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人文论坛
北京大学人文论坛“古典中国与中国古典建筑”于7月12、13日在北京举办，13日下午论坛的主题分别为“中国史学与中国建筑”、“中国文学与中国建筑”。论坛由徐怡涛教授主持。李孝聪、吴葱、陈薇、唐克扬四位学者分别发言，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主题 5 | 中国史学与中国建筑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李孝聪
演讲主题：形制，功能，意象——中国古代城市的建筑艺术
发言首先以“怎么判断山水画中城市的方位”引出主题，讲述了古代中国适应环境形成传统的建筑方位观。考古发掘所见中原地区中国早期的聚落遗址，大型建筑多坐北朝南，这是古代人们为适应东亚地区的日照与风向规律逐渐形成的方位观。大型祭祀建筑与大型宫殿建筑的方位取向，逐渐形成主体建筑坐北朝南建造的营造规制，进而演化成“面南而王”的法统观念，并被历代王朝所尊崇，成为中国古典建筑传统的方位观念。
接着李孝聪教授讲到，中国古典建筑以坐北朝南为传统正方向的方位观不断被复制和传递。具体言之，在中国，不管是中原、北方、南方或边疆地区，只要是由官方修建的建筑，无论宫殿、王府、衙署、还是敕建的庙宇（文庙、城隍庙、真武庙等），基本遵从坐北朝南的建筑轴线。我国南方地区的官府建筑采取坐北朝南的建筑轴线方位取向，反映中原王朝所代表的法统权利对南方地区的影响以及文化的认同。例如巴县县学，江北理民府、江北汛署的大堂、二堂和三堂，文庙和武庙，城隍庙，嘉陵书院等官衙或礼制庙宇均取南北正方位修建。而我国边疆地区的官府建筑遵从坐北朝南的建筑轴线方位取向，传达出中央朝廷下达的国家制度，表明中央政府对边地实施的有效管理，也是中国完成统一国家政治权力的象征。
晚清《渝城图》中的江北城部分
随后，李教授向大家阐述，坐北朝南的方位观与传统建筑所体现的古典礼制仪轨有关。中国古典建筑采取坐北朝南的建筑轴线方位取向，为我们判识地图、图画和实体建筑的方位提供了可参考的依据。例如各级衙署所占土地和建筑是官产，仍被官方机构沿用，建筑方位坐北朝南；寺庙既非官产又不属于个人，不因政权更迭而改变用途，故寺庙能够保持原位。无论城市外形规制与否，礼制建筑轴线始终保持坐北朝南的正方位。在古代中国，以坐北朝南的建筑为正，其他的建筑方向为偏。面向东、西的建筑为辅，面朝北的建筑倒座，演化出“面北”即俯首称臣或“投降”的概念；在中国家庭文化中，则有“正房”和“偏房”的观念。他还就此讲述了古典礼制建筑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即使同时位于南北轴线上的几座建筑，亦通过建筑的前后位置能够表达出“内外有别”、“前朝后寝”的文化观念。譬如：历代都城的宫殿，地方官署，以及私人宅邸都遵此制。
中国古典建筑的实用功能是本次发言的又一重要内容。中国古典建筑能够创造氛围、烘托气氛，高耸的门阙、石阶和廊柱，营造隆重的政治场合，渲染肃穆的氛围。例如，大同云冈北魏石窟摩崖前方门柱雕刻希腊柱式；紫禁城午门的东西阙楼；太和殿的廊柱；地方官署的大堂等。中国古典建筑还会通过金碧辉煌的牌坊提升街衢和官式建筑（衙门、寺庙）的级别，体现古代的礼制。此外，墙在中国城市也有重要功能，如防卫、分割，它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礼制的象征。
太和殿
古典建筑能够塑造意象、存储记忆和引导认同。李孝聪教授总结：用文字书写的历史，能够唤起我们对城市的记忆，建筑意象能够比文字更深刻地存储记忆。城市古典建筑能使人们产生艺术的享受，历史记忆与建筑艺术的结合，引导人类走向认同。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吴葱
