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生学术论坛 ｜第10期 

 

2018年6月30日，“菊生学术论坛”第十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十九世纪英国文学与历史”。本次会议由文研院、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及商务印书馆共同主办，来自北京大学、北京语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郑州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十余位中青年学者出席并参与讨论。

 

高峰枫

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教授

 

本次会议分为四场专题讨论。第一场由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高峰枫主持，他首先介绍了论坛缘起。

 

周颖

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周颖以《激进与保守：南丁格尔的双重性》为题，梳理了历来关于南丁格尔的诸多争议，试图对这位传奇女性做出客观和公证的评价。

首先，她揭示了维多利亚时期女性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并以此为背景，讨论南丁格尔对护理行业与公共卫生改革所做的贡献。之后，她从婚姻观和价值观方面评析南丁格尔对女性主义事业的影响。最后，她以维多利亚时代为背景，讨论南丁戈尔观念中相对保守的一面如何影响护理行业职业化的进程。

周颖副研究员认为，南丁格尔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既有激进的一面，也有保守的一面。然而，由于新闻媒体的宣传以及朗费罗等主流作家的描绘，她被简化为一个“提灯女神”的形象，而这又与中产阶级的淑女观相迎合。这种做法遮蔽了她的多元性，使她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

作为“提灯女神”的南丁格尔

 

高晓玲

郑州大学

外语学院教授

 

郑州大学外语学院教授高晓玲的发言题目为《十九世纪英国中产阶级的兴起》，重点剖析“中产阶级”这一司空见惯却又具有模糊性与内在矛盾的概念。

首先，它所诞生的时间具有不确定性；其次，它所指涉的成员包括多个阶层；再者，学者们的划分标准极不统一；最后，它所呈现出来的含义非常多元。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该词的使用也表现出一种矛盾性，尤其是中译本统一将它译为资产阶级，使该词在中文语境中更加混乱。

基于此，高晓玲从概念产生、划分标准、概念界定、价值观以及地位和影响五个方面做了系统的梳理，对笛福、休谟、阿诺德、托克维尔等人的论述加以评析。她指出，中产阶级影响了19世纪的文化生活，是社会价值的承载者和时代的压舱石，使社会结构变得稳定，思想动荡得以平息。

 

朱联璧

复旦大学

历史学系副教授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朱联璧以《伦敦茶餐厅的兴起与女性书写空间的出现》为题，对茶餐厅的兴起过程做了简单的学术史回顾。

她指出，茶餐厅与女性的联系非常密切，因为英国最早的饮茶活动由女性所主导，属于上流社会的雅致文化，而咖啡馆则是极具男性特色的消费空间.

19世纪末20世纪初，茶成为了英国人最爱饮用的饮料。一方面，是因为茶叶价格的下降；另一方面则源于茶餐厅的兴起。19世纪中期之前，女性几乎不可能出现在公共餐饮场所，然而随着充气面包公司茶餐厅在交通枢纽的出现，其产品和服务开始标准化，价格非常低廉。其主要的目标群体是女性、游客和工人阶级，这便为开始书写自己的女性提供了自我发现的空间。

充气面包公司茶餐厅在许多女作家的作品中出现过，如爱玛·奥西兹（Emmuska Orczy）的《角落中的老人》、多萝西·理查德森（Dorothy Richardson）的《朝圣》、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的《夜与日》和《雅各的房间》以及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的《暗藏杀机》等。

高峰枫教授随后进行评议。他指出，南丁格尔多才多艺，与英国古典学家本杰明·乔伊特（Benjamin Jowett）的关系密切。然而，她在柏拉图全集的译介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英国古典学家本杰明·乔伊特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讲师肖一之提到，充气面包公司茶餐厅在很多作品中有所提及，建议朱联璧老师增加一些例子。

韩敏中教授提到中产阶级与gentry和gentleman的关系，认为其拥有大量土地，社会地位处于中上，却没有称号或封号。

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英语系助理教授徐曦指出，关于中产阶级的定义一直在变：很多界定者本身属于这个阶级，他们不仅需要强调自身与旧贵族的区别，还要防止底下阶层攀爬上来。

北京大学日语系教师刘琳琳指出，中产阶级的译法可能源于日语的转译。

 

徐曦

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英语系

助理教授

 

接下来，徐曦以《惩罚与观看：狄更斯笔下的死刑论述》为题作报告。

他指出，狄更斯的多部小说中都有关于刑罚的描写，意大利游记中也记录过几次绞刑。公开行刑的目的原本是国家通过对罪犯的惩罚以儆效尤，传达道德教化，以维护社会的安宁和稳定。然而，如今它却成了一种狂欢化的表演，表现出惩罚与观看的模式——不仅有舞台、导演、演员和观众，且各种媒体争相报道，尤其是死囚的临终忏悔和遗言，更是争夺的新闻。

