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1日，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的胡鸿副教授将应邀主讲“未名学者讲座”第31讲，题为“通往华夏之路——六朝南方山区的历史进程”。该讲将通过对六朝时期长江中游山地的个案进行分析，探讨地域文明同华夏国家关系模式的问题。与此相关的，今天我们转发胡鸿老师的“蛮女文罗气的一生——新出墓志所见北魏后期蛮人的命运”一文（原刊《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5辑），以飨读者。

 

 

新近公布的河北正定刘氏墨香阁收藏的北朝墓志中，有一方题为“魏故长秋雷氏文夫人墓志铭记”（录文附于文末）[①]。这位文夫人，字罗气，而“其先盘护之苗裔”。从传世文献中可知，文氏与雷氏都是蛮中大姓，尤其活跃于襄阳、南阳周边的山区。“盘护”即“盘瓠”，墓志追盘护为先祖，[②]而《宋书》云“荆、雍州蛮，盘瓠之后也”，[③]《魏书·蛮传》云“蛮之种类，盖盘瓠之后”，[④]正可与之相映证。这说明在南北朝后期，襄阳南阳一带山区的非华夏人群，不仅被主流知识认定是盘瓠蛮，他们自身也建立了一定程度的认同。[⑤]因此，我们暂且称文罗气为“蛮女”，应不至大谬。无独有偶，同一批公布的墨香阁藏墓志中，还有一方“问度墓志”（录文见文末附录二），[⑥]从内容来看志主也是蛮人，而且与文罗气出自同一家族。在此以前，北朝时期的蛮人墓志尚不为学界所知。至隋代已知的有一方《大隋隰城处士梅渊墓志》，[⑦]乃是北魏时蛮人北迁汾阳者的后裔，其事迹平庸，历史信息幷不丰富。这次同时公布了两方北朝蛮人墓志，而且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历史信息，足以令研究者为之兴奋。尤其这位文罗气夫人，大约与孝文帝同龄，而远比孝文帝长寿，其家族又生活在鲁阳这样一个南北交通要道之上，见证且经历了北魏后期的许多重大事件。在宏大的王朝历史叙事背后，文罗气个人从蛮酋之女、乡望之妻，沦落为罪人亲眷而被没入宫廷，后又因女儿在后宫得位而再度富贵。从鲁阳到洛阳再到邺城，她漫长的一生承载了太多时代的烙印。而出自同一家族的问度，经历则要平淡一些，但其墓志中也有不少信息可以与《文罗气墓志》相互补充。因此本文拟聚焦于文罗气，充分利用这样两方信息密集的墓志，采取考证式叙述的方法，试着还原这位鲁阳蛮女的一生和她所经历的时代。

 

一、家世

 文罗气和问度都出生于蛮人中的上层家庭。虽然姓氏使用了不同的汉字，但按照各自的墓志，二人的祖父都是大名鼎鼎的“蛮王”文虎龙（唐代成书的《北史》为避讳记作文武龙），[⑧]换言之他们是从姊弟关系。关于文虎龙，《魏书·高宗纪》记载：“（太安三年457）十有一月，蛮王文虎龙率千余家内附。”[⑨]而《北史·蛮传》则记作：“兴光（454-455年）中，蛮王文武龙请降，诏褒慰之，拜南雍州刺史、鲁阳侯。”[⑩]这两条材料所记有两三年的出入，基本是一致的。可是《文罗气墓志》却说：

A.太延三年（437）秋七月，帝以龙承勋望胄，文武超群，诏除冠军将军、梁城镇将、鲁阳侯。

B.真君五年（444）春三月，帝以龙镇捍有方，威名肃振，诏迁洛州刺史，在任薨俎。

让事情更混乱的是，《问度墓志》对文虎龙的追述又有所不同：

C. 祖虎龙，正平年中（451-452），以祖英略有闻，文成皇帝召赴平城都。帝问左俗之事，答诏有能。上甚嘉辩，尔可心膂驱使，戎威若举，委以前驱。释褐直阁将军。

D.祖勤恭帝侧，除龙骧将军、雍州刺史。

E.后除冠军将军、梁城镇将、鲁阳侯，在任身丧。

F.帝思忠节，赠使持、洛州刺史，谥/曰恭侯。

史料A所记文武龙与北魏初次接触的时间是437年，比《魏书》的记载提前了20年。而史料C的年代与《魏书》较为接近。不过史料C有一个明显的错误，即正平是太武帝最后一个年号，不应该由“文成帝召赴平城”。如果相信年号有误而皇帝不误，那么史料C便与《魏书》一致了。然而我们也不能轻易推测《文罗气墓志》的史料A中“太延”是“太安”之误，因为后文史料B真君五年仍在太安三年之前很久。除了年代的差异，两方墓志中文虎龙的任官履历也区别很大，而后出的《问度墓志》明显增加了更多细节。出自同一家族的两方墓志不仅远祖谱系完全不同，而且对同一位著名祖父的生平重要事迹记载有如此大的差异，实在令人吃惊。这种情形在谱牒、家传发达的世家大族那里，应该是不可能发生的。这提示我们本文所涉及的两位人物的特殊背景。另外，如后文还将说明的，两方墓志的制作时间相差了十几年，制作地点又分别在邺城和晋阳，时空的隔离也应是造成叙述差异的原因。