演讲主题：“仰止怀先达，游歌启后来”——怀古诗对古迹的阐释和传播
讲述主要分为四个部分。分别是关于古迹，怀古诗对古迹的文学阐释，怀古诗对古迹相关美学价值的丰富，以及怀古诗与古迹的传播和历史教育。
吴葱首先举例了多首怀古诗，以展现怀古诗与古迹之间的关系。在“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这样美好的诗句意象中，吴葱阐释了“古迹”的概念，他将古迹分为古义和今义分别进行诠释。“古迹”的古义是对先人遗迹的统称，是岁月痕迹、人类足迹。而它的今义则涵盖了三种层面——对古代遗址的泛称、对“monument”的特定翻译和台湾地区文化资产中的一种类型。
古代社会中的遗迹主要指人类活动和行为的遗存，经过时间的洗礼，在后世人们的参与下，叠加、积淀、循环发展、活态传承而形成的集体记忆场所和复合文化遗产，是世间遗存的岁月遗痕与人类“足迹”。举凡经过辗转因袭传承而来，其价值可以资鉴后世的人类活动痕迹，均可视为具有“古迹”性质。古迹的核心属性和灵魂是“人”：系人事、感人情、思事理，其内涵十分宽泛，接近今天的“遗产”，与常见的遗迹、遗址、文物、名胜等概念均有一定重叠。古迹不仅是文人悠游时的吟咏阐释，更是某种体系化的价值认知和伦理教化，甚至是关于文化遗产的本土话语体系。古迹的主要功能是“存古”、“稽故实”、“永鉴故”，是无字碑，是石头的史书；方志辑录古迹的目的首先也是考证、记录历史。古迹与史传是相表里的关系。
吴葱随后又对怀古诗进行了解释。古人认为，怀古诗是以古迹为触发点，感怀历史事件、品评历史人物，借以进行自我表达的一种诗歌类型。怀古诗的历史沿革悠久，始于先秦，经历朝发展，完善兴盛。两千多年来，怀古诗留存数以万计，在中国诗歌发展历程中从未缺席。有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学中最大的抒情主题，不是爱，不是死，而是怀古之情、兴亡之叹。”怀古诗“能最深刻地表现中华民族与中国文化的个性”。我们更倾向于将怀古诗视作“阐释”古迹价值的诗歌。事实上，怀古诗常与咏史诗相融合，这两类诗歌的界限有时会比较模糊，凡是内容对古迹价值有所阐释的诗歌，均可视为怀古诗。怀古诗作为文学和史学的结合，我们可以把它看作古迹的文学化。怀古诗常以讴歌与古迹相关的先贤品德等内在美为阐释重点。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胜于格律工整和辞藻华美的价值观，直接影响怀古诗对古迹美学价值的阐释，使怀古诗重点关注与古迹相关的人格美，起到劝善戒恶的作用。
古迹的美学价值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古迹本身的形式之美，为感官所见形式、意象和环境；二是古迹中蕴含的历史兴衰和先贤品德的内在美、人格美，为回忆、联想、移情产生的意境；三是古迹的循环阐释与迭代发展而不断积淀、衍生的美学价值。
瞿氏铁琴铜剑楼旧藏宋钞本《新雕注胡曾咏史诗》
上海涵芬楼1928年影印本书影
怀古诗具有一定的教化功用，其意义超越了前述主观情志的表达和美学价值的积淀传承。通过阐释，怀古诗促进了历史教育的公众普及，也成为古迹的重要传播媒介。咏史怀古诗因其易于传唱记诵和对历史的广泛涉猎，逐渐成为蒙学读物的重要载体之一。以唐代胡曾多达150首绝句的诗集《咏史诗》为例，各篇均以历史事件发生地为题，将历史事件、人物与古迹实物相关联。咏史怀古诗在古代正规教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学校教育普及不高的古代社会，怀古诗仍然能填补这方面的空缺，为社会大众的文娱活动提供充足的素材和养分。咏史怀古诗作为说书、讲史的起源之一，使相关古迹也突破时空限制而广为公众所认知、认同。另外，古代社会中的祭祀、节庆习俗，融合古今，也是生活化地普及历史教育的重要途径，同样使古迹价值得到有效传播和广泛认同。
