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展览 | 丝绸之路与北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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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05日-12月30日，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文研院）将在文研院地下展厅举办“丝路研究与北大人”展览。本次展览将通过图文介绍和实物陈列，来系统展示北大百年丝绸之路研究在人文学科领域所取得的辉煌成果，增进观者对丝路研究与北大人的了解。在此期间，文研院还将举办“丝路研究与北大人：回顾与展望”论坛。
为配合即将开幕的展览，特此推送荣新江教授纪念向达先生的文章《惊沙撼大漠——向达的敦煌考察及其学术意义》，以飨读者。
本文原刊于《敦煌吐鲁番研究》第7卷，中华书局，2004年，99—127页。限于篇幅，分考察和成果两部分刊发。此为前半部分。
文 | 荣新江
北大历史学系、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1942—1944年间，向达先生曾两次赴敦煌考察，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由于战乱以及其它因素的影响，向达的考察成果未能得到及时、完整的刊布，有些现在已经散佚。然而，向达的两次敦煌之行，在敦煌学史上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大约十年前，笔者奉周绍良先生之命，整理向达先生当年在敦煌所辑《敦煌余录》，因而涉猎了其四十年代敦煌考察的有关文献，随之发现向达的西行，不仅涉及当时的北京大学与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馆等合作单位的关系，也与大体上同时在敦煌考察的张大千一行、王子云所率教育部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和以常书鸿为首的敦煌艺术研究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讲清楚的事情。此处仅对向达两次敦煌之行的过程，略加整理，然后简要介绍他的考察成绩，包括他的未刊稿本——《敦煌余录》，并总结向达敦煌考察的意义。
一、向达第一次敦煌考察经过
1．考察记录
有关向达第一次敦煌考察，他的《西征小记》一文略有记述，但其重点在学术考察的结果，而非考察之过程[1]。幸好还有向达在考察期间写给住在四川南溪李庄的中央博物馆研究员曾昭燏先生的29封书信，它们被完整地保存下来并且已经发表[2]。这些信自1942年9月22日至1943年5月16日，内容几乎包含向达的整个考察过程，加上他1942年11月5日致李济、傅斯年信[3]，以及1943年3月9日致王重民信[4]，从中我们大体上可以了解这次考察的详细经过[5]。此外，中研院史语所保存有向达两次考察敦煌往来信函，笔者2002年9月访问该所时，承蒙黄宽重、陈弱水先生慨允抄录，得以补入本文初稿，使得考察经过情形更加清晰，在此对黄、陈两位所长表示衷心感谢。以下主要根据上述文章和书信，按时间先后概述向达第一次考察过程，但重点仍放在学术方面。
2．考察经过
早在1940年12月17日，北大文科研究所主任汤用彤等人在写给胡适（时在美国）的信中，谈到文科研究所之充实途径有四，其第三点“在现状之下酌量举办少数之学术事业”，其中即有“敦煌附近文物之复查”[6]。次年，北大方面即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就西北考察事宜进行磋商，向达自告奋勇要求参加[7]。当1942年春中央研究院组成“西北史地考察团”，北大即派向达参加。
4月中旬，西北史地考察团在重庆组成，其成员如下：西北农学院院长辛树炽任团长，中国地理研究所所长李承三任总干事，北大教授向达任历史组主任，李承三兼任地理组主任，同济大学教授吴静禅任植物组主任，史语所劳榦为历史组组员兼文书，史语所石璋如为历史组组员兼会计，地理所周廷儒为地理组组员兼事务。随后分配工作，并印制全团名单及职衔。5月4日，全团抵达兰州，各组分别进行工作。向达时在昆明的西南联大任教，且有家口需要安置，又得先到重庆，再转兰州，所以未能按时到达。向达离开昆明之前，北大历史系主任姚崇吾先生主持茶会，为他送行[8]，足见北大方面对向达西北之行的重视。
