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展览 | 丝绸之路与北大人
延伸阅读
2018年11月05日-12月30日，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文研院）在文研院地下展厅举办“丝路研究与北大人”展览。本次展览通过图文介绍和实物陈列，系统展示北大百年丝绸之路研究在人文学科领域所取得的辉煌成果，增进观者对丝路研究与北大人的了解。在此期间，文研院还举办了“丝路研究与北大人：回顾与展望”论坛。
为配合目前正在开放的展览，特此推送文章《八千里路云和月——北京大学丝绸之路考古研究》，以飨读者。
本文原刊于《北京大学学报》第53卷第1期。
中国与欧、亚、非三大洲很早就开始发生接触，相互影响，相互交流，但是东西方之间交往路线一直没有概括性的名称。1877年，柏林大学教授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在他的地理学名作《中国》一书首次提出“Seidenstrassen”（丝绸之路）一名。丝绸之路考古探险始于李希霍芬的一个学生、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A. Hedin），罗布泊西岸的楼兰古城就是他于1901年发现的。1926年冬，赫定再次来华，准备他的第四次中亚探险考察。由于中国学者的强烈反对。他不得不组建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与徐炳昶、黄文弼、丁道衡、袁复礼等北大清华师生联合考察；北大徐炳昶教授任考察团中方团长，赫定博士任外方团长。这是中国首次举办国际性、跨学科的科学调查，其中包括来自6个国家的37位科学家。科学没有国界，在中亚考察活动中，赫定将现代地质学、地理学和考古学引入中国。我国第一代地质学家、地理学家和考古学家当中，许多人是他的学生，或由他推荐到西方留学，为中国的现代化培养了许多人才，功不可没。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最近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这个伟大战略构想的落实，必将大大深化中国的改革开放，而古老的丝绸之路亦将重新焕发青春。若从1927年黄文弼参加中瑞西北科学考察算起，北大丝绸之路考古研究至今已有88年历史。经三代学者不懈努力，北京大学业已成为当今世界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的中心之一。第一代以黄文弼、向达教授为代表，将考古学引入丝绸之路研究，为北大考古教学与科研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二代以宿白教授为代表，开创北大中外文化交流考古教学，编写讲义《考古发现与中西文化交流》（文物出版社，2012）；第三代以林梅村教授为代表，引入中亚死文字碑铭写卷研究，创立北大中外文化交流考古三级教学体系，编写讲义《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为中国乃至海外培养了大批丝绸之路考古专门人才。
《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
一
黄文弼，字仲良，生于1893年4月23日，湖北汉川人，以内蒙古、新疆科学考察和西域史研究而闻名于世，被誉为“中国西北考古的第一人”。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门，与冯友兰同窗。1918年毕业后，留校任国学研究所助教；1947年，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新疆考古报告编写。1949年，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并当选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骑着骆驼的黄文弼
1927－1930年，随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赴中国西北地区考察，并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考察古河道和沙埋古城。一生四次赴新疆考察，总行程长达38300公里，可谓“中国考古史上的长征”。新疆考察期间，在吐鲁番考察高昌古城和交河古城，发掘雅尔湖麹氏高昌墓地，在罗布淖尔北岸发现细石器遗址，在土垠遗址发掘汉代烽燧和仓储遗址，并首次发现西汉简牍。这次考察采集古物90余箱，拍摄照片500余幅。
汉唐时代，中原王朝在塔里木盆地先后设立西域都护府和安西都护府两大行政机构。为了寻找汉代西域都护府，黄文弼在轮台县野云沟调查了两处古城, 认为是西域都护府设立时期士卒屯守之物，并调查了轮台县野云沟、策大雅、柯尤克沁旧城。结束野云沟考察后, 又赴轮台县东南考察奎玉克协海尔古城，时称“柯尤克沁旧城”（维吾尔语意为“灰烬城”），并绘制了古城平面图，认为是李广利伐大宛途中焚毁的仓头城。
