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伊始，何欢欢老师以自己的研究缘起作为引子。何老师介绍了由浙江大学主持的国家重大文化工程“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给诸多研究领域带来的新材料、新方法。她的研究就受到了“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所收录的佛教绘画的启发，意识到语言文字中对佛教的理解跟绘画中展现出的佛教很不一样。这种不同促使她反思“文本佛教”与“日用佛教”的关系，而“无言”的中国历代绘画展现的正是“日用而不知”的佛教。系统梳理“大系”收录的4000余幅佛教名画后，何老师提出了佛教中国化的宝塔模型，以五大特征与分期概括佛教的层垒式发展，揭示其主流特征与时代关联。

进入讲座正题，何老师首先介绍了日本“国宝”的定义及其流变历史：1897年，明治政府颁发《古社寺保存法》，首次把特别杰出的物质文化遗产认定为“国宝”；1950年，《文化财保护法》则把此前认定的“国宝”改称为“重要文化财”，同时把“重要文化财”中最珍贵的文物进一步认定为“国宝”；1951年，《国宝及重要文化财指定基准》颁布，认定（指定）“绘画·雕刻”类“重要文化财”的标准主要有五项，与中国绘画最为相关的是第五项：“对我国文化有特殊意义的渡来品”；而“国宝”还必须满足“重要文化财中制作极其精良、且具有特别深厚文化史意义”的条件。2022年，部分修订后的最新《文化财保护法》第27条规定：“文部科学大臣可以将重要文化财中，从世界文化的角度来看，具有极高价值、独一无二的国民宝物，指定为国宝。”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中国大陆现行《文物藏品定级标准》对“一级文物”的定级标准举例，其定义更加精确、操作性强，侧重于“器”“艺”层面，日本则更多从世界文化史的角度考量，但何老师也同时指出，这种差别跟两国收藏文物的数量、质量有关。日本的“国宝”（重要文化财）及其认定制度，实际上反映了从明治、昭和到平成、令和这100多年间，各个阶层、不同领域的人们在面对文物、美术品（艺术品）和文化遗产时所能达成的最大共识，而这种从观念到制度的规范化及其形成过程，不仅引导着日本民众的审美理念与价值取向，也影响着全世界对中国美术（艺术）甚至中国文化的鉴赏和理解。

元 因陀罗绘、楚石梵琦题

《禅机图断简·寒山拾得图》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接下来，何老师展示了日本“国宝”中的中国绘画的统计结果。截至2024年1月1日，经文部科学大臣认定的“重要文化财”共有13437件，其中含“国宝”1137件，“国宝”占比约8.46%。在“美术工艺品”与“建筑物”一共八种类别中，绘画类“重要文化财”有2053件，其中含“国宝”166件，“国宝”占比约8.09%。一一展示了被认定为“国宝”的中国绘画后，何老师点出本次讨论的主题：五件《禅机图断简》，尺幅小，从技术层面来说也较为简单，为何会被认定为“国宝”？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何老师将五幅图并列，讨论了五件《禅机图断简》的共性：一，五幅图的尺寸大小基本相同，约为两张A4纸并排大小；二，都传为元代画僧因陀罗（约1285-约1355）所绘，但无论中、日，文献资料对因陀罗的记载都十分有限；三，每幅画上都有一首题诗，且均出自元末高僧、书法家楚石梵琦之手，跋尾钤“楚石”白文方印；四，构图相似，都采取在一株树下展示一组人物的程式化布局；五，笔墨风格相似，面目清晰，衣纹粗略，属于日本美术界公认的“梁楷因陀罗画风”，楚石书法则被认为颇有赵孟頫行书之风；六，都属“禅门机缘图”，通过描绘公案故事、题写禅义赞偈，使观者从中领悟机缘与因缘。何老师指出，这五幅图分别认定为“国宝”而非合并为一件的原因可能是，在“国宝”认定前它们就分属五位藏家，而且，这五幅图有着相互之间无法取代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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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因陀罗绘、楚石梵琦题

《禅机图断简·李渤参智常图》

畠山纪念馆藏

接着，何老师讨论了五件《禅机图断简》的不同之处：一，被认为属于因陀罗的款记和钤印有所不同；二，题跋虽然都出自楚石梵琦之手，但所书内容各不相同；三，根据楚石题诗，五件“国宝”分别描绘了五个不同的禅宗公案故事：著名诗人张籍与智常禅师的禅机问答（不见于任何文献记载）、李渤问智常禅师“芥子纳须弥”事、布袋和尚与居士图、丹霞烧佛图、寒山拾得图；四，原卷题材或有不同：“断简”是残缺不全之部分的意思，说明五件都仅是完整原作的一部分。日本学者倾向于从禅宗本身出发对图像进行分类，如划分为禅会图、祖会图、祖师图、散圣图、禅机图等范畴。

