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21日下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就“早期中国与中华文明”这一议题在静园二院111会议室召开恳谈会。本次恳谈会邀请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凤瀚、何晋、陈侃理，中文系教授李零、程苏东，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庆伟，哲学系教授吴飞，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教授韩建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常怀颖等多个学科的学者与会，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工作委员韩笑等参加会议。

邓小南：

邓小南院长表示，北大文研院成立两个月以来，已启动“文研讲座”“文研论坛”“未名学者讲座”等不同类型的学术活动。除此之外，她希望文研院能够一些能够沉淀学术成果的活动，为学者们提供跨学科深入交流和对话的机会，对青年学者、博士、硕士也产生一些学术“辐射”。提供跨学科深层交流是文研院成立的目标之一，文研院希望搭建平台，将学者们在学术研究领域的尝试性想法汇聚起来，形成凝聚性的议题。

所谓的“凝聚性议题”，其目的不在于申请课题或集体项目，而是立足北大学术的长远发展，把有基础的、有意义的并且有些已经开展前期工作的学术想法、研究方向汇聚起来。议题向多学科交叉发展，促进大家在学术思维上的沟通、碰撞。大家常谈到“多学科”“跨学科”，究竟怎么多、如何跨，是我们要探讨的事情，需要实实在在的行动和努力，也关系着文研院的进一步发展。

目前的议题分为两个大的序列，一个以中华文明为基础，另一个以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的交叉互动为基础。第一，中华文明序列中“早期中国与中华文明”是近期将启动的核心项目。在座的一些老师在这方面已经参与了一些活动，比如北京论坛“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分论坛、孙庆伟教授组织的社科院许宏与何努的对话。第二，中古时期议题是“族群凝聚与国家秩序”，这方面文研院已经组织过几次对话，来自历史学系、社会学系、政治学系、公共管理学系等学者参与其中。第三个议题是“社会转型和精神重建”，春期战国以来中国社会有若干个转型期，社会学系、历史系、政治学系一些老师对这个议题非常感兴趣。以上是中华文明序列里的三个议题，没有严格的年份、朝代界限，但是大体上有一个范围——上古、中古、近代。

另外一个大的序列“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的沟通、交流”，实际上从9月21日圆桌对谈“西学在中国”引申出来。围绕不同文明的沟通、冲突、互动，当时大家提出了一些问题，但是意犹未尽，希望将这方面的探讨继续下去。现在文研院着手进行的就是这几个方向，此外，还有人文社会与理科的互动，文研院也希望将来有些文理科之间的交流互动。今天围绕“早期中国与中华文明”这一议题探讨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值得做些什么、从哪里开始做。

孙庆伟：

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庆伟表示，文研院从一开始就很重视早期中国这部分研究，有幸参与其中。正如邓院长所说，讲座这种方式在知识传播方面是有效果的，但是和文研院成立的意义还是有差距的。文研院要做的不仅是知识的普及，还要从整体上促进北大乃至整个国家人文社科研究水平的提高。因此，需要多层次规划，开展更深入的工作来推动这一目标的实现。

早期中国“早”到何时，孙教授认为是史前到秦汉，包括三个阶段：史前时期（没有文献）、夏到西周（“文献不足征”）、春秋战国到秦汉。史前时期以“材料为王”，对考古学非常重视。但是有两面性，考古学一支“独大”的时候，考古学风险也变大，考古学在这一时期过于粗放或随意。这一阶段最需要注意的是两点：一是理论问题，需要理论指导，中国考古学界的理论素养是欠缺的，以至于造成了各说各话的现象；二是处理考古材料的方法和目标存在问题，在材料解读方面有时候比较粗放或随意。

例如，孙教授指出，应该避免让考古学沦为材料的提供者。比如，墓葬发掘过程中，考古学者不懂出土器物上的文字，既懂考古材料又有很深厚历史积淀的人才不足。

大问题是考古学不得不用的概念到了史前时期的适用性如何。那是人群、族群交流、融合已经非常活跃的时代，用史前文化遗存解释现代是否妥当，值得探讨。王国维提倡的“二重证据”被认为是20世纪中国考古学和考据学的重大革新，但是容易陷入对具体材料的解读，忽略宏观问题。

第二个历史阶段夏到西周，现在没有写出一部很好地集文献材料、文字材料、考古学材料于一体的夏代史。关于商代史，社科院先秦史所编撰了十一卷本，基本是依据甲骨文材料，跟考古学没有关系。许倬云写的《西周史》，算是用了一点考古材料。张光直先生写的《商文明》，能够较好地体现几种证据的共同使用。因为他编撰过古代中国考古学教材，历史文化积淀较深，能把各种材料融会贯通、灵活运用。林沄最近去台湾讲座，内容包括商代国家形成、社会结构、社会权力，运用大量的考古材料和文字材料，值得学习。

第三个阶段春秋以后到秦汉，发掘的墓葬很多，但是考古学不知如何进行。如果继续用考古学文化解释早期文明与社会，那么，使用的工具与要解决的问题就无法匹配。对于这一阶段的研究，考古学者如果不改变研究方法，就只能做一个材料的提供者。