作为历史组组员的劳榦和石璋如，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之派遣，于1942年4月1日从李庄出发，随团经重庆，转兰州，于6月15日抵达敦煌，19日到千佛洞。自当月20日开始，至9月20日结束，石璋如对莫高窟所有洞窟逐窟进行了测绘、拍照；劳榦则负责记录。7月16日至8月9日，两人又前往玉门关、阳关两关之外调查、试掘。9月22日离开敦煌，转往黑河流域调查[9]。向达因安排家口等事务，于劳、石离敦两日前的9月20日，方才抵达重庆，自史语所借得斯坦因《亚洲腹地考古记》地图部分[10]，随即转乘飞机，又因飞机延误两日，至25日方自重庆飞抵兰州。
在兰州，向达拜会了慕寿祺（少堂）、张维（鸿汀）。关于此时的计划，9月26日向达自兰州致曾昭燏信中说道：“劳、石二君有信来，敦煌工作大致告一段落，留抄题记一事，待达结束。…… 达拟在此稍稍准备过冬用具，并参观私人所藏敦煌遗物及附近古迹，然后西行，独游河西一带，至敦煌留月余日，即行东归。所注重者，仍在将来考古工作之可能程度，以及工作站之选择诸项，希望于此等事先献刍荛。”在同一封信后9月29日的补记中，向达说：“参观兰州私人收藏一事，因无有力者介绍，颇为不易，拟俟河西漫游归来后，再作计较。” [11] 27日，向达于河声书店购得回鹘文刊本残经十三叶，聊以安慰急于看到敦煌写卷的迫切之情。
10月1日，向达搭乘甘肃水利林牧公司经理沈君怡的汽车，西行至武威，旅次间寄书一封给傅斯年、李济，报告行程及计划[12]。2日，参观武威罗什、大云、清应等寺及民众教育馆，考察出土墓志、明器，并发现敦煌千佛洞所出木塔，记录已佚于阗国王从德供养之银塔。3日，自武威至张掖。4日，游南门外天主堂，晤常德辅（Joachim Zacher, S. V. D.）神甫。5日下午至酒泉，知劳、石二人已于一周之前前往金塔、毛目一带，本拟与他们同访居延的计划遂落空。6日致信傅斯年、李济，告未遇劳、石二人，自拟西行敦煌[13]。8日即继续搭乘原车西进，经玉门至安西。9日晨发安西，午抵敦煌。下午四时启程赴千佛洞，晚八时至，宿于中寺。
次日，向达与西北史地考察团地理组成员、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成员以及张大千会面，并由艺术文物考察团的卢善群导游，浏览莫高窟。在10月11日给曾昭燏的信中，向达谈及他初见莫高窟的感受：“六朝诸窟，素朴庄严，李唐诸窟，雍容华丽。唐窟诸供养女像最佳，面容丰满，仪态万方，几欲拜倒，真可称为国宝！唯风水侵蚀，流沙壅塞，洞窟淹没者，与年俱增，保护之举，正不宜缓耳。”[14]
向达先以两日泛览全窟，然后计划逐窟记录。14日，在给曾昭燏信中，告莫高窟题记所见吐蕃官制及妇女装束，并要人抄录原田淑人《唐代女子化妆考》，以便对照。
17日，向达与考察团地理组同人吴印禅、周廷儒及卢善群等，由敦煌至南湖一带。18日，考察西千佛洞、寿昌城址。19日，至南湖西古董滩等地，探寻阳关故址。20日，晨四时至南湖店，再至西千佛洞考察，晚回敦煌。22日，在给曾昭燏信中，在说到抵达西千佛洞时，他如此写道：“瞻礼北朝遗迹，徘徊不忍去”[15]。其对敦煌石窟的情感，绝非普通参观者所备也。
23日，向达回到莫高窟。其后即浏览诸窟，一一考察，并做详细记录。至11月初，向达已考察全窟之三分之一，有感于张大千一行任意勾勒、剥离壁画，竟三日之力，写成《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它连带的几个问题》，建议将千佛洞收归国有，由学术机构管理。5日，他致信史语所李济、傅斯年，汇报西行考察情况，并谈及千佛洞保护一事。同日又致曾昭燏信，谈张大千之破坏壁画行为及千佛洞之保护问题，并寄所撰文章，请傅斯年推荐发表。向达在致曾昭燏的信中写道：“最近骝先先生（教育部长朱家骅）来电，嘱暂留此，不必亟返，西北工作，尚待继续，正拟明年计划云云。达拟在此再留三月，将千佛洞逐窟作一详细纪录，于每一窟之壁画塑像名目、保存情况、前人题记等一一备录，整理蒇事，往安西万佛峡一游，再访布隆吉遗存洞窟，然后东归酒泉，以待后命。”[16]给李济、傅斯年信中亦言及此：“目前计划，拟普看三遍，将各窟壁画、塑像保存情形，供养人题识诸项，逐窟详予纪录。……至于千佛洞目前最迫切之举，为亟应收归国有，交由学术机关负责管理。”[17]向达所撰《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它连带的几个问题》一文，经傅斯年推荐，用方回的笔名，于12月27—30日在重庆《大公报》上连载。
12月初，向达考察莫高窟诸窟已近两遍。由于离开兰州时并未打算在敦煌过冬，所以对当地冬季之寒冷显然准备不足，随身仅有在兰州时向科学教育馆借的一件出差用老羊皮大氅，实难备御严冬。而且经费不能按时汇寄，考察必备之专业用纸、墨等材料不济，部分工具既便有钱在敦煌亦无法购得。“西北苦寒，生活极为寂寞”[18]，但向达仍以曾文正公“扎硬寨，打死仗”之精神自勉，继续考察洞窟，并勘察敦煌城东南唐人墓地，还建议史语所夏鼐（作民，即作铭）先生来时发掘。