文武龙与北魏初次接触的时间有无可能在437年左右呢？437年前后，北魏正日渐崛起为统摄华北大的强大势力。十年前的427年，魏攻破赫连夏的统万城，幷获得关中地区；太延三年（436），北魏刚刚平定了北燕，威名大震，西域龟兹、焉耆、粟特等国各遣使朝献。至于南方，早在明元帝泰常七年（422），北魏就趁刘裕去世之机，攻占了滑台、虎牢和洛阳，之后南朝一直未能夺回洛阳。[⑪]获得了洛阳，便对更南的汝水、滍水流域形成了影响。众所周知，洛阳往西往南，溯伊水而上南至陆浑，即进入秦岭东段余脉的熊耳山、伏牛山中。山地阻碍了来自平原的统治力量深入其中，东周时期，伊洛之戎、陆浑之戎[⑫]即活跃在此，再往南则是楚国西北境的蛮。永嘉之乱以后，洛阳从天下之中的帝都，沦为屡遭兵燹的边城。[⑬]其周边的山谷，更成为无论南北政权都无法深入控制的地区，成为“中间地带”，[⑭]其间生活的人们无须向南北任一方纳赋税供徭役，他们结成许多规模不大的政治体，生存于“王化”之外。这些山中居民，被南北朝双方都称作“蛮”。[⑮]魏收说“自刘石乱后，诸蛮无所忌惮，故其族类，渐得北迁，陆浑以南，满于山谷，宛洛萧条，略为丘墟”，[⑯]即对此种状况的概括。蛮的生存策略之一，是根据南北方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适当地在两者间选择臣服、联合、逃离或抵抗。成功地运用臣服策略，可以给他们——至少是蛮人中的上层带来相当的利益，包括官爵名号、金帛物资等等，而且外来的支持也能巩固他们在蛮人内部的地位。文虎龙有无可能在墓志所记的437年就归附北魏呢？这还得考虑一下他所处的地理位置。

纵使墓志与《魏书》在时间上有着巨大差距，仍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文虎龙的封爵“鲁阳侯”。北魏对周边未完全臣服者的封爵，大多是与其实际统治的地域一致，以表示政治上的承认。鲁阳，汉置县，魏晋因之，以在鲁山之南而得名。汉代鲁阳县属南阳郡，这就是墓志记文罗气为“南阳人”的来历。据《魏书·地形志》，北魏时鲁阳于太和十一年（487）置镇，十八年改为荆州，二十二年罢，置鲁阳郡。[⑰]因此在文虎龙归附北魏之时，鲁阳尚未设镇或郡，事实上尚未纳入北魏直接管辖的范围之内。[⑱]文虎龙受封鲁阳侯，只是表示他的集团活动于魏晋的鲁阳县境内。鲁阳位于从洛阳向南阳的交通要道上，根据《水经注》的描述，从鲁阳向南有座分水岭（又称分头山），岭上有鲁阳关，北魏时分水岭南北两边的河流都称作鲁阳关水，北水至鲁阳汇入滍水，南水向南流而入淯水。[⑲]事实上，滍水为汝水支流，属淮河水系；淯水为沔水支流，属长江水系，两水同称鲁阳关水的确有些误导。鲁阳关所在的分头山，实为江淮分水岭之一部。沿着鲁阳关南北二水翻越分水岭的道路，就是沟通宛洛的快捷方式，战国时楚国由此北上争霸，此地已有鲁关，直至20世纪70年代修筑焦柳铁路，仍然取道于此而在古路之下开通九里山隧道，此地在交通上意义可见一斑。北魏时，这条道路被称为“三鸦道”，三鸦分别对应由南向北的三段，故亦简称“鸦路”。[⑳]鸦路是一条艰险的孔道，穿行在重山深涧之中，西晋张协有诗曰：“朝登鲁阳关，狭路峭且深。流涧万余丈，围木数千寻。咆虎响穷山，鸣鹤聒空林。”[21]这样的地形，正适合逍遥于王化之外的蛮人活跃其中。文罗气的祖父文虎龙，即率领着种落生息在鲁阳关附近的重山之中。墓志中还提到“梁城镇将”，梁城位于鲁阳向北通往洛阳的交通线上，在汝水岸边，即今汝州市临汝镇附近。“梁城镇将”与“鲁阳侯”一样，都仅是一个虚衔，但它再次印证了文虎龙集团与这条交通线的关系。[22]甚至明显不太可靠的“洛州刺史”——因为此时的洛州是洛阳，[23]其刺史不可能是文虎龙——也是顺着这条交通线延伸而虚构的记忆。

既然文虎龙活动的地域就是洛阳以南的山中，且在洛阳南阳间交通要道附近，而北魏势力已达到洛阳附近，必然对南边山中政治形势产生影响。泰常七年（422），明元帝初至洛阳，即有“蛮王梅安率渠帅数千人来贡方物”。[24]而在《文罗气墓志》所记文虎龙归附的后一年即太延四年（438）十二月，又有上洛巴泉蕇等相率内附。[25]上洛地区位于洛水以及沔水支流丹水的上游，与宛洛之间的山地毗邻，两地有着密切的联系。[26]由此视之，文虎龙在太延三年即与北魏发生联络幷以某种形式表示归附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

原本率领着千余家的“蛮王”文虎龙，在归附北魏以后，得到了北魏政权的大力扶持，封侯任官，直至去世。可以想见文家在鲁阳地区的势力也大为增强，成为当地蛮人中的第一望族，文罗气就在这样的家庭里出生了。

 

 二、厄运

根据墓志，文罗气去世的具体年月不详，仅知她葬于东魏武定五年（547）二月，这是其卒年的下限。志文于此前又述及元象二年（539）诏赠其弟翘广州刺史事，文罗气的去世不应在此之前。她享年71岁，那么她的出生年大约在469至477年之间。而墓志又云其父稚清于“献文皇帝延兴三年（473）夏四月不幸早终”，[27]故其出生年可以进一步锁定为469至473年之间。从她还有名为文翘的弟弟来看，还可以将473年的下限再往前推一两年，为便于叙述，暂且定为471年左右。这一年，北魏献文帝禅位为太上皇，五岁的孝文帝即位，文罗气比467年出生的孝文帝略小几岁。

