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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访学者论坛129】张涛:“复原”可以作为方法吗?——信息时代《仪礼》研究进路的思考

发布时间:2022-03-16


2021年12月14日下午,文研院第十一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十四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访学者、清华大学中国经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张涛作主题报告,题目为“‘复原’可以作为方法吗?——信息时代《仪礼》研究进路的思考”。第十一期邀访学者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曹家齐、陈少明、杜斗成、姜文涛、李天纲、刘永华、苏杰、缪德刚、於梅舫、虞云国、张国旺、张浩、赵灿鹏,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李兰芬,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李霖等出席并参与讨论。


张涛老师的报告从《仪礼》这一经典的特性谈起。在中国经典之中,《仪礼》是较为特殊的一部,其独特性在于,除了流传至今的大多数经典都具备的文本属性之外,《仪礼》作为先秦典礼活动规程的详细记录,文本中还充斥着大量的人物、名物、动作描述,体现出很强的行动的特征。在现代学者详加论述的“礼典-礼书”二分框架下,能够清晰地理解《仪礼》的这一特性。由此,历史上针对《仪礼》一经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也就与研究其他经典的方法有所不同。清代学者总结概括,以为古人读《仪礼》之法,大体可分为三种:分节、绘图和释例。



《三礼图》卷十四 ,所绘为爵


张涛老师指出,这三种方法都有很古的渊源,至清代集其大成。其中,绘图方法又较特殊,在中国学术史上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礼图”传统。历代礼学文献汗牛充栋,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文字,而礼图则以图像为主,文本为辅,是对礼、礼学经典和礼学思想的图像再现,也是中国文献典籍“左图右史”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礼图大致可以分为仪节图和礼器图两大系统。礼器图的产生渊源比较早,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礼节图是否有比宋代更早的渊源?现在尚不能够做出十分肯定的回答。这不仅涉及到学术本身的发展,还与记录学问的书写媒介有关。在出土文献发现以前,存世最早的仪节图与礼器图都是南北宋人的著作,这不是偶然的。


宋代礼器图的制作受到当时古器物学勃兴的影响,而仪节图的出现也与宋人重视礼仪实践的倾向有关。日渐普及的雕版印刷技术,为礼图的撰写、传播与保存提供了便利。此外,以绘图的方式来研究其他经典的著作也逐步增多,嗅觉敏锐的出版商也面向普通读者开发出了一系列的“纂图”经书文本,而带有插图的大众读物更是为数众多,销路甚广。虽然普通读者受好奇心驱使,接触的多是以名物为主的礼器图,然而礼图的影响也由此溢出“学术圈”,经典礼仪、礼制,通过时人认可的古代形象,实现“礼下庶人”,向更广阔的市民社会普及。


张涛老师认为,这一“礼图”传统的当代表现之一,就是20世纪中期开启的《仪礼》复原研究。因此,就研究方法的角度而言,复原研究不过是传统“礼图”在当今时代的延续。但是,新媒体技术、信息技术的介入,实际成为这一旧传统展现新形式的重要助推力。1960年代台湾大学孔德成团队、世纪之交叶国良团队分别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借助多学科研究成果,实现了具体《仪礼》篇目的动态影像再现,是对局限于平面图像的传统“礼图”的突破;近年来,清华大学彭林团队联合嘉礼堂、香港城市大学邵志飞团队进行的《仪礼》复原研究工作,则尝试采用真人表演与实景/虚拟场景相结合的路径进行多媒体影像拍摄,制作数字影片与交互应用平台,有望将“礼图”传统向前更推进一步。


影像媒介能否用来表现历史、展示经典内涵?换言之,新媒体是否能够参与到学术写作当中?张涛老师提到,这一议题不但有中国学者参与讨论,曾在21世纪初提出整理二十四史等古籍要考虑采用音像光盘等新手段,而且欧美学界早先就有过实践与讨论。文字与新媒体技术都是人类叙述能力的实现手段,无论论文、著作还是多媒体影片及交互应用,都属于知识人对历史与现实世界的一种解释行为,然而后者在呈现视觉形象方面具有更强的表现力,《仪礼》复原影片内容的丰富程度是礼书文字与传统礼图等形式均难以企及的。当然,影像媒介的解释效能也与传统媒介有着很大区别,在此方面必须高度重视文化史学者所提醒的“这种媒体的危险之处”。长久以来,影像文本都是作为文字文本的辅助而存在。而伴随今后信息技术与视觉文化越来越强劲的发展势头,多媒体影片及交互应用在提升人文学术成果方面可以起到更加积极的作用。


讨论环节,与会学者围绕历史书写的手段、数字人文方法的优势与限制、新媒体学术成果的学科属性以及古典观念与仪式在当代生活中的传续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