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展览 | 丝绸之路与北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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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05日-12月30日，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文研院）将在文研院地下展厅举办“丝路研究与北大人”展览。本次展览将通过图文介绍和实物陈列，来系统展示北大百年丝绸之路研究在人文学科领域所取得的辉煌成果，增进观者对丝路研究与北大人的了解。在此期间，文研院还将举办“丝路研究与北大人：回顾与展望”论坛。
为配合即将开幕的展览，特此推送荣新江教授纪念向达先生的文章《惊沙撼大漠——向达的敦煌考察及其学术意义》，以飨读者。
本文原刊于《敦煌吐鲁番研究》第7卷，中华书局，2004年，99—127页。限于篇幅，分考察和成果两部分刊发。此为后半部分。
文 | 荣新江
北大历史学系、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向达先生
三、向达两次敦煌考察的学术研究成果
归纳起来，向达的两次敦煌之行，主要成果包括如下三部分：1.《瓜沙谈往》、2.《敦煌余录》、3. 文物收集与考古调查。以下分别介绍。
1．《瓜沙谈往》
1955年，向达在编辑自己的论文集《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时，在《西征小记》一文前写了一条补记：“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两次到敦煌。回来以后，打算根据所看到的材料，写一本《瓜沙谈往》小册子，内中包括：一、《两关考》，二、《莫高、榆林两窟杂考》，三、《罗叔言〈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四、《瓜沙曹氏史事攈逸》，一共四篇。前三篇都写好了，只第四篇始终未有成稿。此次重印，因将一九四三年所写《西征小记》作为《瓜沙谈往》第一篇，而将《瓜沙谈往》的总题移在每篇篇名之下，作为小题。”[57]显然，向达把这四篇文章，看作是他两次敦煌之行的主要成果，因此放在《瓜沙谈往》的总题下，收入论文集。
《西征小记》是简要记述其考察经过的文字，包括对河西走廊古代遗址和遗留敦煌当地的敦煌写本的调查简记，由于在敦煌时间较长，所以分别叙述两关遗址，敦煌附近之古城与古墓，西千佛洞、莫高窟与榆林窟，在敦煌所见到之敦煌写经，其有关当地所存敦煌写本的记录，今天看来仍十分珍贵。此文系1943年1月16—21日写于莫高窟，以应中央研究院月报之约，后不知何故没有发表。1944年9月又在莫高窟重写一过。1950年春，交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表，内容未加修改，以保持数据的原始性[58]。
《两关杂考》一文首先通过实地考察，结合汉简、敦煌文书以及史籍的记载，确定沙畹、王国维考证汉代玉门关在小方盘城的结论，同时反驳两位关于太初二年之前玉门关在敦煌东面的看法，并进而研究了玉门关在汉唐间的迁徙时间和位置。本文初稿完成于1944年2月，3月修订，以方回笔名，发表在《真理杂志》上，题曰《玉门关阳关杂考》[59]。1945年3月改订，后收入论文集[60]。向达的初稿发表后，方诗铭先生发表《玉门位置辨》，有所驳难[61]。夏鼐遂撰《太初二年以前的玉门关位置考》，替向达做答[62]。
《莫高榆林二窟杂考》主要内容共三节，即《武周李君修佛龛记中之东阳王事迹考》、《榆林窟小记》、《敦煌佛教艺术与西域之关系》，特别是最后一节，作者讨论了画壁制度、粉本比例及其它、天竺传来之凹凸画法、绘画中之空间观念、曹氏归义军的画院，涉及到敦煌石窟、壁画研究的许多重要方面[63]，是用科学的考古与文献相结合的方法研究敦煌石窟的开拓性论文，为以后的敦煌石窟、壁画研究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虽然敦煌学界有不少学者比较强调中原文化的影响，但向达在文中指出的种种问题，近年来越来越多地被学者们所重视，有的已经取得相当丰硕的成果，有的仍然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罗叔言〈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一文，根据考察所校录的敦煌石窟供养人题记和在国内外新见的敦煌文书数据，对罗振玉的《补唐书张议潮传》做了极其重要的订正和补充，是归义军史研究的重要阶段性成果[64]。
遗憾的是，本欲作为《瓜沙谈往》组成部分的《瓜沙曹氏史事攈逸》，最终未能完稿。
2．《敦煌余录》
向达两次在敦煌期间，细心访查，得以看到任子宜等当地文人家中秘藏的敦煌写本，其中如《毛诗郑氏笺》、《逆刺占》、《文选》、《寿昌县地境》、《唐代地志》、《占云气书》、《三界寺经录》、《定是非论》、《坛语》、《坛经》等，都是十分重要的典籍，有些还是迄今所知敦煌卷子中的孤本。向达利用第一次在敦煌的冬季和第二次在敦煌的夏季，趁考察洞窟或发掘古墓的间隙，把借到的卷子中有价值的写本全部抄录下来，有的后来又用伦敦、巴黎所藏同一文献的其它抄本做了校勘，如《坛经》等禅宗典籍；有的写有跋语，略加考证；只有一篇文献的研究成果整理成文，即《记敦煌石室出晋天福十年写本〈寿昌县地境〉》[65]。这篇《地境》首尾完整，专记沙州寿昌县的地理，因为唐高宗上元年间以后，寿昌县管辖范围远至西域的鄯善和且末，也就是今天的罗布泊和且末地区，所以这份保存完整的数据不仅可以补伦敦藏《沙州图经》卷五残本寿昌县部分的缺失部分，而且对于研究唐代西域史地也是十分珍贵的参考文献。此外，向达在《西征小记》中对其中一些写本做了简要介绍。
