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14日下午，文研院第十四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二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与线上平台同步举行。文研院邀访学者、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胡成作主题报告，题目为：“中国百年来史学研究的‘西’与‘中’”。第十四期邀访学者陈壁生、郜同麟、郭小雨、鞠熙、廖钦彬、林岩、宋婧、谢地坤、姚治华、余辉、翟韬、张震、朱天曙、西村阳子、Isaac Bazié，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牛大勇、长聘副教授张静，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副教授沈宇斌，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胡成教授作主题报告

胡成老师首先谈及百年来中国史学研究的“西”“中” ，即“西方史学理论的引入”与“中国学者的应对”是一个与时代精神密切相关的大问题，并从“考镜源流，辨章学术”的角度，将之大致划分为这样三个阶段：20世纪以来至1949年王国维、陈寅恪、傅斯年等人开创的“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1950年代至1980年代初，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人矢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1990年代开始受西方“后现代思潮”（包括“东方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的影响，在研究方面呈现出一派愈演愈烈的“中西”二元对立。

  让胡成老师多少感到担忧的是，由于缺乏必要的批判性审视，西方“后现代思潮”引入之后，多少有些不幸“淮橘为枳”的荒唐，直接挑战了1980年代以来学术界通过“改革开放”而建构起来的认知底线，并与当下不断发酵的盲目自大理念合流、对接。原因在于“后现代思潮”虽对边缘、弱势、差异、底层、性别方面有许多关照，却同时将科学、理性、客观现实、真理等等，都当成启蒙或现代性的观念而摒弃和否定；在特定语境中再将之绝对化、极端化、片面化，这势必带来只讲“立场”，不究“真相”及“真理”的偏执和狭隘。就像最早批判“欧洲中心主义”，不认可“东方主义”研究范式的著名埃及裔马克思主义者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所说：“一部分人的欧洲中心论只能由另一部分人的颠倒的欧洲中心论来完成。”

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1931-2018）

为了能够挣脱“中西”二元对立的紧身衣，胡成老师重点谈及王国维在1910年所说的“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并强调百年来中国史学发展实践证明了倘若对西方学术盲目抵制，过于自哀自怨、自恋自大，受伤最重即是王国维所言处在“无学之患”阶段的中国学人。毕竟，他早就明确地劝诫我们：“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

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

鉴于此，胡成老师就中国史学未来发展提出了“超越中西”的设想——既不唯西方学术的马首是瞻，削足适履；又不陶醉于中国传统，坐井观天，妄自尊大，以求 “中”、“西”二学的盛则俱盛、相得益彰之佳境。作为可被效仿的卓越典范，有王国维先生“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面对那些让守旧人士大为不满的“新语之输入”， 他坦然认为：“处今日而讲学，已有不能不增新语之势；而人既造之，我沿用之，其势无便于此者矣。”按照著名学者张广达先生的说法，作为使用西方概念化思维工具的第一人，他在《殷周制度论》的绪言中，天衣无缝地插入了“制度”“政治”“文化”“ 都邑”“ 团体”等新名词。

还有如著名学者田余庆教授谈及陈寅恪先生的治学，认为其之所以能够见人之所未见，发人之所未发，就在于能够独具匠心地“发挥中国史学的传统优势，汲取西方近代史学的思想和方法，融会贯通而又不露痕迹”。如果想要更多举证，今天常被引用的还有陈先生于1933年写下的那段著名评论：“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陈寅恪（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

倘若再从今天所面对的紧迫问题来看，胡成老师认为最难能可贵，也最值得浓墨重彩述及的，是陈寅恪先生率先尝试用中国人的历史感悟和生命体验，诠释和发展了那些被视为人类普世价值的理想和信念。概言之，是指他在《论再生缘》（1954）、《柳如是别传》（1963）中以“自由”一词为主轴的精深研究。此概念本出自严复以《群己权界论》为书名，翻译英国思想家密尔的《论自由》一书，然陈先生则通过细针密缕、独具匠心的研究，向人们清楚展示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只存在于西方，也并非仅是自诩为“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所持有，还出自于那些被“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的“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正是他有力证明了，“自由”既非“外来”，又非于“国情”水土不服；由此我们方可满怀期待地坚信，“自由”同样流淌在我们历史文化的血脉之中，是我们民族生生不息、威武不屈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