市场、适配工业化的制度企业家，等等。

其次是“拟出”的亲缘，“拟亲缘”关系是乡村工业化过程中适配性的组织资源。它将亲缘关系模式和处事方式推广、概化、带入非家族的团体或组织，即造就出“自己人”模式。拟亲缘处事方式，既保证了内合作群体的利益不受侵犯，又满足了新的工业组织体制对扩展合作的要求，成为工业化过程中适配性的组织资源。

再次是“拉出”的业缘，既有因工业而缘起的外界关系，也包括因工业而结成的村民之间以及村民与外来人之间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外界关系不完全是通过市场自由竞争建立的，而是通过老的和新建立的人缘互动关系在市场上“拉”出来的。新关系打开了村庄内部“农工相辅”的业缘结构空间。业缘关系从其他关系中独立出来，是乡缘适应地方工业化与不完全市场经济的一种适配行为。

最后还有“经营”的地缘，在折晓叶老师看来，这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经济概念。土地及其经济是乡村地缘关系的根基，其社会互动特征及可经营性表现在多个方面，例如分田人头关联在地保障、村藉制度关联利益分配，集体制合作体系关联在地成员权，地缘行政和意识形态关联工业体制选择等。正是这个从自然居地的生活地缘到建立制度地缘的过程表现出“地缘”的经营性，亦即乡缘适应地方工业化与不完全市场经济的一种适配行为。

但是，对乡缘只做“社会关系”和“制度机制”的理解仍显狭隘。折晓叶老师最后着重分析了作为互动策略的乡缘。一方面，有关系并不意味着可以利用，有亲缘不等于有人脉，后者才是工业在乡村运作的必要条件。有“在地”的先赋性关系，不等于能够利用地方资源，后者才是工业落地乡村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在地的非先赋性关系也可能再造出新的适配于工业落地和发展的乡缘。可见，工业进村并发展，并不是直接依靠了村落传统文化和关系，而是促使这些传统在保持其根基稳定下发生了适配性的变化。而乡缘只有在不断与新的力量相互适配中，才具有可持续性。当乡缘的内核由软性的社会关系演变成为硬性的制度和规范机制时，或者说原本特定社会关系独享的资源可以成为适应市场需要的可使用的社会资源时，才得以与工业体制二者相辅相成，互为条件，共同促进乡村工业化的进程。

在这个过程中，“乡缘”和“工业体制”都会产生适配性变化。“乡缘”的适配性变化表现在突破了原本独享或专用于村庄的社会性资源和物质资源的限制，在更广范围去利用公共性更强的社会资源和社会性资源，同时也为村庄内部资源与外部市场需求的结合打开了通道，这些也正是工业化所需要的微观社会基础。工业体制的适配性变化则体现在传统制造业的组织方式更加贴近于农耕组织传统（体制和产权）；生产制度出现多种形态，如工厂制的、家庭作坊式的、工厂制与家庭发包相结合等；人力资源利用和就业方式出现了多种不同于大工业的形式；以及工业组织包容农业机构，适配了“农工相辅”的乡缘传统。

综上，乡缘与工业之间的适配性互动，具有很大的张力，并不一定越紧密越好，也不一定都产生正向的关系，当二者之间的适配平衡被打破时，乡缘就可能被悬置甚至割裂起来，由此产生出不同的适配类型。并且，乡缘与工业之间的适配是动态变化的。当工业与乡缘的适配关系紧密时，固着于乡缘关系之内的工业就易于嵌入和扎根；而当二者关系疏离时，乡缘悬浮之下的工业就易于只留根系甚至拔根；当二者关系紧密时，迁移中的工业就易于成为与乡缘互赖的适配类型，有可能在移根中重建乡缘关系；而当二者关系疏离时，扯裂于乡缘之外的工业就更易于伤根和退出。折晓叶老师根据上述几种适配类型，展开了讲座的后半部分——对“扎根”、“留根”、“伤根”和“移根”四个不同案例的描述和分析。

折晓叶、陈婴婴《社区的实践：“超级村庄”的发展历程》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

“扎根”是固着于乡缘关系之下的工业“适配”类型。在主要从事电梯齿条加工生产的星村，选择工业具有深厚的乡缘基础，通过“请工业进村”这样一种小村庄与大社会的互动方式，激活社队工业残留的资金、人脉和体制，重建社会性合约，并且依靠人缘和政缘抓住加工业核心环节——从大城市拿到加工订单，利用农民易于“转为”加工工人的兼业条件等，实现了工业落地发展。在此过程中，地方政缘起到了主导作用，工业集体制作为一种地缘制度和情结在星村尤为显著，不仅表现在对工业体制的选择上，而且在工业企业“离不离村”、“改不改私”和股份制改革决策过程中都有体现。乡缘在与工业适配中不断革新，从而实现了从工业优先到以工促农和家园建设的过程。折晓叶老师发现，工业之所以扎根于村庄社区，不仅其业态需要适宜于农工相辅的村落农耕文化，其工业体制还受到地方集体制和村议互动传统制度的深刻影响，不仅造就出工业集体制，而且集体产权始终占有主导地位，制度企业家成为勾连企业和村庄、村庄与地方社会的制度中介。乡缘在成为工业落地和发展的支持系统时，也决定着以工业收益支付村庄建设和村民福利的社区目标。正是在这种“村企一体，农工互依”不断适配的过程中，星村完成了工业在乡村的“扎根”。

