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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文研讲座56】戴燕:中古文学史的再脉络化——以五篇文献为例

发布时间:2017-10-13

2017年10月13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五十六期第一场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中古文学史的再脉络化——以五篇文献为例”。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戴燕担任主讲,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傅刚担任主持,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鸣参与讨论。

 

傅刚教授

 

中古文学史即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戴燕教授首先解释了对这一段文学史的脉络进行重构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与古代相比,近代以来的文学研究方法产生了较大的变化——我们不仅仅是为了追慕传统模仿古代诗文而研究文学史,更是在西方现代学术研究体系和当代文学的环境中去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近当代学者们沿着作家作品研究的方法几乎穷尽了魏晋南北朝所有作家。若继续沿用“古法”,很难再产生新的见地,因此,我们不得不试着采用新方法来审视中古文学。其二,上个世纪,由刘师培、铃木虎雄奠定的中古文学史“文学独立于经史”“文学的自觉”的大判断已经无法囊括当今丰富的研究成果——近当代诸多学者在乐府诗、佛教与文学、道教与文学、玄学与文学等方面已经有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因此,我们迫切需要一个新的学术脉络把这些新发展起来的领域包含进去。

本次讲座,戴燕教授带来了五篇魏晋南北朝的经典文献,并以此为例向大家展示近年来思考中古文学史研究而得出的新思路。这五篇文献分别是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孙绰的《喻道论》、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魏收的《魏书释老志》与唐人编录的《隋书经籍志》。戴燕教授认为,这几篇文献展示了中古文学史再脉络化的多重角度,并逐篇讲解了选取该文献的原因。

《声无哀乐论》讨论的是魏晋时期玄学中十分重要的论题:到底是“声无哀乐”还是“声有哀乐”?这篇文章以二人辩论的形式展开:一人为秦客,主张“治乱在政,而音声应之”;另一人为东野主人,主张“音声犹臭味在天地之间,无关哀乐”。伴随着辩论的深入,嵇康一步步论证声音和人的感情是没有关系的,及“心与声为二物。躁静者,声之功;哀乐者,主也,声与心殊途异轨。”除了这篇极富思辨性的音乐美学论著外,嵇康本人也是那个时代最为重要的文人之一——上承建安,下启曹魏,他的文章绝对可以被视作曹魏时文人的代表作。

 

戴燕教授

 

《喻道论》的作者是孙绰,《晋书》称其为当时最了不起的作家。此外,作为东晋文人集团中的重要人物,他交友广泛,不仅与名僧有所往来,在会稽时也整日与谢安、王羲之等人谈文论道,并参加了东晋最为重要的兰亭集会。因此,孙绰可以被当作东晋文人的一个代表。《喻道论》中,“喻”是比喻,“道”是佛之道,整篇文章便是在讲“周孔即佛,佛即周孔”。孙绰认为,佛教与儒教同气连枝,二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可以一一调和——这也是他在《喻道论》中进行的工作。首先,儒家和佛家都讲因果报应;其次,佛家讲究不杀生,儒家则讲杀一救百,在这个面向上二者殊途同归;再次,儒释二道,一个入世一个出世,但终究不过是圣人要众人产生觉悟的不同方式罢了,“周孔救极弊,佛教明其本”,两种方法从根本上来讲是不冲突的;最后,佛家讲出家,而儒家讲究孝道,对此,孙绰指出,其实儒家自身也承认“忠孝两难全”,而佛教讲的实际上也是大忠大孝。佛教在魏晋南北朝的流行冲击了中国文化的根本,面临这样的局面,《喻道论》做出的调和之举是十分重要的,有关这个问题的论辩也贯穿了整个中古时代。

《宋书·谢灵运传论》的作者沈约是横跨宋、齐、梁三朝的枢纽人物,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享有名望。谢灵运死后五十年,沈约为其作传。作为史官,沈约除了在传记中记叙谢灵运文章之美外,还在“史臣曰”部分写下了有关文学史的心得以及自己的文学理论。沈约认为,心中有感想并通过歌咏抒发出来便成为了文学,也就是最早的诗经;后来经由屈原、宋玉、贾谊、司马相如、王褒、刘向、杨雄、班固、崔骃、蔡邑、张衡、二祖陈王之流不断发展,便是到了潘岳、陆机——也仍是对汉魏文学的一脉相传;之后的孙绰、许洵转向玄学,至殷仲文、谢混时则开始扭转这个风气;最关键的人物谢灵运,从他才开始真正扭转玄学的文风。因此,沈约是将谢灵运纳入文学史脉络中,并从改变时代风气的角度对其做出高度的评价。此外,沈约还谈及自己对于文学的见解——“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符合此标准的作品自然是罕见的,就连他自己也表示“请待来哲”。这也为那个时代的文人赋予了文学史上的历史使命感。