《西征小记》中还提到，向达曾把所抄录的敦煌文献辑成《敦煌余录》一书。1948年北大校庆期间，曾经作为“敦煌考古工作展览”的陈列品之一展出，然未见刊行。幸运的是，这部书稿经过“反右”和“文革”，居然保存下来。《敦煌余录》稿本计两册，一册封面题“敦煌余录”，下小字题“佛陀耶舍手写”（佛陀耶舍为向达之号），右列“残道经”至“三界寺经录”目录。又一册封面题“敦煌所出禅宗史料四种·敦煌余录之二”，右书“一九四四年觉明居士写于敦煌莫高窟，一九六二年重装于北京”，此为后加封皮，其内封题“敦煌余录”，右题“禅宗史料四种”，下有具体篇目：《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南阳和上顿教解脱禅门直了性坛语》、《南宗顿教最上大乘坛经》、《神秀门人净觉注金刚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以下按原书顺序逐篇介绍向达所抄文献的内容，并标点移录他所写的跋文，最后提示笔者调查到的该写本现藏单位、刊布、研究情况。
（1）《残道经·上元金录简文真仙品》
本篇向达仅有录文，未做题跋。按，此卷首尾俱残，每一段落都以“上元金录简文真仙品”起首。就目前所知，敦煌卷子中像这样的书写格式的道经，有P.3148、P.3663、Dx.158三件，俱见大渊忍尔《敦煌道经·目录篇》33－34页；P.3148图版见《图录篇》38－39页；P.3643见《图录篇》40－41页；Dx.158见《图录篇》42页，大渊忍尔将它们拟名为《太上洞玄灵宝金录简文三元威仪自然真经》，三元即上、中、下三元，而已知的这三件都是以“下元黄录简文灵仙品”作为段落的开首，表明是《三元威仪自然真经》的“下元品”。《道藏》中有《中元玉箓简文》，是讲中元黄箓简文的。向达所录此卷应该正是专讲上元金录简文的，属于《三元威仪自然真经》的一部分，故可拟名为《太上洞玄灵宝三元威仪自然真经·上元金录简文真仙品》。此书系《道藏》未收的古灵宝经之一，P.2256《灵宝经目》有著录[66]。迄今为止，笔者已经落实了大部分向达抄本的目前收藏单位，唯有此件和《寿昌县地境》尚不知所在，甚盼方家赐教。
（2）《采华违王上佛授决号妙华经》
向达抄本后有小字题跋曰：“敦煌所出武后时书《采华违王上佛授决号妙华经》一卷，存五十一行，首尾完具，原本黄纸，长一〇六·五公分，高二五·八公分。不知藏敦煌谁氏，卅二年一月十日，在莫高窟从张大千氏假来录副，抄写既毕，因记之云尔。佛陀耶舍。”此卷现归敦煌研究院收藏，编号敦研340，首题及首行文字已较向达录文时略残，现已印入《甘肃藏敦煌文献》第2卷97—98页，《叙录》据武周新字定为武周时写经，并指出文字见于《大正藏》第14卷，778页中—779页上。
（3）《龙种上尊王佛印法经》
本篇向达仅有录文，未做题跋。此卷现归敦煌研究院收藏，编号敦研附382，文字与向达抄录时完全相同，唯向达用另外一纸绘制写本中间上方的手印，抄本此处留了空白。原卷已印入《甘肃藏敦煌文献》第2卷227—228页，《叙录》定为晚唐、五代写本，而元代至正十五年（1355）题记系后来用纸粘连上去的，并指出写本所抄佛经不见于历代藏经。按，此卷题记为后来粘上，时间应在元代，故此当为莫高窟北区出土物。
（4）《逆刺占》
此卷文字颇长，向达录文首尾完整，凡遇朱笔处，则用朱笔或朱墨合写，后有小字跋文：“敦煌所出五代天复二年翟奉达写本《逆刺占》一卷，卅一年十二月廿九日录讫。佛陀耶舍谨记于敦煌莫高窟，时在零下八度。”此卷现归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编号为新836， 1988年和1992年两次北京敦煌学术讨论会期间均曾展览。本卷首题“逆刺占一卷”，尾有翟再温题记，相当完整，前有目录，内容是有关逆刺占的杂抄[67]。
（5）《大历序》及《历法立成》
这两项内容，《大历序》粘在《逆刺占》卷首，其背面则与《毛诗》在同一面。向达分别录文，置于《逆刺占》和《毛诗》钞本中间。邓文宽曾撰《重新面世的敦煌写本〈大历序〉》，据展览时所见内容，略有考订[68]。
（6）《毛诗文王之什诂训传》第廿三卷十六《郑氏笺》
此卷即《逆刺占》的另一面，实为写卷的正面。向达录文后有小字跋：“敦煌所出唐人写本《毛诗文王之什诂训传》第廿三，凡一卷。卅一年十二月卅日录讫。佛陀耶舍谨记于敦煌莫高窟，时零下八度。”此卷正背面中间部分都缺失一段文字的上部。
关于此卷，向达随后用另纸大字写题记曰：
右唐人写《诗毛氏文王之什诂训传》第廿三卷十六郑氏笺残卷，存一二二行，又五代天复二年翟奉达写本《逆刺占》一卷，存二九六行，首尾完具，中略损十余行，两者分书于卷子两面。首另粘残纸一方，略同书衣，两面书《天成三年具注历序》及《历法立成》，率残缺不全。原卷白纸，全长四四一·七公分，高（原缺二字）公分，不知藏敦煌谁氏。卅一年十二月廿六日在张大千处见之，廿八日承张君假归录副，十二月下旬以来，此间常在摄氏零下七八度，笔墨俱冻，几不能书。室内燃木柴，则烟雾迷漫，写此时往往泪随笔下，概不之顾。穷两日半之力，仅乃蒇事，如释重负。自来敦煌，寓居山寺，倏将三月，鸣沙似雪，边月如霜，岁莫大寒，弥增凄楚。今竟获此，以送残年，既慰边关羁旅之思，复有贫子暴富之乐，故记之云尔。