1957－1958年的新疆考察，足迹遍及南北疆的哈密、伊犁、焉耆、库车、阿克苏、喀什、巴楚、和田等地。1958年，黄先生对龟兹古城进行实地调查。据他考察，龟兹王城周长约7000米（约14华里），与《大唐西域记》所言龟兹“都城周围十七八里”大致相符。
黄文弼新疆考察的重要贡献是：根据实地考察所得，论证楼兰、龟兹、于阗、焉耆等西域古国及古城地理位置和历史演变；率先寻找汉代西域都护府和唐代安西都护府遗址；判明了麹氏高昌的纪年顺序和茔域分布；提出古代塔里木盆地南北两河的变迁问题；并为探讨新疆地区不同时期历史文化积累了大批资料。代表作有：《高昌砖集》（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1931）、《高昌陶集》（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1934）、《古楼兰国历史及其在西域交通上之地位》（《史学集刊》1947年第5期）、《罗布淖尔考古记》（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吐鲁番考古记》（中国科学院，1954）、《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科学出版社，1958）、《元阿力麻里古城考》（《考古》1963年第10期）、《西北史地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57－1958）》（文物出版社，1983）、《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7－1930）》（文物出版社，1990）等。向达、水野清一、藤枝晃、榎一雄、德国哥廷根大学教授瓦尔特施密特（Ernst Waldschmidt）、史学家马雍纷纷撰写书评，对黄文弼的新疆考察报告予以高度评价。1994年，土居淑子、田川纯三等日本学者计划将黄先生的八部考古报告翻译成日文，目前已出版《罗布淖尔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两书的日译本。
向达，字觉明，湖南溆浦人。1900年2月19日，生于土家族一个书香人家，以研究中西交通史和敦煌学而闻名于世。1919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吴大学前身），师从柳诒徵等国学大师，与王庸、范希曾、缪凤林、胡焕庸、徐震堮等同窗。1924年后任商务印书馆编译员、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委员；向先生26岁时就开始研究印度佛教及佛教艺术的东传，发表《龟兹苏祇婆琵琶七调考原》一文（《学衡》1926年第6期）；1934年，兼任北京大学讲师，讲授明清之际西学东渐史等课程。1935年秋，由北京图书馆派到英国牛津大学鲍德利图书馆作交换馆员，协助牛津大学整理中文图书，后来撰文指出牛津藏中文图书始于明万历三十二年至崇祯元年（1604－1628），其中包括《永乐大典》12册及各类明版书200余部。此外，他还在大英博物馆东方部检阅敦煌写卷、汉文古籍和俗文学抄本，抄录来华耶稣会士和太平天国档案；1937年末，访问巴黎、柏林、慕尼黑等地科学院、博物馆，考察流散欧洲的西域壁画、敦煌写卷，抄录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有关文献。1938年秋，携带几百万字资料归国。先在迁到广西宜山的浙江大学史地系任教，不久转任昆明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讲授中西交通史。1939年8月，聘为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导师。
1941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和国立北京大学联合组成西北史地考察团，向达代表北京大学参加该考察团历史考古组工作，任组长。1942年9月25日抵兰州，由兰州经武威、张掖、酒泉、安西等地，于10月9日抵敦煌。除浏览敦煌诸窟，详细记录外，还考察了西千佛洞、寿昌故址、阳关故址、榆林窟等遗址。 他对张大千任意勾勒、剥离敦煌壁画颇不以为然。返回重庆后，给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所长傅斯年和考古室主任李济写信反映敦煌壁画遭到肆意破坏，并在报刊撰文，建议将敦煌千佛洞收归国有，筹建专门学术机构进行管理。 这篇文章对敦煌莫高窟进行科学保护起到极大推动作用。