此外，向达还乘无法进窟考察之暇，借抄敦煌当地留存的有价值的敦煌文书。12月29日，向达自张大千处借抄敦煌邓秀峰藏《逆刺占》毕。30日，抄录《逆刺占》背《毛诗文王之什诂训传》毕，并写题记。1943年1月10日，又从张大千手中借得敦煌某氏藏《采华违王上佛授决号妙华经》录副毕。又应中央研究院月报之约，于16—21日写成《西征小记》初稿，于22日寄曾昭燏，同时还寄有一份《敦煌千佛洞各窟剥离剜损略表》。
一月底、二月初，借抄敦煌文人任子宜先生所藏敦煌石室出禅宗典籍五种，即《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南阳和上顿教解脱禅门直了性坛语》、《南宗定邪五更转》、《六祖坛经》及净觉注《多心经》。23日，又抄录任子宜藏《文选》写本毕。此外，还自窦萃五抄本过录了敦煌祁氏所藏《寿昌县地境》。3月24日录得任子宜所藏道真《见一切入藏经目录》。
与此同时，远在昆明西南联大的北大学术领导人，也在商讨向达的敦煌之行及下一步的敦煌考察计划。1月17日，文科研究所主任汤用彤持向达来信访北大秘书长兼史学系教授郑天挺，商议北大文科研究所发展事宜，拟以敦煌为抗战期间历史研究之唯一途径[19]。汤用彤随即在19日致胡适信中，汇报了向达西行考察成果，称其在敦煌所调查者逾三百余窟[20]。2月下旬，向达接到汤用彤回信，“谓北大有与中研院、中博院合作，在西北设立历史考古工作站之意云云”[21]，并连续接到李济、曾昭燏来信，于是在27日及3月2日致曾昭燏信及3月1日致傅斯年、李济信中，都详细陈述下一步西北考察时所应注意的问题，尤以图书为重，并力荐夏鼐主持其事[22]。
2月6日，向达曾给敦煌驻军官佐讲《西北在国防上之地位》。8—9日，在敦煌城西南五里岷州庙中，发现六朝经幢，其上有汉文和婆罗谜文经文，已残为两段，遂拓四、五份，一寄曾昭燏，一寄在印度的周达夫先生，请他找人翻译其上的印度文字。
2月16日，向达因接朱家骅、叶企孙电，拟定个人工作计划，以考察河西陇右佛教艺术史迹为主，至夏天止，用航空快函复信。3月13日，向达致书傅斯年、李济，介绍前往重庆之敦煌县长，希望为下次考察提前接洽[23]。又致书曾昭燏，表示因人事复杂，决意东归。30日，接李济复信，劝向达勉为其难，再做坚持，并告夏鼐夏初即可来西北。
3月14日，向达搭乘油矿局便车，考察了敦煌西北长城沿线的大方盘城（河仓城）、小方盘城（玉门关）遗址，往返六日。4月19日，向达又随敦煌驻军考察两关，从敦煌往南湖，夜宿西千佛洞。20日抵南湖。21日下午，自南湖北行八十里，宿卷槽北。22日，北越戈壁，宿小方盘城。23日上午看西湖，下午东归，夜宿大方盘城。24日返敦煌。此次考察，前后往返计六日。两次考察期间，向达曾就玉门关所在问题进行过考证。
24日向达外出考察归来，接朱家骅、叶企孙、傅斯年电及汤用彤信，告已商定北大与中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合作西北考察事宜。5月1日，向达致书曾昭燏，告考察榆林窟及东返计划。9日，再致书曾昭燏，忧虑敦煌古迹保存之前景。
5月10日，向达与卢善群同行，乘油矿局车由敦煌至安西。12日往榆林窟，途中抵破城子考察，夜宿民家。13日，继续往榆林窟，经下洞（小千佛洞）到榆林窟。14日，开始逐洞考察记录。约21日，考察结束，返回莫高窟[24]。
7月初自敦煌东归。12日自安西乘油矿局汽车东行，14日至酒泉，20日抵兰州，26日赴重庆。
3．考察中的困苦
向达在敦煌莫高窟，前后居住凡九月。他初次敦煌考察的成果，因为大多是在第二次敦煌考察之后方纔最终完成的，所以留待下文专门讨论。此处不能不提及他第一次考察时所遇到的艰难困苦，因为惟有如此，方可体会他所取得的成就之不易。
向达遇到的困苦之一来自考察团内部。
1941年5月10日向达致傅斯年信中，记录了他对敦煌考察的热情：“〔敦煌〕调查一事，自知学力不足，难期良果，唯冀以勤补拙，或可不至宝山空还。至于史语所之与北大研究所，气息相通，有同一体，固可不分彼此，在达个人亦只求能少尽绵薄，庶几不负诸公宽厚见爱之意，为北大抑为史语所，个人毫无成见，区区此忱，想荷赞同。目前达所顾虑者，内人小儿辈俱在此间，乏人照料，如去西北，非将彼等送回湖南不可，而路途辽远，盘川之费，所储万不足以应此需。日昨同锡予先生商量，拟将行笈所有书籍抄本，出售或抵押三千元，使家人辈回里有资，冻馁无虞，庶几彼时可以轻身就道，一意孤征。”[25]由此足见向达敦煌考察之决心。1943年3月5日致曾昭燏的信中，向达也曾谈到他来西北考察的初衷：“前年达在滇向北大方面及孟真（傅斯年）、济之（李济）先生自告奋勇，愿作西北之行，始意不过欲以个人之经历，促研究院、博物院及北大通力合作，在西北为历史考古之学另辟一工作地方，一方面可以消纳许多新起人才，一方面因此为中国中古史、交通史，以及域外史之研究，另奠一合理的基础，进而与欧洲学者在中亚之历史考古研究取得联系，以提高吾国历史考古学学者在国际学术上之水平与地位。……区区之意，既为北大及孟真、济之先生所采纳。……是以去春考察团组织就绪，一电见召，欣然就道，万里孤征，曾不返顾。”然而，问题出在：“所不幸者，西北史地考察团之组织，虽出自研究院与博物院，而历史组则为两者与北大合作之事业。而达之来，亦为代表学校，并非以个人资格参加，此种情形，最少北大方面，有此谅解。惜乎考察团自组织以至出发，于此点未尝正式声明；历史、考古两组中人，于此中经过，尤其未能明了。” [26]
