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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18年10月12日，“北大文研讲座”第九十八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报告厅B101举行，主题为“科举停置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杨国强主讲，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杨念群主持。三百余名师生聆听讨论，现场座无虚席。
本文系杨国强教授当晚在讲座上的讲演稿，由王婧娅录音整理，全文刊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近代中国研究集刊》第9辑《覆水不收：科举停废百年再思》（上海古籍出版社即出）。本公众号特此转载，感谢编者授权。
今天讲科举制度最后怎样废除的，以及废除以后造成的影响。为什么用“停置”这个词？这个词是张之洞奏折的原文。
一、天下有事则功名多途
（一）清代的捐纳和保举 “天下有事，则功名多途”，这句话是吴汝纶讲的。自隋唐以来，科举制度确立，中国的读书人要进入仕途，基本上就是通过科举这条道路。但清代中后期以后，有另外两条途径：捐纳（出钱买官）和保举（大吏推举得官）。
为什么在清代会有捐纳？因为清代的赋税非常轻（章太炎、梁启超都承认这一点），康熙朝后，“盛世滋丁，永不加赋”成为祖宗家法，国家不能轻易地加增赋税。由于赋税很轻，国家的收入很少，一旦碰到天灾、战争，还有其他一些人祸，国家需要增加开支的时候，脆弱的收支平衡就会被打破。朝廷既不能向农民加收赋税，捐例就因事而开。
最先出卖的是虚衔，而且不能经常开捐。但是嘉道以后，尤其是咸丰年间太平天国内战以后，捐纳成为常例。十多年内战的战场在东南，这是中国承担赋税最重的地方；同时大量的军队需要供养，但户部没有钱粮。从此以后，捐纳成为一种大幅度、长时态的事情。而且，为了广招徕，价钱定得很低。原来是虚衔多、实职少，这时是实职多、虚衔少。某个省一次捐官两千、三千都有。官场人物在整个气象上也发生变化。很穷的五个人，合捐一知县，然后分别做知县、师爷、门丁、账房、长随。这种现象往后延续，一直到20世纪初年新政。
保举有三滥。光绪二十年，山东河工保举六百人，吏部说一处决口保举六人，如此推算，则一二十里有一百余决口。
（二）正途与异途之分 与三年一次的科举乡试、会试产生的人数相比，捐纳、保举每一次都漫无边际，又一次次累积了很多人。主张捐纳的，多出自户部；主张保举的，多是疆吏、督抚。一开始由捐纳、保举进入仕途，与科举进入仕途，分为异途与正途，其差别在于有很多清要的官“异途”是不能做的，如刑部的“八大金刚”，再如翰林院。皇帝也不喜欢出自“异途”的官（举例道光与张集馨的对话）。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异途是低一等的，朝廷努力维持着“官可捐，功名不可捐”。地方官可以捐到道员，京官可以捐到郎中，顶多四品官。道光年间，户部尚书孙瑞珍请开捐举人，例每人十万两（比道员贵很多）。御史弹劾曰：
自开捐一来，凡贩夫贱子与目不识丁者，皆可佩印绶居民上，士人无不丧气。所恃者科甲一途，尚堪鼓励人才耳。今举人复可捐，则寒窗攻苦之士，其气愈馁矣。孙瑞珍世代科第，不应忘其本来而献此策，以失天下士心也。
道光帝即谕令停止。科举制背后是成千上万的读书人，失士心是使天下读书人崩溃，帝王很怕这个。这个例子说明，最初时异途、正途犹严立界限，也正因为有这个区别，科举在捐纳、保举盛行之时尚可延续下来。当时有的人甚至做到了道员，再注销了重新考试，为了进翰林院，四品变七品、从七品也愿意。张謇也拒绝过别人的保举，盛宣怀富可敌国，一生最遗憾的三件事之首就是没有功名。
（三）捐纳、保举改变了官场社会 但长时间的积累，终使捐纳和保举改变了官场社会。
（1）候补官特别多。《大清会典》所列内外官缺两万七千余，而据清末奏议，估计候补官有二十余万。光绪中期，山西一省，缺分与候补之比是3:7。到了宣统初年，江宁候补道三百，府、直隶州三百余，州、县一千四百余，其他佐杂二千余。而宁、苏二地，道缺仅七，府缺八，直隶州、直隶厅各三，县六十七。若专以江宁而论，合道府州县，不满五十。还有武职，提督二十八、总兵八十三，但内战之后积功记名的提督有八千，总兵达两万人。
（2）官场社会相。候补官候补无期，自杀、冻死者多见。且品类下降，贼人、犯人、铁路司机皆有。正途分发到部、到省，也成候补，京官补缺一般要十八到二十年，外官更有十数乃至数十年未有一差。这些弊病曾受不少批评。光绪初年曾议停捐纳，但接下来就是“丁戊奇荒”，山西大旱，赈灾大宗来源即以捐纳为主，遂不复停。