归纳起来，一是学科的理论问题，考古学是一个不到百年的学科，称得上大师的人很少，理论是欠缺的、初级的，理论方面需要加强；二是对考古材料的处理方法，考古学文化这个概念提出这么久，它的贡献和局限性分别是什么，这也是研究方法的问题；三是考古和历史结合的问题，不仅是考古和历史结合，还涉及历史和考古的结合，现在能够把考古材料用好的历史学人才也不多，综合性的研究机构意义正在于此——促进彼此了解；四是现代考古学有科技化倾向，不能说不好，科技能解决很多问题，但是如果大量年轻人把精力放在科技检测和分析上，研究一定会碎片化，而且历史的问题未必是科技能解决的，历史未必能用数据来解释。

韩建业：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教授韩建业一直密切关注北大文研院的活动。他认为讲座和研究是两码事，公众很喜欢的内容不代表一定有道理。我们的很多成果是粗糙的，而且概念不统一。概念涉及中西对话问题，这也是不可避免的。离开世界的角度单独研究中国文明也很难。第一，应该有意识地梳理学术史，学术研究有传承和脉络，如果不熟悉学术史，很可能夸大其词，把前人的成果当成自己的“创新”。既然是研究，就要注重严谨的学风，关注学术史。第二，理清概念，比如谈到中国文明起源，中国在哪儿？是秦汉时期的中国还是现在的中国？研究范围是由那个时期的历史决定的，就是文化性质很相近的群体。第三，研究的具体方法、理论，确实很缺乏。韩教授着重介绍严文明的研究方法。严先生在研究方法上依靠“两条腿”走路，一是复杂程度，一般通过聚落形态、社会来研究，这是有缺陷性的主流研究，实际上研究一个文明体还离不开谱系研究，对时空范围、文化特征的研究。研究社会复杂化和谱系并不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而是相关联的，目标一致。

李零：

中文系教授李零幽默的发言鞭辟入里。他认为演讲更像一种表演，而学术研究是小范围的，大会不如小会，小会不如“走会”，一边考察一边谈，最后收获。以前提出新考古学，提倡考古学向自然科学回归，没想到好多年之后，考古学科学化越来越厉害，考古报告越来越厚。比如，一个羊头做很多鉴定，冶金考古分析元素各占百分之多少、各种元素在地理上如何分布。

许宏写的《大都无城：中国古都的动态解读》，李零认为实际上是大都无郭，说二里头时期是典型的大都无郭。最早的中国，概念也不是特别一样。回顾考古学史，常提的中华文明五千年，是按照民国建国时官方认定的黄帝纪元推算，从秦汉算起，两三千年，从西周算起，前面还有两千年。讲二重史证最多的还不是做文献研究的，而是考古学家。二重史证原来是金石学家用的，把西方考古学引进，并不是否定了金石学，反而加强了金石学，因为我们国家金石学的史料太多了，恰恰中国人特别强调二重史证。我们觉得天经地义，但汉学家觉得问题就在二重史证。

有些理论问题既不抽象也不复杂。譬如国家形态问题，中西方对此的理解偏差特别大，他们那种小国寡民对国家形态的理解和我们认为天经地义的一些东西完全不同。这些是很现实的理论问题，恰恰需要考古学家去研究。李零教授一贯宣扬传统文化研究以考古为基础，虽然他离开考古专业很久，但他期待考古学家发出自己的声音。考古提倡心无旁骛，但是考古是综合性学科，综合学科最不应该画地为牢。这些年来，考古学的国际化、多学科化已经很明显。

学术史很重要，考古本身应该好好回溯自己的历史。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应该整理一下，还有解放前的很多发现，有人曾做过，但结果大家没有看到。李零教授自己做追踪楚帛书的研究，旨在把长沙发掘之前的历史好好钻研一下。

此外，李教授表示，下学期将带着学生在文研院举办读书会，一起读《剑桥早期中国史》。

朱凤瀚：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凤瀚认为，无论是讲座还是研讨，更多的是考疑，很多结论“看似这么回事，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只给结论，那是应试教育，停留在中学阶段。大学应该提出疑问，启迪思维，不断探索。借用 1978年中国史学规划室提到的“缩短战线，找出成绩”，缩短战线有利于解决难点问题。

第一，中华文明起源是要探讨的。就像人一样，国家有出生、成长、成熟阶段。没有书籍记载这一段历史时期的考古，不应该是空白。没有都城的时候，中国是怎么样的？夏文化的人群是怎么来的？在朱教授看来，夏商周这三个国家其实是三个大的族团各自建立的，应该梳理这三个族团的发展脉络。二里头文化归到商代，二里头三期在文化上是不是完全归到商代，有待进一步探讨。大多数学者承认，商代人是沿着太行山从北部过来。商的早期严格来讲也可以归到史前史时代，就是没有史料记载。所以说，早期中国前面有这样一段历史。关于早期中国的下限是否延伸到汉代，朱教授认为不一定。比如，众所周知的集权制其实战国就形成了，秦始皇之所以能那么快统一中国，是有基础的。早期中国研究范围到西周就差不多了，要不然范围太大。

