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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研院自创立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跨学科交叉合作，为知识积累和思想创新提供学术支撑。近年来学界不少新著出版，其中一些书的想法或在文研院萌生，或曾在文研院得到了来自不同学科背景学者的反复讨论。2020年，文研院微信公众号设立“新书推介”栏目，对和文研院有关学者的学术出版情况进行追踪和介绍。

本期新书推介栏目，我们介绍近期由中西书局出版的民国时期学者向宗鲁先生的《史记讲谊》，该书由文研院第四期邀访学者、南京师范大学教授苏芃发现、考订并点校整理。该整理本原为文研院第七期邀访学者、上海师范大学教授石立善策划主编的民国古典学大系丛书之一，2019年冬天石立善教授不幸病故，这套丛书仅此一本得以出版。本期新书推介栏目，我们转发苏芃教授为《史记讲谊》整理本撰写的前言，同时表达对石立善教授的纪念。

作者：向宗鲁  点校：苏芃

出版社：中西书局

出版时间：2020年9月

目录

向宗鲁先生《史记讲谊》的发现与整理

中国国家图书馆（下或简称“国图”）藏有佚名《史记校注》一部，[1]笔者经过查考，发现此书是民国时期著名学者向宗鲁先生遗著。

向先生，原名永年，学名承周，字宗鲁，以字行世。1895年生于四川省涪陵县，祖籍重庆巴县，受业于文伯鲁（寿昌）、廖平（季平）诸先生，先后任教于重庆大学、四川大学，并长期担任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1941年11月去世，年仅46岁。先生博闻强识，刻苦笃学，自幼有“神童”之誉。[2]其著作等身，可惜传世的仅有寥寥几种，且多是殁后经弟子王利器、屈守元、杨明照等先生整理发表的，如《周易疏校后记》、《校雠学》、《月令章句疏证叙录》、《说苑校证》、《淮南鸿烈简端记》等。

图一：《史记讲谊》第一部分书影

图二：《史记讲谊》第二部分书影

图三：《史记讲谊》第三部分书影

一、国图藏佚名《史记校注》作者考证

判定国图藏《史记校注》作者为向宗鲁先生，主要证据有以下四点：

第一，《史记校注》由大量札记组成，许多札记下都有“承周案”字样的案语，与向先生名讳吻合，且《司马穰苴列传》“晏婴乃荐田穰苴”条“承周案”旁批“向先生之名”。按覈《说苑校证》、《淮南鸿烈简端记》二书[3]，其间亦多有“承周案”，可证当出自一人之手。

第二，《史记校注》中有的版心处有“向授”字样，与向先生姓氏吻合。（参见图二）

第三，《史记校注》中有的版心处有“重庆大学印行”、“重大印行”字样，而目前藏于四川大学图书馆古籍部，题有“巴县向承周编授”的《八代文讲义》（内题“选学丛录”）版心处亦有“重庆大学印行”的字样，可作类比。[4]（参见图二、图五）

第四，根据向先生弟子回忆文章所述，先生曾于重庆大学、四川大学讲授《史记》。

一九三一年回重庆，应重庆大学聘，任中国文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即以《史记》《文选》《淮南子》《管子》诸书为教。（屈守元《精于校雠的学者向宗鲁》)[5]

一九三二年秋，先生去四川大学，执教中国文学系。次年春，即返任重庆大学中国文学系系主任。先生礼聘巴渝诸老师宿儒，开专籍专课。以文伯鲁先生主讲《毛诗》，陈季皋先生主讲《左传》，龚春岩先生主讲唐宋文，八代文及《史记》则先生躬任之。（何震华《忆恩师向宗鲁》）[6]

先生多识前言，熟精史事。举凡方舆典制，人物兴亡，莫不画地成图，抵掌可述。马班陈范，尤所究心。尝为生徒说《太史公书》，所造讲疏，精当难移，按条采录，即可成编。（屈守元等《巴县向宗鲁先生学行述略》）[7]

在重大、川大任课时，以《史记》、《管子》、《淮南子》、《文选》为教。简端批校，朱墨灿然。（屈守元《说苑校证·序言》）[8]