（四）异途淹没科举 （1）无官不捐。先是捐纳、保举得官，之后成千上万的人涌入，使官场拥挤，又使得官以后必须候补、候选。候补、候选，在当时有种种花样名目，“不甘沉滞，呈请不发，尚须交分发银两”。哪怕科举出身的人，皆须纳银，始能到职，“正途既已选举于前，仍须捐款于后”，已成无官不捐的景象。有人从翰林捐成道台，与前面说的，恰恰相反。
（2）大吏喜用捐纳、保举，挤掉正途。
（3）翰林院地位从顶尖慢慢下降，人员入多出少，地方上的人对待翰林的态度，也相当炎凉。徐世昌当年就是“黑翰林”，跟袁世凯小站练兵之后，才一举飞黄腾达。
（4）人心漠视科举，学额不足。同光之际，一县府试，常两三千人。“读书之困，由于捐例之开，现在进士举目不能得一官，终身坐困阁闾者十有八九，何况生员、贡生。有子弟之家所以弃读书而从业者，职此故也。”后来科举停废，没有引起激烈的社会反应，与此有很大关系。
二、人才出于学堂和学堂推倒科举
（一）唐宋之后的“非科举”和明清两朝的“非时文” 在近代以前，自唐宋开始行科举，对科举的批评就没有断过。
（1）科举取人太多。唐代人已以多为病；宋代朱熹又极言人多之弊；明末顾炎武讲生员多；清人袁枚讲天下之士太多。自始已多，后来越来越多。
（2）科举之法不能识人品。司马光说：
取士之道，当以德行为先，其次经术，其次政事，其次艺能。近世以来，专尚文辞。夫文辞者，乃艺能之一端耳。未足以尽天下之士也。
朱熹说：
文辞取士取者下，问其能，应者不必其能。
（3）时文悖反儒学经义。顾炎武说：
国家之所以取生员，而考之以经义、论策、表判者，欲其明《六经》之旨，通当世之务也。今以书坊所刻之义谓之时文。舍圣人之经典、先儒之注疏与前代之吏不读，而读其所谓时文。时文之出，每科一变，五尺童子能诵数十篇，而小变其文，即可以取功名；而钝者至白首而不得遇。
颜元说：
天下尽八股，中何用乎？八股？而天下无学术，无政事，无政功，无升平。
曾国藩说：
自制科以四书文取士，强天下不齐之人，一切就琐琐之绳尺，其道固已隘矣，而士之蓄德而不苟于文者，将焉往而不拙者。
（4）这些陈说科举弊端的话，对应的都是事实，因此每一种指述都是有道理的。大体而言，说科举不识人品的，都主张改察举；说时文不合世务的，都主张改策论。
（二）科举制度本身还有其合理的一面 但科举制度能与这些弊病相伴，而延续一千三百多年，说明其本身还有合理的一面。南宋人王栐说：
唐末进士不第,如王仙芝辈倡乱,而敬翔、李振之徒,皆进士之不得志者也。……故圣朝广开科举之门，俾人人皆有觊觎之心，不忍自弃于盗贼奸宄。……故乱不起于中国而起于夷狄，岂非得御天下之要术欤？
科举以“怀牒自投”为起点，则士人个体与国家直接发生关系，读书人增多，国家如何应对士人，成为一个问题。天下的人才结构是个梯形，下大上小，但天下的官员结构是个等腰三角形，和梯形同底，但越往上越小，两边多出的就是不能应付的部分，于是产生危机。先是科举促成的士越来越多，之后是科举又不能不应付士的越来越多。所以唐代科举是选官，不定期，什么时候有需要，就开科举；宋以后科举取士，冗官越来越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科举没有年龄限制，这次考不中下次再考，考到考不动为止。
北宋人欧阳修讲科举的公平：
不问东西南北之人，尽聚诸路贡士，混合为一，而惟材是择。各糊名眷录而考之，使主司莫知为何方之人，谁氏之子，不得有所憎爱薄厚于其间。故议者谓国家科场之制，虽未复古法，而便于今世，其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祖宗以来不可易之制也。
察举是以人选人，察的一方容易羼入主观，被察的一方容易作伪。这两种不真实导致的不公平，演为后来的九品中正制，上下品隔绝。科举纠九品中正之弊而来，因此从科举回到察举，是一种弊换成另一种弊。
科举虽以知识为尺度，但最强调的是公平。公平有时与知识尺度相矛盾，但当天下读书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公平比知识尺度更深地牵动人心。糊名誊录、分区、分省、南北分卷、官民分卷、四书取士……连同八股之立意，都在于限制考官的主观选择。
清人袁枚说“八比”代圣贤立言：
圣人之言，圣人之心也。能得圣人之心，而后能学圣人之言。得之浅者，皮傅于所言之中而不足；得之深者，发明于所言之外而有余。孔子，学周公者也，孔子所言，周公未尝言。孟子，学孔子者也，孟子所言，孔子未尝言。周、程、张、朱，学孔孟者也，周、程、张、朱所言，孔孟未尝言。时文者，依周、程、张、朱之言以学孔孟，而实孔孟与周、程、张、朱皆未言。