他通过狄更斯写给《每日时报》和《泰晤士报》主编的七封信，讨论其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及其由激烈到保守的态度转变，内容涉及宗教、经济、道德、人权、治安等诸多方面。

 

英国幽默杂志《Punch》对曼宁夫妇的死刑现场所作插画，并称之为“一个壮观的道德课堂”。画面视角对准的并不是绞刑架，而是在场的观刑群众。

 

纳海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英语系助理教授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助理教授纳海以盖斯凯尔（Elizabeth Gaskell）的《北与南》为考察对象，探讨支线情节和历史事实对小说整体解读的影响。

这部英国问题小说以曼彻斯特纺织业的一次罢工为背景，从中产阶级的视角探讨劳资双方矛盾共存的关系。

其中的三条主要线索无不聚焦于正义和权威的问题：霍尔先生决定放弃神职，是为了维护内心的良知和国教的权威；工人罢工是迫于生计，与他们无法揣测和控制的市场规律做斗争；弗雷德里克参与海上兵变是针对海军等级制度所产生的腐败和不公进行暴力抵抗。

 

伊丽莎白·盖斯凯尔的小说《北与南》1876年版封面图

 

盖斯凯尔作为一名论教派牧师的妻子，通过小说传达了一种妥协让步的理念。比如，桑顿从一种抽象的经济学原则到注重现实问题并与工人和解，希金斯的女儿由抗争到乞求工作。作品对兵变情节的处理较为温和，弗雷德里克所代表的英雄主题只能用隐讳的方式显现。尤其是玛格丽特与桑顿的结合，不仅意味着英国南方乡土文明和北方工业文明的结合，且表明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只能通过宣扬隐忍和博爱来解决。

 

在自由讨论环节，肖一之认同将公开行刑与观看演出的对比，他认为剧本的长短、导演和剧情是可以控制的。其中涉及一些技术问题，比如行刑人的技术熟练程度可能会导致死囚减少痛苦或增加额外的残忍。

徐曦回应道，绞刑本意是为了减少痛苦，但往往事与愿违——19世纪末开始根据人的体重、身高计算搭建台子的高度。另外，行刑人一般是兼职人员，收入不稳定，在社会上受到鄙视，经常会酗酒，反而使自己走上断头台。

随后，韩敏中教授、高峰枫教授同在场师生就行刑时间、地点、规模、场地等问题展开讨论。有学者指出，论教派运动或许同全球性对自由化资本主义的反驳以及全球化和劳动运动的兴起有一定关系，这可为分析《北与南》提供一种思路。

高晓玲教授认为，从法学的角度分析盖斯凯尔的作品很有启发性，还推荐了纳斯鲍姆所写的《善的脆弱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乔修峰指出，两位演讲者都提到狄更斯迷恋死亡场景的描写，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吸引和迎合读者。

周颖引申说，维多利亚时期的作家经常会按照公众期待去改变情节，盖斯凯尔也会将中产阶级的观念投入到人物身上。这种做法固然会歪曲现实，但她深切的同情心也塑造了一些积极正面的形象。

 

肖一之

上海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讲师

 

在下午的讨论中，肖一之以《“新西兰来客”和维多利亚晚期的历史想象》为题发言。他首先介绍了“新西兰来客”概念的由来：英国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家在书评中将伦敦描绘成废墟的未来景象，一位来自新西兰的游客在废墟之上眺望曾经的伦敦。“新西兰来客”很快变成维多利亚历史想象的重要模板，并甩开宗教化的语境，成为公共讨论中的常用概念。

肖一之认为，围绕“新西兰来客”探究的不仅是某个具体形象，还包括背后的历史观念以及文学创作的可能性。历史不再是站在当下梳理并阐述逝去的时间——作者将对当下发展的焦虑转化为虚构的未来访客的解读，运用想象性把现在凝聚成了历史。

他援引美国学者的观点，指出“对有高度历史自觉的维多利亚人而言，从未来评估现在像是历史的后世界”。

随后，他对“新西兰来客”进行了进一步的话语分析。在对部分使用“新西兰来客”意象的长诗和科幻小说进行深入分析后，肖一之作出总结：所谓的维多利亚历史感或历史想象问题事实上源于历史焦虑，表现为十九世纪的人在未来留下何种地位和形象的疑问。

