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岁末年初以来，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国。医护人员冲锋在前，病人的生死、同胞的安危，无不牵动着我们的心。自新冠肺炎爆发以来，我们已陆续推出了一系列文章、笔谈，围绕和此次疫情以及历史上类似公共危机相关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的复杂成因及后果，进行分析和反思，尝试在古今中外相关的历史经验中，从人类曾经面临的各种灾难与危机中寻找镜鉴。

 

今日推送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袁一丹的文章《疫情下的文学课堂》。新冠肺炎之于人类社会的影响，早已超出了人们的预期。袁一丹老师在首师大开设的“现代文学中的北京”课堂，也因为疫情的持续蔓延，不得不调整课程计划。同时，新的形势也催逼着她进行“文学之用”的反思。在重读《鼠疫》的过程中，袁一丹老师萌生了让学生写作“笼城日记”的想法。不久前托马斯·弗里德曼撰文，径称新冠肺炎将成为新的历史分期的起点。在袁一丹老师看来，疫情导致了个人叙事的崛起。这是一个既令人欣慰，同时又感沉痛的现实。不过，在危机时刻记录普通人的心灵异动与创伤，用看似“次要的细节”拼凑起未来历史叙事的完整图景，理应成为文学的“天职”。

 

袁一丹老师系文研院第二期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代文学与思想史。原文首发于“北京头条”，特此转发，以飨读者。

 

疫情下的文学课堂

文 | 袁一丹

 

 

意在发掘他们个人的北京记忆

 

每年春季学期我都要给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本科生开一门选修课，讲“现代文学中的北京”。首师大本科生中北京的孩子居多，给他们讲这座城的历史文化，更容易引起共鸣。这是一门参与度较高的课程，前半程由我分专题讲授，先按时间顺序，讲“北平的正月”、“红白喜事”、“旧京花事”，接着以空间为单位，讲大学城、琉璃厂、公园等。在讲完都市研究的导论后，我会提前布置期末作业，限定一个大的考察范围：“寻找老北京”，让学生追索那些正在消逝的，或已经消逝的生活风景。由于这门课的选课人数较多，一般有六七十人，我会让学生自愿结伴儿，分组实地走访，意在发掘他们个人的北京记忆，同时让非北京籍的同学有机会深入了解这座城市。

 

回顾这几年来同学提交的选题，不少题目都出乎我意料之外，让我认识到90后眼里的新北京。比如去年有组同学的选题是：“从学而思到食宝街：北京学生的课外据点”，在陈述选题缘由时说：

 

一代人有一代人童年时玩耍的据点和方式。对于生活在北京的我们父辈一代人，他们的童年据点可能是大院、胡同、单位家属楼下的空地，在“据点”里吃五分钱的奶油冰棍，喝北冰洋汽水，玩“踢罐颠爆”。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的据点与玩法已经和父辈的北京人迥异。对于很多在北京上学的学生来说，学而思是一个他们不可能没去过的地方：在这个神奇的遍布京城每一个角落的补课机构里，你不仅能学到知识，还是一个能和你本以为八竿子都打不着的朋友重逢的场所。中学时代的课外补习机构，是朝花夕拾的地方，是发展感情的地方，是夹在疯狂学习与彻底放松中间的另一种青春狂欢方式。楼道间打一个招呼，中午一起去楼下买一顿即食午饭，分班测试后一个只能意会的眼神，都是确认彼此身份的方式。

 

除了关注同代人的青春记忆，他们的目光也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比如生活在城市裂缝中的露宿者，北京站定时响起的“东方红”旋律，北京城的最后一个挂历摊儿等等，还有从湖南来的同学绘制的北京食辣地图。

 

然而，2020年初的这场疫情打乱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节奏，也让这门相对轻松的课程无法按往年的计划进行。我不得不重新设计课程作业，希望能引导学生在非常态下思考城市与人的关系。加缪小说《鼠疫》中让·塔鲁的笔记启发我重新构思课程作业的选题方向。加缪将让·塔鲁设定为城市的外来者，鼠疫发生后，塔鲁并没有急于逃离这座被诅咒的城市，而是积极地观察、记录下城市生活中正在发生的一些细微变化。让·塔鲁的那些笔记是这段困难时期的一种纪事：

 