综上，怀古诗对古迹的文学阐释，推动了古迹美学价值的循环阐释和迭代发展，丰富了古迹美学价值的层次，也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古迹的主题和形式。吴葱教授总结道：这种文学阐释活动从古至今一脉相承，提升了历代登临观览古迹者的审美体验，推动了历史教育的公众普及和古迹价值的传播传承，是对中华文化的持续建设和积极弘扬，体现了中国古人对古迹“存迹传道”的重视和保护，可为文化遗产在当今社会的保护和传承提供本土化思路。
主题 8 | 中国文学与中国建筑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陈薇
演讲主题：飞翔与落地的想象力：园林中的堤坝
陈薇教授首先对议题“中国文学与中国建筑”进行了解读，她表示：中国文学与中国建筑这两者放在一起是比较难探讨的，她说到：如果将中国古典文学的创作抽象为“飞翔”，那么中国古典建筑的建设完成便是 “落地”，之间的联系的、或有共同的特征就是“想象力”。本次发言通过园林中的堤坝将这种“想象力”具而形之——在中国园林中的堤坝的设计和建造过程中，想象力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首先从金陵玄武湖的堤坝谈起。金陵玄武湖的堤坝从六朝时期就开始建造。早期玄武湖与长江相连，水域面积很大，是明朝玄武湖的四倍。面对与城市相连的如此大的水域，古人很自然就会有建设堤坝这样的构想。六朝时期人们在发达的城市水系中间开始建坝，堤坝建完之后，便开始营建园林，随之出现了三个园林，分别是上林苑、乐游苑和华林苑。陈薇教授指出，堤坝看似是一个水利工程，但是古人巧妙利用堤坝而使之成为古代城市中很重要的一处景观。在北宋时期，王安石曾填湖造田，大大缩小了玄武湖的水体面积，以后又几次疏浚和填湖，湖面渐出现一些岛屿——后称为环洲、翠洲、樱洲、菱洲和梁州。几经演变，至明朝时，玄武湖的主要景色可以概括为湖光、树色；烟霞、蓬莱；长堤、远山。可以看出，堤坝在玄武湖中成为了一处重要的景致。
金陵玄武湖
再说杭州西湖的两道堤坝，一是唐代的白堤，又称断桥堤；二是宋代的苏堤——它们是文学和建筑的结合。在这两道堤坝的建造过程中，文学的想象力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白居易在公元822年到杭州担任刺史，他对杭州一个非常大的贡献，便是修建了堤坝，还将西湖的水引到临安城井里。当时修建堤坝，是因为西湖的地势南高北低，为了保证西湖的蓄水能力，便修建白堤来防止南侧的湖水下泄。苏东坡来到杭州后，为沟通南北两山又修建了苏堤，他将苏堤想象为天上的彩虹，还在堤坝上建了六座桥。这是宏伟的想象力在实践中的一个落实。唐宋两道长堤既成为了西湖景观最大的特色，也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园林分区的一个要素。古代人有这样的一种意识，他们在做水利工程或者建筑的时候，往往首先有充分的想象力，然后将想象落实到实际的工程之中。
文学和建筑联系的关键是“想象力”。“飞翔”的含义包括“大局观”、“审美观”、“高瞻远瞩”、“留有余地”。“落地”在于对于“预见和美化”、“节制和精明”的理解和落实。中国古典园林中的堤坝建设，体现出水体与城市生活、水利工程、人工景观等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古人是有着整体的思考和发展的，有着不同于今天水利工程无视审美、景观水体和城市活水、道桥和堤坝相互分离的状态。陈薇教授总结：从这个意义上讲，古人的创造智慧和成就来自于整体大于局部之和的系统思想，节约自然的生态意识，神采飞翔的高超审美能力，对于大尺度的城市空间进行运作和落地的能力，以及落地的工程又进一步成为文学创作的力量。