讲座可以举办，讲座面向的是大众，除此之外，他希望专题活动的主题树立得更专业一些，采用开放式讨论的形式，听众不限，可以提问题。

第二，早期国家的形成。早期中国形态到底是什么样子，具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关乎古代人类社会的生活模式。从世界意义来讲，这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早期模式，在相对封闭内陆环境下文明形态的产生。

第三，文明交流。人类文明的的起源和发展绝对不是孤立的，只是我们了解得不够。中华文明和欧亚草原文明的交流，简称南北交流，还有东西交流，这两个大的十字交叉对中国影响很大。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促进文明的形成和发展。

第四，早期宗教和思想观念的研究。

第五，物质文化进展研究。比如交通工具马车，矿冶和铸造。

第六，早期中国研究的学术史本身就是一个课题。

第七，与国外学者交流。德国、法国、意大利人研究埃及学有二百年了，我们对中国本身这一文明古国的历史研究还不够。相近的工具不一定是直接传播的，人本身是一个共同体，隔着大洲可以有共同的发明。做早期中国的比较研究，可以邀请一些从事其他古典文明研究的学者来交流。文研院举办的学术研究也要由简报变为合集，逐渐沉淀下来。

吴飞：

哲学系教授吴飞说，此次恳谈会让他深受启发。西方的考古学与人类学有着密切的联系。西方古典学已经形成了明显的学科形态、范围，西方考古学从某种意义上是古典学的延伸。通常希腊、罗马被认为是比较典型的奴隶社会。那么，在有文献可考的、有记载的希腊、罗马形态出现之前，希腊和罗马是什么状态？西方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有共享的理论，因为考古学科出现正值进化论产生的时代。从人类学来看，比希腊、罗马更早的时代可能与现在一些相对封闭的海岛、丛林部落类似，所以通过研究现存的原始部落来追溯比文字史料可考更早的时代文明。迄今为止，对早期中国理论影响特别大的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吴教授认为，书中对早期国家形成的追溯方法，到20世纪中后期基本被西方学术界抛弃了。随着进化论被打破，考古研究方法趋于没有宏观讲法、后现代或者相对主义。

对于文研院的座谈，吴教授提议学者们能发表一些没有发表或者自己没有讲过的内容。

程苏东：

中文系程苏东提出，对青年学者的培养，不仅要提供一些舞台，更重要是让他们参与到讨论中。他结合自身的学术经验，畅谈早期国家的知识与书写。比如，孔子塑造和影响弟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记录孔子的言行，而后人通过这些记录来了解孔子。书写对于历史和知识的建构有着极大的意义，它们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以前我们把文本看作固态，最多是版本的差异，但现在发现原来很多固态的东西是动态的、飘忽的、难以描述的。不过，我们追求的不一定是最终的结论，而是认识其复杂性。

陈侃理：

历史系陈侃理从年轻学者的角度，为文研院下一阶段活动建言献策。年轻学者面临学术研究的压力，本身积累不足又要发表文章、申报课题、寻求创新，而文研院为年轻学者提供了“源头活水”和向多学科老师学习、交流的机会。他建议文研院组织一些多学科考察活动，因为历史是活生生的历史，在当地建立时间感、空间感，增强对当时的物质形态和物质形态分布的了解。比如，人文社科青年教师夏令营，或许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何晋：

历史系教授何晋从学科划分的角度，谈考古学与历史学拆分之后的利弊。他介绍了自己参加的跨学科课题组，包括经书注释课题、汉简课题和东方学课题。文研院既不集体做项目，也不是为了出一系列的书。这种交流基于每个人独立的研究，而不是命题作文。除了老师，博士生也可以加入，在西方博士生属于独立的学者，博士三四年级研究做到一定程度，可以来交流，会受益匪浅。另外，临时性甚至不成熟的讨论可以开小型座谈。

常怀颖：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常怀颖分享自己在考古所七年的研究经验，介绍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结合得到的成果。此外，他介绍了自己的业余研究经历，他参加的商周田野工作坊是一个坚持了六年的学术研究小团体，费用AA制。每年暑假七八个核心成员围绕一个区域考察十天，白天到考古工地现场调研，带着投影仪，每天晚上有一个人做主题报告，也对当天的调研进行交流。

他提议文研院应该有自己的阵地，法国年鉴学派不仅震撼了法国的史学界，而且深刻影响了整个现代西方史学的发展。北大文研院也应该形成一个类似于《唐研究》这样的学术阵地，持续地发布关注某一领域，并形成成果的发表。

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对本次恳谈会进行总结，强调文研院是大家一起聊学问的地方，这种交流打破了年龄和学科界限，探讨的内容是处于“进行时”的，而不是“完成时”。在学术研究“胶着”的关键阶段，帮助学者们激活思路。最后，学者们回归自己的研究领域，“回到自己的桌案前面写自己的东西”，如果需要发表或者进一步讨论，文研院愿意提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