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17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十三期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成功举行。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研究员、台湾大学外文系兼任教授李奭学应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邀请作“明清西学与文学”主题发言，北京大学英语系高峰枫教授担任讲座主持人，校内外师生二十余人参与了讲座研讨。
高峰枫教授主持讲座
本场讲座主要包括“圣传与佛传”、“明末耶稣会士笔下的荷马”两个议题。讲座的前半部分，在简要回顾自己的研究兴趣和研究脉络后，李奭学研究员首先介绍了欧洲证道故事的起源和发展。
耶稣会的证道故事是西方修辞学的产物，为了吸引更多的信众，神父在证道时常常引用《伊索寓言》、中世纪神话故事甚至是笑话来作解释。直至中古晚期（约15世纪），证道故事在欧洲被教会禁止讲述，而在入华的传播过程中却呈现了另一番景象——自16世纪末耶稣教会传入至18世纪被禁，约250年的时间里，大量的证道故事因注解《圣经》及护教所需被传教士引入中国并广泛传播，利玛窦的《畸人十篇》即为此类代表。
昔有一士，交三友而情待不等。其一爱重之深于已，其一爱重之如己，其一甚菲薄，希觌面焉！忽遇事变，国主怒逮讯之，诏狱。士闻之，急走其上友，诉己窘急，幸念夙昔，冀援手焉。其友曰：“今日特不暇救汝，政与他友有嬉游之约。当候于此，不得动移。秪能送汝衣一袭，舆一两（辆）耳。”士怅然叹息则走其中友。愈益悲泣，诉己患：“祈勿袭前友，特脱我于厄也。”友曰：“今日适远行，不暇，唯得偕汝行于中途，远则至公府门耳。讯狱在内，吾不得与闻也。”则益窘而悔曩昔择友之误也。既而思彼小友，素忠实，或能救我乎未可知？至其所，无奈愧怍，不得已先告以二友相负状，又自[忏悔道]：“曩之菲薄，请勿介意也。唯幸念一日之雅，愿微（唯）大德无弃我矣。”友曰：“吾故（固）寡交，恒念汝。汝今勿忧，此等事惟我能任之。便相拯济，为好我者劝也。”言毕，即先行趍王所。此友之宠于王也，异甚，则一言而释士，竟无虞矣。”
——利玛窦：《畸人十篇》(1608)，见李之藻辑：《天学初函》(1629)，1: 160-162
上述基督教“一士三友”的证道故事脱胎于英国中世纪著名宗教戏剧“Everymen”，在内容和故事结构上却与印度佛教经典《杂阿含经》中“一夫四妇”的故事极为相近。
第一妇为夫所重，坐起行步，动作卧息，未曾相离。沐浴庄（装）饰，饭食五乐，常先与之。寒暑饥渴，摩顺护视，随其所欲，未曾与诤（争）。第二妇者，坐起言谈，常在左右。得之者喜，不得者忧；或致老病，或致斗讼。第三妇者，时共会现，数相存问。苦甘恣意，穷困瘦极，便相患厌。或相远离，适相思念。第四妇者，主给使令，趣走作务，诸剧难苦，辄往应之，而不问亦不与语。希（稀）于护视，不在意中。此四妇夫，一旦有死事，当远从去，便呼第一妇：“汝当随我去。”第一妇报言：“我不随卿。”婿言：“我重爱无有比，大小多少，常顺汝旨，养育护汝，不失汝意，为那不相随？”妇言：“卿虽爱重我，我终不能相随。”夫便恨去，呼第二妇：“汝当随我去。”第二妇报言：“卿所爱重第一妇，尚不随卿，我亦终不相随。”婿言：“我始求汝时，勤苦不可言。触寒逢暑，忍饥忍渴，又更水火，县官盗贼，与人共诤（争）。儇儇咋咋，乃得汝耳。为那不相随？”妇言：“卿自贪利，强求为我。我不求卿，何为持勤苦相语耶？”夫便恨去，复呼第三妇：“汝当随我去。”第三妇报言：“我受卿恩施，送卿至城外，终不能远行到卿所至处。”夫自恨如去，还与第四妇共议言：“我当离是国界，汝随我去。”第四妇报言：“我本去离父母，来给卿使。死生苦乐，当随卿所到。”此夫不能得可意所重三妇自随，但得苦丑不可意者具去耳。
