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开始之前，范晶晶老师简要介绍了辛维廉教授的研究领域与成果，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段晴教授生前对《赞巴斯特之书》（以下简称《赞书》）的翻译和研究，以及在整理段老师遗作的过程中辛教授提供的帮助。

讲座内容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赞书》的整体介绍，第二部分考察主要写本之外的残片及其价值。

《赞书》是以早期于阗语写就的长诗。于阗语属于伊朗语支，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部于阗王国所使用的语言。于阗语文献主要为公元5-10世纪的婆罗谜字体写本和文书，早期文献大多来自于阗地区，晚期文献则来自敦煌千佛洞。于阗语被划分为至少两个阶段，即早期于阗语和晚期于阗语。《赞书》虽以早期于阗语写成，却也夹杂来自作者时代口语的晚期于阗语形式。

关于《赞书》的年代，通过对现存最早一叶的字体学分析，可知其成书年代不晚于公元5世纪。因而《赞书》是现存于阗语文献中最古老、最长和最重要的之一。

《赞书》曾被形容为大乘佛教的教理手册，然而其内容实则丰富多元。至公元5世纪，于阗已成为大乘佛教的主要中心之一，在佛教从印度向中国和西藏传播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赞书》中的部分章节确实阐述了大乘教理，有时还带有强烈的论战色彩，如第13章。但此外还有一些章节涉及历史与传说，如第23章中优填王（Udayana）令造佛像之事，以及终章中对佛教起源的叙述和对未来佛法衰微的预言。

这部书的原名不详，而哈罗德·贝利爵士（Sir Harold Bailey）建议称之为《赞巴斯特之书》，乃是因为保存最好的抄本是由一位名为赞巴斯特的官员命人书写的。遗憾的是，我们对《赞书》的作者一无所知，尽管他经常提到自己和所做的工作。作者似乎把让同胞们理解大乘佛教视为己任，他在第23章中抱怨道：于阗人更喜欢以印度语而非自己的语言听法，尽管他们并不能完全理解印度语。

《赞书》作为一部诗篇，共使用了三种不同的诗律，很可能改编自印度的模板。辛教授指出，这三种诗律都是基于定量的，即音时（mora）的原则。长音节或重音节计两个音时，短音节或轻音节计一个音时，二者有韵律地交替。每节诗有固定的音时数，而音节数则不尽相同。此外，诗句中的某些部分不仅需要特定的音节序列，还需要特定音节上的韵律重音。

尽管基于印度佛典的内容，但《赞书》仍然是于阗语的原创之作。全书仅一小部分可视为松散的翻译，例如段晴教授所分析的《赞书》第三章及其汉文平行文本《大方广佛花严经修慈分》（T 306）。

关于《赞书》的文献留存情况，目前并没有完整的抄本。保存最完整的写本（以下称为一号写本）可能抄于7或8世纪，现存211叶，分散于世界各地。其中最先为人所知的一叶由美国地理学家埃尔斯沃思·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于1905年发现于和田以东的喀达里克（Khadaliq）遗址。这也是该写本中唯一记录有明确发现地点的一叶。此后该写本经历了寻宝者的盗掘和文物贩子的拆分倒卖。一号写本的第一个校勘本由恩斯特·洛伊曼（Ernst Leumann）所著，于1933-1936年由其子摩奴·洛伊曼（Manu Leumann）出版，此时共计186叶。1968年，恩默瑞克（R. E. Emmerick）将新出材料纳入了现在的标准版本，共计207叶。2015年，段晴教授发表了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一组残片。辛教授在2023年的文章中将它们缀合为两叶残片，并将在今年发表保存良好的另外两叶。至此，一号写本现存共211叶。除此之外，还存在许多其他写本的残片，这是本场讲座第二部分的关注点。

目前已知《赞书》至少有24章。由于一号写本最后一叶的背面是空白的，所以现存的最后一章也就是《赞书》文本的终章。然而文本第一章的情况却不甚明晰。根据写本的叶号可以算出，现存的第一章开始于写本第143叶的背面。洛伊曼父子认为，在此之前还有许多散佚的章节。而恩默瑞克及其学生玛吉（Mauro Maggi）则倾向于认为现存的第一章即文本的初章，至于为何没有从写本的第一叶开始书写，则可以考虑许多于阗语写本是由诸多不同文本杂糅而成的。辛教授指出洛伊曼父子是正确的。这一判断的依据并非新发现，而是来自一个多世纪前就发现的残片。但这些残片的重要性长期被人忽视，或是未被识别出属于《赞书》，或是关键细节被误读或忽略了。