又，案《旧唐书·经籍志》著录《逆刺占》三卷，题京房撰，与此当是一书，分卷不同，疑是写官随意并合，不足异也。此书文辞俚俗，又时杂象教话语，断非汉人著述，当属唐代术士所作，以其中涉及京房，修《旧书》者不察，遂题为京房所撰耳，不足为据也。《诗毛氏诂训传》廿卷，唐以后即已佚失，敦煌石室藏书出，遂重显于世，往在英京，曾睹数卷，俱留影片；法京所藏，有三（王重民）亦为著录；今兹所见，当又出于英法藏本之外，弥可珍贵。惜未能摄影，仅克录一副本，至于两书原本误字复句，有如黄茅白苇，弥望皆是，今悉仍其旧，不加勘定，藉存其真。卅一年十二月岁尽日，觉明居士谨识于敦煌莫高窟。
又，敦煌任子宜告予，此卷藏敦煌邓秀峰处，张大千谓邓氏索价一万元，亦可谓破纪录矣。卅二年三月四日，觉明补记。
三十三年五月重至敦煌，闻罗寄梅言此卷邓氏已售诸青海韩辅臣矣。韩氏合所得他残卷，粘裱为一长卷，《逆刺占》亦为粘没，一劫也。九月十五日晨，觉明补记于鸣沙山下。
由此题记，我们不难看出向达抄得此卷的艰辛和喜悦。惜此重要写卷迄今尚未影印刊布。
（7）《文选·运命论》
本卷首尾俱残，起“之而弗为乎”句，讫“则善恶书乎史策，毁誉”句，存22行文字。向达抄本后小字跋曰：“敦煌任子宜藏石室所出唐人书残页，疑是《论衡》（后涂去，改作《文选》）残篇。卅二年二月廿三日晨写毕，因记之，佛陀耶舍。”可见，在莫高窟无书可按的情况下，向达初疑为《论衡》，后改作《文选》。此卷解放后归敦煌文物研究所（今敦煌研究院）收藏，编号敦研356。宿白先生曾将其照片交王重民先生考证，1974年4月1日，王重民撰《敦煌本文选残卷跋》，推测其与P.2645《文选·运命论》为同一写卷，但因为当时没有钞本和照片在手边而未能确定[69]。1983年，李永宁先生撰《本所藏〈文选·运命论〉残卷介绍》，在王重民先生的提示下，确定此卷是接在P.2645后的残篇，可以直接缀合，并刊出原卷照片[70]。此卷现收入《甘肃藏敦煌文献》第2卷147页，与向达过录时无异。最近，徐俊发现P.2645+敦研356李萧远《运命论》和国家图书馆藏新1543陆士衡《辩亡论》、中国历史博物馆藏陆士衡《五等论》，都是同一人所抄，后两件原为文物商方雨楼所有[71]。
（8）《寿昌县地境》
此篇向达一共录有三份，一份装订在《敦煌余录》册中，书写工整，后有小字跋文：“五代人写《寿昌县地境》，闻藏敦煌祁某处，原本未见到，兹据窦君萃五幼子钞本过录，行款以及讹误之处，一仍钞本之旧，不予改定。窦君于二月十四日逝世，可惜也。卅二年三月四日，佛陀耶舍谨记于莫高窟。”另外册中夹有一较宽的方幅宣纸，其上亦录《寿昌县地境》，文字与册中装订者基本相同，只是字迹略为草率，估计为册中所录的底稿。此本即向达据以撰写《记敦煌石室出晋天福十年写本〈寿昌县地境〉》的底本，文字基本相同。向达在文章中提到“仅从窦萃五、吕少卿两先生处得见钞本，据以录副”[72]，可是从向达册中的跋文看，他写文章时只利用了从窦萃五处过录的本子，而没有利用吕少卿钞本。《敦煌余录》中夹有另一张宣纸，其上也抄录一份《寿昌县地境》，文字与李正宇先生发表的吕少卿编《重修敦煌县志》（未刊钞本）内的录文相同[73]，而且后面有跋云：“此《地境》一页，出自千佛洞藏经石室，前高级学校校长祁子厚先生所藏。其中山川地名多不可考，故录之以俟考。”文字与吕少卿钞本后的跋文略同，惟少“文义亦不甚通妥”[74]。值得注意的是，此钞本上修订处和纸缝处，均钤小型椭圆章，文字不可识，卷末有铅笔字迹“抄寿昌废县后”，整卷上有毛笔打的两个叉，表明这个钞本已经作废。从全卷的处理情况看，这个钞本原本可能就是吕少卿（吕锺）编《重修敦煌县志》的底稿[75]，吕氏过录于《县志》“寿昌废县”条后，把原稿送给向达。向达《记〈寿昌县地境〉》文前言题“三十二年九月十二日向达谨记于敦煌鸣沙山下”，其时向达不在敦煌，“三十二年”或为“三十三年”之误。文中虽然提到吕少卿钞本，但未及合校，因此吕氏钞本的一些优点也未能吸收。
此后，因为吕少卿钞本一直未能面世，向达钞本成为学者们唯一取材的对象。森鹿三有专论[76]，唐耕耦《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77]、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78]、王仲荦《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79]，均有录文，所据都是向达录文。1993年，李正宇始将吕少卿钞本公布，并撰文介绍其价值[80]。以后又在《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中，汇校吕、向两钞本，并有详细笺证[81]。遗憾的是，此卷原本目前仍不知所在。
（9）《唐代地志》
此写本首尾残，存160行，记有陇右、关内、河东、淮南、岭南五道138州府的简要情况，包括州府等第、名称、距两京里程、土贡、公廨本钱数、所属县名等第、县管乡数、公廨本钱数，有朱笔校勘、增订文字，格式谨严。向达据原卷抄录，朱笔处则用朱墨重复抄写，钞本天头有向达用《新唐书·地理志》做的考释文字数十条，册中还夹有《新唐书·食货志》关于公廨本钱记载一条。向达在《西征小记》中略有考订，正确地指出其性质为《地志》，抄写年代在天宝初[82]。