虽然出生在权势贵盛的家庭，但文罗气幼年丧父，童年很难说是幸福的。不妨大胆推测一下，可能正因为缺少父亲的保护，使她有机会养成坚毅的性格，这将成为她坎坷起伏的一生中的最大财富。文家在文虎龙之后，似乎有些衰落了，文虎龙的子孙都没有被正史记录下来。墓志中记雷亥郎在太和末被鲁阳太守辟为中正，说明此时鲁阳地区最有影响力的蛮酋，已从文氏转成了雷氏。据《魏书》记载，太和十七年（493）五月，襄阳蛮酋雷婆思等率一千三百余户内徙，居于太和川。[28]《水经注》记滍水从尧山发源不久，即历太和川，又东，径小和川。杨守敬以为：“滍水只一水，上称太和川，此又称小和川，盖乡俗以意名之也。”[29]太和川位于鲁阳以西的滍水上游，可以无疑，雷婆思的部落所徙居的正是此处。[30]雷婆思归附的时间也颇为微妙，这年二三月间，南齐控制下的襄阳城发生了重大变故，雍州刺史王奂擅杀宁蛮长史刘兴祖，遭到朝廷军队的讨伐最终兵败身死，合家伏诛，仅其子王肃自建康奔入北魏。这场持续两月的事变，一定也受到了襄阳以北山中蛮人的密切关注，雷婆思的北迁或与此有些关系。另外，王肃北奔以后受到重用，积极建议孝文帝南伐，战略所指即是南阳及襄阳地区，当然这是后来的事。太和十七年四月，东边大别山北麓的光城蛮酋田益宗率部落四千余户归附了北魏，[31]五月雷婆思徙居太和川，六月孝文帝定计南迁，诏造河桥。田益宗和雷婆思一东一西的归附行动，是否与北魏为配合南迁或南伐而实施的边境战略有关，从目前的史料难以确知，但北魏定都洛阳的确完全改变了雷亥郎和文罗气这些蛮人的命运。

从时间、地域、政治地位的高度重合来看，雷亥郎极可能是雷婆思家族的年轻成员。太和十七年，文罗气23岁，或许早在此之前，她已经与雷亥郎结婚了。一个是鲁阳昔日的蛮王家族，一个是新迁入正在崛起的新贵家族，两者联姻合情合理。婚后育有一子，名暄，此后过了几年平静日子。太和十八年十月，尚在南迁途中的孝文帝，发布了一道颇有深意的诏书：

比闻缘边之蛮，多有窃掠，致有父子乖离，室家分绝，既亏和气，有伤仁厚。方一区宇，子育万姓，若苟如此，南人岂知朝德哉？可诏荆、郢、东荆三州勒敕蛮民，勿有侵暴。[32]

尚未进入洛阳的孝文帝已经意识到，号称天下之中的洛阳，其实已经距离南北兵争的前线不太遥远，而在洛阳和前线之间，还有大量不服州郡管束的蛮民。这道诏书标志着，北魏不再将这些蛮民置之度外，要开始以国家力量加以征服和管理。[33]诏书涉及到荆、郢、东荆三州，而荆州州治正是在此年从上洛移到了鲁阳。这三州既处深险之地，又各自掌控一条通往南朝荆雍地区的交通要道，十月的诏书也可看做是大军出击前的清道行动。紧接着到了十二月，果然有四路大军南伐之事，其中“行征南将军薛真度督四将出襄阳”、“大将军刘昶出义阳”即分别取道诏书中的荆、郢二州，兵锋指向南朝襄阳和义阳两个重镇。薛真度所率四将，在出鲁阳关三鸦道之后兵分两路，卢渊等三将围攻赭阳（今方城），薛真度军于沙堨。沙堨位于宛城与新野之间，因而遭到两地齐军的坚拒。这次战争以北魏失败撤军而告终。薛真度的失败引起孝文帝的愤怒，“以南阳小郡，志必灭之”，乃于太和二十一年（497）八月亲统大军南伐。此役持续至翌年三月班师，北魏大胜，尽得南齐沔北五郡之地，观兵襄沔，耀武而还。翌年（498），南齐太尉陈显达又率军欲夺回沔北五郡，孝文帝带病再次亲征，在宛城西南的马圈城打败陈显达之后，孝文帝病逝于回师途中的谷塘原。

自太和十七年起孝文帝对南阳的多次军事行动，主力军队都取道鲁阳关的三鸦路。长期在边地蛮区担任刺史的韦珍，善于招抚，受到蛮左的支持，孝文帝第一次南伐获得沔北之后，即任命他为鲁阳郡太守。第二次南伐时，孝文帝特命韦珍在郡留守，说道“三鸦险恶，非卿无以守也”。孝文帝病死在外，秘匿而还，到了韦珍的鲁阳才发丧。[34]之所以如此，主要是担心在三鸦险途出现变故。

对于鲁阳的蛮人雷亥郎和文罗气来说，这一时期是他们命运转折的开始。北魏始对南阳地区用兵时，对鲁阳一带幷未深入统治。而三鸦道既是出奇的快捷方式，欲取道于此，必须争取蛮民的合作，保证军队顺利通过。鲁阳承担了沉重的后勤负担，因此第一次亲征班师之后，孝文帝随即“曲赦二荆、鲁阳郡”，[35]及时给予补偿。作为较早接受北魏官爵的文氏和雷氏家族，一定在此时担当了沟通北魏朝廷与山林蛮众的中介。在获得沔北五郡之后，为了奖赏雷婆思部落，特“令有沔北之地”，[36]其实无异于允许蛮人自愿返回故里。此时北魏对这一地区的蛮人以笼络为主，双方关系融洽，“蛮人安堵，不为寇贼”。[37]墓志记载雷亥郎在“太和廿四年，鲁阳太守石公辟为中正，令充乡道，鸦左信服，远近祗肃”。孝文帝死于太和二十三年，墓志中的太和廿四年应是景明元年（500）之误，太守石公不见于正史，应是韦珍的后任。辟为中正，既表示对雷氏家族既有地位的肯定，也是酬赏近年为保障三鸦道立下的功劳。这位中正的任务，竟然不是品第人物，而是“充乡道”，即充向导，仍然是担任政府与“鸦左”即三鸦一带蛮民的中间人。