但这种纪事十分特殊，似乎对微不足道的小事情情有独钟。在一片慌乱之中，他努力成为历史学家，却记载不能算是历史的事情。他那些笔记仍可为这个时期的纪事提供大量次要的细节，这些细节自有其重要性。

 

疫情发生后，始终困扰我的一个问题是，人文学者在这种突发性的灾难面前能做什么？除了与普通人一样关切数字、拐点、口罩外，任何发言似乎都无关痛痒，任何表态似乎都无济于事，任何修辞似乎都不合时宜，难道只剩下沉默？加缪提醒我们，或许你无法置身现场，至少你可以观察、记录下你身边正在发生的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情”，为这段历史提供“大量次要的细节”。这些“次要的细节”拼贴在一起，或许能补充、修正日后的历史叙事。对日常生活的基于个人视点的观察、记录、思考，或许是我们力所能及的自我训练。

 

 

调整了课程作业的方向

 

什么是加缪所说的“微不足道的小事情”？这次重读《鼠疫》，我注意到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让·塔鲁观察到他窗子对面的阳台上时常上演的一出恶作剧：一个老头儿定点儿出现在阳台上，打扮得整整齐齐，很有仪式感，他用轻柔的声音呼唤街上正在午睡的流浪猫。那些猫不理他，老头儿就会撕些小纸片扔下去吸引猫的注意。当猫们被飞舞的纸片吸引过来，老头儿则抓住机会朝猫吐口水，如果命中目标，他就笑了。这不过是一个老头儿无聊的恶作剧，在鼠疫这样沉重的话题面前，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加缪为什么要借让·塔鲁之手记录下这个简直是莫名其妙的细节？

 

这个老头儿在小说中再次出现，是因鼠疫蔓延开始枪杀驱逐流浪猫的时刻。流浪猫或被打死，或被吓得逃离老头儿所住的街区，老头儿按惯常的时间出现在阳台上，却没有发现猫的踪迹。让·塔鲁记录下老头儿等待时的神态变化：“他的手轻轻敲着阳台的栏杆。他又等待了一段时间，撕了一些小纸片，就回到房间，过了一段时间又走了出来，然后他突然进去，并怒气冲冲地把落地窗关上。”随后几天，同样的场景重复出现，但在老头儿脸上可以看到越来越明显的悲哀和不安。一星期后，老头儿再也没有出现，“阳台的落地窗固执地把不难理解的忧伤关在里面”。塔鲁在笔记本上记下这出闹剧的结尾：“鼠疫流行期间，禁止向猫咪吐口水。”流浪猫被剥夺了生命与悠闲的午睡，戏弄猫咪的老头儿被剥夺了每天支持他的那点廉价的快乐，这也是鼠疫给城市投下的阴影的一部分。

 

重读《鼠疫》得到的启示，帮我调整了课程作业的方向，在企业微信群中发布了这样一段不切题的开场白：

 

我们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文学创作者。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是疫情的“囚徒”。在这段夹杂着慌乱、不安，无所事事的日子里，每个人都可以努力成为业余的历史学家，业余的文学创作者，记录下那些不算是历史的事情，为大历史，也为我们自己保存大量次要的，但未必是无关紧要的细节。

 

在个人的证言中，诚实与细节是最重要的。因而天气是有意义的，飞雪、雾霾与阳光灿烂的日子是有意义的；窗外的风景是有意义的，夕阳的余晖与鸟鸣是有意义的；在你生活半径中遇到的普通人是有意义的，快递、保安与小区里遛狗的大爷是有意义的；个人情绪的起伏是有意义的，恐惧、苦闷、焦虑与渺茫的希望是有意义的。请为历史，也为个人留下这份见证。没有字数要求，没有文体限制，只有你真实的所见所闻所感。

 

课程作业的题目，姑且名为：“笼城日记”。“笼城”不是一个常用词，借自军事用语，指遭敌军围困，尚未被军事占领的封闭状态。“笼城”的“笼”，既是指疫情造成的封闭与隔离，也是对围城中人心理状态的某种描述。疫情造成了一个个看得见的“笼子”，也把我们关进了看不见的“笼子”。正如北大诗人臧棣在组诗《至暗时刻》中写道：“加缪的提醒永远都不会过时：/如果以诚实为个人的起点，时间的形状，一半像井底，/一半像洞穴。没参观过空间 / 也会紧迫，就别指望消息能澄清/小白鼠到底和你是什么关系；/自行隔离已将隐藏的笼子/打回到原形；请主动进入指定角色。”（《潜伏期简史》）诗人将混沌的生活经验与抽象的哲理凝固成形：“每出趟街，都像和上帝打赌”；“死亡的阴影，比死亡本身更乖戾”。