接下来，何老师试图从“画外情理”角度讨论为什么这五幅图被定为“国宝”。她指出，因陀罗的作品未见藏于国内文博机构。在日本，自镰仓时代开始兴起收藏中国美术品之风，因陀罗的画作也有不少传入，至今留存约20幅，全部都是禅宗题材作品，除了五件“国宝”外，还有三件被认定为“重要文化财”，分别是：京都国立博物馆藏《丰干寒山拾得图》（1933年1月23日认定）、三立服部美术馆藏《寒山拾得图》（1950年8月29日认定）、中之岛香雪美术馆藏《维摩图》（1953年3月31日认定）。除此之外，楚石梵琦的诗赞、书法与因陀罗的绘画同样重要，共同构成“国宝” 。如果以楚石梵琦为“中间人”，“名不见经传”的因陀罗可以串连起中峰明本、赵孟頫等著名人物，组成元代文化界及中日交流间的最强“朋友圈”，且法脉与文脉皆可上溯至两宋时期东亚文明汇聚的顶峰——大慧宗杲（1089—1163）、无准师范（1179—1249）。而因陀罗正因其“名不见经传”，反而为其画作增添了不可思议的神秘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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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因陀罗绘、楚石梵琦题

《禅机图断简·智常禅师图》

静嘉堂文库美术馆藏

1953年11月14日认定的“国宝”绘画共有16件，其中五件是中国画，即四件《禅机图断简》和传为李安忠的《鹑图》。1954年2月，东京国立博物馆馆刊《博物馆》（MUSEUM）在“新国宝”栏目下，刊载了铃木敬撰写的《因陀罗的禅机图卷》一文，围绕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寒山拾得图》介绍该批次“新国宝”中的“主角”，认为该作品主题特色鲜明、艺术水平高超，给宋元水墨画史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何老师指出，日本在认定“国宝”绘画时，虽然重视技法等“器”层面的工艺水准，但更要求从“世界文化”之“道”的视角和立场来作判断。2023年9月至11月，东京国立博物馆策划了围绕《寒山拾得图》这一传统绘画的专题展——“憧憬传说中的狂僧”，以期“思考寒山、拾得在中国与日本被赋予的意义，以及人们对其世界观的理解”。

讲座结尾，何老师引用了高居翰的评论作结：“日本收藏的中国宋元绘画可以说是中国本土收藏的宋元绘画的一个补充。在中国保存的绘画作品，以及我们所熟知的那些作品，仅仅是历史上实际产生的作品的一部分。这些作品之所以流传至今，是由当时中国人的艺术趣味以及批评家和收藏家的鉴赏观点所决定的。有时，一幅遭到中国批评家指责的某一流派的作品偶尔也会流传下来，但是收藏家毫不重视也不保存这样的作品。禅宗绘画就属于这种情况。”她指出，五件日本“国宝”《禅机图断简》，无疑很好地补充了中国佛教史和艺术史上的一种遗忘或缺失，但并不遗憾。绵长的文脉、深厚的文蕴在经历几千年的积淀后，被因陀罗和楚石梵琦用绘画、诗偈和书法表现出来，就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美术形式，也不单单是禅宗意义上的信仰形式，而是传承着文明特性、传递着价值理想的文化形式，是可以在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传统的人群中产生恒久共鸣的精神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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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因陀罗绘、楚石梵琦题

《禅机图断简·布袋图》

根津美术馆藏

在讲座评议和问答环节，王颂老师首先指出，本次讲座揭示了文化迁移史上的一种普遍现象：本土不被重视的文化现象，换一个环境，就会显现出原来未被发现的文化价值。

王中旭老师指出，“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第一次以高清大图形式系统整理、收集了全世界各地博物馆的藏品，对美术史研究的影响是革命性的，尤其是使得对细节的考察成为可能。同时，他认为，文人画的兴起带来的影响，是使得佛教的绘画艺术表现形式从中古的壁画，转向宋元明清的大量卷轴画，所以五幅《禅机图断简》从画法上说是“句号”（画笔简约到无法进一步发展），但在思维上的开拓性则是无穷的。针对本次讲座的主题，他提到，何老师的讲座材料详实，并且指出了禅画与禅诗的配合也是重要的整体。具体来说，他有三点思考：其一，关于绘画的鉴定，是认识不断深入的过程，还有待未来进一步研究。其二，在“像教”的传统与不立文字的禅宗精神的共同作用下，促成了“禅机图”的出现，而“禅机图”的出现也拓展了笔墨的表意形式及其美学趣味，带来了思维的解放和启发。其三，唐、北宋喜欢大画，南宋、元代偏爱小画。这五幅《禅机图断简》起初可能是册页形式装帧，如今的尺寸差异可能是裁剪、重裱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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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欢欢老师在讲座现场

对于“五张画之间是否存在内部一致的逻辑关系”这一问题，何老师回应说，这与禅宗传法脉络、区域性可能有关联。王颂老师进一步指出了该研究与文化史的密切关联，比如可以以此探讨宁波在历史上的辐射影响力，并引申出以东南地区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以禅画为载体的世界观的传播等话题。

对于“佛画的宗教意义和艺术价值如何结合起来讨论”这一话题，何老师回应说，有些艺术具有宗教性、功能性，如圣像画，用以崇拜之仪式目的；如十王图，具有教化意义。而因陀罗这一类受文人画影响的禅机画，则展现出了“人间佛教”的含义，从殿堂、庙宇走向了自然与日常生活。王颂老师很赞同这一说法，并总结，对佛教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在经典和文本中，如要深切领略其精神气质，绘画艺术也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