解放后，该写本为敦煌县（今改为市）博物馆收藏，编号敦博076。1979年10月，《中国文物》第1期刊出全卷的黑白照片。1982年，吴震、马世长分别发表其录文和校注成果[83]，以后校录者还有数家，但均未出吴、马二氏的范围。笔者对比贾耽《贞元十道录》的体例，考虑到本书不分卷，实用性强，随时改订等特征，判断其为官府所编“十道录”类的著作。又据其所记州县名称的改易情况，确定是天宝初编成，因此可以称之为“天宝十道录”[84]。现影印本收入《甘肃藏敦煌文献》第6卷224—227页。
（10）《占云气书》
《唐代地志》的背面，前为《紫微宫星图》，大概因为较难绘制而为向达缺录。后为《占云气书》一卷，向达全录，并照原样、原色描绘云图。向达未写跋文，最后一纸背有铅笔“26/IV/32钞毕”字样，表明是1943年4月26日抄完。又在《西征小记》中，略做提要。1943年向达回到李庄时，曾将此钞本借给史语所陈盘先生，陈盘命书记员李君抄录一份，后撰《影钞敦煌写本占云气书残卷解题》（古谶纬书录解题附录三），考释此书系行军候望云气以占吉凶进退之事，为历代书目所未见著录，文后影印李君抄本七叶，不全，持与向达录本对照，略有失真[85]。
此卷现编号敦博076VB，马世长有《敦煌县博物馆藏星图、占云气书残卷》文[86]。详细研究参见何丙郁、何冠彪《敦煌残卷占云气残卷》一书[87]。图版现影印于《甘肃藏敦煌文献》第6卷228—231页。
（11）《三界寺经录》
向达钞本后有数段小字跋文，主要考证相关的道真材料：
卅二年三月廿七日在敦煌，假任君子宜藏石室本录副。原本长三六四公分，高二五·三公分，书法甚劣，首有残缺。卅四年在李庄，翻检《雪堂丛刊》中《日本橘氏敦煌将来藏经目录》，末有《见一切入藏经目录》，中亦有长兴五年三界寺比丘道真等字，或者此卷裂为二段，一归任君，一为橘瑞超氏将去，亦未可知也。北平图书馆藏服字三十号石室卷子纸背，有《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三，界道真受持题记。此道真与写《目录》之道真当为一人。卅四年二月十三日，觉明居士记于李庄寓庐，是日为乙酉元旦。
北平图书馆藏余字十八号有比丘道真受持题记；奈字八十八号一面有沙门道真修此经，年十九，俗姓张氏题记；背面有三界寺道真念题记。道真亦三界寺僧，不知与道真为一人否也。
咸字七十五号《佛说阎罗王授记劝修七斋功德经》尾，有比丘道真受持。
在《西征小记》中，向达抄录了卷中道真的题记。上面的跋文表明向达此后一直在汇集有关道真的材料。此卷后归敦煌文物研究所收藏，编号敦研345，现影印于《甘肃藏敦煌文献》第2卷108—112页，施萍婷《叙录》说明了此卷与国图329号、S.3624的关系，详细研究，见其《三界寺·道真·敦煌藏经》一文[88]。
（12）《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
以下禅宗文献原为一个册子本，计93叶，一叶二页，每页六行，有界栏，每行22至26字，字体工整。前面约缺九页，尾缺一页，基本完整，向达依原书次序录文。在《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钞本后，有小字跋文：“敦煌任君子宜所藏石室本禅宗史料四种，去岁曾录副本，今春过江津，宿内学院，吕秋逸先生将副本索去。五月重至敦煌，因谋重写一部。任君慨以原本相假。八月至莫高窟，五日始写《定是非论》，今日写了，因记之，卅三年八月八日，佛陀耶舍谨记。”
《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和《南阳和上顿教解脱禅门直了性坛语》，是记录神会和尚言行的重要典籍，早已不传。1926年，胡适在巴黎国立图书馆发现《神会语录》和《定是非论》（P.3047、P.3488），又在伦敦英国博物馆发现《顿悟无生般若颂》（即《显宗记》），于1930年校订出版《神会和尚遗集》。 向达在其录文本第一叶天头，有如下题记：“《神会和尚遗集》收Pelliot 3047号《南宗定是非论》残卷，存卷首至‘所以简诠如’，以下阙，恰可以补此卷之不足。又所收P.3488号残卷，亦是《定是非论》，具见此本中。胡氏虽命名为‘神会语录’，仍疑其为《定是非论》。今以此本证之，胡说是也。”以下天头有几处与巴黎本异同的说明，并在行间用朱笔校写异同文字。
四十年代末，谢和耐找到P.2045号写本，据以校定《神会和尚遗集》中《定是非论》部分[89]。1958年，胡适发表《新校定的敦煌写本神会和尚遗著两种》，又据P.2045、P.3047、P.3488，校录出完本《定是非论》[90]。唯其时胡适未能见到任子宜本（现敦煌市博物馆本），所录仍不完备。1996年，杨曾文汇集包括敦博本在内的诸本，重录为《神会和尚禅话录》[91]，是目前最方便使用的本子。
（13）《南阳和上顿教解脱禅门直了性坛语》
此篇首尾完具，后附录《南宗定邪正五更转》。向达钞本后有跋：“《南阳和上顿教解脱禅门直了性坛语》，八日始写，九日写了。卅三年八月九日，觉明居士记于敦煌莫高窟。”钞本上没有校记。
1930年胡适出版《神会和尚遗集》后，铃木大拙找到北图藏寒字81号《坛语》写本，影印、校录在1935—1936年所编印的《敦煌出土少室逸书》和《校刊少室逸书及解说》中。1958年，胡适发表《新校定的敦煌写本神会和尚遗著两种》，用P.2045和寒字81号校录出《坛语》，亦不知有任子宜本。目前最方便的本子是杨曾文《神会和尚禅话录》。
（14）《南宗顿教最上大乘坛经一卷》
此篇也是首尾完整，向达钞本后跋云：“《六祖坛经》一卷，八月九日午后始写，十二日晨写了。此数日甚热，室内常在华氏八九十度之间，卅三年八月十二日，觉明记于莫高窟。”