随着北魏对沔北地区控制的加强，鲁阳关不再是边关，三鸦路也不能总依赖蛮人的合作，而须切实控制在政府之手。蛮民的优待逐渐减少，义务不断增加，法网也一天比一天严密起来。从招诱、优待，走向控制、矛盾，再到反抗和镇压，再到新一轮招抚、教化，[38]这种关系模式在中古时期无论南北的帝国政权与山地不臣人群之间屡见不鲜。已成内地的鲁阳，也走上了这条道路。从《魏书·蛮传》不难看出，北魏的“蛮乱”主要就发生在荆州、东荆州、西郢州，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北魏获得沔北之后它们已经从边境变成了内地。揭开北魏后期蛮乱大幕的，就是景明三年（502）鲁阳蛮鲁北燕之乱。《魏书·蛮传》载：

鲁阳蛮鲁北燕等聚众攻逼颍川，诏左卫将军李崇讨平之，徙万余家于河北诸州及六镇。[39]

又《魏书·李崇传》载：

鲁阳蛮柳北喜、鲁北燕等聚众反叛，诸蛮悉应之，围逼湖阳。游击将军李辉先镇此城，尽力捍御，贼势甚盛。诏以崇为使持节、都督征蛮诸军事以讨之。蛮众数万，屯据形要，以拒官军。崇累战破之，斩北燕等，徙万余户于幽、幷诸州。[40]

两传所述攻击地点不同，颍川、湖阳，一北一南，鲁阳居于两者之间。《资治通鉴》两从之，分别系于该年三月与四月，处理成战争的两个阶段。关于这场动乱，我们所知甚少，仅从“蛮众数万”、“徙万余户”的规模来看，涉及到的人群数量很大，远远超过了之前雷氏或文氏所率千余户的规模。太和末到景明三年之间仅三四年时间，鲁阳地区的蛮人就从北魏的合作者转为激烈反抗者，这中间一定发生了重大的政策变化。根据类似的历史经验，很可能是赋役加重和地方官的粗暴执法造成了普遍不满，可惜官方文献中毫无反映。

文氏与雷氏作为蛮酋与帝国代理人的双重身份，让他们无可避免地卷入了这场动乱。《问度墓志》云：

父猛，除大都督李崇下千人军主。蠢尔蛮荆，大邦之仇，恐更充斥，合乡拥移晋阳。

结合前引《李崇传》，可以知道文猛正是在讨伐鲁阳蛮鲁北燕的战争中担任了千人军主，幷且参与了战后向北方迁徙蛮人的行动。“千人军主”与其父文虎龙“率千余家内附”隐约有些联系。这位参与镇压蛮乱的文猛，便是文罗气的叔父。（参看文末附录三的世系图）

正如文猛与鲁北燕的对立提示了鲁阳蛮内部政治立场的分化，文氏家族内部同样存在着抉择的分歧。《问度墓志》接着写道：

景明年初，伯父石他思恋乡廛，率领移徒，安尔还乡。为国以无旨放，拟比逆节，没为官人。

景明年初不确，按《魏书》这只能是景明三年的事。《魏书·蛮传》载：

徙万余家于河北诸州及六镇。寻叛南走，所在追讨，比及河，杀之皆尽。[41]

文猛之兄、同时也是问度与文罗气伯父的文石他，竟是率领北徙蛮人“寻叛南走”的领导者之一。此事是否牵涉到文猛，兄弟之间就此是否存在对立，已无从知晓。可以确定的是，南逃的蛮人陷入了悲惨的命运，在很短时间内便被剿杀殆尽，而文石他的这一举动也让文氏家族乃至雷氏家族的命运就此改变。《文罗气墓志》记文罗气之夫雷亥郎：

世宗宣武皇帝景明之季，因乡人逆乱，横染徒党。

“横染徒党”一语，不知是对雷亥郎参与叛乱的委婉说法，还是包含了受文石他之牵连的愤懑。曾任鲁阳郡中正的雷亥郎，从此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至此，雷氏和文氏从蛮酋、乡望、鲁阳郡中正，陡然沦落为北魏朝廷的罪犯，文罗气和儿子雷暄，作为罪臣家属被没入宫禁，成为女奴和宦官[42]。而年仅五六岁的问度，虽然其父在战争中为朝廷效命，仍受到伯父的牵连而被“没为官人”，成为了宦官。这一年，文罗气33岁。

 

三、转机

文罗气没入宫禁以后的遭遇，墓志不着一字，讳莫如深。志文中紧接的一句转折十分突兀：

女刘贵华挺胄谯国，窈窕美称，正光之世，孝明皇帝聘为淑仪。

这中间有无数略去的情节。雷氏文夫人的女儿为何名为“刘贵华”？唯一的解释是，文罗气又结了一次婚，第二任丈夫姓刘。北魏对于战争俘虏或因罪被没为官奴婢的人，常常会作为赏赐物资分配出去。如太武帝时平定山胡白龙之乱，“诸与白龙同恶，斩数千人，虏其妻子，班赐将士各有差”。[43]太和二年，孝文帝行幸代之汤泉，“所过问民疾苦，以宫人赐贫民无妻者。”[44]官奴婢中原本有些身份的，常会被皇帝赏赐给大臣为妻妾以示恩宠。如太武帝时崔浩之女嫁卢遐为妻，待崔浩、卢遐被诛，卢遐妻被赐给度河镇高车滑骨。[45]又如北齐魏收之例：“魏太常刘芳女，中书郎崔肇师女，夫家坐事，帝幷赐收为妻，时人比之贾充置左右夫人。”[46]文罗气的家世不如崔浩、刘芳之女，但亦不同于普通战俘，很可能赐给了一位中级官员。十几年后，他们的女儿刘贵华因缘际会，被选为孝明帝的淑仪。