在展开对残片的讨论之前，还需要简单介绍《赞书》诸写本的形态特征。最重要的特征是除个别例外，每一行写一颂诗，分为四栏。这一书写布局不见于其他的于阗语诗歌，因而可作为识别《赞书》写本的判断标准之一。此外，已知的所有《赞书》写本都书写于贝叶形的纸张上，在靠左四分之一处有一个小孔，用于穿绳固定。文本以婆罗谜字体从左向右书写。每叶从下往上翻页，叶号写于每叶正面左侧边缘的中间。每章没有标题，但都以siddham（成就）开头，从1开始记录颂数，并在每章末尾的颂数后写两竖。颂数写于每行末尾，但时常省略百位数，甚至十位数。关于行数，绝大多数写本为每叶五行或六行，少数为八行，仅一份为四行。一号写本为每叶六行，但恩斯特·洛伊曼早已指出其底本应为每叶五行。

经过以上的考察后，讲座进入第二部分，讨论残片不同于一号写本的价值所在。

第一，残片的异读可能在意义方面改正文本。例如在第9章第25颂中，相对于恩默瑞克标准版本的biysāṃgya（醒来），残片提供了正确的读法bitsāṃgya（解脱），从而大大改进了这一颂的文本。

第二，残片可以补充一号写本残叶的脱文。即使是很小的残片，也可能使我们得到更完整的文本。

第三，残片可能保存诗颂更正确的顺序。例如第4章中，标准版本的第65颂在残片中是第61颂。辛教授认为残片的顺序是正确的，因为第60颂与这一颂都在列举被归为施设概念（saṃjñā）的事物，而标准版本中两颂之间的诗句则不是。至于一号写本中顺序错乱的原因，可能是抄手发现漏抄该颂之后，直接补在了这一页的末尾，而非删去之前的再重抄。这种情况在一号写本中并非孤例。

第四，残片可能指出对一些残叶进行重新排序的必要性。例如一号写本第19章的几片残叶既无叶号也无颂数，因此标准版本中的排序有很强的假定性，而根据残片的文本可知当前的排序存在问题。辛教授利用残片的内容、叶号和颂数进行推算，重新排列一号写本的残叶，从而得到了第19章现存文本的正确顺序。

第五，回到关于《赞书》起点的问题，残片的线索指出《赞书》应占据一号写本的全部内容，而非从第143叶开始。例如一号写本和残片中，叶号为300左右的内容基本一致，由此可以推断其内容从第一叶开始就基本相同。因为如果两个写本前面都杂糅有其他文本，则其中《赞书》的叶号几乎必然存在较大差异。既然如此，那么在一号写本现存的第一章之前，还有许多已经丢失的章节。若以平均每章148颂计算，则约有11或12章。但由于现存各章的颂数差异巨大，无法准确估算佚失的章节数。

第六，以上的结论可以解决另一个重要而被忽视的问题，即存在一些残片，从语言、诗律和排版上看应属于《赞书》，却无法被定位到已知的章节中。例如现存24章绝大部分的开头和结尾都得到保留，而通过siddham（成就）或颂数后的两竖等特征，可知一些残片包含有章节的开头或结尾，但无法和已知内容相对应。此时基于第五点的讨论，辅以残片叶号较小等佐证，可以推知残片很可能属于靠前的、已佚的章节。辛教授特别讨论了这类残片中包含书名列表的两件，将其与《赞书》第6章的内容进行比较研究，并提到了段晴教授以及王臣邑（Diego Loukota）和陈瑞翾老师所做的贡献。

最后，辛教授对本次讲座进行总结。对于《赞书》，我们非常幸运地拥有一份200多叶的写本，约占原始篇幅的一半。大多数都存有叶号或颂数，因而一般都能以正确的顺序排列。尽管如此，鉴于《赞书》在语言、文学和宗教上的重要性，我们总会希望了解得更多。一号写本之外的大量残片虽然非常小，却是宝贵的证据来源，能够帮助我们填补脱文以及澄清一号写本的结构。因此，再小的残片也值得仔细阅读和分析，而不应被视为太过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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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现场

随后在评议与讨论环节中，荣新江老师和范晶晶老师都高度评价了辛教授在《赞书》上的研究成果和学术价值。范老师首先就《赞书》中提到的“罽宾语”以及于阗的翻译活动是否受汉地影响提出问题。辛教授认为由于缺乏相应的文献，难以判定“罽宾语”的所指，而且作者也未必有明确的概念，可能只是以罽宾为例进行论述。此外，许多于阗僧人在佛典汉译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反方向的影响暂时还没有确切的证据。之后，范老师和辛教授就晚期于阗语版本的《罗摩衍那》以及《赞书》对梵语两大史诗的消极态度展开了讨论。此外，现场师生还就《赞书》的作者、抄手和读者等方面提出诸多问题，辛教授也一一作出回应。本场讲座在热烈的讨论氛围中圆满结束。