1943－1944年，作为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组长，再下河西考察，考古组副组长为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成员有向达的研究生阎文儒等人。1944年3月，由重庆飞抵兰州，开始了第二次西北科学考察，直到10月中旬东归。其间，夏鼐主持了佛爷庙发掘工作，向达则考察了莫高窟、破城子等。向达两赴敦煌，写成多篇有关敦煌和西域考古论文初稿，后来陆续在学术刊物发表。他在40年代翻译的《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上海中华书局，1936），影响了中国几代考古学人。
1946年，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古物整理室主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掌北大图书馆。1949年后，评为北京大学一级教授，图书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历史所二所副所长、学部委员、《历史研究》和《考古学报》编委等职。1957年划为右派后，受到不公正待遇，却不计得失，仍勤奋著述，主要精力放在了整理出版《中外交通史籍丛刊》工作上。关于这部丛书，谢方回忆说：“实际上这套书则是向先生个人策划、主编、撰稿的。向先生接着和我谈到这套书的具体内容和编写整理计划。初步拟定这套书共四十一种，目前先进行第一批四种，即《西洋番国志》、《两种海道针经》、《郑和航海图》、《西游录》，第二批是唐以前，第三批是宋元，第四批是明清。他说他个人只能搞第一批和第二批的一部分，其他的要由中华和北大历史系联手组织人力来搞。后来事实上在1962年中华就顺利地将他整理的前三种书出版了。”
敦煌莫高窟
向达先生的代表作有：《关于三宝太监下西洋的几种资料》（《小说月报》1929年4月刊）、《中西交通史》（上海中华书局，1931）、《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图书季刊》新1卷第4期，1939）、《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燕京学报》专号，1933）、《唐代俗讲考》（《文史杂志》第3卷9－10期合刊，1944）、《新疆考古概况》（《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第12期）、《郑和航海图》（中华书局，1962）、《记敦煌出六朝婆罗谜字因缘经经幢残石》（《现代佛学》1963年第1期）等。周一良在半个世纪后撰写回忆录说：“向达先生的《唐代俗讲考》是有关俗讲和变文的筚路蓝缕不刊之作。” 荣新江评价向达先生的学术成就说：“《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是唐代中西文化交流史方面的力作，此文不仅在内容所涉及的范围方面超过了前人，而且也有相当的深度，其所阐释的六个方面，迄今仍不断地被地下层出不穷的考古资料所证明。”
二
如果说黄文弼、向达教授是北大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的先驱，那么，宿白教授则是北大丝绸之路考古教学的创始人。宿白，字季庚，生于1922年8月3日，辽宁沈阳人，以中国佛教石窟寺考古、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考古、唐宋雕版印刷史研究而闻名于世。1940年考入北大，师从冯承钧、孙作云、容庚等名师，194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其后，在北大教授向达门下读研究生，在哲学系听过汤用彤先生讲佛教史、魏晋玄学等，还听过梁思成开的中国建筑史课，1948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生肄业。1952年正式调到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后，开始上课并带学生实习，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
宿先生一直坚持工作在田野调查和发掘第一线。1951年主持河南禹县白沙水库墓群发掘工作，其成名之作《白沙宋墓》（文物出版社，1957）就基于这次考古发掘。中国最早的石窟寺考古报告，是京都大学教授水野清一和长广敏雄出版的《云冈石窟》16卷（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51），主要基于日本侵华时期在山西云冈石窟进行的长达8年的考古调查和测绘。1956年，宿白先生将文献碑铭与考古实际相结合，挑战日本学术权威长广敏雄关于云冈石窟的考古分期。1990年，长广敏雄在《中国石窟》一书《云冈石窟（二）》日文版一个注释中不得不承认：“从文献学角度出发，宿白教授的推论当无误，因而分期论也是符合逻辑的，作为‘宿白说’，我现在承认这种分期论。”换言之，宿先生开启了中国学者引领中国佛教石窟寺考古的新时代。