——《雜阿含經》，見《大正新脩大藏經》，2:495-496
李奭学研究员认为，虽然无法给出实证性的论据，但对上述两则故事间的关系渊源自己仍然持较为肯定的态度。因为佛教的譬喻故事并非完全是释迦摩尼在世的发明，而是大量取材承袭于历史，而在历史上，亚历山大东征曾到达印度北部，印度和古希腊因战争、移民、宗教交往等方面的因素产生密切联系，故而导致文学内容上的相互影响极有可能。
李奭学研究员在讲演中
与此类似的还有“圣母的奇迹故事”与“浮士德的传奇”。圣母在基督教的地位颇为崇高，基督教来到中国翻译的第一本书、传教士高一志所著《圣母行实》一书便是讲述圣母的。在本书第三卷中，记载了百余条圣母的奇迹故事，其中“一贤士入异境”的故事可谓浮士德传奇的基本原型，李奭学指出，此类玛利亚式的人物故事，在17世纪的中国至少可以看到4篇相似但有区别的记载。
“贤士某，素备圣德，钦崇圣母，每行串经功课惟谨；积久动众，教宣内外。会本郡教主卒，众议共推贤士。贤士固辞免，执规行教如故，德益修。恶徒深嫉之，诬以他罪，讼于官。贤士不辩，触逢官怒，失职败名，举国兴谤言。贤士始不堪，忧疑不止，遂为魔徒巧诱，入一异境，伏叩巨魔，冀雪其枉；甚且从魔命，手立背弃天主血契。魔喜曰：“子且归，寻如意矣。”谲哉魔也！盖是时主教者，已旋悟其冤，魔知之，故居为己功耳。寻且旌其德，复其职，庶民亦复从如初。然贤士至此，仍不多魔功，自以背主违教罪重，心卒不安。于是自讦自责，投入圣母案前，恳乞提祐，涕泣悲号，凡三昼夜不止。忽见原书血契，从空坠入手中。贤士幸消重罪，即趋主教之前，告解求赦；更图补失倍功，登高临众，自鸣其非，幷扬至慈圣母功德之灵验。言毕，辞众归室，投跽圣母台前，叩谢大恩，誓死不忘，寻跽所获血书之所而逝。后主教者，赐瘗于圣堂之隅，仍列于圣品焉。“
——高一志(AlfonsoVagnone) ：《圣母行实》(1624/1629)，载吴相湘编︰《天主教东传文献三编》，3:1445–1446
李奭学研究员随后以在华传教士龙华民所著基督圣人传记《圣若撒法始末》和佛教《普曜经》为例，详细阐述了“圣传”与“佛传”的关联。
公元十七世纪初，耶稣会在华初期仅凭小本的《教义问答》不足以生动形象地向中国民众传达教义。广东韶州居民列举道教道藏经的丰富以质疑基督典藏，故而传教士龙华民翻译基督圣人传记《圣若撒法始末》，描述了从小在金宫中抚养长大、从未见过世间丑恶的王子若撒法，偷偷走出宫殿，亲见人世生老病死，最后遇见一位名为巴拉姆的修道者，在他的指引下皈依基督的故事。这与佛教《普曜经》中记载佛祖释迦摩尼的本生故事极为相近，遂很快为当地中国居民接受。
李奭学认为，佛教的故事之所以能西传并成为西方圣人传记，与两大宗教密切相关。其一，发源于波斯、向东西方传播的摩尼教。摩尼教在印度北部传播时将佛祖的传记带回波斯。其二，在基督教中被打为异端的“景教”。景教于6世纪经印度北部从摩尼教接受《普曜经》的故事，随后在7世纪传入中国。简言之，摩尼教把《普曜经》带入中亚、西亚，景教将之基督教化。在辗转不同语言的国家和区域的传播过程中，《普曜经》的故事先后被译成格鲁吉亚语（“The Balavariani”，6th century in Georgian）、希腊语（7th -8thcentury，Barlaam and loasaph）、阿拉伯语等多种语言，其文学性不断增强，并在公元14世纪经由图书馆藏书员翻译成拉丁文（Barlamus et Iosaphatus）。此后该圣传在西方广泛传播，欧洲大陆、英国、甚至非洲大陆都有不同版本的译注流传。19世纪中叶以前，圣传在基督教会享有极高地位，后德国学者和英国学者在1850年代几乎同时发表关于《圣若撒法始末》传记与佛教渊源的研究，经基督教会学者考证属实后，基督教会逐渐遂废弃每年11月27号的圣若撒法日，但在1933，基督教在华传播过程中，中国学者又重新加以刊载，并相信是天主教的故事。