综合以上四点证据，可见国图藏佚名《史记校注》当是向宗鲁先生遗稿，且极有可能是在重庆大学任教时讲授《史记》的讲义。另外，该《史记校注》后附有《说文解字讲谊》一卷。（参见图四）

图四：《说文解字讲谊》书影

图五：四川大学图书馆藏《八代文讲义》书影

二、向宗鲁《史记讲谊》撰写时间、性质、定名再判断

根据屈守元、何震华等弟子回忆文章可知，向宗鲁先生于1931年至1934年前后曾在重庆大学讲授《史记》、“八代文”课程，国图所藏版心写有“重庆大学印行”、“重大印行”字样的《史记校注》可能即此时的讲义，与前文揭橥川大所藏《八代文讲义》为同时之物。除了这点相关性外，《史记校注》性质为“《史记》讲义”尚有三点旁证：

第一，《史记校注》中有的版心处印有“中文系”、“中、史一年级”字样。（参见图二、图三）“中、史一年级”疑为“中文系、历史系一年级”的省称，大部分篇章的版心都有“向授”字样，结合起来看，当是教学讲义。

第二，《史记校注》中有多处批注记录。例如《司马穰苴列传第四》“晋伐阿甄”条下，“通典”二字旁有小字注“唐杜佑作”，“晏婴乃荐田穰苴”条下，“梁曜北曰”旁有小字注“作《史记志疑》一书”；又如，《孙子吴起列传第五》“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条下，“钱竹汀曰”旁有小字注“名大昕，清人”，“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条下，“初学记”旁有小字注“类书，徐坚著”，等等，这类涉及古代典籍常识的旁注，显然不会是“群经传记，洽熟无遗”的向宗鲁先生所记，当是学生或后人使用讲义时的批注。（参见图二）据此，亦可窥见该书性质为教学讲义无疑。

第三，《史记校注》后附有《说文解字讲谊》（此处“讲谊”之“谊”用古字）[9]，二者既然合为一编，性质理当相同，亦可推知《史记校注》性质为教学讲义。

厘清《史记校注》撰写时间、性质、用途后，反观该书定名，“校注”之称似乎欠妥，可参考合编的《说文解字讲谊》，定名为“《史记讲谊》”。[10]因此，国图的著录应订正为：《史记讲谊》三卷，民国向宗鲁撰，附佚名《说文解字讲谊》一卷，民国线装油印本，一册。九行二十八至三十字不等，有圈点和眉批。

三、向宗鲁《史记讲谊》的内容特点及内部差异

向宗鲁先生《史记讲谊》为线装油印本，包含《五帝本纪》、《伯夷列传》、《管晏列传》、《司马穰苴列传》、《孙子吴起列传》、《伍子胥列传》、《太史公自序》七篇，用三种纸张抄写，据此可将这三部分析为三卷：

卷一是《五帝本纪》、《伯夷列传》、《管晏列传》合计四十五页（参见图一）；

卷二是《司马穰苴列传》、《孙子吴起列传》、《伍子胥列传》合计四十五页（参见图二）；

卷三是《太史公自序》二十七页（参见图三）。

全书皆半页九行，行二十八至三十字不等，间有双行小注，行款较为统一，然而三部分字体却存在差异，是不同人誊抄的，可能并非向先生手书[11]。

从具体内容看，该讲义主要是对七篇《史记》“本纪”“列传”字句的训解、考证与校勘，三部分内容全以札记的形式呈现，“承周案”的案语贯穿全书始终。其特点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旁征博引，具列历代相关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梁曜北（玉绳）《史记志疑》、张孟彪（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钱竹汀（大昕）《廿二史考异》、王怀祖（念孙）《读书杂志》等，并系连参照类书引文，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展开疏证。

其次，参考了当时最新的研究成果。在卷三《太史公自序》里，征引了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如“阬赵长平军”条下列有“日本枫山本‘阬’作‘拔’。见《会注》”；“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条，案语“《会注攷证》谓‘庆长本标记引刘伯庄云俭当作检，谓拘检人’，则唐人旧说已如是”。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在1932——1934年由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陆续出版印行，这部分讲义可能是在1934年之后写成的。

