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李鸣飞老师

2020年11月24日下午，文研院第九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九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访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所副研究员李鸣飞作主题报告，题目为“金元的两个重要问题——选官与钞法”。第九期邀访学者丁得天、韩琦、李丹婕、陆蓓容、孟庆延、邱靖嘉、吴敏超、姚泽麟、周伟驰，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华喆出席并参与讨论。

这次论坛，李鸣飞老师实际上报告了两项内容，一是金元选官制度的演变，二是元代中后期的钞法。二者看似并无关系，为什么要放在同一场报告中来讲呢？李鸣飞老师笑言，一方面因为两个问题之间亦似有些微关联，更重要的是，文研院的邀访学者论坛，主讲人发言时间长达一个多小时，讨论又非常热烈充分，因此一时贪心，想要报告两个题目，听到更多有启发性的意见。

李鸣飞老师先阐述了金代选官制度与辽、宋制度的关系，通过散官表的排列方式，说明金代官制对北宋制度有明显继承。《金史·选举志》虽然提到了金代的诸多铨选途径，但经过梳理，可以把金代铨选途径分为几个大类。其中能够进入高层官僚集团的，主要是进士、军功和宗室、宰执子等。

李鸣飞老师特别提及《金史》中多次提到的阙官问题。在中国古代的大多数时代，员多阙少是常见现象，有资格当官的人多，空缺的职位相对较少，是政府长期头痛又难以解决的问题。而金代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可以看到皇帝对于阙官的抱怨，而且主要缺少可以担任中高级职位的人才。李鸣飞老师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和解释，提出很可能是因为北宋品阶的升迁模式，到金代转移为职位的升迁模式而造成的。宋代冗官问题比较严重，政府制定了严苛的升迁规则，降低官员的迁转速度，但宋代的控制手段主要用于品阶的升迁。金代沿袭这一制度后，将其转移到职位升迁中去。与此同时，金代的品阶对官员身份的保障功能下降，北宋的双轨升迁模式转变为金代一定程度的单轨升迁模式，造成制度弹性下降，因此出现了明显和长期的阙官现象。

金代中期，为了解决阙官现象，政府对升迁规则进行了一系列调整。李鸣飞老师通过对金代中期升迁规则的分析，指出金代在职位升迁途径中设置了几个明显的跃升通道，除了宗室和宰执子等担任护卫等承应人职位一定年限后出职之外，进士呈省后担任尚书省令史也成为其进入中央中高级官僚集团的常规跃升途径，调整呈省之前所需要的时间和放宽担任尚书省令史的条件，可以看作给升迁轨道增加弹性的措施。

接下来李鸣飞老师指出元代官制的重要变化。元代官僚制度继承了金代的大量特点，但其升迁模式已经完全成为单轨制，因散官品级依附于职事官品级，散官基本上没有身份保障作用，仅仅是官员应得职事官品级的标志。元代虽然继续使用严格按照格法迁转的方式，但大大扩展了官的范围，吏员实际上被纳入官僚体制中，由吏入官成为替代科举的常规入仕途径，低级官员可以和高级吏员相互迁转，亲民官和监当官之间界限模糊，由此增加了制度弹性。

在唐宋金的官僚体制中，可以大致认为有贵族、菁英和平民三个分区，彼此之间有比较明显的界限，担任吏员、监当官者以平民为主，中高级官僚主要由贵族和菁英担任。在元朝的官僚体制中，菁英和平民的界限被模糊掉了，可以说是“贵族之外即平民”。因此除了贵族可以使用怯薛出职的途径进入官僚团体之外，平民入仕的遴选标准似乎有所转变，对于经验、技术的要求明显提高。

接下来，论坛进入元代钞法的主题，李鸣飞老师指出，从元代钞法的制度设计和变化过程中，似乎也可以看到元代对技术的追求倾向。

过去关于元代钞法的研究成果，大多强调元代全面实行纸币制度，但纸币长期超发，造成通货膨胀，带来社会问题。不断有人提出应该控制纸币发行量，或建议用贵金属回收纸币，这样才能使得物价下降。然而，统治者出于贪婪、野心和挥霍的欲望，或者由于传统风俗和制度惯性等原因，似乎无法接受和实行这些明智的建议，只能进行一些掩耳盗铃式的钞法改革，发行价值更高的新版货币，但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李鸣飞老师指出，实际上在元代纸币制度的最初设计中，并不允许政府直接支出新印纸币，新印的纸币只能通过兑换市场上的旧货币、贵金属和昏钞而进入市场。仅仅依靠这些途径，早期进入市场的纸币量并不能满足需求。直接支用新印纸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市场对纸币的需求，如果是用于商业借贷、赈灾、慈善等途径，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经济发展，使社会财富合理化再分配。但是大量新印纸币投入市场的情况下，的确会引起通货膨胀，导致物价上涨。由于元代官员的俸禄以纸币形式发放，又没有制定及时按通胀比例涨薪的政策，使官员对于通胀非常敏感，强烈批评钞法日坏的问题并要求进行改革。

对于元代的钞法应该如何进行改革，有各种不同意见，从元代中后期的情况来看，政府似乎采用了比较保守的财政政策，控制货币发行量，并且确实达到了物价下降的效果。然而纸币总量减少，纸币价值升高，政府的税收额却没有降低。此种情况下，人民的负担并不是轻了，反而是重了，通货紧缩也在一定程度引发了经济萧条。

李鸣飞老师还对元代中后期的伪钞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元代伪钞的几个重要特点，并梳理了元代逐渐形成的伪钞防范制度，尤其对元代纸币的“配料”制度进行了解释和研究。元代在防范伪钞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技术层面的努力。可惜在最后一次钞法改革之后，红巾军起义爆发，王朝的命运走向尽头，钞法改革也随之失败。

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为李鸣飞老师颁发邀访学者聘书

最后，李鸣飞老师提出，历史研究的第一步是理解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如果在尚未充分理解的情况下，对历史人物进行价值判断，很可能会阻碍我们从历史中获得有价值的经验。例如，如果我们对元代的纸币制度、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判断是贪婪或者愚蠢，那么我们只需要避免让自己成为贪婪或愚蠢的人，就可以避免元代钞法中的一切问题。但实际上，历史人物很可能与我们具有相同的心态和处境，也面对同样的困境和问题。我们需要理解历史人物的真实困难，才能与历史相连，从中获得有意义的东西。

讨论环节，与会学者围绕金代阙官现象在碑志中的记录、元代通货膨胀在长时期历史时段中的严重程度、儒家社会的财政政策倾向、面对历史的态度、考古发掘如何尽可能地保留信息等问题进行热烈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