淑仪之号，起于西晋，《晋书·舆服制》载：

淑妃、淑媛、淑仪、修华、修容、修仪、婕妤、容华、充华，是为九嫔，银印青绶，佩采瓄玉。[47]

北魏沿用了这套名号，孝文帝时改定内官：

左右昭仪位视大司马，三夫人视三公，三嫔视三卿，六嫔视六卿，世妇视中大夫，御女视元士。[48]

为配合外朝的九卿分为三卿和六卿，于是九嫔也被分为三嫔和六嫔，淑仪即是三嫔的最末一位，在后妃中位居第四等，位视三卿，在后宫中地位较高。由此，文罗气从罪人宫婢转身成为了外戚。关于孝明帝的后宫，《魏书》记载：

孝明皇后胡氏，灵太后从兄冀州刺史盛之女。灵太后欲荣重门族，故立为皇后。肃宗颇有酒德，专嬖充华潘氏，后及嫔御幷无过宠。太后为肃宗选纳，抑屈人流。时博陵崔孝芬、范阳卢道约、陇西李瓒等女，但为世妇。诸人诉讼，咸见忿责。[49]

在后宫里，太后除了立自己侄女为皇后，还压抑崔卢等世家大族之女，仅仅给她们世妇的身份。而文罗气之女刘桂华却能位居淑仪的高位，是否别有内情？墓志明言刘桂华被聘为淑仪是在正光之世，而正光元年（520）七月，元叉、刘腾发动政变，幽禁胡太后于北宫，直到孝昌元年（525）四月太后再度夺回权力为止，整个正光年间都是元叉执掌大权的时期，可以断定刘桂华在后宫的地位与胡太后无关。

墓志云刘桂华“挺胄谯国”，是一条值得分析的线索。刘氏以谯国为郡望者，《元和姓纂》卷五“刘姓”条载：

“谯郡”：状云宋文帝子义阳王昶后。《贞观志》云勘非实。[50]

此条竟未举出一例人名。刘昶于文成帝末年奔魏，卒于太和二十一年（497），假托刘昶之后说明谯国刘氏渊源甚近。当然这是唐朝的一种说法，北朝后期是否已有此说难以确知。不过，谯国刘氏幷非显赫的世家，应该可以确定。目前可知北魏时期以谯国为籍贯的刘氏人物，仅有刘腾一人：

刘腾，字青龙，本平原城民，徙属南兖州之谯郡。[51]

刘腾是帮助元叉发动政变，从而在正光年间执掌大权的关键人物。史言：

四年之间，生杀之威，决于叉、腾之手。八坐、九卿，旦造腾宅，参其颜色，然后方赴省府，亦有历日不能见者。公私属请，唯在财货。舟车之利，水陆无遗。山泽之饶，所在固护。剥削六镇，交通互市。岁入利息以巨万计。又颇役嫔御，时有征求。妇女器物，公然受纳。逼夺邻居，广开室宇。[52]

深谙后宫政治的宦官刘腾，一定非常重视妃嫔与外戚的动向，在正光年间选聘淑仪的事件，很难想象没有经过他的干预。同称为谯国刘氏的刘桂华和刘腾，有无可能存在某种关系呢？答案是肯定的。刘腾虽然是宦官，但北魏宦官多有养子，[53]其他兄弟子侄更不在少数，而文罗气再嫁的刘姓人物，极有可能是刘腾兄弟子侄中的一员。刘腾贵盛虽在正光年间，但早在太和之末，他已通过告密获得孝文帝赏识，在宣武帝朝已做到大长秋卿、金紫光禄大夫、太府卿，或许是在此时期皇帝将文罗气赐予某位刘氏子弟。正光中，借助刘腾的权势，刘桂华被送进后宫，以使这个宦官家族获得一重外戚的身份，这是很可能发生的事情。正光四年（523）刘腾死，两年后胡太后重新夺回政权，元叉一党失势，对刘腾“追夺爵位，发其冢，散露骸骨，没入财产”。后来刘腾的一位养子逃奔南梁，太后大怒，徙腾余养于北裔，刘桂华之父或亦受到株连。如果上文刘桂华属刘腾家族的猜测成立，那么以上诸事就成了刘桂华“不幸花叶早落”的背景。刘桂华的具体去世时间亦不可知，或许她没有等到尔朱荣渡河之际，否则她也会在胡太后“尽召肃宗六宫皆令入道”之列。[54]

 

四、尾声

正光四年刘腾死时，文罗气已经53岁，在古代已算进入晚年，与她大约同龄的孝文帝早已去世，其孙孝明帝也即将于五年后神秘死亡。50多岁的文罗气又经历了一场家庭从荣显到凋零的变故，然而她的生活还将继续。此后洛阳朝廷动荡不安，尔朱荣、元颢、孝庄帝、高欢等人所玩的权力游戏，远离宫廷政治的文罗气大概幷不关心。从六镇经河北不断向南涌来的流民中，间或还有昔日鲁阳的旧识，如果见面，一定不胜唏嘘。时局越来越混乱，洛阳已是四郊多垒，直到天平元年（534），高欢一声令下，天子百官迁往邺城。“诏下三日，车驾便发，文武四十万狼狈就道”。[55]64岁高龄的文罗气，也被裹挟在浩浩荡荡的官民迁徙队伍中，奔赴邺城度过最后的岁月。