再次，不少条目没有案语，全引前人说法，甚至直接摘录几百字前人考证成果，例如《五帝本纪》“㠯征不享”条作：

洪筠轩曰：“《索隐》‘一本或作“亭”， 亭训直，以征诸侯之不直者。’颐煊案：《诗·韩奕》‘榦不庭方’毛《传》：‘庭，直也。’《国语·周语》‘以待不庭不虞之患’韦昭注：‘庭，直也。’《左氏·襄十六年传》‘同讨不庭’，‘不亭’即‘不庭’，古字通用。”

经查覈，此段文字与洪颐煊《读书丛录·史记》“不享”条[12]全同。这类情形在该讲义中占有不小的比例，又如《五帝本纪》“登熊湘”条全引成芙卿《史汉骈枝》八百多字，《太史公自序》“谈为太史公”条，引梁玉绳《史记志疑》近千字、引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李慈铭《越缦堂杂志》、朱一新《无邪堂答问》[13]各两三百字不等，而未下一句案语，都能反映出该书的性质不会是个人著述，而是教学讲义。

此外，对于三部分之间的内部差异，值得作些说明。三卷讲义之间互有参差，但无本质区别。参差之处如下：

首先，卷一、卷二里对《史记》正文关联的“三家注”（裴駰《史记集解》、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亦有疏解，标有“坿注”，第三卷主要是对《太史公自序》正文的疏解，不涉及“三家注”。

其次，前两卷引梁玉绳、张文虎、钱大昕、王念孙等人说法，皆称字或号，卷三全部直接称名。又，前两卷征引前贤旧说，只列作者，不具书名，卷三详尽标注书名。比如，引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一、卷二多作“梁曜北曰”云云，卷三作“梁玉绳曰”云云，段末用双行小注标“史记志疑”四字。卷三偶有标注引文起止，如“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后也”条，案语引《史记索隐》与《尚书》孔疏，分别在引文之末标明“《索隐》语止此”、“《疏》语止此”。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差异，可能和讲义针对不同的学生有关，卷三的版心有“中、史一年级”字样，也许只是针对中文系、历史系一年级学生的教学讲义，所以对古人称名而不称字号，便于学生理解记忆，详注引文出处也是因材施教的需要。这些内部差异从另一方面证明《史记校注》必是教学讲义，因其为讲义，所以不求严谨统一，侧重追求实用性价值。另一方面，从这三部分讲义的誊写讹误来看，卷一《五帝本纪》篇尤多，后两部分较少。前面揭橥的学生批注记录，在卷二出现较多。

四、向宗鲁《史记讲谊》的学术价值

向先生《史记讲谊》在作为佚名古籍的前提下，已被编进《二十四史订补》，更彰显了其价值所在。笔者以为，其学术价值归纳起来约有三端：

第一，  对于研究《史记》的价值。

以《史记》研究而言，该书的价值可以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解读《史记》的价值，例如：

《五帝本纪》“神农氏世衰”条，向先生案语：“世衰谓末代君也。”

又如，“黄帝者”条，《史记》为何以“黄帝”开篇，前贤多置聚讼，向先生认为：

史公之书一以孔子为依归。《戴记》虽杂出汉儒，要多为七十子后学比所记，故史公据以为本。《本纪》首黄帝，《世家》首太伯，《列传》首伯夷，皆此志也。《五帝纪》赞曰：“孔子所传《宰予问帝德》及《帝系姓》。”《吴太伯世家》传曰：“孔子言太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列传》曰：“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则史公述作之旨，已自言之矣。

再如，“湻化鸟兽虫蛾”条，向先生释作：

《说文》：“蛾，罗也。（在虫部）”又“𧒎，蚕也，飞虫也。或作䖸。（在䖵部）”二字义别，蛾即俗“蚁”字，郭注《尒疋》【《释虫》云：“蛾，罗。”】以为蚕蛾，非也。《礼记》“蛾子时术之”注：“蛾，蚍蜉也”。《左传·僖十五年传》“蛾”《释文》音“鱼绮反”，云“本或作‘蚁’”。《晋语》“蜹蛾蠭虿皆能害人”宋庠《补音》云：“蛾，音蚁。”以及《楚词 ·天问》之“虫蛾”、扬子云《长杨赋》之“蛾伏”、范书《皇甫嵩传》之“蛾贼”、《汉仲秋下旬碑》之“蛾坿”，皆其本义。【说详桂氏《说文义征》。】古音我声、义声皆在歌部，故“蛾”俗变作“蚁”，以别于“䖸”耳。【《大戴》“虫蛾”作“昆虫”。】。