当时人一般六岁进学，三旬左右及第，此间二十多年对人心的造就不可忽视。中国的教育是先记住、再理解。蒋梦麟是个“策论秀才”，后来陈独秀（“四书秀才”）看不起他，蒋自己说当时一天到晚背“四书”，恨得要死，后来当北大校长，遇华北事变，被日本人绑架，他脱口而出“临难不苟”。他在美国七年，西学书读得很多，但生死关头想到的居然是小时候最讨厌的书。
晚清邵懿辰说：
使秦汉迄元明至今二千余年之久，田不井，学不兴，圣君贤宰不间出。苟无孔子之六经，与夫有宋程朱所考定四子之书在天壤之间，如饮食衣服常留而不敝，则夫乾坤几何而不毁坏，人类几何而不絶灭耶？徒以功令之所在，爵赏之所趋，故虽遐陬僻壤，妇人小子皆能知孔子之为圣，程朱子之为贤。言于其口，而出于其心，猝不知其纳于义理之域。是其为效固已奢，而泽天下后世固已博矣。
左宗棠说“兴教劝学，于世道人心非小补也。”沈葆桢说“国家之所以能统愚智贤不肖”，靠的就是世道人心。科举提供一块安置士心、而后安置民心的安身立命之地。士心、民心安，而后有礼俗之治，归旨在天下太平。在中国两千年历史上，民心的根本就是士心。八股确实有弊，但四书取士的这种作用，非策论能替代。
（三）科举的弊正是维持中国社会公平和教化的东西 科举不是没有弊，但科举的弊，正是维持那个时候中国社会极端重要的公平和教化的东西。所以批评科举的朱熹又说，孔子在今天也只能参加科举。对科举的评说一直两歧，而对立的双方有如辩论。真正在两者间评说中肯的，是明代袁中道和清代张廷玉的话。袁中道说：
古今之法，无全利无全害者。夫大利大害之法，久不见其利而见其害，率不数传而止。惟有一种常例之法，无论巧拙，皆能用之，持之也若无心，而究竟归于无毁无誉，故久而可不变。 天下之才，诚非科举之所能收，士之有奇伟者， 诚不宜以资格拘之。顾此皆非常之事，而世无非常之人，则相安于额例而已矣。今使离科举而行聘荐，彼主聘荐之人，果具只眼者耶？铨选者破格用人，又果能辨之于未事之先否耶？徒滋纷扰无益也。且天下无事，常时也；书生主衡，常人也。以常人处常时而行常事，亦可矣。设有贤者于此稍融通之，而亦不必出于例之外也。如斯而已矣，如斯而已矣。
张廷玉说：
必若变今之法，行古之制，则将治官室、养游士……又况人心不古，上以实求，下以名应。兴孝，则必有割股、庐墓，以邀名者矣；兴廉，则必有恶衣菲食、敝车羸马，以饰节者矣。相率为伪，其弊尤繁，甚至藉此虚名以干进取，及乎莅官以后，尽反所为。 若乃无大更改，而仍不过求之语言文字之间，则策论今所现行，表者赋颂之流，是诗赋亦未尝尽废。至于口问经义，背诵疏文，如古所谓帖括者，则又仅可以资诵习，而于文义多致面墙。其余若三传科、史科、明法、书学、算学、崇文、宏文生等，或驳杂放纷，或偏长曲技，尤不足以崇圣学而励真才矣。 然此亦特就文学而言耳，至于人之贤愚能否，有非文字所能决定者。故立法取士，不过如是，而治乱盛衰，初不由此。
（四）以中西交冲为尺度审视科举 19世纪中叶以后，人们习惯以中西交冲为尺度，来审视科举和非议科举。
（1）作为对于西人冲击的回应，近代中国以“洋务”为中心的三十年历史过程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至70年代即集中出现非议科举的论说。过去一千两百多年批评科举，理由都在科举考试不能真正选出儒家的君子，以及时文八股不能真正合乎圣贤的经义。
（2）但这个时候完全不一样了。议论的焦点变成科举不能出人才，不能出应对时变的人才。薛福成说：
一旦欧洲强国，四面环逼，此巢、燧、羲、轩之所不及料，尧、舜、周、孔所不及防者也。今欲以柔道应之，则启侮而意有难魇；以刚道应之，则召衅而力有难支；以旧法应之，则违时而势有所穷；以新法应之，则异地而俗有所隔。 人才无常格，时方无事，则以黼黻隆平为贵，时方多事，则以宏济艰难为先。……而论致用于今日，则必求洞达时势之英才，研精器数之通才，练习水陆之将才，联络中外之译才。
李鸿章说，内战结束后，文科考试章句，武科考试弓马，“而以章句、弓马施于洋务，隔膜太甚”，“请于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
洋务时代对科举的非议，概括起来：一、不求骤变科举时文，但求别开洋务一科；二、从70年代到90年代，这一类议论见之于奏折和信函甚多，但主张大体相同；三、就其时保举入仕之易而言，洋务之另开一格，事实上已经存在。因此，就科举本身而言，这些议论并没有引出变化。
（3）真正的影响自戊戌变法前后开始。从《时务报》创办，到废科举的乙巳年，即1896年到1905年，九年之间，以人才出于学堂为理由，而促成“学堂推倒科举”。去掉戊戌变法失败到庚子之际的一年多，实际上是七年左右。梁启超后来说，戊戌变法期间康梁对科举发动了总攻击。实际上康不多，主要是梁在《时务报》的文章发挥作用，郑孝胥称梁“下笔排山倒海”。梁启超反科举是没有什么学理的，他后来自己也承认，科举非恶制，但至此则成大弊，不合时宜而已。由“强敌交侵”推出“人才乏绝”，由“人才乏绝”推出科举不能不变，认识与上一代洋务人物大体相同。他和严复讲的理由很相似：