与文罗气同行最久的亲人是弟弟文翘，他在孝静帝朝做到了尝食典御。尝食典御是负责皇帝饮食的官职，需要获得皇帝的信任，有机会成为恩幸，比如侯刚曾为此职三十多年，后来坐到了侍中、左卫将军，仍领尝食典御。[56]此职亦常授予外戚，如胡太后初执政时即以之授予妹夫元叉。擅权的宦官亦有任此职者，称中尝食典御，如成轨。问度在北齐长期担任中尝食典御，在高氏政权中“历侍四帝”，死后得到“冠军将军、假节、督东徐州诸军事、东徐州刺史”的优厚赠官，其墓志规格亦高于文罗气。[57]文翘虽然也任此职，然而在邺城的孝静帝不过是高欢的傀儡，皇权都已旁落，依附于皇权的恩幸政治自然烟消云散了，宦官文翘在政治上大概没有发挥的空间。元象二年（539），文翘去世，文罗气亦于数年后走完了漫长的一生。

刘腾家族衰落之后，文罗气的刘姓丈夫情况不明。文罗气的墓志中根本没有提到他，这让人有些难以理解。合理的推测是，墓志幷非刘家后人所立，而是前夫雷氏之子，即墓志中专门提到的“魏伏波将军、园池丞暄”。景明之末，尚未成年的雷暄与母亲同坠宫禁，应是“下蚕室”成了宦官。北齐长秋寺“领中黄门、掖庭、晋阳宫、中山宫、园池、中宫仆、奚官等署令、丞”[58]，除了晋阳宫和中山宫，其他诸职皆承袭自北魏，雷暄后来担任的就是其中的园池丞。在文罗气晚年，应是雷暄与文翘共同承担了照顾她的责任。也正因此，雷暄主持刻写的墓志中，用较多篇幅写了父亲雷亥郎的事迹，且对母亲的二次婚姻表达得十分隐晦。志题中“魏故长秋雷氏”即指雷亥郎，他是否担任过这一官职已无法求证，大长秋是宦官中的最高官职，此处更有可能是墓志中常出现的虚构。

与其说文罗气的一生见证了北魏洛阳时代，不如说是这个时代塑造了她曲折的人生。历史学家在关注宏大时代脉络之余，驻足体味一下那些远离历史舞台中心的普通人的人生，或能对遥远的时代增加一份了解之同情。最后以大事年表的形式，简要列出文罗气的一生，作为本文的结束：

 

471年（约），文罗气（简称文）生于鲁阳，献文帝禅位孝文帝。

473年4月，父文稚清卒。

500年，文30岁，夫雷亥郎任鲁阳郡中正，充向导，鸦左信服。

502-503年，文32-33岁，夫雷亥郎卷入蛮乱，文与儿暄坠入宫禁（洛阳）。

504-508年间某年，文34-38岁，再嫁，夫姓刘。

520-525年，正光之世，文50-55岁，女刘桂华被聘孝明帝淑仪。

539年，文69岁，弟尝食典御翘卒于邺城。

541年（约），文卒于邺城，终年71岁。

547年，葬于邺城西豹寺之南。

 

附录：   

一、《文罗气墓志》录文

魏故长秋雷氏文夫人墓志铭记/

夫人姓文，字罗气，南阳人也。其先盘护之苗裔，曾祖/钦，晋司徒公。祖虎龙，魏太武皇帝太延三年秋七月，/帝以龙承勋望胄，文武超群，诏除冠军将军、梁城镇/将、鲁阳侯。真君五年春三月，帝以龙镇捍有方，威名/肃振，诏迁洛州刺史，在任薨俎。嘉其诚绩，谥粤恭公。父稚清，献文皇帝延兴三年夏四月不幸早终。夫人/望斑乡鼎，贞节昭著，礼从降适雷亥郎为妻，时郎太和廿四年鲁阳太守石公辟为中正，令充乡道，鸦左/信服，远近祗肃。世宗宣武皇帝景明之季，因乡人逆/乱，横染徒党，文唯与儿魏伏波将军、薗池丞暄，携抱/孤遗，俱坠宫禁。女刘贵华挺胄谯国，窈窕美称，正光/之世，孝明皇帝聘为淑仪。嫔敬上抚下，光扬椒闺，不/幸花叶早落。文弟翘，圣世尝食典御，遇病殒丧，元象/二年九月从龙骧将军，诏赠广州刺史。文春秋七十/有一，殒于邺都德宫里。大魏武定五年岁次丁卯二/月戊辰朔十七日甲申，窆于邺城西豹寺之南公田/之际。龙轜将引，方相启途，亲朋痛切，号感行云。见者/流泪，闻者酸心，送尸而往，迎神而来。呜呼窀穸，恒夜/□□，其词曰：○墓门一闭，地户永关，深灯絶灭，有去不还。

 

二、《问度墓志》录文

故中常侍、中尝食典御问度，字延度，广州鲁阳石台人也。导/源江汉，分㟧嵩华，盖周姬之苗胄。汉骠骑大将军、散骑常侍、/使持节、司豫二州刺史、汝南公敞之后。汉昭帝使持节、前军/将军、兖州刺史、源阳侯彻之玄孙。曾祖定能，魏天兴年中，瀼/沔搔扰，扇连中夏，祖率领乡酋以安静之，私厌世荣，保壁自/固，潜居不仕。高祖盛兴，真君年中，鲁阳之民险如难御，祖乃/乘彼轩輏，秉兹耄节，亟陈成败，押如伏之。祖虎龙，正平年中，/以祖英略有闻，文成皇帝召赴平城都。帝问左俗之事，答诏/有能。上甚嘉辩，尔可心膂驱使，戎威若举，委以前驱。释褐直/合将军。祖勤恭帝侧，除龙骧将军、雍州刺史。后除冠军将军、/梁城镇将、鲁阳侯，在任身丧。帝思忠节，赠使持、洛州刺史，谥/曰恭侯。父猛，除大都督李崇下千人军主。蠢尔蛮荆，大邦之/雠，恐更充斥，合乡拥移晋阳。景明年初，伯父石他思恋乡廛，/率领移徒，安尔还乡为国，以无旨放，拟比逆节，没为官人。小/心敬公，永熙年中，释褐为黄门丞。兴和年末，为慕容献牒为/中兵参军。武定年中，献武皇帝召为郎中令，帝嘉劳止。天保/年中，除中甞食典御，在公勤恪。皇建元年，除中常侍，仍典御。/而六龙难顿，再中无感，春秋六十四，大宁元年十二月廿七/日，卒于晋阳。帝念勤劳，长随物化，其年闰月十七日诏曰：故/中常侍、中尝食典御问度，历侍四帝，恭有闻，不幸早丧，朕甚/悼惜。可除冠军将军、赠假节、督东徐州诸军事、东徐州刺史。/□蹈履忠贞，干橹仁义，弘远之量，发自□年，慷慨之心，笃于/壮岁。冀穷遐䄒，毕一生之意气，有志无□，奈何命也。