诸如此类的诠释虽非确证，然而言之有据，至少提供了一种解读的新思路。

二是校勘《史记》价值。向宗鲁先生精于校雠，曾在重庆大学、四川大学开设校勘学课程，并撰有《校雠学讲义》。王利器、王叔岷等校勘学家皆从其问学。[14]《史记讲谊》中存有大量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的校勘成果。例如：

《孙子吴起列传》“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条，援引《韩子•和氏篇》“损不急之枝官”、《战国•秦策》、《史记•蔡泽传》“损不急之官”，结合文义校正“捐”是“损”字之误。

讲义中还有对三家注的校勘，五十余例“坿注”条目多有涉及，如《五帝本纪》“黄帝者”《正义》有“母曰附宝，之祁野”云云，向先生考校如下：

案：《初学记》九、《御览》七十九引《诗含神雾》曰“大电绕北斗枢，照郊野，感附宝而生黄帝”，又见《河图握拒》及《世纪》，而《文选•辨命论》注引《含神雾》“附宝”作“符宝”，未知孰是。《正义》“祁野”疑当以《诗纬》、《河图》、《世纪》作“郊野”。

此条据类书、古注引纬书证明“祁野”是“郊野”之误，较为可信。值得指出的是，向先生善于从类书、政书等资料中钩稽异文，又如《孙子吴起列传》“即三令五申之”条：“《六弢·教战篇》云：‘明告吏士，申三五之令。’今本作‘申之以三令’，从《通典》百四十九、《御览》二百七十九改。”可见他博闻强识，对与传世本不同的古书异文尤其敏锐。

第二，作为教学讲义的价值。

作为一份教学讲义，目前所见虽然可能未为全帙[15]，但从现存的内容看，依然可以窥见向宗鲁先生教学设计的一些细节。比如，选读《史记》的篇次，五体中重点选择“本纪”、“列传”，《五帝本纪》和《太史公自序》一首一尾，都花了较多的篇幅讲解，这些现象应与向宗鲁先生的教学思想有关，对当代高等教育中的《史记》教学也具启发性。

讲义注重吸收当时新近的研究成果，如前文所例举，卷三里征引了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这部分里还使用了1916年王国维先生发表的《太史公系年考略》。

讲义常于细节处重点讲解学术疑案，比如，《五帝本纪》考证《史记》的书名问题，《伯夷列传》疏解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一事，《太史公自序》司马谈为太史公等都着墨较多。

另一方面，难能可贵是讲义中保留了一些疑似学生上课时的记录与感想，呈现出民国时期文科教育的教学细节。如《司马穰苴列传》“晋伐阿甄”条：

《通典》百四十九、《御览》三百九十六引作“晋伐阿鄄。”有注云：“阿，今济阳郡东阿县。鄄，音绾，今濮阳郡鄄城县。”【张曰：“疑是《集解》文。”】案：鄄无“绾”音，“绾”乃“绢”之误。《通典》作“绢”，不误。《左·庄十四年经》：“单伯会齐侯、宋公、卫侯、郑伯于鄄。”注云：“今东郡甄城也。”《释文》：“鄄，音绢。甄，音绢。”【一音真，或音狷，又举然反，或作“鄄”。】《襄十四年传》“卫献公如鄄”《释文》：“鄄，音绢。”《哀·十七年传》“卫侯自鄄入”《释文》：“鄄，音绢”，是也。《说文》：“鄄，卫地，今济阴鄄城。”【《襄十四年》杜注亦云“鄄，卫地。”】鄄城，是“鄄”为正字。疑《集解》本作“鄄”，《索隐》本作“甄”。