1958年，宿白先生主持河北邯郸涧沟齐村龙山－商周遗址发掘；多次主持北京大学石窟寺遗迹考古实习，对云冈石窟、响堂山石窟、敦煌石窟、龙门石窟和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都作过测绘、记录和研究。1959年，远赴西藏拉萨、山南、日喀则，进行了长达5个月的考古调查，1996年出版的《藏传佛教寺院考古》就基于1959年和1988年两次西藏考察。1979年9月，率领北大研究生到新疆克孜尔石窟考古实习，后来出版《新疆克孜尔石窟考古报告》（文物出版社，1996）。这部报告在很大程度上引导新疆石窟考古研究走上规范化、科学化道路，是西域佛教考古的力作，1986年，分别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考古研究成果一等奖和首届夏鼐考古学研究成果一等奖。1983年，老人家年过花甲，还带北大研究生到南京栖霞山石窟和龙门石窟考古实习。直到暮年身体情况不允许时，才离开了田野考古。
宿白先生在海内外考古界享有极高声誉。1983年，任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客座教授，讲授中国佛教考古学。先后出访日本、法国、伊朗、美国、韩国进行考古方面的学术交流。先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理事长、文化部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是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博士生导师。2013年9月，获北京大学第三届“蔡元培奖”。
宿白教授
宿先生学识广博，在历史考古学方面，运用考古类型学方法，对魏晋南北朝隋唐墓葬作过较全面的分区分期研究，从而为研究这个时期墓葬制度演变、等级制度和社会生活变化奠定了基础。在古代城市遗址考古方面，结合文献记载作了系统研究，特别是在研究当时都城格局的发展、演变方面有独到的创见。在宋元考古方面，作过若干专题研究，其中《白沙宋墓》一书体现了在研究方法上将文献考据语考古实物相结合，堪称宋元考古学的力作。在佛教考古方面，用考古学方法来研究中国石窟寺遗迹和藏传佛教寺院，为这两门学科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宿先生著述颇丰，最能体现其考古研究成果和学术造诣的，首推《中国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1996）、《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文物出版社，1996）、《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文物出版社，1999）、《考古发现与中西文化交流》（文物出版社，2012）等。
1997年9月，宿白先生的《中国石窟研究》一书荣获美国华盛顿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所属弗利尔美术馆、赛克勒博物馆与日本京都岛田修二郎东亚美术研究中心，设立的“岛田奖”。
三
北京大学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第三代学人的代表是林梅村教授，以丝绸之路考古和犍陀罗语碑铭写卷研究而饮誉海内外。林梅村，1956年4月30日生，祖籍广东，生长于北京一个书香之家。1970年代中，在史学家马雍门下，攻读中国古典文学和历史。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不仅得到吕遵谔、严文明、邹衡、俞伟超、宿白等考古名师的系统训练，而且得到历史专业周一良、田余庆、王永兴、张广达、邓广铭等史学名师的教诲；1982年毕业后受聘于中国文物研究所，从事西域出土文献和丝绸之路考古研究工作，与该研究所于豪亮、王世襄、王去非等文物界前辈同事12年。1982年，师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梵学家蒋忠新攻读梵语；1984年，在北大东语系季羡林教授指导下攻读中亚死语言，尤其是佉卢文犍陀罗语。目前所见世界上最早的佛教写本就是用佉卢文犍陀罗语抄写的，丝绸之路开通后犍陀罗语成为国际通商用语，以及佛教传播的经堂用语。