 

三、《文罗气墓志》与《问度墓志》记载的文虎龙家族世系图

                           

原文发表于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5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①]錄文和拓片見葉煒、劉秀峰主編：《墨香閣藏北朝墓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68-69頁。文羅氣墓誌的拓片圖版和簡體字未標點錄文，此前已刊布於賈振林編：《文化安豐》，大象出版社，2011年，第200-201頁。後者有幾處錯誤，本文的錄文以《墨香閣藏北朝墓誌》為準。

[②]至於墓誌中說“曾祖欽，晋司徒公”，顯然是拙劣的攀附。文欽是曹魏揚州刺史，曾起兵反司馬氏，未入晋而死，不可能是“晋司徒公”。其年代與文虎龍也相差了200年，怎麽可能中間只隔一代？

[③]《宋書》卷九七《蠻傳》，第2396頁。

[④]《魏書》卷一〇一《蠻傳》，第2245頁。

[⑤]此地區的蠻人是內部發展出這一祖先信仰，抑或是從“權威知識”中輸入的這一觀念，這方墓誌並不能給我們答案，權威知識與民間觀念之間的互相轉化仍是一個有待深入探討的問題。另外，關於范曄《後漢書》、干寶《晉紀》以及沈約《宋書》在蠻人支系與地域關聯上的矛盾，以及由此反映出的華夏史家對蠻人進行種姓分類時的主觀性，可參看胡鴻：《中古前期有關異族的知識建構——正史異族傳的基礎性研究》，載徐沖主編：《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國中古史青年學者聯誼會會刊》第四卷，中華書局，2014年，第37-41頁。

[⑥]錄文和拓片見葉煒、劉秀峰主編：《墨香閣藏北朝墓誌》，第248-249頁。这两方墓誌的关联，最初曾蒙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廖基添博士教示，特此致谢！

[⑦]參看山西省博物館、汾陽縣博物館：《山西汾陽北關隋梅淵墓誌清理簡報》，《文物》1992年第10期，第23-27頁。錄文收入羅新、葉煒《新出魏晋南北朝墓誌疏證》，中華書局，2005年，第445-446頁。

[⑧]兩方墓誌在文虎龍之前的祖先譜系完全不同，《文羅氣墓誌》攀附文欽為曾祖，已見前注；《問度墓誌》的遠祖譜系虛構色彩更加明顯，官職、人名、時代都顯示出隨意編造的痕跡，讀者可自行鑒別。兩誌祖父以下的內容，較為可靠。

[⑨]《魏書》卷5《高宗紀》，第116頁。

[⑩]《北史》卷95《蠻傳》，第3149頁。

[⑪]魏太武帝在430年曾說，“我生頭髮未燥，便聞河南是我家地。”（《宋書》卷95《索虜傳》，第2331頁）此說雖不屬實，但很好表現了當時北魏牢固控制洛陽一帶的信心。

[⑫]《左傳·僖公二十二年》：“秋，秦、晋遷陸渾之戎於伊川。”（《十三經註疏》（清嘉慶刊本），阮元校刻，中華書局影印，2009年，第3936頁）學者多依杜注，以爲陸渾之戎原在瓜州，即允姓之戎，爲秦晋强迫遷徙到伊川。參看顧頡剛：《史林雜識初編》“瓜州”條，中華書局，1963年，第46-47頁。

[⑬]《魏書》卷31《于栗磾傳》云：“洛陽雖歷代所都，久爲邊裔，城闕蕭條，野無烟火”（第736頁），這是422年北魏初得洛陽時的狀態。

[⑭]參看陳金鳳：《魏晉南北朝中間地帶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

[⑮]關於“蠻”的較新研究，參看魯西奇：《釋“蠻”》，原載《文史》2008年第3輯，收入同作者：《人群·聚落·地域社會：中古南方史地初探》，厦門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23-56頁。羅新：《王化與山險：中古早期南方諸蠻歷史命運之概觀》，《歷史研究》2009年第2期，第4-20頁。胡鴻：《六朝時期的華夏網絡與山地族群》，《歷史研究》2016年第5期，第19-38頁。

[⑯]《魏書》卷101《蠻傳》，第2246頁。

[⑰]《魏書》卷101中《地形志中》廣州魯陽郡條，第2544頁。

[⑱]宣武帝時期，酈道元試守魯陽郡請立學校，詔答曰：“魯陽本以蠻人，不立大學”（《北史》卷27《酈道元傳》，第995頁）。“本以蠻人”一句頗可說明魯陽郡的真實來歷。

[⑲]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卷31“滍水”條、“淯水”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586-2587頁，又第2594-2595頁。

[⑳]關於魯陽關和三鴉路，參看徐少華：《<水經注>所載魯陽關水及相關地理考述》，《歷史地理》第25輯，2011年，第29-37頁。王懷周：《伏牛山交通隘道三鴉路的歷史地位》，《南都學壇（人文社會科學學報）》，2012年第6期，第139-140頁。