在向达看来，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史语所劳、石两位，以向达迟迟不到为由，先行赴敦煌考察，在向达到来之前，结束莫高窟的测量和拍照，并且在酒泉与向达擦肩而过，更重要的是没有给向达留下考察必备的经费和材料[27]，使得向达在考察中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之苦，不仅工作受扰，身体亦倍受寒冬冻馁之厄。
从北大方面来讲，向达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如上引北大文科研究所主任汤用彤等人给胡适的信，说明早在1940年底，北大即有考察敦煌之意。1943年1月19日汤用彤致胡适的信中，更详细地谈到向达西行之事：“觉明（向达）此次以北大教授名义, 参加中央西北考察团, 其薪津由北大付,此外稍寄去小款, 自不够应用。然觉明于交通阻塞之秋, 万里长征, 所获已不少。实物例如收得回鹘经文一卷, 为国内所无。其在敦煌所调查者逾三百余窟, 比之伯希和记录多约百余。盖觉明精力过人, 而相关学识之富, 并为国内首选, 西北考察如由彼主持, 实最合宜。”[28]这些话或许是有针对性的。
向达的确是当时学界中敦煌学研究之权威，他曾翻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1936年）等书，又曾至伦敦英国博物馆调查敦煌写本，于敦煌史地、文献都有所研究，汤用彤的说法并非虚言。而向达之作为北大与中研院及中央博物院的正式合作者，也是确定的[29]。然而，据石璋如所记1942年4月在重庆印制的考察团全团名单及职衔，向达名下却被写作“西南联大教授由中央博物院聘请”[30]，而整个印发材料中没有“北京大学”字样，这印证了向达后来发现的问题确实存在。
原本在1938年春，北大和史语所都迁到昆明，傅斯年代理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李济代理史语所所长。1939年5月，北大恢复文科研究所，由傅斯年兼任主任，郑天挺任副主任。向达为文科研究所导师之一，与同在昆明的傅斯年、李济相当熟悉。有人说，当时的“北大文科研究所与史语所形同一家”[31]。1940年秋冬，史语所迁往四川南溪李庄，文科研究所改由汤用彤任主任。在1941年度史语所第一次所务会议上，曾经决议聘向达为该所第一组专任研究员。史语所上报院部的函件称：“查向君治隋唐史多年，且精于敦煌之学，其在史学上贡献之大，具详本所所务会议中之提案。”[32]由于北大不放人，所以在1942年8月改为通讯研究员，史语所报院部的函件称：“向君学问渊博，著述宏富，此次既参加西北史地考察团，前往敦煌，本院似应予以名义，较为妥当。”[33]
从当时北大与史语所的关系及向达与傅斯年的私交来看，傅斯年、李济等人当然不会反对北大参加考察团，史语所还特别因为向达参加考察团而给予通讯研究员名义。1941年11月8日傅斯年致向达信，曾谈到请向达去敦煌考察之事：“去敦煌事，已与济之先生谈好，决请先生于明年四月前往，同行者有吴禹铭（金鼎）、劳榦、夏鼐诸氏（或不全去），或有徐旭生先生，但他们工作不在敦煌，在敦煌者，只兄一人。”[34]可见傅斯年对向达的信任。因此，问题不是出在北大和史语所之间，而是出在具体实施过程当中。向达最后考察之真实境遇，显然实非主持其事者始料所及。
向达遇到的困苦之二则是来自考察团之外。
在向达于1942年10月9日到达敦煌时，画家张大千一行和画家王子云所率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已在那里。向达所居的中寺，与张大千等居住的上寺隔壁，而王子云一行则住在距离稍远的下寺。
1941年5月底，张大千携夫人及次子张心智到敦煌。自6月初开始编号、记录、临摹，并略做发掘，获《张君义告身》等文书。10月5日，国民政府监察院长于右任在甘宁青监察使高一涵等陪同下，视察河西，来莫高窟参观。张大千陪同参观，其考察活动遂得到于右任的支持。12月，张大千经榆林窟，回到青海西宁。1942年3月上旬，张大千率张心智、五位藏族喇嘛画师等人，并携带所购的绘画用品，由西宁出发，沿河西走廊，于中旬抵达敦煌。随后，开始在莫高窟大规模地临摹壁画。8月，招知交谢稚柳、门人肖建初及家属数人前来敦煌帮忙。11月初，又招门人刘力上自成都前来协助。12月底，张大千、谢稚柳等至西千佛洞考察，编号、记录。1943年5月初，张大千一行离开敦煌。到安西榆林窟，进行编号、记录、临摹。6月下旬，离开榆林窟，返回兰州[35]。张大千等在莫高窟，总共临摹壁画近三百幅，并撰有《漠高窟记》一书[36]。谢稚柳亦成《敦煌艺术叙录》一书[37]。