在中国文物研究所工作时，林老师即注重将考古学和中亚死文字研究引入中国简牍碑铭研究。1990年在《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院院刊》发表《中国新发现的一件佉卢文木椟》一文，在国际学术界崭露头角。 1993年，赴美国西雅图进行为期一年的学术交流。其间，在华盛顿大学邵瑞琪（Richard Salomon）教授指导下，从事犍陀罗语碑铭写卷研究。这项研究成果刊于欧洲著名学术期刊《中亚杂志》，题为《佉卢文研究目录：中国藏品（1897－1993）》。 1994年5月，经季羡林和宿白两教授推荐，林梅村受聘于北京大学考古系（今考古文博学院），历任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2009年评为北大二级教授；2011年7月，获北京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授荣誉称号及证书；201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Monuments and Sites, 简称ICOMOS）会员。
秉承北大考古的优良传统，林老师一直奋战在田野考古调查第一线。1982年起，多次到新疆、内蒙古、甘肃等地丝绸之路沿线古城实地考察，足迹踏遍天山南北几乎所有重要遗址，多次深入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腹地寻访沙漠古城。在黄文弼新疆考古调查的基础上，他多次实地考察后确认，汉代西域都护府遗址在今轮台县东南的奎玉克协海尔古城，而唐代安西都护府遗址则在今库车县皮朗古城北门外雀鲁拔克土墩。 这两座古城性质的确认非常重要，因为汉唐史书就以这两座城为地标，介绍丝绸之路沿线城镇的相对位置。
到北大工作后，林老师又将考古调查范围扩展到青藏高原、蒙古高原、东南亚、印度、巴基斯坦、伊朗、阿曼、也门、土耳其、意大利、哈萨克斯坦，乃至俄罗斯南西伯利亚。1999年7－9月，在美国企业家罗杰伟（Roger E. Covey）唐研究基金会的资助下，与齐东方老师一道率北京大学研究生赴青海都兰县热水乡考古实习，首次科学发掘唐代吐蕃大墓，并出版考古报告《都兰吐蕃墓》（文物出版社，2005）。 2006年10月，随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察队，赴蒙古国实地考察匈奴、突厥、蒙古汗国遗址和当地博物馆。2012年1月，应伊朗国家考古博物馆馆长大流士•阿克巴扎德（Daryoosh Akbarzadeh）邀请，出席德黑兰举办的“古代伊朗与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顺访德黑兰、加兹温、卡尚、伊思法罕、亚兹德、设拉子、菲鲁扎巴德、霍尔木兹岛等地古波斯、萨珊波斯和阿拔斯王朝文物古迹。
近年，林老师还开启了欧亚草原考古课题研究。2014年7月，应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冶金研究所所长切尔内赫（E.N. Chernykh）教授邀请，带北大研究生赴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调查俄罗斯和中亚五国出土欧亚草原文物。2015年6月，应塔拉斯国立大学校长萨里柏科夫（M. N. Sarybekov）教授邀请，到哈萨克斯坦塔拉兹市出席国际学术讨论会，顺访哈萨克斯坦境内丝绸之路沿线古城和当地博物馆。2015年8月，与牛津大学前副校长杰西卡•罗森（Jessica Rawson）教授一行13人赴俄罗斯新西伯利亚、阿尔泰边疆区、南西伯利亚米努辛斯克盆地、贝加尔湖地区，考察古遗址、当地考古研究所和博物馆藏文物。
2012年10月，林老师率北大研究生赴新疆昌吉考古实习，系统整理昌吉州、玛纳斯县、呼图壁县、阜康市、奇台县和木垒县博物馆陈列及库藏文物，并实地考察呼图壁康家石门子岩画、吉木萨尔北庭故城等遗址。以世界文明为背景，探讨中国远古文化的起源与发展，随即出版《丝绸之路天山廊道——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古代遗址与馆藏文物精品》一书。 南京大学历史系副主任水涛教授对此书作了如下评述：
林梅村先生不仅仅是担着学术顾问的名声，而是实实在在的为每一个遗址和每一件文物考定年代，寻找对比资料，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心血。也可以说，这部图录就是林教授自己的作品，它代表了林教授及其团队在史前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研究方面的现有认识水平。同时，这部图录的出版，也体现了昌吉回族自治州文物局与林梅村教授团队之间的相互信任与卓有成效的合作，堪称高校科研力量与地方文物主管部门之间通力协作攻关的典范。
最近，林老师在这项研究的基础上，进而提出中国早期青铜文化来自欧亚草原，尤其是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他发现夏文化（即二里头文化）兴起之前，中国已从欧亚草原引入冶金术，新疆、青海、甘肃、山西、河南等地发现的、以倒钩铜矛为代表的塞伊玛-图尔宾诺铜器群皆为红铜或砷铜，二里头文化兴起后，中国才真正进入青铜时代。
2013年7月，林老师应英国中东考古学家康耐特（Derek Kannet）博士的邀请，赴杜伦大学考古系调查英国考古学家威廉姆森博士在伊朗收集的唐代至明清陶瓷残片，研究成果刊于剑桥大学出版的考古杂志《古物》，题为《郑和远航忽鲁谟斯岛的考古学证据》。 这家杂志主编、英国著名考古学家克里斯•斯格尔（Chris Scarre）教授在编者案中评述说：
