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6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六十四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中国与西方长期发展中的趋同与趋异”。剑桥大学耶稣学院中国中心主任、崇华中国发展荣休教授、发展研究中心创始主任彼得·诺兰（Peter Nolan）担任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伯重担任主持，剑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研究员张静出席讲座。
讲座现场
讲座伊始，诺兰教授提出了这次讲座的核心问题——在中国与世界都处于“新时代”且面临种种重大挑战的背景下，如何避免“各种文明的冲突”，并使得全球范围内普遍和谐发展成为可能？诺兰教授的答案是：只有深入地审视过去，才能更好地了解世界文明长期演化的可能方向。他援引哈佛大学历史学家赖肖尔（Edwin Oldfather Reischauer）与费正清的论述来说明，和谐的世界关系不仅需要西方世界理解中国，也需要中国理解西方，且这种理解应当建立在可靠的认知之上。
诺兰教授
诺兰教授对世界从远古时代以来的历史进行了梳理，将历史分为四个时期——中国与西方历史上的发展分别出现了两次趋同（convergence）和两次趋异（divergence），而当下正处在第二次趋同的阶段。诺兰教授认为，理解中西方历史的四个时期才能够理解历史，才能够理解十年以后的世界。他表示，虽然当前两个世界正在趋同，但是过去漫长的历史中积累了显著差异，这些差异既可能会导致冲突、暴力和不稳定性，也可能以良性的方式融合，从而有助于为全人类创造一个可持续、和平的未来。而在未来，这一差别的关键点在于两个世界是否均能够以正和思维参与世界发展，寻求力量平衡，促进世界和谐。
诺兰教授谈道，中国与西方历史上第一次趋同是远古时代，为期约两千多年。在夏商周和秦汉时期，贸易发展、货币使用、新阶级出现、战争不断等因素促进了人们对人类社会和政治本质的研究。政治研究的共同主题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即必须追求天下大众的利益，这种主题的典型代表是孔子的“仁”、大众福祉、统治的道义基础等观念。秦代则实现了中国主体地域的统一和度量衡的统一，并开辟了人类历史上最为长久的政治制度。汉代建立了成熟的官僚制度，经济一体化与和平稳定的环境促进了经济与技术的大发展，官府主导的水利设施促进了农业发展、降低了运输成本，纸张、瓷器、农具、冶炼等技术都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平——而所有的这些，欧洲直到18世纪才赶上。
主持人李伯重教授与诺兰教授
与汉代在同一时期的西方世界，雅典人在击败了波斯人之后，同样在贸易、城镇化以及货币使用等领域发展到了较高的水平。大规模的奴隶制使得统治阶级从劳动中解放出来，战争与繁荣同样也促进了有关人类社会的研究。亚里士多德就认为，道德范畴内“正确”行为的本质是仁爱，对财富的追求是“违反自然的”，捍卫团体利益更加高尚。同一时期的地中海地区被统一到罗马帝国之中，大量的公共建筑和实施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所有人均处于罗马法律体系的约束之下。本时期的西方和中国在思想和政治上表现了很高的相似性，也均在统一之中实现了和平安定、经济和社会的繁荣。
第一次趋异是从公元四世纪罗马帝国灭亡到19 世纪初期，中西方文明彻底分道扬镳。中国沿着远古时代建立的基础演化，而西方则沿着一条与远古时代道路完全不同的道路前行。中国在隋唐时期发展出了发达的科举制，通过富有伦理内涵的考试选拔在各方面具备良好素质的文人加入各级政府。依靠官僚体系，中国维持了辽阔的疆域、保障了市场繁荣、建设了大量水利设施、预防和救济了灾害损失、保护了居民财产权、稳定了市场价格。这一时期的经济领域，民间商业推动了大量的技术发明与进步，造船、航海、运输、冶金、印刷等技术得以广泛运用；经济的繁荣则促进了城镇化的进程，提高了居民识字率，推动了文化的成熟和开明；土地的私人所有制和租赁制度则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契约的保护下变得非常普遍。
诺兰教授
同时期的西方则随着罗马帝国的瓦解形成了许多分散的准国家，为了土地和资源持续发生零和博弈。这一时段的早期，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封建制度与黑暗时代的政治混乱是西方世界的主要特征，而这种混乱也带来了技术的倒退。基督教精神深刻地影响了中世纪的政治和文化，许多无休止的作战都与人们对骑士制度和服务上帝的观念不同有关。随着时间的推移，农奴制被地主佃农制度取代，伊斯兰教的崛起也使得欧洲的主要矛盾变成了地中海沿岸基督教与穆斯林教群体之间的冲突。到了中世纪后期，政治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国会在绝对主义时代发挥了重要作用，部分国家以军事和航海技术开启了欧洲最早的海外暴力殖民。