科举之法，非徒愚士大夫无用已也，又并其农、工、商、兵、妇女，皆愚而弃之。夫欲富国，必自智其农、工、商始，欲强其兵，必自智其兵始。 泰西民六七岁，必皆入学，识字学算，粗解天文舆地，故其农工商兵妇女,皆知学,皆能阅报。吾之生童无专门之学，故农不知植物，工不知制造，商不知万国物产，兵不知测绘算数，妇女无以助其夫，是皇上抚有四万万有用之民，而弃于无用之地。 今科举之法，岂惟愚其民，又将上愚王公。……近支王公，皆学于上书房之师傅，师傅皆出自楷法八股之学，不通古今中外之故。政治专门之业，近支王公，又何从而开其学识，以为议政之地乎？
结论：这种以（西方的）智比（中国的）愚，本质上是以知识比义理。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的价值。当日梁启超说变法，一曰朝廷大变科举，二曰州县遍设学堂。斯二者行，顷刻全变。则以智打倒愚，以知识打倒义理，归根到底是为了学堂推倒科举。与此前一千二百多年内在地批评科举相比，这些论说，外在、想象、独断，因此太肤浅。这很令人诧异，但以甲午战争之际的时局威迫为支撑，则其肤浅、内在、想象、独断却能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影响士林，而引来回声四起和多士群鸣，成为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思想走向。
（4）庚子之际，士议移入庙堂，形成朝野呼应，而反科举的主体则已是地方疆吏中的强有力者。从庚子后一年，刘坤一、张之洞上江楚会奏；同一时间里袁世凯的奏议、陶模的奏议；至此后二年，张之洞与袁世凯的合奏；再后一年，张之洞、张百熙、荣庆的合奏……由兴学育才，讲到十年内三科减额完毕。1903年，朝廷下诏十年三科减尽科举之额，移入学堂。朝廷刚刚接受这个主张，而不过两年，1905年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岑春煊、端方又会奏，要求立即停罢科举。（岑春煊家里是土司，王文韶谓“岑三苗性尚未退净”。）
当时的政治主题是科举与学堂不能两立，会奏之人用理想中的三代学校来推比西方之学堂。此引起士议呼应，章梫致书汪康年，便谈到这个问题。以思想走向而言，太过盲目。学堂、科举之外的中国社会，不在视野之内。
前后五年，以一千三百年科举制的历史相对比，科举废除的过程极其急迫、仓促。不是科举本身的弊端推倒了科举，是当日中国人引来的西潮推倒了科举。最后一道立停科举的奏折中写：“科举久为外人诟病。”但这中间存在着仓促和矛盾：严复起先倡废科举，后来不讲了，并以废科举比废井田，说此事太过重大，有什么结果，吾不敢预测。吴汝纶在科举废除之前就死去了。张之洞是会奏五人之一，但科举一废，他办存古学堂，要保留优贡、拔贡的考试，为科举留下最后一点遗脉。最引人注目的是，当日力倡废科举的梁启超，此时却很少言及这个题目了。
三、科举停置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一）科举停置与中国社会 （1）科举是由学堂推倒的，因此停置科举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首先是学堂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庚子之际朝廷下诏兴学。
兴学过程：自上而下的；以绅士为主体的；用征收捐税为来源；常常侵及地方公产和寺庙；用农村征收来的钱办城市的新政（清末新政大半是由收自农村的税来办城市的新事务）。学校并不是农村社会所需要的，所以办学的过程常常为与农村社会相冲突、并激成民变的过程。
教育内容：中学大半以国文为主（经典的意义没有了），新知来自声、光、化、电、欧罗巴、亚细亚。
旧学学以为己，新学学以为人。人己相处，其实就是社会问题，归根结底为四个字：“心安”、“不忍”。这些都是新学不讲的。苏南乡民祈雨，学生围观，认为是迷信，于是乡民与学生对骂，拆学堂。在学堂、学生、洋教员刚到中国来的时候，是一种“异己”的东西。毛泽东说农民更欢迎私塾，不欢迎学校。
私塾在乡村，学堂在市镇与县、府、省城。由此形成的是一种“越走越远”的趋势：
A．私塾之上有书院，私塾之下有社学和义塾。《随园诗话》有诗讽刺乡村义塾：“漆黑茅柴屋半间。猪窝牛圈浴锅连。牧童八九纵横坐，天地玄黄喊一年。”但这证明私塾除了让人取功名，还有在地方教人识字的作用。
B．科举起于县试、府试，之后乡试、会试，士人始终与自己籍贯所在的乡里相连。
C．京官与本乡绅士的联系，使地方官难做。
D．官员告老、守制、开缺，都要回乡。
但五四运动之际，李大钊提倡青年到乡村去，响应寥寥。
民初章太炎说：