“留根”是乡缘悬浮之下的工业“适配”类型。相较于星村的案例，塘村经历了工业“进村、出村和返村”的反复过程，展示出适配互动过程的复杂性以及持续利用乡缘所产生的不同结果。该案例工业进村的过程与星村大致相仿，有所不同的，一是村民对于分享企业收益有强烈需求，最初进村的制鞋企业采取了工厂制与家庭发包制结合的做法，惠及一些不能进厂的老年人和妇女劳动力。这并非制鞋业所必需的，而是一种工业体制与乡缘适配的做法。二是塘村有着区别于星村的工业集体制，“村书记兼董事长”是聘用的村内经营能人，具有“准制度企业家”的双重身份，遵循着“公司办村”即公司兼并村政的制度安排，通行村政不能干预企业经营的做法，村民参与制度名大于实。股份合作制改革时，在组织和制度上都有限制村集体产权的特点。

在此背景下，企业逐渐摆脱地方政府控制，也摆脱了村集体组织的束缚和村民就业负担，与内外部政缘都保持一定距离。由于村议制度的缺失，村组织和村民失去了参与体制改革的可能，乡缘在工业组织过程中的合法性受到动摇，最终因改制而导致村企分离，企业不仅在产权上而且在地理位置上离村。与此相应地，工业在向高科技工业转型中也与乡缘关系发生游离，形成了产权分割，村政“出局”，工业总部撤村，政缘割裂，乡缘悬浮的局面。但企业依然用“留小厂保就业”的方式，将工业的根系留在村庄，并承诺新厂办好“不会不管村里老小”，对持续利用乡缘留有余地。最后，随着企业逐步发展为多种产业为一体的综合性集团公司，工业资本又重新返村，采用公司与村组织协商的新的互动方式，将工业资本投入生态农业和家园建设。此时虽然企业社区责任转为个私的家乡责任，但仍然体现了对乡缘的持续利用。在此过程中，悬浮的乡缘重又落地。

深圳万丰乡

在《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的社会变迁》一书中，折晓叶深入分析了深圳宝安地区万丰乡从村域集体地向非农转化的过程中,外来力量与村庄内在的社会结构相互作用、推进该地区发生巨变的实例。

“伤根”，表现的是产业失败并伴随乡缘扯裂的工业“适配”类型。与星村和塘村比较，北村是当地最早的“工业先进村”，但历经三次产业转型中，却一次又一次与乡缘扯裂，最终导致村庄败落。在第一次从农业村到工业村的产业转型中，过度工业化导致北村无可耕土地，“农工相辅”解体。经多次试办后主导产业选择了纺织印染业，但此产业逐渐受到政策限制，导致产业转型。在第二次产业转型中，村集体转向赚钱快的服务产业，但在此过程中产业与村民的日常生活和营生基本脱钩，产业亦在非法经营中失败；在第三次产业转型中，曾发生“并村”事件，通过兼并农业村增加“农业”成分，试图恢复“农工相辅”的结构空间。提出“近期实现对农业村土地运作的设想，远期渴望成为新的粮油经销商”的高科技农业园区设想，并尝试股份制资本运作的方式。

然而实际情况是集体制组织方式与园区筹备方式发生冲突，实体经济被边缘化，村集体失去了作为产业支撑的组织能力，村民仅只成为一个期待享有非农产业收益的福利群体，村民议事制度虚设，村民失去互动参与权，新产业和村政逐渐与本土经济和村民生活扯裂，必然导致村民与村集体和村公司渐行渐远，甚至搬离村庄，村社区几近解体，村民生活失去了乡缘固着的基础。由此，在折晓叶老师看来，从工业集体制到福利集体制的转变，即村民仅成为一个期待享有非农产业收益的福利群体；集体与公司、村民与村社区渐行渐远，共同导致了适配过程切断，乡缘失去了可持续性。因此，这种产业与乡缘扯裂的“非适配”类型说明，适配是一个不断试错的互动过程，即使理论上与村庄自然秉赋匹配的产业，没有适配的组织运作和互动过程，甚至与乡缘的适配过程被切断，致使两相目标严重背离，也是难以落地并持续的。