在这一千多年中，西方与中国的技术差距在13世纪晚期达到极端。直到后来，欧洲各国市场的发达、资本主义的竞争才推动了技术进步。而在中国，技术革新成果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中亚和欧洲，为欧洲“迟来”的技术进步做了基础性的贡献——工业革命中许多具有创造性的基本部件都孕育自中国的技术。因此，诺兰教授认为“没有单独哪一个人或哪一种文明是‘蒸汽机始祖’”。
在这一千多年中，西方与中国的技术差距在13世纪晚期达到极端。直到后来，欧洲各国市场的发达、资本主义的竞争才推动了技术进步。
欧洲的快速发展使得中西方进入了第二次趋异的历史阶段。中国在这一时期人口快速增长，陷入到了马尔萨斯困境之中；朝代衰落带来的腐败问题与政府软弱等因素诱发了内乱；西方各国的侵略进一步加速了清朝的衰败。清王朝灭亡之后，军阀战争、日本侵略、内战则进一步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此时期，资本力量无法发展。短短一个世纪的时间，中国就从世界前沿掉落成为“不发达国家”，各项技术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方。1949年之后，国家进入了计划经济阶段，强调市场重要作用的观点落了下风。至1970年代末期，中国GDP占世界的比重下降到2.3%、国际贸易份额不足1%。大部分技术陈旧过时，与世界技术进步脱节。
而西方在1800年之后通过工业革命迅速改变了全球经济与军事力量的面貌，两次工业革命使得工业化的浪潮席卷全球。至1913年，欧美国家GDP已经占据世界的54%。二战之后，发达国家主导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进一步使得高收入国家GDP提升至70%。军事技术的快速发展大大提高了武器的致死率，这让少数国家征服世界成为可能，也让工业化国家之间的战争变得更加残酷、恐怖。在这一时期，西欧及其附属国家不仅占据了世界经济、军事的主流，政治方面，二战之后建立起来的全球管理机构的领导权也掌握在工业化国家的手中。
诺兰教授所指的历史上的第二次趋同，则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使得中国回归了一贯的务实风格，政府在“市场失灵”的地方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以实用主义的方式在“看不见的手”（市场力量）和“看得见的手”（监管）之间寻找最佳平衡点。中国占全球GDP的份额（以不变购买力平价计算）从1980年的2.3％增长至2016年的17.8％。在民生福利的各个层面，包括饮食、住房、供水和供电、交通、教育、健康以及文化生活等，与70年代相比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中国的繁荣发展使其对全球经济政治发挥出强大的影响力，这也是重返历史地位的起点。
但在这一阶段，中国与西方都面临着重大的挑战。国民平均收入不高、人口老龄化、环境污染、高科技企业乏力、对外投资份额较低、国企改革复杂、国际环境极具挑战等等都是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而对于西方而言，金融危机暴露的监管扭曲、国家收入不平等进一步扩大、工人议价能力下降、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乏力等都显现出了一种“西方衰落”的时代迹象。
诺兰教授
诺兰教授总结道，通过回顾中西方过去千年以来的演进与过去几十年的深刻变革，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其在未来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这些挑战既来自自然环境破坏、气候变化、不平等、商业权力集中化等问题，也来自金融体系的监管问题。当前，由西方少数国家主导全球的时代走到了尽头。对于西方来说，直面衰落的心理恐惧易引起政治上的民粹主义；根植于“零和”思维的西方政治与国际关系理论则在应对当前局面时显得更加举止失措。
而自古以来，中国的政治学说都体现了“正和”的思维模式，以及非意识形态的、实用主义的治理哲学。面对未来，中国这种“正和”的思维与寻求力量平衡和谐的思维传统，可能有助于与西方建立合作关系，以应对全人类所面临的深刻挑战。这种选择，可能标志着人类社会在未来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将进入一个新的黄金时代，同时，这也是一个“没有选择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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