由王子云任团长的教育部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共12个人，考察范围从河南、陕西至甘肃、青海。其中从1941年10月到1943年春，断断续续在莫高窟工作过两年半，有时为四个人，有时两人。他们也是以临摹为主，但摹绘的方法与张大千不同，王子云说：“我们目的是为了保存原有面貌，按照原画现有的色彩很忠实地把它摹绘下来。而张大千则不是保存现有面目，是‘恢复’原有面目。”考察团绘制了一幅长5.50米的千佛洞全景写生图卷，摹绘壁画一百余幅，拍摄照片120张，还做了一册千佛洞现状的文字记录[38]。这篇文字记录由何正璜发表在1943年5月重庆出版的《说文月刊》第3卷第10期敦煌特辑专号上，名为《敦煌莫高窟现存佛洞概况之调查》，是最早发表的有关莫高窟的内容总录，著录洞窟计306窟[39]。
向达到来的第二天，就由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的卢善群导游参观莫高窟，以后卢君还陪向达走访南湖，考察榆林窟，表明向达与他们的关系相当不错。但向达对于张大千一行的做法，却难以苟同。在1942年11月5日给傅斯年、李济的信中，向达指出：张大千“盘据此间，已历年余，组合十余人，作临摹工作，任意勾勒原画，以便描摹，损坏画面，毫不顾惜。且以洞窟作为卧室，镇日关锁，游人裹足。尤其令人愤慨者，为擅自剥离壁画。张氏崇拜北魏、隋、唐，遂以为宋以下无一可取，凡属北魏、隋、唐原开而经宋元重修者，辄大刀阔斧，将宋元壁画砍去，以求发见隋、唐作品或年号、题识，唯日孜孜，若恐不及。”因此，向达感到“至于千佛洞目前最迫切之举，为亟应收归国有，交由学术机关负责管理”[40]。在同一天致曾昭燏的信中，也讲到：“唯近日在此耳目闻见，深觉目前千佛洞最急迫之事，为收归国有，正式在此设立管理机关，此实为刻不容缓之举。”因此，向达撰写了《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它连带的几个问题》一文，实际上是有的放矢。
其实早在向达之前，就有人告发张大千擅自剥离敦煌壁画。具体所指是张大千陪同于右任参观张编第20窟（敦煌文物研究所编130号）时，曾揭掉表层的宋代壁画，露出盛唐时画的乐庭瓌及夫人太原王氏供养人像。对于此事，从张大千自己早年的记录来看其并不以为意，他说：第20窟“甬道两壁画，几不可辨，偶于残破处，隐约见内层朱色粲然，颇以为异，因破败壁，遂复旧观。”[41]所以向达的指责是有根有据的。但由于张大千与当时的军政要人关系密切，虽然多次有人告发他破坏敦煌壁画，但时至今天，对其行为之评价仍然是毁誉参半[42]。在此，我们不想纠缠于张大千的问题[43]，只想指出：作为学者的向达和作为画家的张大千，在考察敦煌壁画时，在保护问题上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而从当时已经具有的文物常识来说，正如向达所指出的那样，在没有十分把握的情况下，“率尔从事，徒然损坏遗迹，见讥识者，而于学术曾无补益也（斯坦因之讥橘瑞超，可为殷鉴）”[44]。因此，张大千的行为虽然看上去很有道理，但是却违背了基本的保护文物法则和学术道德，不能兼容于学者。上引1943年1月19日汤用彤致胡适信中也说到：“近来国人颇言开发西北，敦煌艺术遂常为名流所注意，然其所成立机关之一，以于髯（于右任）为护持，张大千为主干，西北古迹之能否长存，恐为一疑问。”[45]可见，从40年代的向达到今天敦煌研究院的贺世哲，从学术的立场出发，都是难以容忍张大千剥离壁画的行为的。
傅斯年推荐的向达文章，于1942年年末在重庆《大公报》上连载。虽然用的是笔名“方回”，但人们通过傅斯年案语所说“此君乃今日史学界之权威，其研究中外交通，遍观各国所藏敦煌遗物，尤称独步”的话中，当然可以看出是谁。大约1943年2月中旬，向达接曾昭燏寄来该文油印本一份[46]，又接陈叔谅剪寄《大公报》所刊该文，均随即转赠敦煌县陈冰谷县长备案。大概此后不久，张大千即得知此事或见到《大公报》上的文章，双方关系随之颇为紧张，后方朋友多为向达担忧，怕张大千人多势众，向达吃亏[47]。3月中下旬，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致电敦煌县长，电文如下：“张君大千，久留敦煌，中央各方，颇有烦言。敕转告张君大千，对于壁画，勿稍污损，免滋误会。”[48]这封电报的来头，恐怕也和向达的文章有关。当3月下旬常书鸿等到达敦煌时，也告诉向达教育部曾致电张大千，请其离开。直至最后，两人在榆林窟考察中仍有不愉快的遭遇发生。
向达在敦煌的后半段，由于缺少接济和帮手，与得到军政商界要人支持的张大千一行，境况不可同日而语，其时时受窘的情状可想而知，这从他给曾昭燏的信中不时流露的牢骚情绪中也可以看出。
不过，向达书信涉及的一些人事矛盾，今日读来，已成历史，是非评判自有人论说。我们只需从中体会向达当年在敦煌时所受严寒、饥饿、匪患、人事之种种困难，因而益可见其取得成绩之不易。
二、向达第二次敦煌考察经过