吾观乡邑子弟，负笈城市，见其物质文明，远胜故乡，归则亲戚故旧，无一可以入目。又上之则人都出洋，视域既广，气矜愈隆，总觉以前所历，无足称道，以前所亲，无足爱慕。惟少数同孥，可与往还，舍此，则举国皆如鸟兽，不可同群，此其别树阶级，拒人千里。
资政院中留日者看不起科举时代的人。
日本留学生用日本人骂中国人的话骂中国人。
1940年代潘光旦说：
对于农村中的人口而言，三十年普及教育的成绩，似乎唯一的目的，是在教他们如何脱离农村社会而加入都市生活。
这种教育让他们多识几个字，提高他们的经济欲和消费能力，还提供一些一知半解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臆说，尤以社会科学的臆说为多。
近代教育有能力把农家子弟从乡里吸出来，但没有办法把他们送回乡村，以改造乡村、重新奠定国家的社会基础。
近代中国的历史变迁，是与城市和乡村的脱节、知识人与大众人的脱节、沿海与内地的脱节、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政治思想的脱节相伴随，且愈演愈烈。而学堂代科举，与其中的前两个脱节直接相关，与后两个脱节间接相关。
学堂推倒了科举，而当时时论已纷纷指述学堂比科举更不公平。这种不公平因贫富而生，读书由不是一件难事变成一件难事。
吴汝纶死于1903年。当日兴学已一路铺展，其日记中说，一个小学堂学生的年费需一百二十五金到一百五十金。（当日虽已用银元，但以“金”为单位，大半指的还是银两。）在与之相近的时间里，李宗仁在广西陆军小学堂（不收学费），他在回忆录里说当日的物价：一月八钱津贴，“一两银子，至少可兑换制钱一千四五百文，而一碗叉烧面不过是制钱十文”。相比而言，一百二十五金这笔学费是多数中国家庭负担不起的。章太炎说科举含社会主义性质，尤其是指贫富间的公平。“四书”穷人也能置办，因此穷也有上进的可能。
其直接结果，便是读书人在数量上的减少。一种统计说：19世纪末中国有书院两千多处，其中所容纳的读书人近十五万。至辛亥革命前夕，全国中学七百多所，学生七万两千人。当日倡学堂的理由之一是国民教育，而实际上的结果是教育与国民相去更远。这是实际过程对于独断和臆想的校正（有讽刺意味）。后来虽然学堂日多一日，而就总人口而言，入学堂读书的人，并不多于科举时代。
（2）作为社会群体，学堂产出的知识人与科举士人有性质上的不同。
科举产生士人，同时又把士人组织起来：门生坐师；因师生而年谊；年谊之外复有乡谊。《异辞录》言：“因科分关系，数百年来京人视之，几同结社。”另外，照例，门生要奉坐师年节二两银。一个工部主事贫不能举，而向老师借资。“在闭关时代由这种关系天然成为同志，谋公私利益而共宗伦常大义，以辅国家太平有道之基，比之网利营私漫无限止，相去甚远。”
更广泛的是一种以文化为基础的相互认同。戴震因公事而入京师，公卿倒履相迎。毕沅为陕西巡抚，每年万金周济天下寒士，汪中知后给他写信：“天下有汪中，先生无不知之理；天下有先生，汪中无穷困之理。”毕沅一笑，给他500两。有无文化认同不一样。同样的例子，王韬向苏松太道吴健彰打秋风，曾国藩打仗到皖南。
因为有文化认同，所以有清议。在两千年里，中国士大夫的清议是很重要的。立言为大事。
科举社会，贵贱之分高于贫富之分，读书人可以蔑视财富。士人因功名而贵，因文化而贵，清贫而贵者多，故贫可傲视富。
这些共性使每一个体士人背后都有一个整体：士大夫。价值未必在做官。曾国藩说，不望子孙代代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读书种子也。
学堂出产之人，外观上由个体而群体（如左联在1930年代的上海成立），实际上集小群（同学），而脱离大群（社会）。
近代以来（戊戌之后），士由分化而分裂，学堂产生后更甚。专业的分化使个体背后没有整体。
以前有清议，近代以后叫舆论，产生于上海租界、东京的报纸上。由此开创了发议论不负责的特点。过去讲立德、立言、立功，讲话是很重要的。报人从政之后，又影响民初政局。
学堂出身的人，地位不如科举出身的人。如李提摩太以自身的“博士”比中国的“进士”，李佳白以自身的“硕士”比中国的“孝廉”——皆依附于科举。北洋军阀也重视状元。上海富商典祖，请了最后一科的状元、榜眼、探花，每人给了三万块钱。
但后来知识分子地位降低，被称作“游民”，积学文士为小报作谐嬉文字。与这种地位降低成对比的，则是学堂的人数多。科举对人才不仅有栽培，而且有出路。何刚德说：“今日之事与学生无与也。一在毕业太易。科举时代，三年一会试，取进士三百余人焉。三年一乡试，各省统计，取举人约二千余人。五贡并不及此数。进士固即时任用，而得意者尚不及半。举贡分途，捐纳十不得一。日积月累，后来已臃肿不堪矣。今科举为改学堂，大学毕业视进士，中学毕业视举贡，而且无人不可毕业焉。今默揣其数，试问何以位置？……不观当日之秀才乎？秀才中举人、进士，固有出路，若终于秀才，则亦有秀才顶戴荣身也。不知当日秀才无才无资，本无产可破；今之秀才，则大半自破产（学费）来也。”