 

 

“成为有记性的人”

 

加缪所说的“微不足道的小事情”也好，“大量次要的细节”也好，都指向个人记忆的价值。阎连科在香港科技大学网络授课的第一讲中向学生呼吁：“经此疫情，让我们成为有记性的人”。长点记性吧，是我们从小被老师家长训诫的话；“成为有记性的人”，看似是一个很低的要求，实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因为人是善于遗忘的动物，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按他人的意志将自己的记忆“格式化”。阎连科说，在时代洪流中，个人记忆往往被视为多余的泡沫、浪花和喧嚣。当个人记忆被格式化以后，我们迎来一个共同的遗忘时代，岁月静好，“能够撬动地球那个小而又小的真实支点不在了”。个人记忆能做什么，有保存的价值吗？阎连科给出的回答是：“个人记忆改变不了世界，但它可以让我们拥有真实的内心。”

 

在2020年发端于武汉的这场疫情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个人叙事的崛起。当下这场疫情对普通人造成的心理冲击，与2003年的“非典”有所不同，因为信息流通的渠道与速度变了。更多个人的声音被外界听到，更多普通家庭尤其是底层的遭遇得到正视。有一句话被人反复援引：“时代的一粒灰，落到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为什么这句话会引起大多数人的共感，从“一粒灰”到“一座山”的意象切换暗示出什么？“一粒灰”似乎是不能承受之轻，“一座山”却是不能承受之重，这座“山”压垮的不仅是某个人，还连带着一个家庭甚至一座城市。“一粒灰”之可怕，不仅在于从不能承受之轻到不能承受之重的转换，还源于它的高度不确定性。这粒飘忽不定的尘埃，可能落在武汉，也可能落在北京；可能落在他人身上，也可能随时落到自己头上。

 

疫情发生以来，很多人形成一个习惯，在早上醒来或晚上入睡前的仪式是刷手机看疫情实时动态，今天确诊病例多少，疑似病例多少，累计死亡人数又是多少。这些数字及升降的曲线会给我们某种心理暗示，最初是震惊，继之以忧虑，最后可能变得麻木。数字并非无意义的，纯粹的数字可以迫使真相大白，也可能变为数字游戏。能否看到数字背后具体的人，或许是认识疫情的关键。有媒体援引北野武在3.11地震后的感言，他说悲恸是一种非常私人的体验，如果你把这场灾难视为导致两万人丧生的事件，那么你根本不会理解受害者的感受。灾难并不是死了两万人这样一件事，而是死了一个人这件事，发生了两万次。每个死者都有人为之撕心裂肺，并将这些悲恸深埋心底，背负至今。

 

《鼠疫》中也有对数字的反思，大多数人只是把鼠疫看作是不愉快的访客，一场很快就会消失的噩梦，但加缪指出噩梦并非总是会自动消失，而在接二连三的噩梦中，消失的却是活生生的人。历史上发生过许多类似的灾难，甚至更为惨烈；如果只有一个人倒在你面前才觉得触目惊心，那么散布在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成千上万具尸体，即便有确切的文字记录，也只是想象中的一缕青烟而已。

 

 

文学与疫情有什么关系？

 

这场疫情带出的另一个反思，是关于英雄与凡人。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这个时代或许少有完全大公无私、特殊材料制成的英雄，但不乏有血有肉，有私念也有担当的普通人。

 