关于向达第二次敦煌考察，他本人没有发表详细的考察记录，只有点滴信息散见于《西征小记》和《记第二次从敦煌归来》两文中[49]。幸好与向达同行的夏鼐先生有《敦煌考古漫记》，详细记载了从出发到敦煌考古的过程[50]；阎文儒先生也有《河西考古杂记》，可与夏记相互补充[51]。本文即依据夏、阎两先生的记载，但仅限于向达参加考察的部分内容。
在第一次考察期间，向达在严寒的冬季心绪最糟的时候，曾极力推荐夏鼐作为第二次敦煌考察的负责人，他只是从旁帮忙而已。但向达是个有强烈事业心的学者，当由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馆筹备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合作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任命他为考古组组长时，他又义无返顾地奉命西征。夏鼐是科班的考古学出身，显然是此行的主力，但他十分敬佩向先生的道德文章。阎文儒（述祖）是向达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成为向、夏两先生的得力帮手。我们从各种记载中可以看得出，三人的合作十分愉快。
西北科学考察团原拟于1943年9月出发，临行前夏鼐突然染病，计划不得不拖延了半年[52]。1944年3月21日，向达由重庆飞抵兰州，开始“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古组的工作。因飞机座位有限，夏鼐乘下一航班，于4月4日抵兰州。17日，向达、夏鼐由兰州乘西北公路局班车西行。20日至酒泉。22日赴文殊山考察。同日，向达、夏鼐致函傅斯年、李济，报告考察情形和下一步计划[53]。26日，由酒泉赴金塔县考察。5月1日至7日，由金塔县城北行考察汉代烽燧遗址，拟试掘斯坦因编号XLV.g烽燧，因风沙太大而未能成行。8—9日，由金塔回到酒泉。12日，考察团另一成员阎文儒赶到，加入考察。14日，由酒泉乘军车西行，经玉门，15日到安西。16日，转乘大车，至19日晨，抵达敦煌。22日，参观千佛洞，并踏查佛爷庙附近古代墓地，确定具体发掘地点。30日，移住佛爷庙工作站。31日开始发掘魏晋墓葬。
6月末，向达有意东归。6月30日，由于敦煌城东老爷庙发现唐代墓葬，夏鼐转到那里发掘，至7月11日，发掘结束。12日，傅斯年致信向达，谈及经费困难，希望向达打消9月返回念头，多呆一些时间，因为“西北之工作，非先生无以董督其事”[54]。19日，佛爷庙墓葬发掘工作也结束。因为戈壁滩上的气温太高，30日，向达等三人移住莫高窟，开始考察洞窟，至8月31日结束。其间，向达等三人于8月5日调查了千佛洞南二里左右之破城子。12—14日，夏鼐、阎文儒、李浴（子青）三人与酒泉专员公署秘书白德清等，往南湖古董滩、寿昌城调查。向达因为已经去过，留在莫高窟，重录任子宜藏敦煌石室出禅宗史料四种，从8日至13日，陆续抄录《定是非论》、《坛语》、《六祖坛经》、净觉《注心经》等，并写题记，说明上次来敦煌时所录一本，因为春天时至江津内学院，送给吕澄（秋逸）先生，因此重录一过。8月22日，向达致书傅斯年，报告敦煌考古进程，并说“盼能至新疆吐鲁番一访高昌遗址”，且允停留至10月返回[55]。8月30日，敦煌艺术研究所在中寺后园土地庙残塑像中发现残经，向达正好在场，遂写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发现六朝残经》一文。
9月2日，佛爷庙西区墓地发掘工作开始，至10月20日结束。13日，向达致信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守和），寄《记敦煌石室出晋天福十年写本寿昌县地境》、《评张大千近著二种》以及关于敦煌艺术研究所发见北魏写本残经消息和目录，两文请投《季刊》，消息则请其斟酌为之，信中主要谈考察团经费之拮据，若哈佛燕京学社可以资助，则“补助夏鼐先生作考古工作”，因“夏先生在今日考古学界中最年轻，而学识修养又极丰富，学术界先进俱应予以扶持爱惜也”[56]。考察团原本有新疆考古计划，9月中旬，向达于月牙泉会晤从新疆来敦煌游览之甘肃油矿局孙越崎总经理，得知新疆事变消息，于是计划落空，向达更决意东归。10月19日，向达起程东归。31日，夏鼐、阎文儒由敦煌启程，往西北汉长城遗址考察。11月5日，发掘小方盘城北汉代遗址，获汉简若干。7日，发掘大方盘城东南土台，掘得晋泰始十一年乐生题记石碣。又西行至第17号墩，掘得汉简若干。12月6日，夏鼐、阎文儒赴安西、酒泉考察。1945年2月17日，回到兰州。随后又到武威、民勤、张掖等地考察、发掘。