按《坛经》敦煌共有五件钞本，其中S.5475的录文早就发表在1928年出版的《大正藏》第48卷；图版收入1930年出版的《鸣沙余韵》，广为学界所知。但这个本子俗、讹字满纸，远不如任子宜本。向达在其录文的后面，又用朱笔写一跋文：“《大正藏》第四十八卷亦收此经，所据为伦敦大英博物馆藏敦煌石室本。兹取《大正藏》本与此对勘一过，其有异同，朱书于旁，日本人校语，间采一二，记于书眉。今日勘一遍。卅四年（1945）二月一日，觉明居士谨记于四川李庄寓庐。”异同文字，写在钞本行间，校语则用墨笔写在天头。
《坛经》其它钞本，一是原藏旅顺博物馆的大谷探险队所得本，著录于叶恭绰编《旅顺关东厅博物馆所存敦煌出土之佛教经典》[92]，可惜此本后来佚失，现不知所在，只有首尾页的照片可在龙谷大学图书馆看到。二是国家图书馆藏冈字48（现编号8024），著录于陈垣编《敦煌劫余录》[93]，但未能引起广泛注意。直到1991年，田中良昭撰《敦煌本六祖坛经诸本之研究——特别介绍新出之北京本》，纔揭示出此残本的价值[94]。三是近年在国家图书馆找到的有字79号残片。综合五种敦煌钞本《坛经》，无疑以任子宜本最佳。1993年，杨曾文出版整理敦博本的结果——《敦煌新本〈六祖坛经〉》[95]。1997年，周绍良出版《敦煌写本坛经原本》，影印五种钞本，并以敦博本为底本，做了校录[96]。
（15）《般若波罗密多心经》
此本大字正文，双行小注。向达钞本后跋云：“神秀门人净觉注金刚般若蜜多心经，卅三年八月十三日晨写了，三宝弟子佛陀耶舍谨记于敦煌莫高窟。”写本书题页的另一面，有向达后来考释净觉文字11行。按，净觉《注心经》还有S.4556一本，为竺沙雅章发表[97]。吕澄撰有《敦煌写本唐释净觉〔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附说明）》一文，所据即向达第一次在敦煌手抄本[98]。后来，柳田圣山在《初期禅宗史书之研究》（京都，1968年）附录中，合两本校出一个较好的本子，但没有看到敦博本的原本。
向达在《敦煌余录》禅籍抄本的最后二页，用大字写一跋文，对抄写的过程和写本价值略作陈述：
右敦煌任君子宜藏石室本禅宗史料，计《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南阳和上顿教解脱禅门直了性坛语》、《六祖坛经》及神秀门人净觉注《金刚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凡四种。原为梵夹本，作蝴蝶装，高三二·二公分，广一一·七公分，存九十三叶，每半叶六行，行字数不等，格式与宋藏略同，首尾大约各缺一叶。末有比丘光范跋，谓“命工雕印，永冀流传”云云。不知为雕印四种，抑仅指净觉《心经》而言，惜有缺叶，不知原本雕于何时，唯据写本字体及书写格式推之，最早当不能过于五代也。《南宗定是非论》胡适之据英法藏本校印于《神会和尚遗集》中，而俱有残缺，不及此本。《坛经》胡氏亦有校本。南阳和上即神会，《坛语》北平图书馆藏一残卷。净觉《注心经》则为久佚之籍，北宗渐教法门，由此可以略窥一二，治禅宗史者之要典也。
去岁居此，曾从任君假录副本，今春至江津内学院，吕秋逸先生见而悦之，因以奉贻。五月重来敦煌，即谋更写一本，卒卒未暇。七月杪，移居莫高窟，日长昼永，因从任君复假原书，重事移录，今日写毕，略记数语，以识因缘，并以志任君之高谊云尔。卅三年八月十三日，觉明居士谨记于敦煌莫高窟。
在1944年9月完稿的《西征小记》一文中，向达在此跋基础上对此抄本又做了简单的描述和考证。这个册子的原本，自向达著录后学界一直不知所在。解放后，此本归敦煌县（今改为市）博物馆，编号077。1986年始著录于敦煌县博物馆编（荣恩奇整理）《敦煌县博物馆藏敦煌遗书目录》[99]，被称作“敦博本”，备受学界重视，单篇整理者已如上述，合全册校录者，有邓文宽、荣新江《敦博本禅籍录校》一书[100]。现全卷图版，已刊布于《甘肃藏敦煌文献》第6卷。
向达的《敦煌余录》虽然未得出版，但仍然是敦煌学史上的要籍，值得大书特书。向达抄本皆严格依照原卷，有误也不改定，以存其真；有图则绘，不同颜色的文字和图画也用不同颜色描绘抄写，这些做法是和他保护敦煌石窟的做法相一致的。他在录文的基础上，不断校订、考释、研究，只是由于此后不久即抗战胜利，复员搬家，解放初期他又将研究重点放在中西交通方面，至1957年被错划成右派后，期间种种原因，使他始终未得抽闲把研究工作做完，而此抄本也就一直未能面世。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敦煌学的复苏，收藏在敦煌研究院和敦煌市博物馆的相关藏卷，也都有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向达先生若看到如此丰厚的研究成果，一定会感到十分欣慰。
3．文物收集与考古调查
向达的两次敦煌考察，除了撰写研究论文、抄录散藏文书外，还克服重重苦难，用各种方式，收集了各种敦煌文物数据。这些材料一般不为学人留意，但却是我们研究敦煌学史时所不应忽视的。
1948年12月，北京大学五十周年校庆纪念之际，特别举办了“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敦煌考古工作展览”，由向达和王重民两位准备展品，后来出版的《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其中有《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敦煌考古工作展览概要》，可以使我们今天还能够知道展览的具体内容。以下摘要录出向达自敦煌所获资料，序号为笔者所加：
（1）王圆禄道士告天文：向觉明先生从敦煌得来。告天时在学部电兰州制台以后，约当宣统二三年（1910—1）。