大多数人恐怕成不了英雄，但我们至少可以理解凡人的痛苦。问题在于任何人都不能真实分担自己无法看到的痛苦。《三联生活周刊》关于武汉的现场报道中有一张照片，一位老者站在ICU病房外面，隔着玻璃窗凝视医护人员抢救他的家人。我们看不到ICU内的情形，也看不到这位老者的表情，只有一个沉默的背影。在灾难发生的现场，到处弥漫着这种近乎凝固的沉默。苏珊·桑塔格在《关于他人的痛苦》中已指出现代人这种道德困境。当我们可以透过照片、视频这样的媒介，间接地亲临现场，从远处“旁观”他人的痛苦时，我们当如何回应?这些被拍摄下来的无声的或有声的悲剧，以新闻或谣言的名义进入大众视野，远方的灾难，那里的人正在经受的痛苦，隔着文字与图像，隔着手机、电视屏幕，仿佛是被编辑、表现出来的，如此近，又如此远。

 

是否有可能克服媒体技术造成的，伴随着不真实感的现场幻觉？我们明明“亲眼”目睹了灾难的发生，目睹了他人的痛苦，却无法自然地做出情感回应，找到恰当的言语来表达我们的关切和愤怒。这种羞愧与挫败，是想象力的挫败，是同情心的挫败，或者可以说是文学教育的缺席与挫败。文学与疫情有什么关系？很多人会质疑。或许文学研究者在疫情来临时是最无力，最“无用”的。文学研究者对疫情有什么发言权？！他不能治愈现实的创痛，能否帮我们纾解自己以及整个共同体的心理郁结?

 

鲁迅有段小杂感说：楼上一个男子病得要死，隔壁却放着留声机，对面一家在弄孩子；楼上有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如果我们无法进入彼此的故事，分享彼此的悲欢，无异于取消了文学存在的价值。文学不就是引导我们进入别人的人生，理解他人的悲喜吗？鲁迅去世前在病中写过一篇非战斗性的杂文，叫《“这也是生活”……》里面有句话常被引用：“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如何感知并建立这种关联，尤其是当自己的生存亦受到死亡威胁时？正是外面进行着的暗夜，是无穷的远方，是隐匿于暗夜中挣扎着活下去的陌生人，他们的存在填充了“我”的空虚，给“我”存在的理由，给“我”活下去的勇气，给“我”行动的欲望。但鲁迅之为鲁迅，就在于最后还有一个破折号——“但不久我又坠入睡眠”。在睡梦中，“我”与远方的感应，与看不见的陌生人的关联，又消失于暗夜中，连同生存的意志与行动的欲望。

 

现代文学有别于古代文学的，不完全在语言工具之革新，而在于重新定义了文学的主体与功能，即周作人所谓“人的文学”。“人的文学”首先承认人与人的悲欢是不相通的，但正因为不相通，才有文学存在的必要。在《人的文学》这篇文学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周作人指出人类的运命是同一的，我要顾虑我的运命，便须顾虑他人的运命。用大白话说，他以为苦的，在我也必以为苦；这苦会降到他身上，也未必不能降在我的身上。

 

如何想象他人的痛苦，触及文学的边界及语言表达的限度。除了“武汉加油”这样的口号，我们能否从沉默与苦闷中孕育出更贴切的语言来表达我们的关切与支持。再次回到《鼠疫》，小说已点出局内人与局外人的不可交流性。城中人的声音，是在漫长的思虑与痛苦中生成的；他传递出的信息，用希望与绝望之火煎熬出来；而城外人的反馈却难免是滞后的、套路化的，是在市场上贩卖的痛苦，是一种寻常的忧郁。

 

加缪提出一个无不争议的观点，鼠疫对于奥兰这个“没有怀疑的”城市，未尝没有好的一面，它迫使被习惯主宰的人们睁开眼睛，去思考为何城和人在疫情面前如此脆弱？帕纳卢宣道时，开口第一句是：“弟兄们，你们在受苦受难；弟兄们，你们活该受罪。”被诅咒者应该用新的眼光看待人和事，须回到最根本的问题上，与习惯作战。

 

突如其来的疫情改变了我的授课方式，让我不得不面对电脑屏幕，想象着学生的面孔，想象着他们好奇或漠然的眼神，整理自己尚不成形的思考。学生们从正在发生的疫情中学到的东西应该比我按部就班讲授的内容多得多，套用一句老话，在疫情中读懂中国。当城市遭遇疾病，以文学为志业的我们或许是无力且无用的旁观者，但愿能从停摆中，认识城市之于人的意义；在无常中，惊觉日常之可贵；期待与我的学生分享他们的“笼城日记”，期待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情”被忠实地记录下来，成为我们对大时代的证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