向达等人第二次敦煌考察，主要是发掘向达第一次考察时所勘探到的古墓群，希望在学术界普遍重视的写本、石窟壁画之外，开辟敦煌学的新领域。由于向达与敦煌各界关系融洽，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发掘工作进展顺利。但敦煌的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墓葬，大多在埋葬的同时即遭盗掘，因而虽也获得了一些画像砖、陶俑等随葬品，但却未能像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那样，取得丰富的考古学收获。
[1]原载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7卷第1期，1950年，1—24页；收入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337—372页。
[2]载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编《文教数据简报》1980年第11—12合期，1—58页。
[3]附载于致曾昭燏信中，同上注引杂志，15—19页。
[4]王重民《敦煌遗书论文集》附录，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328—330页。
[5]以下叙述凡出自《西征小记》及致上述诸位书信者，除引文外，不再一一注出。
[6]《胡适往来书信集》中, 北京中华书局, 1979年, 503—504页。
[7]1943年3月5日向达致曾昭燏信，《文教数据简报》1980年第11—12合期，34页。
[8]见何兆武《方回是谁？》，《中华读书报》2000年10月25日第8版。
[9]关于劳、石二位的考察情况，详参邢义田《行役尚未已，日暮居延城——劳榦先生的汉简因缘》，《古今论衡》第8期，2002年，43－62页。
[10]1942年9月24日向达致傅斯年信，史语所档案。史语所藏书信一般无年月，年份多为笔者推补。
[11]《文教数据简报》1980年第11—12合期，4页。
[12]1942年10月1日向达致傅斯年、李济信，史语所档案。
[13] 1942年10月6日向达致傅斯年、李济信，史语所档案。
[14]《文教数据简报》1980年第11—12合期，9—10页。
[15]10月22日向达致曾昭燏信，出处同上，12页。
[16]同上，13页。
[17]同上，17页。
[18]1943年1月13日向达致曾昭燏信，出处同上，24页。
[19]郑天挺1943年1月17日《日记》，见郑天挺《〈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序》，载同书，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2页。
[20]《胡适往来书信集》中, 553－554页。
[21]见1943年2月28日向达致曾昭燏信，出处同上，30页。
[22]1943年3月1日向达致傅斯年、李济信，史语所档案。
[23]1943年3月13日向达致傅斯年、李济信，史语所档案。
[24]由于现存的向达致曾昭燏信仅至5月16日止，所以向达余下的行程无详细记录可依。
[25]1941年5月10日向达致傅斯年信，史语所档案。
[26]1943年3月5日向达致曾昭燏信，《文教数据简报》1980年第11—12合期，34—35页。
[27]史语所档案中有一封劳榦、石璋如解释为何没有与向达会面及向达取用经费困难缘由的信。
[28]《胡适往来书信集》，553－554页。
[29]《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记事》中就记载：“当前中央研究院组织西北史地考察团的时候，本所也参加合作。八月向达先生由昆明起身，九月到兰州，十月抵达敦煌。”原载《国立北京大学周刊》第7卷第1号，1950年；此据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3卷（1937—194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340页。
[30]石璋如《莫高窟形》（一），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96年，自序，1页。
[31]郑克晟《郑天挺先生与史语所》，杜正胜、王汎森主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新学术之路》上，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98年，418—420页；又见南开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系编《郑天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79—80页。
[32]史语所致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函，无年月，史语所档案。