他认为，对外来人而言，“新西兰来客”所反映的帝国知识生产和现代化的历史焦虑可采用更直接的方式解决。他们不需诉诸于虚构，而是坦然地面对历史。

 

乔修峰

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接下来，乔修峰研究员分享了自己对风景概念的嬗变与罗斯金现代焦虑的研究。他论述了罗斯金在《现代画家》一书中对“风景”的区分和使用：第一层含义是自然风光乃至于自然；第二层含义则是风景画，且这一定义可从画布延伸至文学作品。

乔修峰研究员希望通过罗斯金谈风景的变化，揭示他如何凸显自己不同的意向，并进一步分析其所理解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

乔修峰研究员认为，罗斯金对风景历史变化的思考不是大跨度的，而是集中在十九世纪。他将此归纳为三个阶段：从古典时期、中世纪到现代，风景的角色一直在变化。

罗斯金认为，古典时代的人生活在大自然之中，他们关注的是风景的意图，并非风景的美；中世纪时期，人和自然开始疏远，对自然与风景增加了审美的维度；进入现代以后，风景不再是单纯的背景，成为了艺术的主题以及绘画作品中的一个重要类型。

 

约翰·罗斯金作品《现代画家》1904年版书影

 

乔修峰研究员从两个角度分析了罗斯金的结论：从艺术史的角度看，这样的变化是一种进步——风景在艺术创作中的地位显著上升，并成为主题乃至主要类型；但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看，这又是二者逐渐疏远的过程，人逐渐走到画框外观察风景。简而言之，风景画走上升路的同时，人与自然的关系正不断“滑坡”。

此外，罗斯金还关注风景变化给现代人情感与精神世界带来的焦虑。当工业化、城市化发展使人离开土地，摧毁原有的农业传统，看重与土地关联的英国人由此产生了失落感。

罗斯金以健康与否形容精神或社会的状态，并认为与自然分离之后的人趋于病态，机械的思维方式是现代社会给人带来的精神禁锢。罗斯金虽提倡培育对自然的热爱以解决问题，却还是对此持悲观态度。

乔修峰研究员认为，罗斯金并不主张人对风景的回归，而是现代社会隔离了人和自然，人一直在风景中，未曾离开。

 

袁欣

北京语言大学

外国语学部副教授

 

随后，袁欣副教授则以《从互文性看罗塞蒂童话诗中的文化密码》为题，讨论了《小妖精的集市》等文学作品的独特内核。

她概括了《集市》的主要情节，认为罗塞蒂在创作童话诗集时自觉或不自觉地编制了层层密码，巧妙突破了维多利亚时代对女诗人的重重限制，同时表现出独特的理性主义思考，传达了超越时代主流价值观的讯息。

在对作品中的文化密码进行讨论时，袁欣副教授首先分析了小妖精形象的具体由来。她参考维多利亚时期民俗学家的意见，指出罗塞蒂如何精心运用小妖精的典故，通过互文性产生丰富的暗示，从而巧妙地探讨堕落女性这一在当时被视作禁忌的话题。

同时，袁欣副教授提及《中洛辛郡的心脏》和《理智与情感》这两部作品，并与《集市》联系起来，讨论了它们处理姐妹关系时的高度雷同与微妙关联。

 

罗塞蒂《小妖精的集市》1862年首版封面图

由作者的兄弟但丁·罗塞蒂绘制

 

袁欣副教授借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将《集市》放到十九世纪中期进行考察，并发现这篇童话回应了当时中产阶级热衷的有关女性堕落与贞洁的话题。

1840年代开始，文艺界纷纷以堕落女性为题材进行创作，且一致地强调她们的的“卑贱和肮脏”。袁欣副教授介绍，维多利亚时代中叶的贞节观建立在堕落女性卑微化和对理想女性神圣化的过程中，《集市》在思想上的超越之处恰在于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解构——它既打破了阶级的界限，也打破了理想女性与堕落女性的界限。

罗塞蒂在创作中抵制了同时期中产阶级对理想女性非性欲化的要求，反映了女性成长的过程。从互文性的角度可以看出，罗塞蒂跟时代进行了平和又大胆的对话，通过《集市》消解了维多利亚时期中叶女性形象的二元对立，表现对中产阶级主流价值观的超越。

袁欣副教授也指出，罗塞蒂所采用的多种互文策略（如改写、置换等）极大地丰富了诗歌内涵，揭示这些文化密码能使读者领会诗人的深意与诗歌的价值。

 

黄淳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英语系副教授

 

