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25日下午，文研院邀访学者交流会在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2023年春季学期邀访学者，香港中文大学的宋婧老师发表报告《我为什么研究城市化和家庭生活变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郜同麟老师发表报告《我为什么研究中国古典文献学》，同期邀访学者胡成、谢地坤、余辉、王辉、姚治华、朱天曙、林岩、张震、廖钦彬、西村阳子、翟韬、陈壁生、鞠熙、郭小雨，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宋婧老师首先分享了自己的学习经历。宋老师于1998年进入北大社会学系学习，她在本科期间曾跟随老师进行农村田野调查，在本科最后一年作为交换生前往东京大学学习，借此机会得以在东京大学东洋研究所查阅所藏满铁华北农村调查资料，研究20世纪30年代华北农户的多种经济活动。研究生阶段回到北大之后，宋婧老师跟随杨善华老师继续前往江苏、浙江、宁夏、河北等沿海与内地的农村基层进行田野调查，考察村庄政治和家族演变，在深度访谈中探究人们话语的意义，并着重研究了苏南地区社会转型时期集体经济背景下村庄公共权威和经济活动模式的转变。后来在布朗大学求学时，宋婧老师根据导师的建议开始进入城市化研究，基于当时北京的房屋所有权数据，对住房分配与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和家庭构成等因素之间的关系展开了分析，这也成为宋老师在城乡社会学领域展开研究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宋婧老师分享
在美国的学术经历帮助宋婧老师在往后的研究中进行了多项定量研究，同时她在自己的书里也注重深度的社区案例分析，对中国农村的非农化和城市化进程展开探讨。在这项研究中，宋婧老师通过对江苏、浙江两个沿海村庄与河北、宁夏两个内陆村庄的调研，考察市场经济下农村社会结构和经济生活方式的变迁。宋老师探讨了不同地区的农村社区家庭副业和集体工业的不同组合模式，以及这些地区经历的不同规模和程度的城镇化过程，并从性别和代际视角考察非农化和城市化给人们的就业机会和劳动分工模式带来的影响。由于农村父权制的延续性，男女劳动力的流动性一直存在着差距，但在非农化和城市化的交叉影响下，性别和代际劳动分工模式展现出了不同的演变过程。
Gender and Employment in Rural China , Jing Song
在香港工作的十几年中，宋老师逐渐把对非农化和城市化等社会转型研究扩展到更多的性别和家庭议题上，相关的课题包括互联网经济和女性创业、城市化和性别视角下的产权结构、女性在职场和家庭领域的流动性和能动性、公众对女性参政的看法、人口迁移和婚恋观念研究等。以女性创业为例，宋老师发现和线下创业相比，网上创业强化了性别间不同的教育效应，弱化了家庭负担效应方面的性别差异，反转了西部地区创业机会的性别差异。基于女性创业研究，宋老师在“社会性别研究”公众号主持了“女性创业和自雇职业”的专题，向公众介绍了这一领域内的实证研究，分别从沿海都市女性创业者、内陆地区女性创业者、香港女性保险代理人、新加坡女企业家等案例出发，探讨女性在职场、亲密关系、家庭关系、公众形象、自我发展方面如何努力取得突破，又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束缚。以家庭生活变迁为例，宋老师发现家庭关系依然对女性在获取资源、职业选择、社会参与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影响，需要社会和公众加以更多的关注。宋老师指出，学者不仅需要分享自己的学术研究发现，也承担着在家庭友善措施和社区和谐发展等方面向公众提出建议的社会责任。