（2）太清宫大方丈道会司王师法真墓志：向达手拓。按此即王道士墓志也。民国二十年赵明玉方至福立石。
（3）敦煌石室写经有关档卷摘抄：向达手钞辑。原档藏敦煌县政府。始宣统二年九月，讫民国九年六月，凡二十六通。
（4）六朝经幢残石：向达手拓。碑分三层：上层佛像，中为隶书经文，下为婆罗谜文。
（5）大唐李君□佛之碑：向达手拓。此碑裂为三段，今仅存中段。按《陇右金石录》据旧拓本，首行题：“□□□柱国李君修慈悲佛龛碑并序，□□首望宿卫柱国敦煌张大忠书”。碑文用武后新字，叶氏《语石》谓立于圣历元年（689）也。
（6）大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记：向达手拓。大历十一年（776）阴庭诫撰文。
（7）吴僧统碑残石：向达手拓。按此碑旧称“赞普碑”，所存不过六十余字。以敦煌写本证之，为窦夫子撰《吴僧统碑》残石也。碑立于敦煌陷蕃时期。
（8）赐沙州僧政敕：向达手拓。按僧政指洪辩、悟真等。碑之上段为告身，中段敕书，下段赐衣物录。碑当立于大中五年（851）稍后。
（9）大唐河□道归义军节度索公纪德之碑：向达手拓。索公名勋，据碑文，立石盖在景福元年（892）。
（10）莫高窟造像碑：向达手拓。碑有六体文字，元至正八年（1348）立石。
（11）重修皇庆寺记：向达手拓。刘奇撰，至正十一年（1351）立石。
（12）明题名铁碑：向达手拓。碑存敦煌艺术研究所。
（13）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碑记：向达手拓。郭璘撰，光绪三十二年（1906）立石。
（14）敦煌千佛洞相塔记：向达手拓。廷栋撰并书。宣统二年（1910）立石。
（15）敦煌千佛山咏怀两律：向达手拓。诗为遂安居士廷栋撰。
（16）敦煌千佛洞九层楼碑记：向达手拓。民国二十五年（1936）立石。
（17）敦煌千佛洞所出唐代花砖。
这些文物材料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石碑拓本，敦煌城内和莫高窟所存碑记，除《索勋碑》背面的《杨公碑》大概因为镶在墙内而缺失外，几无遗漏；另一类是敦煌县政府有关敦煌石室写经的档案，计26通，远远多于卫聚贤《敦煌石室》文所附录者[101]，而且，笔者曾到甘肃省档案馆和敦煌市档案馆访查这些档案下落，迄今尚无结果，可见向达的眼力和钞本的价值。
至于考古调查方面，向达下面的三篇文章应当被提到：
（1）《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发现六朝残经》：这是1944年8月30日敦煌中寺土地庙发现时的记录，后附《民国三十三年八月三十日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在本所后园土地庙残塑像中发现藏经初步检点报告》，共68号[102]。因为土地庙文书的发现、来源、流散、缀合等等问题还有许多不明之处[103]，向达的记录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最原始的材料。
（2）《记敦煌出六朝婆罗谜字因缘经经幢残石》：这是1943年2月8—9日，向达在敦煌城西南五里岷州庙中发现的残石，双语书写，向达将婆罗谜文部分拓片寄给在印度的周达夫，转请戈哈里（V. V. Gokhale）翻译出来。1962年，向达撰上文介绍这一发现，并提到三危山所存另一石塔，正确地判定了石塔的年代，对经文内容做了研究[104]。现在，岷州庙早已不存，而残塔原物因为向达的发现得以珍藏于敦煌研究院，为后来的北凉石塔研究保存了资料[105]。
（3）《安西榆林窟记录》：这是向达1943年5月18—20日考察榆林窟时所做的记录，逐日记录张大千编号第1至12窟的壁画、画记、雕塑、供养人题记，有些还绘制了壁画位置图。据说向达的榆林窟考察记录有近10万言之多，可惜“文革”期间毁佚过半，仅存这三天所记榆林窟东崖诸窟情况[106]。迄今为止，我们所能见到的榆林窟记录，主要有谢稚柳编《敦煌艺术叙录》[107]、霍熙亮编《榆林窟、西千佛洞内容总录》[108]。谢录作成的时间与向录相同，但与向录相较，要简略得多；霍录成文较晚，内容准确，但比较简练，也不如向录详细。向达的考察记录十分详细，尤其是壁画题记（包括画记和供养人题记），保存文字最多、最全，甚至于两年前（1941年11月）张大千在壁上的题记，也都抄录，因此参考价值极高。可惜向达原本没有打算出版这部记录，可能是想继续修订，遗憾的是现在不知是“毁”还是“佚”。
由此笔者连带着想到，向达在给友人信中反复说过，他在莫高窟仔细浏览了三遍，做了详细的记录，他在榆林窟的这份记录也反映出他肯定也有莫高窟记录，甚至还有西千佛洞的记录，而且都应当是十分细致的，所录题记也应当是文字较多的。谢稚柳虽然与向达同在敦煌，而且来得还略早一些，但他引用莫高窟张编第155窟索勋题记时，用的却是向达录文[109]。这也说明向达工作之细致，记录之重要。我们热切希望向达的敦煌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的记录尚存于世。近年来北京书摊上常见有向达旧藏中西文图书散出，切望有心人留意向达这份珍贵的笔记。
四、向达西征的意义
向达在艰苦的四十年代前半期，克服自然和人为的种种困难，完成了两次敦煌考察，取得了上述多方面的成绩。从敦煌学学术史的角度来审视向达的西征，我以为有以下两点意义最值得表彰：