《魏书·释老志》的作者魏收是经历过北魏、北周、北齐三朝的著名人物。他不仅能写诗文,还能写军国文章(比如诏令、檄文等)可谓“国之光彩”,也是那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魏书》分有序与“文苑撰”两部分。“文之为用,其来已久”,和沈约一样,魏收也谈及自己对于文学史的理解。魏收笔下的文学史与沈约的文学史有所不同:魏收从战国时期齐国稷下的淳于髡和屈原开始算起,沈约则从屈原开始算起。魏收认为,东晋之后,北方写檄文的多,感情诗文的少,没有什么文学意义上的文章了。此外,《魏书·释老志》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第一部对佛教道教进行记载的正史。《释老志》分佛、道两部分:前一部分介绍了佛教的传入过程、佛本生故事、重要的佛教经典以及著名的僧人,记叙了佛教在北魏东魏的情况,还展现了佛教对社会政治的影响程度之深;后半部介绍了道教的发展历史、传道宗旨、寇谦之的清整及其通过崔浩与佛教分庭抗礼的过程,基本上呈现了北方天师道的状况,可以结合《真诰》来了解南北朝的道教。

 

讲座现场

 

《隋书·经籍志》是一本目录,记录了南北朝到隋的书籍,包含《楚辞》(10部,29卷)、《别集》(437部,4381卷)、《总集》(107部,2213卷)三部分,虽然它记录的很多书都只剩下书名,书都失传了,可是仍然不妨将它看成一个大型图书馆式资料库,通过书的名字、分类了解到底有过多少书籍、多少文学史的著作。如果和《汉书艺文志》对比,还可以通过这部文献看到文类、题材的变化,比如楚辞类的著作就在逐渐减少,而别集则在后代大大增加。

以上五篇文献是否能带给中古文学史研究的新脉络呢?对于这个问题,戴燕教授认为:首先,这里使用的已经不是近代以来研究作家作品的方法了,也没有我们已经耳熟能详的现代西方文学史研究思路的介入;其次,文献涉猎的领域很多,也可以最大程度地吸收过去的研究成果;再次,这五篇文献使用的也不是近代以来人们所习惯的感情的、诗的文学观念,或许可以用来突破来自近代西方文学观的束缚,返回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语境。

随后,戴燕教授又对这五篇文献进行简短总结:《声无哀乐论》中讲的是传统的与文学关系密切的乐,不了解文学与礼、乐的关系,无法真正理解古代文学理论的核心;《喻道论》强调佛教和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家没有矛盾,都是士人应有的修养,从这里可以了解南渡后的士人如何安顿自己的精神世界,这对研究他们的写作十分重要;;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对齐永明以前的文学有一个总结,认为从屈原以来一直到汉魏晋文学都是一脉相承的,东晋有所变化,东晋末刘宋初谢灵运他们有带来一个转折,永明以后将要开启一个新的阶段,这也是沈约他们那一代人的理想和历史使命感;魏收在《魏书·释老传》中将释老二家收入正史,将其归入了中国文化和制度的一部分,佛道教给北朝的文明带来了巨大影响,而这些影响是不局限在诗文的小框架里的;《隋书经籍志》是书籍文化史的重要文献,它也是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的总结。

讲座最后,戴燕教授进一步指出,这五篇文献虽然不算文学经典,却实实在在地提出了一些当时人们真正关心的文学议题。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文献了解在中古时代的文学领域最具有影响力的人,他们到底在关注、焦虑些什么事情,并以此来体察那个时代的氛围、环境,也可以在通过这些文献所涉及议题的转移体察中古文学的变化和发展。

 

张鸣教授

 

评议环节,傅刚教授与张鸣教授对戴燕教授提出的新研究脉络表示赞赏,也对当今青年学者在研究中开拓新思路、提出新问题寄予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