[33]1942年8月13日史语所致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函，史语所档案。
[34]1941年11月8日傅斯年致向达信，史语所档案。
[35]有关张大千在敦煌的事迹，主要依据李永翘《张大千全传》上，广州花城出版社，1998年，166—236页。
[36]此书迟至1985年4月才由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题作《张大千先生遗著漠高窟记》。
[37]此书于1955年11月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1957年7月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又出版新一版。按，秦孝仪在给《张大千先生遗著漠高窟记》所写的序中，指谢稚柳书系抄袭张大千之作。但从当时张、谢二人的关系看，两人应当是同时考察，相互切磋，一起记录，只是后来分别出版而已。
[38]参看王子云《从长安到雅典——中外美术考古游记》，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年，36—44页。参看王芃《1941年王子云率团考察敦煌石窟》，《敦煌研究》2001年第1期，173—175页。该文介绍了1990年代在西北大学文博资料室发现的《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西北摄影选集》的情况。笔者1998年8月曾往西北大学博物馆参观这部《选集》，其中确有不少珍贵照片，如向达在武威所见敦煌千佛洞所出木塔，即在其中。
[39]此文又收入王子云《从长安到雅典》，59—86页。
[40]《文教数据简报》1980年第11—12合期，17—18页。
[41]《漠高窟记》，44—45页（完稿于1943年2月）；又罗新之、刘君礼辑录《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目次》（西南印书局，1944年5月）也有同样说法。后者转引自李永翘《张大千全传》上，200页注20。
[42]最新的争论参看李永翘《还张大千一个清白——关于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案的调查报告》，《丝绸之路》1997年第2期，5—12页；贺世哲《对张大千“不曾破坏敦煌壁画”之质疑》，《敦煌研究》2001年第1期，176—180页。
[43]实际上，关于此问题的澄清，向达寄给曾昭燏的《敦煌千佛洞各窟剥离剜损略表》十分重要，惜不知现存何处，似亦无人查找。
[44]1943年5月9日向达致曾昭燏信，《文教数据简报》1980年第11—12合期，51页。
[45]《胡适往来书信集》中，553－554页。
[46]按，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有向达此文的油印本，当与这里所提到者相同。持与《大公报》的刊本对照，油印本中一段点名直陈张大千剥离壁画的段落，在《大公报》发表时删掉。笔者感谢北京大学历史系欧阳哲生教授提供此油印本的复印件，他是在查找傅斯年档案时找到的。
[47]谢家孝《张大千的世界》（台北时报公司，1983年）181页记载张、向两人曾为争论敦煌艺术来源问题，“不仅吵得面红耳赤，甚至于拍桌子要打架的情形都有！”（转引自李永翘《张大千全传》上，210页）争论学术问题可以面红耳赤，大概不至于要打架。由此看来，后方友朋的担心不是没有来历的。
[48]李永翘《张大千全传》上，217页。
[49]后者收入向达等著《敦煌》，北京学习书店，1951年。
[50]《考古通讯》1955年第1—3期连载。此文收入《夏鼐文集》中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时，据手稿增补部分章节，题为《甘肃考古漫记》，唯五、六两章仍缺。近刊单行本夏鼐《敦煌考古漫记》（王世民、林秀贞编，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据作者日记补足了最后两章，使整个甘肃考察记录完整地展现出来。
[51]阎文儒《河西考古杂记》（上、下），《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4期、1987年第1期。
[52]1943年9月21日向达致傅斯年、李济信，史语所档案。
[53]1944年4月22日向达、夏鼐致傅斯年、李济信，史语所档案。
[54]1944年7月12日傅斯年致向达信，史语所档案。
[55]1944年8月22日向达致傅斯年信，史语所档案。
[56]1944年9月13日向达致袁守和信，史语所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