一、在向达之前，固然已经有许多探险家、考古家、汉学家、历史学家、画家等等到敦煌考察，但几乎所有的人都是以各种方式攫取宝藏为目的。向达可以说是第一位真正从考古学意义上提出莫高窟的保护问题的，而且，他不顾个人恩怨与安危，撰写《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它连带的几个问题》，促成了敦煌石窟保护工作的实施。我们今天得以拥有莫高窟如此精美的壁画，固然与几代人的努力分不开，但追本溯源，我们不能不感激向达的贡献。我不反对给出巨资保护敦煌石窟的实业家立碑，但也希望用某种不破坏莫高窟景观的方式为向达先生颂德。
二、在向达之前，由于敦煌写本流散四方，而能亲至敦煌考察者又寥寥无几，所以敦煌学各个专题的研究往往是各自独立地进行的。向达原本最关注敦煌俗文学作品，来到敦煌后，他亲自进行考古发掘、石窟调查、美术史分析、写本文献考释，开拓出考古、美术史、历史、文献等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新路。他以《瓜沙谈往》为题发表的四篇文章，虽然有些具体问题的结论今天或许已经可以超越，但他这些文章在研究方法上给予我们的启示，却是最为宝贵的敦煌学遗产。
赵朴初先生曾为《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赋诗一首，其中首尾两句，正可以借用来称赞向达先生的西征及其意义：
沈酣经史探鸣沙，学究敦煌自大家。
遗著辑成君不死，长留余泽护春花。
（2003年1月13日定稿）
[57]《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337页。
[58]《国学季刊》第7卷第1期，1950年，1—24页；收入《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337—372页。
[59]《真理杂志》第1卷第4期，1944年，389—398页。
[60]《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373—392页。
[61]《西北通讯》创刊号，1947年。
[62]原载《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12月1日《文史周刊》第70期，署名夏作铭，后有向达1947年9月30日所写跋语；收入《夏鼐文集》中，87—91页。
[63]原载《文物参考数据》第2卷第5期《敦煌文物展览特刊》下册，1951年，76—95页；收入《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393—416页。
[64]原载《辽海引年集》，沈阳，1947年，85—93页；收入《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417—428页。
[65]原载《北平图书馆图书季刊》新第5卷第4期，1944年，1—11页，收入《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429—442页。
[66]关于此卷名称的比定和考释，非常感谢刘屹先生的帮助。
[67]参看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年，155—158页。
[68]载《九州学刊》第6卷第4期（敦煌学专辑），1995年，155—158页。
[69]王重民《敦煌写本跋文（四篇）》，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1—2页。
[70]《敦煌研究》创刊号，1983年，164—172页，图版21；法文本“Collation d’un manuscritfragmentaire du Yunming lun”, Les peintures murales et les manuscritsde Dunhuang, Paris 1984, pp. 25-33, pl. I.
[71]徐俊《书评：〈敦煌吐鲁番本文选〉等》，《敦煌吐鲁番研究》第5卷，2001年，370—371页。
[72]《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429页。
[73]按《重修敦煌县志》迄未出版，《寿昌县地境》部分钞本影印于李正宇《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8年，445—446页。
[74]《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没有影印这条今人题记，录文载同书328页。
[75]2000年8月，笔者曾在敦煌市档案馆见到《重修敦煌县志》稿本，记得其上修改处也有椭圆章。
[76]《东洋史研究》第10卷第2期，1948年。
[77]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
[78]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
[79]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80]李正宇《敦煌吕锺氏录本〈寿昌县地境〉》，原为提交1993年8月香港大学举办的第34届亚洲与北非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并附有图版一纸，后发表于《敦煌研究》1993年第4期，42—46页，惜删掉图版。