“移根”工业“适配”类型，主要表现为工业流动和乡缘的重建。北村产业失败之际，另一个落脚于该村的异地人办的服装工厂，却在乡缘重建下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两相对比，形成强烈反差。此服装厂的建立始于具有服装裁剪能力的打工人从皖南到苏南的迁徙，并逐渐从打工发展到“抱团”办厂，最后发展成“家厂一体”的适配型加工业类型。这种劳动密集、技术单一的小企业，适合于在异地依靠乡缘抱团生存的企业和个人，其体制处处体现乡缘与工业适配的特点，比如实行“前厂后居”，劳力、流动资金、技术培训、劳资关系等都在乡缘结构中解决，接单不足时，员工可以继续留在厂里参加培训，年终结算工资，老乡带老乡进厂等。依靠这种家庭式工厂体制，他们不仅在厂内而且在异地重建了乡缘。业主不仅利用“新市民”政策落地当地农村户口，而且帮助打工妹与当地人联姻，从家乡带领人员落地后聚集而形成“村中村”，并参与家乡商会在异地的建设，计划在条件成熟时将异地先进的工业带回家乡。

由此，折晓叶老师总结出乡缘牵动的工业流动轨迹：异地打工——落后故乡工业要素（服装学校技能培训）移出——发达地区工厂集体打工——异地办厂——返乡制造业预期（将订单、技术、投资、管理带回家乡）。由此可见，乡缘是工业要素流动的一种社会互动机制，它不是封闭性的，在地的非先赋性关系也可能再造出新的适配于工业发展的乡缘。市场化条件下，当乡缘关系伴随工业要素从落后家乡向工业先进地区流动时，一旦工业与乡缘关系结合而造就出“拟家庭”式工厂体制，便可重建出新的乡缘连带关系；工业化和市场化也缩小了地区间的物理距离，乡缘将拔根而去的企业家不断拉回家乡故土，他们可能借助于体制化的乡缘组织（商会等），在条件成熟时，将工业带回家乡。工业的扩散和流动，将会寻着他们的足迹，从发达地区走向落后地区。

讲座最后，折晓叶老师重申了自己对“乡缘”和乡村工业化的认识。强调适配过程中所发生的双重互动关系，将乡缘引发的社会互动过程与工业进村的适配过程联系起来，使得工业即定类型与村庄既有的资源条件（自然的和社会性的）和生活逻辑的适配具有了动态性，也使得乡缘在适配过程中保留了可持续性。这凸现出工业进村不仅仅是一种工业经济生活“嵌入”在社会关系结构中的问题，而是参与主体通过社会互动而影响甚至决定适配形态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乡村工业化正是将动态变化的乡缘规范纳入到工业生产和组织生态中的社会过程。

同时指出，乡缘对工业既有包容性，比如满足工业打破社区封闭而稳妥落地的需要，帮助工业建立适应性的体制，为工业提供利用社会资源的通道，为工农互补、村社区治理和家园建设提供新的模式等，但也存在一定的限制性。乡缘是一种内应性的条件，如果不能被创造性的再利用，就有可能变成阻碍乡村工业化的因素，它的作用须与外部宏观力量，比如工业化和城市化等相互影响和作用，使工业文明变成乡缘传统可以接受但又不至被破坏的适配力量。值得关注的是，乡缘与工业之间存在互动张力。若没有张力，二者的关系就会流于形式，就没有生长与发展。若只有依存而没有距离，则可能产生紧张或冲突。当二者之间的适配平衡被打破时，二者之间相互促成的目标就难以达成。如何维持其间的平衡关系，仍然是一个关系到乡村适度工业化的重要问题。而工业在乡村如何适度发展，既促使“农工相辅”经济增长又完成农民的家园建设，是乡村建设的重要议题。

此外，在方法层面，折晓叶老师认为本研究在横向上延伸了案例，但是对于工业化与非工业化村庄以及不同模式地区之间缺少比较；在纵向上尚缺少村办企业与镇办企业案例的比较；在历史维度上只截取了乡镇企业一个阶段进行研究，尚缺少对乡村工业化历史的比较。因此，本文得出的初步结论，虽然可以形成一些理论命题，却并不能代表乡村工业化，更不能进行整体推论。个案研究向比较研究的跨越，尚需更多有比较意义的案例进入，这将是其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折晓叶老师

评议部分，杨善华老师提出折晓叶老师的研究带来的两点启示。第一，在乡村工业化的过程中，农村不被视为被动的存在，而是能动的主体，即“请工业进村”。在某种程度上，乡缘亦可被视为农村中存在的“传统”或“底蕴”。杨善华老师以走访江村的经历和观察作为类比，讲述了与折老师案例的相似之处。第二，“适配”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杨善华老师看来，这并非一个简单的合适与否的过程，而是有试错的过程，其并不完全是工业自身的问题，还包括村民的观念和其行为参与适配的过程。“适配”的概念能够加深我们对此过程的理解。此外，地方政府的管理模式也是一个重要的宏观因素，如浙江的“小政府，大社会”和江苏的“全能型政府”模式，其治理模式风格截然不同，这导致了工业化进程中，乡缘与工业的适配会展现出各自的特色。由此，应在做整体推论时考虑到差异性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