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伊始，定源老师首先介绍了20世纪以来敦煌禅籍的发现对禅宗研究领域的巨大推动作用。北宗禅研究在其中仍有不少推进的空间。近年来，学界或利用碑刻文献、域外文献，或关注北宗禅在宋以后的发展和传播，深化了对北宗禅的认知。本次讲座则聚焦于一部敦煌之外的北宗禅籍《金沙论》，勾勒出一条北宗禅流传和发展的线索。

《金沙论》是一部唐代佛教著作，历代大藏经未收，也不见于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和日本古写经。定源老师介绍，《金沙论》目前在中国、韩国、日本保存有以下六种藏本。一为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代中晚期写本（国图本），与其余三种禅宗文献抄于一处。二为韩国中央图书馆藏本（韩图本），刊刻于崇祯九年（1636），没有序分。三为东国大学图书馆藏本（东图本），与韩图本为同一版式。四为高丽大学图书馆藏本（高大本），与韩国撰述伪经《念佛因由经》刊于一处，跋文概括了论文内容，定源老师推断卷末所记年号当为“康熙二十八年”（1689）。五为首尔大学奎章阁藏本（首大本），刊刻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以后。六为东京大学综合图书馆藏本（东大本），根据卷末刊记，康熙五十七年（1718）于韩国刊刻。

定源老师总结，以上六种藏本，除国图本为写本外，其余均于韩国刊刻。韩国刻本中，根据版式可分出四种系统，但内容基本相同，均刊刻于明清时期。此外，今见《金沙论》没有单行本，均与其他禅籍合刊流通。

▴

《金沙论》刻本

韩国中央图书馆藏

定源老师进一步在目录和引用文献中追踪《金沙论》早期流传的线索。最早唐末日本僧圆珍的求法目录载有“温州徐十三”舍《金沙论》一卷。由此可知，《金沙论》成书的下限不晚于圆珍入唐的大中七年（853），且九世纪中叶已流传于江南地区，并于大中十二年由圆珍携回日本。此后，日僧道范（1178-1252）《秘密念佛钞》征引该书，称“圆珍和尚请来《金沙论》云”。这说明圆珍携回的《金沙论》至迟于12、13世纪仍流传于日本。不过，定源老师提示，道范征引的文字在现存《金沙论》诸本中找不到严格的对应内容，这说明二者存在差异；由此推测，该书在唐代流传中还有其他文本形态。

在中国目录中，王尧臣《崇文总目》对《金沙论》有著录，并且不记“阙”，说明目录编撰者当年见过实书。此后郑樵《通志·艺文略》《宋史·艺文志》均有著录。值得注意的是，宋志先后著录了两种《金沙论》，一种称“不知撰人”，另一种著录为“僧政觉《金沙论》”，这为考证该书作者提供了线索。定源老师指出，这位“政觉”或可作“正觉”。关于唐代正觉其人，现可查两条相关史料：一是永嘉玄觉有正觉禅师之称；二是《宋高僧传》卷13《圆绍传》中记“师事明福寺正觉禅师”出家，时间为唐文宗大和三年，稍早于圆珍入唐时间。这两位正觉禅师，具体哪一位与《金沙论》作者有关，或两者均无关联，目前难以断定。

除目录书之外，在中国宋元时期的文献中也有提及《金沙论》一书，如宋代律僧元照在他所撰的《金刚经后跋》一文批评此书“词理浅陋，芜秽真理”。元僧普度则将《金沙论》归入了“妄撰伪经”。

根据文本在书名、经典形态以及内容上的差异，定源老师将现存《金沙论》的六种文本分为两大系统，一为国图本所代表的写本系统，一为五种韩国刻本的刊本系统。书名方面，写本系统题“佛说金刚经八道门金沙论”，刊本题“佛说金沙论”，而“金沙”一名的说明，仅见于写本《金沙论》的开篇。经典形态上，写本系统具备“序分-正宗分-流通分”的完整佛经形态，而刊本系统仅有正宗分、流通分。具体内容方面，写本系统本文有2658字，而刊本仅有1600余字；写本中提问者是文殊菩萨，刊本则为普贤菩萨；写本共33问，刊本共21问，而两系统中只有7个问答内容可以对应。

▴

智证大师像

至于两系统的先后关系，定源老师认为写本系统先于刊本系统。理由有三：一，“金沙论”书名的由来仅见于写本系统内容；二，圆珍将《金沙论》与《金刚经》相关文献著录在一起，而写本系统在内容上更接近《金刚经》；三，写本系统与敦煌禅籍的关系更加密切，尤其受神秀《观心论》的影响较大。因此，写本系统成立的时间，当在《观心论》成立的8世纪初叶至圆珍入唐的9世纪中叶之间。

值得注意的是，成书于14世纪的韩国文献征引《金沙论》时亦为“文殊问佛”，与写本的提问者一致，这说明写本系统最晚在14世纪之前就已传入韩国。定源老师进一步推测，仅见于韩国的刻本系统很可能是在韩国根据写本系统改编而成的。而改编的时限，则在14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之前。

接下来，定源老师详细地比对了《金沙论》与几种敦煌文献的关系。他指出，与刻本系统相比，写本系统《金沙论》与敦煌出土的北宗禅籍神秀《观心论》之间，无论在问答形式，还是在表述方式以及“观心”“顿悟”“无相”等思想上都有紧密联系。与禅宗系伪经《大辩邪正经》相比，发现写本系统与该经文字也比较接近，且两者均具备佛经三分的完整形态、提问者也均为文殊菩萨。此外，《金沙论》与《菩萨总持法》《佛为心王菩萨说头陀经》等敦煌禅籍亦有部分文字的表述可以对应。

这为理解《金沙论》与北宗禅的关系提供了线索。定源老师指出，既往研究所揭示的北宗禅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习惯使用“观心释”的表述方法，即往往答非所问，体现“六经注我”的随意风格；而《金沙论》的回答内容就是这种风格的典型。也就是说，《金沙论》无论在语言风格还是在思想内容上，与北宗禅籍均具有相通的特点，因此，可以说它是一部尚未受到关注的北宗禅籍。

讲座最后，定源老师从《金沙论》的文本流传史角度出发，展望了北宗禅研究新的可能性。他强调在敦煌文献和碑刻文献之外，以后亦可关注宋代以降传世典籍中的北宗禅籍，以及北宗禅在东亚地区的影响。

▴

定源老师在讲座中

在评议环节，纪华传老师首先认可了定源老师对《金沙论》的文献考索在中古禅宗研究方法上的启发意义，并进一步阐发了《金沙论》与《观心论》在思想上的相通性。随后，他提出是否刻本系统在宋代亦有流传的可能性，并从思想史的角度提出可以将《金沙论》的思想与神秀弟子净觉等人乃至东山法门的作品相比较。王颂老师进一步强调了界定“何为北宗禅”的困难。在场的通然老师、李猛老师、张旭老师提出《金沙论》是否反映了北宗与南宗思想交融的倾向，刻本系统与几部敦煌禅籍的关系，刻本删节的原因，韩国刻本原型的来源等问题。定源老师一一作出回应。讲座在热烈的讨论氛围中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