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科学中心教授 唐克扬
演讲主题：《李娃传》中所“见”的唐长安建筑场景
唐克扬教授首先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是中国古典文学？他认为在古代中国，“文学”的定义是很宽泛的，像我们今天做建筑研究所依据的很多东西，其实首先是“文学”，其次才是提供信息的文献“材料”。在当代，我们主要将建筑作为一种结构性的实证性的知识，或者“视觉艺术”去看待，就慢慢脱离了这个传统。接着他又以罗马城为例，说到作为集体的城市和个体的建筑的关系，以至于我们复原不出一个标准的“罗马”——长安城的尺度甚至比罗马还要大很多，这样一来，就造成和罗马复原更加不同的问题：“见林不见木”。除了宫苑城址之外我们对于长安的坊曲其实发掘甚少，我们对唐人普通生活场景的复原更是达不到罗马的程度，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又有非常活泼生动，只是闻其声不见其人的文学性的长安——比如《李娃传》这样，比较少见的设定具体场景的作品，故事对城市空间有如此“对位”的记述——但是，我们又不能刻舟求剑地把它当做唐代长安的建筑指南，正如我们用普通话并不能完全读出唐诗的韵味。
之后唐克扬大致讲述了《李娃传》的故事情节，将这部传奇中，涉及到建筑和城市的描写逐一列出。唐克扬说到，我们在考虑《广记》一类文献中出现的城市、建筑材料时，往往轻易将它们看成写实可征的记述。但脱离了具体的文学感受力，只是功利地去看文学作品的“研究价值”，就容易扭曲其中合理的成分。诗人戴望舒根据《李娃传》的描写，绘制了一张长安城市的地图，由此里面人物的空间关系就变得非常清楚，对我们来说，这张地图同时也是人们对于古典建筑空间感受的地图——合理的细节通过合理的感受产生出有上下文的意义——而不仅仅是具体故事场景发生的地图。
最后唐克扬教授着重说明他的研究中要注意到的三个要点：第一，文学中的城市研究对象不是高门大户，而是依于日常生活的普通建筑；第二，研究的落点不是孤立的建筑局部，而是纵贯整个城市-建筑-装饰系统的全尺度的空间经验；第三，研究文本的首要依据不是狭义的“事实”，而是依于文学自身特点（文体和文类）的积极想象。
会议结束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徐怡涛教授以“自由”为关键词，对本次会议进行了总结，他指出，在高校考核日益严酷的局面下，北京大学仍努力保持着自由探索学术的初心。我们相信，扩大学科视野，拓展学术空间，不囿于眼前功利，真正的学术就能在学者心中孕育——这正是本次会议期望带给未来的机遇。
中国古典建筑在世界建筑体系中独树一帜，是古典中国的产物和古典中国的文化载体、审美对象及标志象征。为沟通相关学科领域，从更宏观更全面的视野考察中国古典建筑与古典中国，发现其文化联系，论证其演变机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人文学部发起本次“古典中国与中国古典建筑”学术论坛。论坛分为八个主题，以“导论+自由讨论”的形式展开，希望汇聚多学科的学者，科学解读建筑中蕴含的丰富历史文化信息，创新研究范式，推动学科发展，促进相关学科间的交融共见。
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人文学部主办的北大人文论坛"古典中国与中国古典建筑"于7月13日下午结束，两天累计听众近两百人次。在会议中，从事考古、建筑史、地理、艺术史、文学、史学、美学等方面研究的学者，以古代建筑为话题开展交流对话，从更宏观更全面的视野考察了古典中国与中国古典建筑，促进了相关学科间的交融共见，内容充实精彩，会议获得圆满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