讲座的后半部分，李奭学研究员与大家分享了他今年比较感兴趣的一个研究议题“明清传教士笔下的荷马”。李奭学认为，在公元1632在传教士高一志《達道紀言》一书中，荷马第一次出现在中文里，以错误的形式。
“诗士实诺每谤古诗名士，而以己为大也。一日，对贤诉其穷乏，不能给二仆，贤责之曰：”汝所谤阿哩汝死后犹足食二千人，而汝犹未足供其二，乃何以大焉!”
——Ming Jesuit and Homer高一志(Alfonso Vagnone),《达道纪言》(1632)，载吴相湘编︰《天主教东传文献三编》，2: 752
李奭学指出，上文中“啊哩汝”一词为刻工错误，应为“啊默汝”，即荷马（Homer= Homerus = Omero）的音译。李奭学认为，当时耶稣会对荷马的评价存在分歧。从上文可以看出传教士高一志对荷马并未有恶感，但另一位传教士馬若瑟则对荷马持否定评价（见下引文本）。总体来说，当时整个耶稣教会对荷马存在一定敌视，只有当荷马的作品可作为寓言警示来说时才会给予正面评价，如奥德赛的故事在1630年已成为传教士笔下警示寓言的重要材料。
“昔[欧逻巴]有一贤名曰何默乐（案即荷马），作深奥之诗五十余卷，词富意秘，寓言甚多。终不得其解，反大不幸[于]后世之愚民，将何默乐所讴之诸象欣欣然雕铸其形，不日攻成大庙以供之，邪神从而栖之，而左道始入西土矣。君子儒者如毕达我、索嘉德、白腊多（柏拉图）等艴然怒而嫉其蔽，非徒不为之屈，又欲驱而灭之。”
——马若瑟︰《天学总论》 撰于康熙年间，见钟鸣旦等编︰《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26: 491
“古贤尝作寓言警世云： “昔地海中有妖倡曰祭儿责，居小岛隅，伏裥四方，歌唱不息。度海者或迷淫声，近岸就之，少日则变为兽类奇丑状，而不觉不回也。有大师名曰乌利色，有智计，即豫备以蜜腊塞其友之耳，不使媚音入而感怀，乃幸免非命之灾奚。”
——高一志《则圣十篇》(1630)所刻画的Odyssey
发言结束后，李奭学研究员与参与讲座的师生们就阅读写作的学术语言、明清传教士常用语言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讨论。李奭学强调，明清西学并非只有历史的研究，还应从文学角度进行探讨，进一步收集和讨论东西方文化传播过程中的文学材料，这需要掌握拉丁语、法语、葡萄牙语、印地语等多种语言的学者共同努力。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渠敬东教授指出，文研院正是这样一个提供给不同研究领域、掌握不同学术语言的学者们交流讨论的平台机构，而对整个世界在不同历史时期沟通交流的讨论，也远远超出了单纯文学性的范畴——一种文体或故事体拉丁化后在整个世界范围的再公布，包括最后重新走到中国——实际蕴含着不同宗教甚至文明体的重构因素，尤其是文明传播沿线同样故事文本的不同材料，具有宝贵的研究价值，有待不同领域研究学者的共同推进。
主持人高峰枫教授最后总结发言，他高度评价了李奭学研究员的学术成果和学术精神，并再次代表到场师生对李奭学研究员的精彩讲座表示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