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26日下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在静园二院召开“多文明的互动与比较研究”恳谈会。会议由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主持，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李安山，北京大学哲学、宗教学系教授李四龙，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彭小瑜、副教授昝涛，北京大学南亚系教授段晴、副教授叶少勇，武汉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文研院驻访学者魏斌，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文研院驻访学者汲喆，文研院工作委员韩笑共同参加会议。

常务副院长渠敬东表示，此次会议将围绕文研院的五个核心议题之一的“多文明的互动与比较研究”展开探讨。他认为，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多文明融合的体现，而对于多文明交融、融合的讨论也一直都在进行。渠教授指出，学术研究者们应当逐渐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中西问题，而是中国与世界问题。他希望各位学者能够就该议题下可以产生哪些主题的学术活动、引进哪些学术资源等问题做出讨论。

北京大学南亚系教授段晴首先提出，多元文明的研究已有很多，但是这一领域内的理论支持却还很有限。随后，她强调，常常与多元文明研究相伴的一个词是“融合”，但“多元文明的融合”这一说法本身是存在问题的。段晴认为，从历史的角度看，当文明成为体系后，不同文明之间常常无法兼容和平行发展，也不存在多文明融合。就如同不同的语言一样——学习一门语言，就必须独立地去学习和研究它，一门独立语言是不与其它语言融合的。因此，段晴强调，虽然我们经常强调融合，但融合并不真的存在。反之，文明的冲突以及如何在冲突下保持多元文明的共同存在才是应当思考的问题。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彭小瑜认为，中国的学界重古希腊研究而轻中世纪研究。关于议题中的“多元”，从事天主教研究的彭教授认为，学术传统并不认可多元，我们的文化也同样有这一倾向。彭小瑜认为，主流价值观的存在和多元（diversity）的存在都是必要的，但多元并不代表整齐，且往往带来冲突与战争。因此，我们应当警惕“多元”这一概念。此外，彭小瑜教授还特别指出，国内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应当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来加以研究。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李安山提到了自己曾经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国内学术界有没有研究非洲文明对中国文明的影响？”这一问题引起了李安山教授的反思：中国学界有时过于关注本国文明对非洲的影响，却忽视了非洲文明对我们的影响。我们不能过分夸大东方文明的伟大，也要虚心研究其它文明。

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昝涛对伊斯兰化与斯拉夫化等过程十分感兴趣。对于国内多元文明学术研究，他认为，我们尚落后于日本学者。而特别就多元文明研究中的多语言问题，昝涛则指出，有些语言是可以互相加强的。

北京大学哲学、宗教学系教授李四龙的研究方向是佛教研究，这与印度文明密切相关。有关多元文明的融合问题，他认为，文明融合中首先存在立场为题，在这之后融合才有可能出现。除了“融合”之外，还有文明的对抗论，兼容论，多元论，排他论，等等。他强调，融合是可能的，但是文明有秩序、有体系，有主辅结构，文明的交流需要正常地展开。

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汲喆认为，文明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这背后有文明国家作为研究单位。他指出，文明的存在往往是为了要突破民族国家的框架，而研究文明则有两个基本视角。一是从器物、语言等方面的具体研究，另一个则是从规范性的角度去研究什么是文明。他表示，在学术研究中，后者往往更加重要。

北京大学南亚系教授副教授叶少勇认为，对一个领域的深挖是最重要的。他指出，印度佛教领域的“生产者”严重不足，中国的印度佛教研究在国际上没有发言权，呈现出了实业空心化的状态。他强调，作为学者，要在一个学科里“安心做农民”，而不是急于把成果“变现”。

在会议的最后，渠敬东教授指出，目前在多元文明这一领域中，学者们应当将还处在被忽视的、被人认为不重要的却有重大意义的研究方向和内容“推出去”，让它们变得重要。他强调，做学术上不能只是搞学术活动，而要落实到做研究上，这也恰恰体现了文研院 “涵育学术”的宗旨。

（文/李雨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