除了前文提到的《通典》旁注“唐杜佑作”这类常识外，“《通典》作‘绢’，不误。”旁注“下判断”，“《释文》：‘鄄，音绢。甄，音绢。’”旁注“一证”，“《释文》：‘鄄，音绢。’”旁注“二征[16]”，“《释文》：‘鄄，音绢’，是也。”旁注“三征”，“《说文》：‘鄄，卫地，今济阴鄄城。’”旁注“寻出根源”，这是对讲义考证“绾”乃“绢”误过程的解析，也许是上课随堂记录下的老师讲解内容。这条末尾处，还有一句批注：“说明鄄、甄两写之由。（考据文以实事求是为主，此节凡收三证，得鄄本读绢音之判断，又以《说文》总之，鉄案不翻，足为古籍校读之模范。）”这段话可能是学生上课听讲与阅读讲义的感想及评价。

总之，作为民国时期著名学者讲授《史记》的讲义，该书对于研究民国教育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三，对于研究晚清民国学术史的价值。

关于向先生的著作，屈守元先生曾说：“《周易》、《左传》、《史记》、《管子》以及其他批校诸书，全都失去。”[17]可见作为及门弟子的屈先生是不知道《史记讲谊》存世的。因此该讲义的发现，对于研究向宗鲁先生与晚清民国学术史，以及日后整理向先生文集的工作都具有重要意义。

综观《史记讲谊》全书，常见向先生从《说文》出发，释读文字，尤其是借助《说文》研求本字、俗字，这种做法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也折射出时代的烙印。

又如，向先生引《韩非子》几乎全称《韩子》，引《淮南子》某篇不称“某某训”，而用“某某篇”[18]，这些细节都可反映向先生的学术素养与学术倾向。

再者，从向先生引书可以看出，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王国维《太史公系年考略》等晚近的研究成果，已经广为接受；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当时才印行不久，就已为中国西南地区学者教学引用。这份讲义提供的这些信息，对于晚清民国学术史的研究者而言，都将成为第一手的珍贵资料。

回顾向宗鲁先生《史记讲谊》发现的过程，有两点启示值得重视：

一是考察佚名文献的作者，寻求内证是一种有效的方法，要细读文本，找出蛛丝马迹的证据，尽量做到见微知著。

二是民国时期学者的大量遗著、佚著尚散存于世，有待不断发现考证，如今发达的科技手段为此项工作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应当充分利用。

最后围绕该讲义的发现与整理过程略作说明，由于参加中华书局《史记》修订工作，《二十四史订补》是我的常用书，而其中的《史记校注》因是佚名作者文献，未有措意。直到2013年5月在认真阅读全书后，找出了与向宗鲁先生有关的线索，完成《向宗鲁遗稿〈史记讲谊〉的新发现》一文，6月底在中国人民大学承办的“典籍、社会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34届年会”上宣读，后投寄《文献》杂志，发表于2015年第1期，篇题应编辑部要求改成了《向宗鲁〈史记讲义〉考述》。2013年秋季，我在南京师范大学为古典文献专业2010级本科生开设“古籍整理研究实践”课程，尝试把新发现的《史记讲谊》当作课程作业，分发给同学们作为古籍整理实践练习，没想到却低估了整理稿抄本的难度，作业很不理想，文字识读就有大量错误，在此基础之上，我重新校正一稿。2015年是向宗鲁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四川大学罗鹭兄编纂《向宗鲁先生纪念文集》将整理稿收入，然而遗留问题尚多。其后石立善兄听闻此事，说他正拟编纂民国古典学研究大系丛书，可以重新董理，单行出版。于是我又查覈引文，再加校订，并到国图覆案原书，将影印本漫漶之处一一落实，希望能够将这部湮没七十年之久的书稿完整呈现给更多的读者。因学力所限，整理稿舛讹之处实所难免，敬请有识之士不吝赐正。承蒙川大罗鹭兄慷慨惠寄向宗鲁先生相关资料数种，研究生孙利政同学通读了整理稿，是正多处，在此并致谢忱。

                                            2016年12月11日

附记：最近《史记讲谊》整理本已由中西书局出版，以上是该书前言。12月18日是石立善兄离世一周年的日子，谨以此文表达缅怀之意。

  苏芃

2020年1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