[21]《文選》卷29《雜詩上》張景陽《雜擬十首》，中華書局影印胡刻本，2005年，第421頁。《水經注·淯水》僅引前二句。

[22]太和二十三年孝文帝第二次南征南陽，《魏書·高祖紀下》記曰“三月庚辰，車駕南伐。癸未，次梁城”（185頁），正是取道梁城向魯陽之路，洛陽至梁城大軍行進需要三天，行程約50公里。

[23]《魏書》卷106中《地形志中》：“洛州，太宗置，太和十七年改爲司州，天平初復。”（第2547頁）而上洛置洛州是在太和十八年以後。（《魏書》卷106下《地形志下》，第2632頁）

[24]《魏書》卷3《太宗紀》，第63頁。

[25]《魏書》卷4上《世祖紀上》，第89頁。緊接著，太延五年三月丁卯，“詔衛大將軍、樂安王範遣雍州刺史葛那取上洛，劉義隆上洛太守鐔長生弃郡走。”（同上，第89頁）可見泉蕇的歸附帶來了上洛地區的形勢變化。

[26]《隋書》卷30《地理志中》豫州條：“上洛、弘農，本與三輔同俗。自漢高發巴、蜀之人，定三秦，遷巴之渠率七姓，居於商、洛之地，由是風俗不改其壤。其人自巴來者，風俗猶同巴郡。淅陽、淯陽，亦頗同其俗云。”（第843頁）

[27]嚴格來說，延興是孝文帝的第一個年號。此時獻文帝雖已禪位成爲太上皇，仍是實際上的最高統治者。此處“獻文皇帝延興三年”或反映了北朝後期民間對禪位事件的一種認識。

[28]《魏書》卷7下《高祖紀下》，第172頁。

[29]《水經注疏》卷31“滍水”條，第2580頁。

[30]《資治通鑒》卷138齊武帝永明十一年五月條云：襄陽蠻酋雷婆思等帥戶千餘求內徙於魏，魏人處之沔北。（第4329頁）

[31]《魏書》卷7下《高祖紀下》，第171頁。

[32]《魏書》卷7下《高祖紀下》，第175頁。

[33]呂思勉：《兩晋南北朝史》第11章：“既欲遷都京洛，則宛、鄧、義陽皆迫近畿甸，其形勢迥非立國平城時比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465頁）。

[34]《魏書》卷45《韋珍傳》，第1014頁。

[35]《魏書》卷7下《高祖紀下》，第183頁。

[36]《魏書》卷101《蠻傳》，第2246頁。

[37]《魏書》卷101《蠻傳》，第2246頁。

[38]著名酷吏酈道元即曾任魯陽太守和東荆州刺史，他在魯陽建立學校，實施教化，“山蠻伏其威名，不敢爲寇”。延昌年間他在東荊州威猛爲政，導致“蠻人詣闕訟其刻峻”。（《北史》卷27《酈道元傳》，第995頁）

[39]《魏書》卷101《蠻傳》，第2246頁。

[40]《魏書》卷66《李崇傳》，第1467頁。

[41]《魏書》卷101《蠻傳》，第2247頁。將荆郢地區不服管教的蠻人移往六鎮，似是北魏後期一個流行的方略，爾朱榮也曾豪言：“出魯陽，曆三荆，悉擁生蠻北填六鎮”。（《魏書》卷74《爾朱榮傳》，第1653頁）魏末活躍的樊子鵠，“其先荆州蠻酋，被遷於代”（《魏書》卷80《樊子鵠傳》，第1777頁），便是一例。本文前面提到的隋代《梅淵墓誌》，其祖父梅遜就是在此背景下被强制遷徙到汾河上游的。

[42]雷亥郎被定的罪名和具體適用的刑律，都難以確知了。《隋書》卷25《刑法志》載梁武帝時《梁律》有：“其謀反、降叛、大逆已上皆斬。父子同産男，無少長，皆弃市。母妻姊妹及應從坐弃市者，妻子女妾同補奚官爲奴婢。資財沒官。”（第699頁）。北齊天保中，崔季舒被懷疑謀反，被徙北邊，“妻女子婦配奚官，小男下蠶室，沒入資産。”（《北齊書》卷39《崔季舒傳》，第513頁）這兩例可以參考。

[43]《魏書》卷4《世祖紀上》，第84頁。

[44]《魏書》卷7上《孝文帝紀上》，第145頁。

[45]《魏書》卷38《王寶興傳》，第877頁。

[46]《北齊書》卷37《魏收傳》，第490頁。

[47]《晋書》卷25《輿服志》，第774頁。

[48]《魏書》卷13《皇后傳》，第321頁。

[49]《魏書》卷13《皇后傳》，第340頁。

[50]岑仲勉：《元和姓纂（附四校記）》卷五，中華書局，1994年，第694頁。

[51]《魏書》卷94《閹官·劉騰傳》，第2027頁。

[52]《魏書》卷94《閹官·劉騰傳》，第2028頁。

[53]史書中記載了劉騰的養子，“所養二子，爲郡守、尚書郎”。（《魏書》卷94《閹官·劉騰傳》，第2027頁）

[54]《魏書》卷13《皇后傳》，第340頁。

[55]《北齊書》卷2《神武帝紀下》，第18頁。

[56]《魏書》卷93《恩幸·侯剛傳》，第2004-2006頁。

[57]文羅氣墓誌共20行，滿行20字，志石長寬皆爲37厘米。問度墓誌共23行，滿行23字，志石邊長爲46厘米。

[58]《隋書》卷27《百官志中》，第757頁。志中所記是北齊制度，但“北齊制度，多循後魏”（同卷，第751頁），亦可認爲是魏末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