郜同麟老师首先向与会老师们分享了自己从高中到大学丰富而有趣的经历，使得现场气氛十分热烈。在本科毕业之际，郜老师偶然了解到“专门研究书”的古典文献学专业，觉得十分有趣，他发现，这门学问可以将自己身心专注于书籍而不分心于身外世界，十分吸引人。经历了一点波折后，郜老师进入浙大古籍所跟随许建平老师进行经学研究，在硕士阶段完成了毕业论文《〈左传正义〉引经研究》。当时，郜同麟老师参加了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举办的第一次研究生论文报告会，他准备的一篇论文在报告会中获奖，这篇论文最后成为《“雍巫”考》，发表于《中国典籍与文化》。这一经历让郜老师决定，以古典文献学研究作为自己的志业。在博士期间，郜老师根据自己的兴趣改换了引经研究的内容取向，转向研究宋代以前文献引《春秋》三传的通贯研究。郜老师最初延续了自己硕士时的研究思路，即从小学入手，通过校勘研究引文。但是尝试许久后郜老师对此并不满意，于是拓展思路，引入了体例研究、学术思想史、语言学等研究方法，结合不同的视角研究《春秋》引文。郜老师认为，在古籍所的学术训练为自己打下了很重要的小学基础与经学基础。
郜同麟老师分享
接着郜同麟老师介绍了自己参与的几项工作。首先是参与编撰《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词典整理收录了敦煌文献中的俗语词。这项工作由郜老师的博士导师张涌泉老师主持，郜老师参与了敦煌学期刊论著提及的俗语词整理以及后来的统稿工作。统稿工作需要核对引文、改正释义、补充词条、撰写按语，工作十分繁琐，直到最近才完成。然后是整理《礼记正义》。2011年浙大古籍所承担了《中华礼藏》重点项目，郜老师被许建平老师推荐点校《礼记正义》。郜老师认为，这一点校本较之前的整理本主要有三点推进：一是点校底本是较之前更好的日本足利本，二是自己为编撰《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积累的写本文献研究经验得以运用其中，三是自己与之前研究者对待文献有不同观念——尊重底本而不对看似不合理的地方强作校勘。这两项工作之外，郜老师还在进行敦煌道经的整理工作。在这个过程中，郜老师形成与前人不同的观点，他认为一部分道经从形成到最后编入《正统道藏》，中间经历了剧烈的变化。这项研究最后成为《拘校道文——敦煌吐鲁番道教文献研究》一书。
《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
郜同麟老师分享了他对古典文献学这门学问的认识与反思。目前学界实际上并未对“中国古典文献学”有一个清楚明确的认识。主流教材的三种处理方式分别是列举主要研究内容、将“文献学”作为其他学科的工具、仅仅梳理“文献”的含义而对“文献学”一笔带过。郜老师认为，文献学是对文献本身整个“生命发展历程”的研究。在物质层面，可以是实物版本学以及对书籍流通、装潢、装具、典藏、流散、修复等方面的研究；在内容层面，可以是关于成书过程、内容来源、异文谱系、目录著录、文本演变、体例、训诂、标点、校勘、辑佚、辨伪、时代、阅读史等方面的研究。郜老师从段玉裁和顾广圻的争论与反目说起，进一步谈到对自己专业校勘学的认识。他认为校勘的目的不是获取文献原貌，而是基于校勘学自己的逻辑去更正讹字，获得一个主观上更接近“文献原貌”、更方便阅读的文本。这绝非“定本”“原貌”，而仅是一个主观的文本，仅是一团“文献概率云”中的一个点。校勘学更重要的任务应是揭示文献发展演变的全过程，包括内容的来源、文献本身与来源的关系、内容的各种历时演变、形式的变动、各部分的离合、文字更易、词汇演变等等。还应探寻这些文本变动的原因，并总结这些演变的规律。他以黄河举例，我们并不是要找到黄河的源头与源头的水，但我们可以根据黄河的内容发现百川如何汇聚与黄河的水系、流向。最后，郜老师坦言，自己的人生得益于古典文献学的滋养，正如一块飘萍在波澜壮阔的大海中找到了自己依靠的木板。这也引起在场学者的共鸣，自己正是出于热爱从事着自己领域的学术工作，在这方天地中找到自我，成就自己的人生。
两位老师精彩的分享引起了在场学者的积极讨论，本次邀访学者交流会也在热烈的研讨之后圆满结束。
撰稿：赵洲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