2014年1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了一个令人瞩目的消息，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了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经济不断的发展自古有之，并已经得到了考古发现的印证。最近几期《古物》杂志刊布若干文章，相继介绍了中国史前时代以及古代经济发展。这一期也不例外，而且特别包括一篇文章讲述了中国历史上十分重要的谜题——郑和下西洋。1403至1430年，郑和的七下西洋，每一次都规模甚大，所达之处遍布东南亚、印度洋、甚至远至亚丁湾和东非。……郑和曾经四次到达波斯湾的霍尔木兹。那些霍尔木兹岛出土的典型明代早期的官样瓷器和其他中国瓷器遗物被视为郑和到访的直接考古证据。林梅村教授和张然在他们文章深入讨论了这些考古资料的意义，揭示了15世纪早期中国海洋贸易与对外关系。明代官样瓷器甚至可以被视为郑和带去的外交礼品。此外，一些质量较低的瓷器说明在郑和下西洋之外也有一些民间的商业活动，并没有遵循明朝海禁与郑和下西洋的垄断。郑和下西洋几十年后，霍尔木兹及波斯湾就被葡萄牙人控制。尽管如此，这些出土中国瓷器仍提醒我们，欧洲人并非第一个认识到霍尔木兹岛海上交通战略意义的外国势力，也不是致力于海洋扩张的第一人。
这篇论文发表后，法国考古学家阿诺德（Bernadette Arnaud）立即译成法文在法国一家报刊转载。 1935年秋，向达先生在牛津大学鲍德利图书馆工作期间曾经手抄《顺风相送》和《两种海道针经》两部明代孤本，可惜他未见该图书馆珍藏的一幅明代海图。2013年8月，林老师专程到鲍德利图书馆调查此图，并撰文指出，这幅明代海图与郑芝龙称雄南中国海密切相关。 秉承向达教授开创的郑和研究学术传统，林老师此前发表过多篇有关郑和下西洋的论文，有力地推动了海上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的深入。
林老师的研究时空从青铜时代直迄大航海时代，地理范围横亘欧、亚、非三大洲，纵横历史、语言、考古三个领域。如果说北大前辈学者的贡献是将考古学引入丝绸之路研究与教学，那么，林老师的贡献则是将中亚死文字研究引入丝绸之路考古。他在欧美和日本一流学术刊物用英文撰写了大批学术论文，并协助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部和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唐仲英中国馆编写英文图录。此外，他的专著还被翻译成日文和韩文，在海外出版。 1984年至今，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院刊》（Bulletin of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英国《古物》（Antiquity）、德国《中亚杂志》（Central Asiatic Journal）、日本《古代文化》（Cultura Antiqua）、中国《考古学报》、《文物》、《考古》、《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等海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英文论文近20篇。80年代以来，相继出版《楼兰尼雅出土文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东方出版社，1995）、《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三联书店，2000）、《大朝春秋——蒙元考古与艺术》（故宫出版社，2013）等学术专著15部。
根据考古新发现，不断推陈出新，是林老师治学一大特点。他的每一部著作都是在和国际一线同行进行高水平学术对话，并受到海内外学界同行广泛关注。1990年4月，《沙海古卷——中国所出佉卢文初集》（文物出版社，1988）一书，获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设立的“中印友谊奖”；1993年12月，《再论汉佉二体钱》（《中国钱币》1987年第4期）一文，获中国钱币学会第一届优秀学术成果金泉奖；1996年12月，《西域文明——考古、语言、民族和宗教新论》（东方出版社，1995）一书，获北京市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13年4月，《寻找楼兰王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一书，获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普及奖；2015年9月，《蒙古山水地图——在日本新发现的一幅16世纪丝绸之路地图》（文物出版社，2011）一书，获第七届教育部考古学专著二等奖。2013年7月，日本奈良橿原考古所所长菅谷文则（Fuminory W. Sugaya）教授撰写书评，对《蒙古山水地图》一书予以高度评价。 2014年，慕尼黑大学汉学院普塔克（Roderich Ptak）教授亦在《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杂志》一个书评中写道：