学堂谋名拿利，读英文的想做洋行买办，读经济的想做银行经理，读法律的想做官。
周作人说，不读“四书”，二十年代北京绅士状的人已不知礼。
（3）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
明清两代五百年，科举不仅造出了大批入仕的官员，而且造出了更多地方绅士。进士、举人、秀才三阶，大部分秀才成不了举人，大部分举人成不了进士。成不了举人的秀才和成不了进士的举人，都留在了自己的原籍。
为士者四民之首，一方之望。凡编氓皆尊之、奉之，以为读圣贤之书，列胶庠之选，其所言所行皆可为乡人法则也。……敦品励学，慎言慎行，不愧端人正士。然后以圣贤诗书之道，开示愚民，则民必听从其言，服习其教，相率而归于谨厚。
朝廷给与的功名，已使这些被称作绅士的人成了被选出的乡里领袖，这是科举选的，是文化选的，科举和文化都是使人崇敬的，因此可以主持礼俗而维持一方的社会秩序，这是一种用文化维持的秩序，是伦理秩序与社会秩序合一。所以说，科举不仅是选官制度，更是一种社会结构。
其间的核心是因文化而生的绅士，科举既废，则不再有绅士，而无此核心，则地方秩序不能不大变（农村破产）。中国原本的地方社会，由豪强世族主导，科举用文化铲平了这种豪强世族。科举既废，则豪强又起，而且是在更原始和更等而下之的层次上重起的（所谓“土豪劣绅”）。
（二）科举停置与中国政治 （1）科举制度维持了一千三百年间一种开放的国家权力，虽是选官制度，造就的则是一种政治结构。
一个政权多少都具有开放性，但科举的特点是：一、彻底开放，向所有的个体、所有的地方开放。二、以文化为开放。察举选官，选择对象的有限性决定了开放的有限性。而科举以“怀牒自投”为起点，实际上是对一切人的开放（限制最低的开放），“怀牒自投”是个体与国家直接发生关系。
所以科举之下是一个流动的等级社会，容易看到的是自下而上的对流，其实还有自上而下的对流，如徐乾学的子孙经商，穆彰阿后人是唱戏的花旦。比个体对流更重要的，是一批一批起自底层社会的士人周而复始进入政府，形成的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对流。
《郎潜纪闻》一书，多有状元未贵时卖字自给之例；士人未达之时，一面读书，一面耕田伐薪；陈大受拜相，少时贫贱，耕于山麓。
这样的人一批批进入政府，当然知道民间的疾苦。
分省考试，向全国取士，政权向全国开放（番童、苗童学额）。
由于开放和对流，所以下情得以上达。唐宋以后的文集，其中收入的奏议，多讲民生之疾苦、社会之弊病、生民之所求（曾国藩咸丰初有《敬呈民间疾苦折》），而后政府不能不回应疾苦、弊病、所求。
这种社会与政治的对应和应和，构成了科举制度下政治结构的深度弹性，所以一千三百年间王朝兴衰，而科举制度则始终延续。它为政权构成了一种社会基础。作为对比，元代政权不开放，历时不及百年。
这种个体上下对流和社会政治互相对流的开放政治，有两个前提：过程的公平；进入对流数量足够大。由此形成的一个矛盾是：就前一面而言，营造平等，凭文定去留；就后一面而言，催生越来越多的士人，士多又成患。
科举时代的士人自我解释科举的合理性：立贤无方、任人唯贤。但在科举废除之后，对于科举的认知，又有了一种以西方政治作观照的尺度：
1920年代初，章士钊有欧洲之行，回来之后转述英国小说家、戏剧家威尔斯的话说：
民主主义，吾人击之使体无完肤，只须十分钟。但其他主义更脆弱，经不起五分钟辩论。所以民主主义本身并不是真有多好，而是没有更好的东西取代。世人以吾英有此制度，群相效之，亦无可如何。 中国向无代议政治，人以非民主少之，不知历代相沿之科举制，乃与民主精神深相契合，盖白屋公卿人人可致，岂非平等之极则，贸然废之，可谓愚矣。
文学家萧伯纳说：
能治人者如可治人。林肯以来政坛恒主民主政治。然人民果何足为治乎？如编剧，小道也，即非尽人能之。盖剧者，人民乐之而不审其所以然。苟欲然之，不能自制，必请益于我。政府亦然。 英美之传统思想，为人口可以治国。中国则反？，中国人要达到治人之位，必经国定之试程，试法虽未必当，立意则不错。
1917年，杜亚泉因西方仿科举设文官考试而发议论说：
吾人二十年来厌弃考试，信仰选举，以为选举者，西洋新法则也，立宪国家之流行品也。考试者吾国之旧法则也，科举时代之老废物也。不意吾国之老废物，乃成西洋之流行品。 选举与考试，都是国民行使参政权之方法。
沈兼士作《选士与科举》，叙述之后总论曰：
怀牒自投和考试全独立为民权发达。这完全是一种直接民主，与近代西方国家由政党操纵，方法上自有不同，而其为开放政权则一。
1940年代，潘光旦说：