[81]《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327—386页。
[82]《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371页。
[83]吴文载《文史》第13辑，1982年，45—89页；第14辑，1982年，11—67页；马文载《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中华书局，1982年，265—428页。
[84]荣新江《敦煌本〈天宝十道录〉及其价值》，唐晓峰等编《九州》第2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116—129页。
[85]陈文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0本第1分，1979年，1—27页，图壹—柒。
[86]载《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477—508页。
[87]台北艺文印书馆，1985年。又另载《文史》第25—26辑，中华书局，1985—1986年。
[88]《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石窟考古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178—210页。
[89]Jacques Gernet，Entretiens du Maître de Dhyāna Chen-houei du Ho-tsö （668-760），Hanoi 1949；2e ed.，Paris 1977.
[90]《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9本，1958年，828－857页；又收入新版《神会和尚遗集》（台北胡适纪念馆于1968年影印本）和《胡适禅学案》（京都中文出版社，1975年）。
[91]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
[92]《图书馆学季刊》第1卷第4期，1926年。
[93]《敦煌劫余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1年，498叶正面。
[94]《松ケ冈文库研究年报》第5号，1991年，9－38页。
[95]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2001年5月，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又出版了杨曾文《新版·敦煌新本六祖坛经》。
[96]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
[97]竺沙雅章《净觉夹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について》，《佛教史学》第7卷第3号，1958年。
[98]《现代佛学》1961年10月号，32－38页。
[99]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583—584页。
[100]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101]卫聚贤所录载《说文月刊》第3卷第10期敦煌特辑专号，1943年5月重庆出版。
[102]此文要旨最早发表于《北平图书馆图书季刊》新第5卷第4期，1944年，107—110页，署名方回；全文收入阎文儒、陈玉龙编《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3—11页。
[103]参看李正宇《土地庙遗书的发现、特点和入藏年代》，《敦煌研究》第3期，1985年，92—97页；池田温《1944年莫高窟土地庙塑像中发现文献管见》，饶宗颐编《敦煌文薮》上，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9年，1—38页；施萍婷《敦煌研究院藏土地庙写本源自藏经洞》，《敦煌研究》1999年第2期，39—46页。
[104]原载《现代佛学》1963年第1期，8—12页，署名觉明；收入《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12—19页。
[105]有关此塔现状和最新研究成果，见殷光明《北凉石塔研究》，新竹觉风佛教艺术文化基金会，2000年。
[106]北京大学考古系编《考古学研究》（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1—20页。
[107]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新版，441—496页。
[108]敦煌研究院编《安西榆林窟》，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254—263页。
[109]《敦煌艺术叙录》，1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