这部具有高度代表性的著作，看起来相当厚重。采用八开本，铜版纸印刷，装在精美的书匣之中。该书设计典雅，页边缘用金边装潢。出版单位——文物出版社，以出版大量艺术类书籍而闻名于世，将这部重达4公斤的著作印制得精美绝伦。该书展现了一幅国家地图珍品——若干年前才在日本发现的一幅16世纪地图，今称“蒙古山水地图”。……在关于不同地名及其典故的讨论中，作者引用了大量元代和明代史料。他还试图用同样的方法复原旅行路线，并讨论这一时期特殊地区的政治环境问题。这些段落展示了林教授的学术专长以及他处理历史地理问题的丰富经验。……对于那些拜读过朴贤熙（Hyunhee Park）或廉亚明（Ralph Kauz）著作而对东西方文化交流深感兴趣的读者来说，林先生的鸿篇巨著更加引人入胜。它确实是一部值得当今图书馆珍藏的学术专著，以备研究地图历史和丝绸之路地区相关问题的学者予以参考。
1994年以来，林老师在北大考古系（今考古文博学院）创建了中外文化交流考古三级教学体系，先后开设丝绸之路考古、丝绸之路考古专题、西域考古与艺术、碑铭所见中外文化交流、中外文化交流考古、蒙元考古与艺术、欧亚草原考古、中亚民族与宗教等课程。21个寒暑，林老师不仅倾心培养了10余名硕士和博士，而且悉心指导来自瑞典、意大利、匈牙利、英国、日本、韩国等六国进修生。如今这批北大学子大都奋战在田野考古与高校考古教学第一线，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和文博系、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华盛顿弗利尔-塞克勒美术馆亚洲部、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上海古籍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艺术史系，成为目前中国乃至海外丝绸之路考古领域的中坚力量。
巴里坤草原
林老师培养的哈萨克族学生努尔兰·肯加哈买提2007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即受聘于日本京都人类与自然研究所（The Research Institute for Humanity and Nature），现为德国波恩大学东方学-亚洲学院汉学系洪堡基金会学者。另一位学生马健，从博士研究生阶段就开始参与新疆巴里坤石人子沟遗址群考古工作。毕业后受聘于西北大学，继续从事天山东部古代游牧民族遗存的考古发掘，初步建立了巴里坤草原铁器时代至汉代考古文化序列，并于2007年荣获国家文物局“中国十大考古发现”。 林老师培养的第一个博士陈凌，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就被林老师推荐到美国康奈尔大学亚洲系讲学一年，讲授丝绸之路考古和中国美术史两门课。2008—2012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期间，首次对新疆吐鲁番吐峪沟石窟寺进行科学发掘，发现壁画200多平方米，出土文书2万多件，其中包括汉文、回鹘文、婆罗谜文、粟特文、古藏文、西夏文等多种古文字写卷和题记。这个考古新发现入选国家文物局2011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中国与欧美和日本在世界考古学领域的学术竞争方兴未艾，北大培养的新一代考古学家正在奋起直追。正如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所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陈先生时代的敦煌学、当今时代的丝绸之路考古学，皆可谓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不难预见，新疆巴里坤草原古代游牧文化考古研究的深入、吐峪沟石窟寺考古新材料的研究整理，海上丝绸之路考古进一步开展，必将开启丝绸之路考古的新时代。
参考资料：
《三十年代中瑞合作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塔里木盆地考古记》，《新疆考古发觉报告（1957-1958）》，《黄文弼所获西域文献论集》，《怀念柳翼谋先生》，《一位倔犟的历史学家——向达别传》，《安西榆林窟记录》，《金明馆丛稿二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