国民直接参与政治，以中国的广土众民，为事实上的不可能。而间接参与政治，则并不限于英美等国的代议制，只要就一般民众而言，下情能够上达，可以得到充分的反映；而就人民中的一部分有聪明才智的人而言，可以有方法直接加入政府，把聪明才智发挥出来，也就差不多了。 从民间出来的贤人政治，我以为就是民治。笼统的民治是没有意义的。任何国家的民众在才品上都是不齐的，其中一小部分上智，一小部分下愚，和大部分中材分子。所以民治就是好民政治，那就是贤人政治。好民就是一般民众的代表。
威尔斯、萧伯纳都是英国人，而代议制民主起于英国；杜亚泉于中西之间持论平正；沈兼士见识过科举，又在新教育的大学教书；潘光单经历过早期的学堂教育，又历经留学而作为上庠教授。各有代表性。这两个外国人和三个中国人的论说，共通的是说民主政治本质上是开放的，科举制度本质上也是开放的。因此，就这个意义而言，科举不仅是一种选官制度，而且是一种政治结构。
民主是构成现代性的重要内容，但现代性的要素在前现代是可能出现的。自西方传入的“民主”一词流布多年之后，这些话真正说明民主的内核。
这些都是不同于贤人政治的解释，但同样真实地反映科举制度含有的内容。对于科举的认识，其实是在推倒了科举之后深化的。民主的本义不过是把最合适的人选出来管理国家。（林语堂说，百足之虫以那么多脚行走自如，突然有一天和螳螂讨论应该哪一只脚先走，第二天就走不来路了。）
附带的一个矛盾。钱穆说元代不开放政治，戏曲、工艺等等反而有更大幅度的发展。问题是一个开放的政权更有价值，还是戏曲、工艺更有价值呢？（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2）科举造就了中国社会中文化与政治权力的合一。
梅光迪后来叙述他的老师白璧德的思想时，转述白璧德的话，也表达过同样的意思，即文化和权力的结合。
中国的政治理想：道、学、政合一。道高于学，学高于政，因此文化和权力合一，是文化塑造权力、制约权力。
就治天下而言，文化与权力的合一，重心在教化。中国人讲治理即是教育，人会感动，此即教化的起点，古代官员、老师都是教化的榜样。地方官判官司，判牍很少引用律法，而多讲礼义廉耻，是非善恶。地方衙门厅堂所悬挂的，是天理国法人情。士承担的社会责任，就是教化。
就君臣之间而言，文化与权力的合一，是文化对于帝王的塑造和制约。官僚可以选贤和立贤无妨，帝王立长、立嫡，不能选贤。但谁也无法保证这个长、嫡是贤明的，所以皇帝具有两重意义：一是作为具体的个人，他会犯错，所以要以儒学规范帝王，格君、正君；二是作为社稷的代表，所以臣要忠君。君同样在文化管束之下，因为三代君师合一，君即是师。后世君权与师道相分离。
因此严复说，按孟德斯鸠讲的宪法的含义，则中国早已有宪法，即礼。宪法是人人管人人，礼即管束包括皇帝在内的一切人。
作为另一个矛盾，是现在批评科举，要目之一是其独尊儒术，不能立异而思想封闭。而就其能够规范君权而言，正是这种独尊，思想能够多元，则文化便无从约束君主。
（3）科举制度在一千三百年间为中国维持了一个文官政府。
文官政府，钱穆称之为“士人政府”（隔绝武人、商人、贵戚），何以可能？士农工商，农、工、商皆职业，各有职业利益，士不是职业，没有职业利益，因此能代天下人立论，能为民请命，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在欧洲出现很晚，中国早得多。
无论皇帝个人好坏，科举保证了治国的士人能够常态地、同质地不断生成。士人整体不会因皇帝的不同而整体腐败（文官政府由制度选出，超出帝王私意）。
宋以后，士大夫与君主共治天下。实际上，比之皇帝，士大夫更加恒常。如明代，万历长期不上朝，而天下依然未乱；清代，咸丰之后孤儿寡母君临天下，而成同治中兴。
士人成为政治中坚，回应西人冲击。试想没有科举出来的曾、左、李，何来洋务，何来近代化？
（4）历史上的中国统一是一种文化统一。
历史上的中国广土众民而散处于南北东西，语言不同、习俗不同、地形不同、物候不同、种植的作物不同，而能维持长久的统一，靠的是文化同一。一是文字，二是观念。
汉代的地方官兴文教、劝农桑，推行文化，使原本被目为化外的边地进入一道同风之中。从唐宋到明清，科举制度无远弗届，以同一种儒学典籍、同一种标准、同一种文体考试，在选官的同时，传播了同一种文化。
钱穆说，通过乡试、会试，地方士人与地方士人交流，地方士人与京城士人交流。由此形成的精神凝集，钱穆称之为“向心力”。这是一种由文化造成，并由文化维持的向心力。所以隋唐以前有南北分裂，宋以后没有南北分裂。
民国初年的人以后来的眼光看科举，沈兼士说科举考试在普及文化中使各民族同化为一个大的国族；孟森在民初以新疆建省后开科举之稳定，相比于不开科举的蒙古（外）、西藏之不稳定，说科举有文化统一之功。
作为一个矛盾，科举以平等的考试铲除了隋唐之前的世族、豪强，以统一的文化维持了国家的统一；但由此形成地方社会无深度组织的能力，一单外族入侵，地方无自发抵御能力。如东汉末年，强宗豪族守坞堡保地方；宋以后，金兵入华北，一触即溃。统一之下，社会秩序有其脆弱性。