随后，黄淳副教授围绕长诗《吉普赛学者》中的隐藏情节和主题，分享了自己对其中秘术与信仰的研究。

她简要介绍了作品情节，并对同一故事在诗歌和原著中的明显区别进行说明：通过整理诗歌的情节，人们会发现诗歌相当完整地复制了施展密术的环节。

黄淳副教授认为，诗歌虽然对故事进行了复述，但第三人称叙述者的地位和作用与原著不同。这位叙述者并非单纯的旁观者，还参与到互动关系当中，而我们能通过人称的转换和语气的递进看到人物之间心理距离的接近。

对于作品中“密术”的意义问题，黄淳副教授指出，作为怀疑论者的作者并未延续教条主义的道路，而是从自然之处寻求真理。黄淳副教授认为，他对教条主义的批判并未局限在形而上或认识论的层面，还表达了非常深刻的社会关怀。人只有敢于质疑，深入探索，才能真正摆脱愚昧和纷争，于最高处寻求完美。

就诗歌自身的诠释而言，作者更倾向于在偏见盛行、思想混沌的时代中保持独立和清醒的理性主义。

 

马修·阿诺德《吉普赛学者》书影

 

徐颖

国际关系学院

外语学院英语系副教授

 

徐颖副教授的报告主题为《<丹尼尔·德龙达>中的圣战叙事和集体记忆》。该小说犹太情节中出现的希伯来精神被视为挽救的力量，艾略特用以色列的历史意义和它坚定的记忆，对抗这个由权利和物质主义构成的社群。

该作品叙述了英国情节对十字军圣战的历史想象，描写了犹太情节中十字军东征的集体意义，又最终回归东方与维多利亚语境中的朝圣。

徐颖副教授认为，这部小说的产生背景在19世纪中后期，当时的英国社会已出现衰退的迹象，主流社会基督徒基于现实的精神需要，从记忆中挖掘并建构起圣战历史想象。

 

《赌桌边上的Gwendolen Harleth》,1910

Harleth是小说《丹尼尔·德龙达》中的一位主角

 

接下来，徐颖副教授列举小说的具体情节，分析作者是如何创造性地通过一个隐藏的犹太人角色对历史进行探索。

书中突出了很多对十字军东征的集体记忆与犹太聚集区对比性的场景。随着人物犹太人身份被揭开，他作为局外人对这一民族的天然偏见逐渐转变成苦难者而非基督徒的崭新立场。

徐颖副教授认为，艾略特如此安排情节的目的并非政治层面的犹太复国主义，而是在文化上回溯犹太教和基督教一脉相承的希伯来精神——作为一种隐喻，以精神的朝圣来纪念鲜活的记忆。

 

高峰枫

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教授

 

高峰枫教授则以《雅弗的扩张》为题分享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他介绍了1857年印度叛乱的基本情况以及英国政府和宗教界的回应。为此，英国许多宗教场所举行了大规模的祷告和募款，伦敦地区教堂的悼词摘要也被刊登在报纸上。作为一次集体的情感宣泄，研究者能从中获得对英国宗教界的总体情况的大概了解。

高峰枫教授选取了两篇来自小庙的布道词进行具体分析。这两篇布道词均使用《圣经》中雅弗扩张的典故解释了劫难发生的神学背景，并阐述欧洲诸国日益扩张具有正义性与神圣性的原因。此外，布道词还提到英国“要有仁爱精神的报复”，剿灭叛乱分子、教化野蛮住民。

 

雅弗像

 

从这一典故出发，高峰枫教授回顾了对“雅弗的扩张”故事的漫长的解释史。他简要概括了原文的具体情节，并列举了一些对此典故进行利用的具体案例，如美国奴隶制合法性讨论中对雅弗典故的应用，以及引用希腊罗马人征服巴基斯坦地区的史实、把这段经文与地缘政治联系起来的解释。

但高峰枫教授指出，把雅弗与西方扩张殖民联系起来、作地缘政治的解读并非普遍现象：专业学者或有特定神学倾向的宗教家一般不会进行这样与现实贴合的解读，反倒是与学术没有太大关联、力求与现实接轨的部分人更倾向于利用这些典故进行宣传。

 

与会学者合影

 

在最后的交流环节中，高峰枫教授就雅弗典故的人种学问题作进一步说明。

而在回应有关《吉普赛学者》作者所体现的宗教理性化的问题时，黄淳副教授再次强调了作者在写作时具备的笛卡尔式的出发点，以及他通过理性调和科学与宗教之间冲突的期望。

肖一之老师也从科学概念变化与信仰问题的关系角度作补充，并点明当时科学话语和精神存在的独特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