（5）以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上述既有的历史影响相观照，则停置科举的影响也对应而见。
A．废科举切断了政治权力与社会之间的对流，同时士人与国家（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因之断裂。没有政治与社会之间的对流，则政治权力成为一种没有社会基础的东西，同时社会的诉求不能上达政府，则政治权力与社会的对立和冲突成为民初中国的常态。隔绝而对立，对立而冲突。原本代表社会与政治权力冲突的，则大半是本来与政治权力结为一体、而因废科举而脱出了政治权力的知识人。时人说是停科举之后，本来可用之人转而为患。
B．废科举切断了政治与文化的连结。进入政治权力的文化菁英数量越来越少，没有文化意识的政治人物越来越多。而后，政治成为没有文化的政治。政治权力中的人物无可束缚，民国的军界、政界遂无心存敬畏之人。民初人物的面目可憎，大半因此而来。
但脱离了权力的文化，同时也脱出了原本的政治责任，民初士人化文化为思想，以舆论鼓荡天下。唐末的王仙芝、敬翔、李振，因士人失路而造反；民初的士人失路，则多持学理冲击国家权力。就一面而言，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五四学生运动震动八方；就另一面而言，民初北大凌驾教育部之上，而且“军阀”以外，又有“学阀”。章士钊作为教育部长，被学生两度抄家。
此后，以学说为理想，以理想相冲突，知识人成了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主导，源源不绝。科举中有个体失落和愤怒，但士人整体失落和愤怒，必须寻找出路。学堂学生群聚，个体的失落和愤怒，易传染聚合，而群体化。
C．自秦汉施行郡县制流官之后，中国政治已是一种官僚政治。与之相伴而生的问题，便是官僚的来源，即怎么样选官，和什么样的人能当官。相比于察举，科举以考试为尺度定官僚资格，更彻底地体现了公意对私意的阻格。即使是帝王个人，也被排除在科举考试的实际过程之外。因此官场不会有自下而上的请托趋附，和自上而下的厚薄亲疏。资格作为客观标准的存在，欲由私意调度而绕过考试，几无可能（捐纳、保举是异常）。废科举之后，则官僚之资格随之而废，怎么样选官和什么样的人能当官，重新成为问题。但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又是一个不能以公意阻格私意的问题。梁启超回国后发现，想做官的人比科举时代更多（没有了资格，人人都可做官）。康有为说官场风气一落千丈：
不解银行者，用为银行；不解铁道者，用为铁道；不解兵事者，用为兵事；不能治民者，用为治民。强盗无赖，拥高牙，典列城，其亲戚交友，不识一丁者，亦剖符授官，烂羊头而封侯，弹琵琶而封王。
《潜庐随笔》说，北洋吏治，车夫、剃头匠皆成县知事。
文史资料中说，陆荣廷治广西之日，私人为县知事，杀囚敛财。
青黄不接之际，留日学生入政界居多。时人说，以中国人做中国官，问以典章历史，常常瞠目结舌，而速成半年、游学二三年，已能真知彼邦之政治精义？科举废除之后，个体仍在流动之中，但流动无序，遂成吏治之黑暗。民国直接晚清，人们看到的是废科举之后吏治更坏。
回顾民初时论，怀念科举的人很多。澄清吏治，首先慎重登庸。在仕途淆杂，而欲慎重登庸，则舍参事末由。诚以考试录士，虽不能为尽善尽美，然较之漫无标准，以爱恶亲疏为去留者，相去远矣。
D．最先倡废科举的梁启超说：“官吏不讲出身，官场风气比十年前更一落千丈。循此不变，行将举国衣冠，恶成禽兽。”因此力倡恢复科举。他的原话是：“悍然曰：复科举便。”
E．孙中山立五权宪法，其中的“考试权”自述取之于科举制度，引人深思。
F．由于不讲资格，本省人做本省官（科举制下是全国选官、全国派官）。革命以来，本省人不拘资格，毫无阅历，手握纲符，绅与民的关系，外虽欢迎，中实藐视。本不练习吏治，又引其邻里亲戚，贻误清醒，更仆难数。
在民初，数省自立的情况下，梁启超和章太炎都意识到尤重本省人为本省官的分裂趋势，坚决主张官吏只能自上而下委派，而不能省自选举。但委派的官吏从何而来？于是又归之于返回考试。
纵贯而言，废科举之日，天下没有强烈的反应，而真正的反应则是出现在民国初年及以后。根本的原因，是废科举留下了一大堆短期内没有办法解决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以梁启超、严复、张之洞、吴汝纶为例，则可知中国的科举正是由这些自相矛盾、前后反复的人推倒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